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人生·儒家價值觀

人我互動階段：禮法與情義

人與人互動時，不能沒有行為規範。最基本的要求是「法」，較高尚的安排是「禮」。儒家兼顧二者。孟子說：「徒善不是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他認為善與法是相輔相成的。孔子則重禮而輕法，「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從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篇》）合而觀之，禮與法可以並稱，都是教育的初步內容。

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篇》）立身處世，不能不知禮。在有關「好禮與好色孰重」、「好禮與好食孰重」（《孟子·告子下》）這兩個問題上，孟子的立場很清楚，是禮勝於食與色。子貢想要省去祭祀時的犧牲，孔子說：「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篇》）禮不是物質或財貨可以替代或衡量的。如果禮出了問題，像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就會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篇》）因為人間秩序與分位大亂，國家也將陷於覆亡。孔子談到「益者三樂」時，說：「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論語·季氏篇》）其中以「節禮樂」為首。他對顏淵說：「克己復禮為仁，」又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篇》）可見殷切叮嚀之意。不僅如此，許多品德如果少了禮的節制，將出現後遺症。譬如，「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篇》

不過，禮不只是典禮儀式或教條形式而已，它必須植基於一個人內心的情感，亦即「仁」。如前所述，「仁」是自覺與感通，自覺是指人自覺為道德實踐的主體，可以抉擇而且必須為自己的抉擇後果負責。感通是指人體認自我與他人之間，有密切而對等的關係，由此開展出情與義。

這個層次的特徵是尊重別人與要求自己，由此可以促使人際關係安定和諧。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論語·衛靈公篇》）又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下可棄也。」（《論語·子路篇》）這兩句話表示天下各民族的人心都是相似的。

他的學生引申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篇》）由此可見，禮法與情義是人類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

情義的位階較高，因為它是出於人性並且是禮法的內在依據。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篇》）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篇》）。這個「義」兼指內在自覺該做之事及外在合宜的行為方式。《大學》有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由此可知，每一種角色都有預定要達成（止於）的目標。情義因角色而有不同要求，因此首要原則是「恕」，不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且「推己及人」，處處設想人我之間的適當關係應該如何安頓。

超越自我階段：無私與至善

孔子與子路、顏淵談到志向時，提供了頗有深意的參考架構。子路的志向是：「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蔽之而無憾。」這是重視情義勝於財物。顏淵期望自己「毋伐善，毋施勞」。這是化解自我的執著，朝著無私的目標前進。孔子呢?他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篇》）這就更進一步，以無私的努力為過程，希望達到至善的效果，就是天下大同。

孔子對顏淵的評價高於子路，是因為他以無私為努力目標。「無私」除了從「恕道」出發，是人人可以效法的之外，常常需要特定的憑藉，才能得到印證的機會。譬如，在儒家的描述中，聖王或賢相的作為比較能顯示這種成就。孟子認為，文王發政施仁，必自「鰥寡孤獨」（《孟子·梁惠王下》）四者著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孟子·離婁下》）這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情懷，特別容易在統治者身上表現出來。孟子又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統治者可以「視民如親」，一般人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種觀點，一方面肯定儒家「愛有差等」的原則是基於人性的情義要求，另一方面也強調無私是人群社會的崇高理想。如果有人在實際成效上造福大多數百姓，就會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最鮮明的例子是管仲：當子貢與子路嚴詞批評管仲時，孔子竟然為管仲辯護，他的理由很簡單：一、沒有管仲，我們早就被夷狄所亡，喪失了文化傳統，不再擁有合宜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二、管仲使春秋初期免於兵車戰禍，可以說是「民至於今受其賜」（《論語·憲問篇》）。當然，管仲本人並非「無私」之人，但是他的作為卻澤及蒼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無私之效果。

聖王的無私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以舜為例，孟子說「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上》），凡是這一類的表現，都可以用「民無能名焉」、「民無得而稱焉」來描述。

不過，要從無私抵達至善，卻是不容易的挑戰。孔子說過兩次「堯舜其猶病諸」，意思是：連堯舜都覺得遺憾的事。什麼事呢?一是「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篇》），二是「博施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篇》）（普遍照顧百姓又能實際幫助眾人）。孔子前面說過的志向，不也是如此嗎?或許我們可以說：無私是泛善的過程，至善是無私的目標；然後，人生在世總是可以日新其德，因而也不可能真正止於至善。換言之，聖人之憂與聖人之病，毋寧是自然的與必然的。

儒家有些說法不易理解，因為描述的正是至善之境。這些描述的特色是：不再局限於人的世界，而是把天地萬物連貫為一個整體。譬如，孟子說：「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盡心上》）我們之前提過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是指「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孟子·公孫丑上》）。《易傳》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說：「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接著是「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這一系列描述的依據，是儒家「天人合德」的觀念，彰顯了價值觀的究竟真相。

如果這時再思考：儒家價值觀只是一套人文主義嗎?答案很清楚，不只是如此。孟子談到「善、信、美」之後，繼續宣稱：「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盡心下》）「聖」代表無私與至善，「神」就「不可知之」了。儒家價值觀從生存出發，一路上升到不可知之的妙境，其中系統之連貫性與完整性，值得我們省思與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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