張維為:我接觸過中國最高層 近20年對中國的預測都準確|歷史終結論|中國夢
2015年08月24日 11:29 來源:鳳凰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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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中國有太多人不自信讓我不可思議
張維為:我們這個文化傳統,一直是強調,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師啊。
田桐:謙虛。
張維為:非常謙虛的。我們現在我覺得是自信不夠,這個還有大國小民的心態,實際上所有的國家,從最大到最小,都把你中國當成大國。我們可能還覺得自己是個小國。
張維為:這個佔中爆發是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方,錯誤的運動,失敗的概率百分之百。
現場觀眾:維穩的開支上,超過了軍費的開支。
現場觀眾:像徐才厚,我們也看到周永康。
現場觀眾:可不可以用戰爭來加速改革?
張維為:這是我第一次給鄧小平做翻譯。
田桐:哦,這是第一次。
張維為:是第一次,是1985年8月26號,這個印象特別深。
田桐:第一次會不會很緊張?
張維為:還可以,我屬於,不是屬於這個容易緊張的人。那麼當時這個是辛巴威的總理叫穆加貝,然後他是到中國來,那麼他總是懷疑,我們這個改革開放,是不是在搞資本主義,那鄧小平跟他解釋。這個會談非常精采。
田桐:我們也知道,您遊歷了很多的國家,也採訪到了很多高端的精英,但是您本人也是,和很多草根吶、百姓啊,進行面對面的這種交流,所以可能也更完善了您的理念和您的看法。有沒有一些在跟百姓和草根交流過程當中,特別有趣的一些觀點?
張維為:我自己也是草根出身的。我是在上海,過去當過三年工人,真的在社會最基層,所以我跟草根接觸,我沒有任何的隔閡。我這住的這個小區,我們的這個保安、樓掃,物業打交道,我跟他們了解情況,聊聊天。坐計程車跟司機也聊聊,商店買東西也可以聊一聊。然後在餐館吃飯,跟服務員也可以聊。可以了解很多信息,我非常相信這種,我叫做常識判斷。就是基於常識的判斷,那麼你做社會科學研究,甚至人文科學研究,一個是你需要一些各種各樣的統計數字或者民調,來掌握這個社會總體的這個情況。另外呢,你可以就是通過這種,直接和老百姓接觸,來了解民生的情況。
群眾:國外跟我們中國來比起來。
群眾:我們吃的啊,對,比美國人吃得好嗎?
群眾:就是大家都會覺得現在一黨制不好。
群眾:社會階層是越來越固定化了。
群眾:這個國家沒有信仰。
張維為:中國機遇太多太多了,基本上十年一個周期,傻瓜都發財了。
張維為:他吃這個盒飯,確實比美國中產階級吃得好,美國是靠嘴巴子演講,講演講得漂亮,什麼都不用干,最後就當選。這個當然是中國比美國做得更好。
田桐:那您希望從他們的生活當中,了解到哪些訊息呢?
張維為:我關鍵是要了解,就是我們對中國這個整體的判斷對不對?因為現在我們的很多媒體,都是負面新聞為主的,我覺得這是不真實的。如果有一個負面故事,至少有五個十個正面的故事。所以我覺得這個新聞界,一定要腦子換一換,真的。這個我昨天剛看了一篇文章,你知道就是美國一個最大的網路那個新聞媒體,叫《Huuington Post》《赫芬頓郵報》,是現在世界上此時為止,最大的一個網路報紙。它的主編叫Arianna Huffington,她寫了一篇文章就講這個的,就是它過去媒體的哲學都是,如果它流血,它就是頭條新聞。頭條新聞都是這樣,吸引人,抓眼球。但是她說我們現在這個哲學是,where is working,就是它真正能夠解決問題,我們把它報道出來。而且她明確的說,這個正能量為主,這更有新聞價值。特別是現在是這個移動互聯網,你看好了,真的負面新聞,人家轉的沒有正面新聞專的多。這是新的變化,所以我們很多媒體人還沒有發覺。
田桐:我們在您的演講當中也看到,您強調的是中國自信,您為什麼要呼籲出這樣的吶喊的聲音呢?
張維為:因為我覺得這個我們國內,有很多人太不自信,特別是我們的知識階層和媒體界,有相當一個比例的人不自信,我覺得不可思議,我不能理解。
田桐:所以我們現在要有的,就是您說的中國的話語權。
張維為:對。
田桐:而且還有這種傳播力?
張維為:對。
田桐:那我們怎樣做到把中國的話語權傳播到世界各地去呢?
張維為:我想首先是在傳播之前,你自己有一套這個話語,把自己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體制講清楚,然後把別人的體制也講清楚,用自己的話語來講,不要用它的話語來講。我覺得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話語,把中國的事情,把世界的事情,說得清清楚楚,說得我們中國人也能聽懂,老外也能聽懂。而且可以用這個話語來分析,不僅是中國,可以分析美國,可以分析歐洲,可以分析香港,可以分析台灣。這樣講清楚之後,你就會獲得很多的自信。
田桐:您的呼籲我們都感受到了,但是呢,我們應該客觀的去分析這個事情,我們怎麼樣來判斷自信和自負中間的那一道紅線?
張維為:我覺得可以感受出來的,就是自信是基於就是對自己的能力和成績的客觀的評估,我非常清楚,我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是什麼地位。至於自負呢,我覺得是中國實際上這一點它不用太擔心,因為我們這個文化傳統,一直是強調,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師啊。
田桐:謙虛。
張維為:非常謙虛的。我們現在我覺得是自信不夠,這個還有大國小民的心態。實際上所有國家,從最大到最小,都把你中國當成大國。我們可能還覺得自己是個小國。
田桐:可是在我們有的時候出了國門,去到其他國家的時候呢,依然覺得國外對於中國人和中國的了解太少了。
張維為:對。
田桐:那麼您覺得怎麼樣去打破這樣一種屏障,把現在中國真實的發展面貌和場景展現給更多的人?
張維為:我覺得實際上因為現在中國的出境的人數,作為一個最大的這個遊客的輸出國,我們每年處境人數已經超過1個億了。那麼如果每個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言行,我不敢說每個人,相當大比例的中國人,出去之後都能夠客觀的介紹,這個迅速發展的中國。我想就能夠獲得一種比較客觀的了解。但是我還認為就是關鍵的關鍵,現在最主要不是如何說服老外,因為這個對我們沒有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說服我們中國人自己,我們的知識界,我們的媒體界,我們天天跟老外打交道也好,或者跟國內這個打交道也好,真的使他們相信,我們找到了一條路,一條成功之路。這條路雖然還有不少問題,我們還在努力克服這些問題,但是就是今天這個水平,我可以競爭,我不害怕和你競爭,這個非常重要。
解說:張維為多年來致力於中國模式的研究,以及中國和西方發展模式的對比分析。他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一個數千年沒有中斷文明的國家和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結合在一起,正處在崛起的初級階段。
田桐:那我們中國發展模式,您可以簡單的跟我們說一下。
張維為:你比方說我們這個基本的思路,整個改革開放三十五六年了,它的基本的指導思想、哲學思想是實事求是,或者叫實踐理性。就是不管你做什麼事情,我都要看它的結果,以結果來衡量,最後你的政策成功了還是失敗了。那這個就和西方很多這個不一樣,西方它是一種,我叫做民主原教制度,先從理念出發,你必須搞多黨制,你必須搞一人一票。首先你就需要修憲,要修改這個各種各樣的條例,最後再開始做。中國不是的,中國是實踐理性,我先是實踐,先試驗,試驗了以後,比較成功我再推廣,推廣以後比較成功,我再逐步逐步開始,修正我的有關的條例,最後修改法律,甚至《憲法》。
田桐:可是像您剛才說到的,西方的選舉制度為例啊,它有哪些是我們顯而易見的弊端?
張維為:我自己觀察下來呢,就是當西方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從冷戰時期到現在,越來越把它的民主制度,簡單的界定為多黨制和一人一票之後,它的問題現在就顯得越來越多,因為民主是一個更複雜的東西,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東西。但現在事實上,西方的一般的主流觀點,就認為你搞多黨制,一人一票就是民主,否則就不是民主。那麼我自己做了一個分析,我說你這個制度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我說三個基因缺陷,第一個是你的預設,人是理性的。就是所謂的就是每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思考,投出莊嚴的一票,現在證明越來越困難。特別在這個新媒體的時代,而且是金錢的捲入。你只要做過廣告你就知道,你這個錢砸下去,你可能就取得,你希望的一種效果,所以最後是大量的不理性的決定。
第二個呢,就是權力是絕對的,你比方說美國現在國內政治,最大特點就是兩個黨,共和黨、民主黨,都認為自己權力是絕對的。而不是美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絕對的,然後互相否決對方的這個提案,結果導致就是福山先生講的這個否決政績。還有就是程序是萬能的,好像什麼東西只要程序正確,它必然結果就正確,程序正義就代表了實質性的正義,實踐證明這是荒謬的。程序正義很重要,但現在我們就看到,西方政治中很多這個程序正義,導致了沒法進行改革,比方美國進行很多改革,它要修憲,修憲首先要修改它的程序,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台灣也是,它這個現在的,競選的規定是,簡單多數就可以當所謂的總統。那你說陳水扁38%就當總統了,當了之後就給台灣帶來了很多的問題。但你要程序,這個程序你想改,修改非常之難。
張維為:很多人,很多國家,早就知道不應該搞這個,走這個先發展後治理的道路。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幾乎所有的國家,特別主要的大國,幾乎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就是先是發展帶來了污染,然後再治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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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譚少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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