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蹟的歷史動力 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順序做正確的事
中國奇蹟的歷史動力 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順序做正確的事
「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只要堅持改革開放以來被實踐證明做對了的事情，繼續推進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項，未來的歷史將有機會再次證明人們關於中國的樂觀斷言」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夠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順序，做正確的事，不僅需要智慧和勇氣，有時恐怕也需要直覺和運氣。」距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日
在這位一直關注和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制度變遷的經濟學者看來，「中國奇蹟」的關鍵是，「中國三十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與改革開放吻合了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邏輯密不可分。同時，中國市場規模之擴大的途徑與步驟又確實是舉世無雙。」這意味著，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就是做了「正確的事」。
而且，按照他的理解，改革開放是由一項項具體政策措施、法律法規、管制條例等制度構成的，內容繁雜，時分先後，由此便出現了「制度組合」、「時機把握」與「實施順序」問題，「而所謂『中國特色』，大致集中體現於如何處理它們。」事實上，這種「正確的順序」構成了被譽為「北京共識」的漸進式和增量改革的道路。
至於「正確的時間」，就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的時代洞察力，從經濟全球化中捕捉到的戰略機遇。
而這三項條件，缺失任何一個都不可能會有中國改革開放創造的體量驚世的「中國奇蹟」。
前所未有的六大歷史性進步
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用六個感嘆描繪了30年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歷史性進步：
——中國人從死氣沉沉中走了出來，中國成為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大家只要到北京街頭走一走，看一看中國人的穿著打扮，聽一聽中國人的聊天，就可以發現中國人已經從各種各樣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中國社會內在的活力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釋放出來。
鄧小平有句話是這樣說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時『四人幫』當權橫行，人民心情沉悶，甚至可以說是在憂慮之中，整個社會處於停滯狀態。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還有兩年徘徊。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還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把中國的活躍，看作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變化和進步。
——中國擺脫了大多數人連溫飽也難以維持的貧窮社會，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持續30年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高速發展，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四位，外匯儲備高居世界首位，這確實是奇蹟。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已經得到全世界的公認。
——中國告別了物品憑票供應的「票證」年代和短缺經濟，建立並正在完善商品市場和其他各種要素市場。在計劃經濟年代，中國物資短缺，人民群眾生活必需的糧食、食油、食鹽、食糖、魚、肉、煤炭、火柴、棉布以及自行車、縫紉機等商品，什麼都要憑票供應。而且，有票還不一定有貨，有貨就要排長隊。投機倒把盛行。而現在，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商店裡各種商品琳琅滿目，這在過去是無法想像的。
——中國大幅度減少了貧困人口，人民群眾走上了富裕之路。過去30年里，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長到13700多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3元增長到4100多元；特別是，絕對貧困人口已經從2.5億減少到2300萬。儘管中國今天還存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與社會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還在擴大，但是從總體上講，中國的貧困人口在減少，中等收入人口在大幅度增加，這也是必須注意到的進步。
——中國結束了「談人色變」的年代，民主法制建設快速推進。大家只要讀一讀中國的文藝作品，看一看中國學者所寫的論文，「人性」、「人道」、「人權」等已經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特別是，在中共中央的倡導和推動下，「以人為本」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貫徹始終的核心理念。改革開放以來，從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以來，中國人的基本權利不僅獲得了憲法和各種法律的保障，而且在民主政治的不斷發展中正在逐步落實。
——中華文明走上了偉大的復興之路，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重新樹立起來。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隻要看一看今年中國人在諸如奧運火炬傳遞、抗震救災等一系列大事中的表現，看一看中國人舉辦的北京奧運會，就可以體會到了。「振興中華，趕上時代」，已經成為具有寬廣的世界眼光的當代中國人對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新理解。
執政黨自覺進行的改革
一直以來，對於中國改革的邏輯起源，被一些人描述為「自下而上」，甚至帶有市場自為或群眾自為的味道。張宇燕認為這個說法不全面，「在我看來，中國的改革更像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執政黨自覺進行的改革」。實際上就是要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他的一個觀察視角是，改革開放之際，財政壓力扮演了關鍵角色，自上而下的改革非得在那時出現不可，「人窮思變，一個人沒錢的時候就得想辦法了。政府也一樣，財政捉襟見肘的時候就得找出路。」在《鄧小平文選》和《陳雲文選》中，兩位偉大的政治家當時的文章論述，就集中體現出改革啟動前後財政的窘迫。《陳雲文選》中有大段論述怎樣鼓勵出口、怎樣搞旅遊創匯，等等。所以，張宇燕12年前就提出一個命題來：財政壓力導致制度變遷。
「這也是為什麼改革先從農村開始的關鍵因素。」以張宇燕的研究來看，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通過「剪刀差」來壓低農產品的價格、壓低農村勞動力的成本，以支持城市化建設。「最後導致農村剩餘越來越少甚至需要國家補貼。這恐怕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提上議程的重要原因。」
國企改革情況也類似，許多企業不賺錢還要補貼，成為政府的「包袱」。這些都使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像是一種「甩包袱式」的改革：財政背不起了，那就放開。可見，在那些個歷史時點上財政壓力是導致改革最主要的因素。
而且，導致改革為什麼會在1978年發生而不是1984年或者1990年的另一個關鍵原因，張宇燕認為是那個時點上的中國政治格局。粉碎「四人幫」後，「文化大革命」迅速結束，通過撥亂反正，中國政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鄧小平、陳雲和彭真等老同志重新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他們沒有包袱，不為任何風險所懼。這些構成了改革開放良好的政治環境。
換句話說，財政壓力和良好的政治環境共同催化了改革開放。
當然，蘇聯和東歐也在搞改革並形成了一種國際潮流。西方國家享受到戰後經濟的繁榮，與我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些成為推動改革的國際背景。
除此之外，張宇燕強調，「改革開放還和鄧小平個人有關，主要體現在歷史關鍵點上，這位大政治家的眼光、判斷和果敢，一定意義上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影響了一個國家的歷史進程。」比如，他反覆指出現行的體制不利於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必須要改。同時指出，沒有現成的改革之路，鼓勵大家探索和解放思想。
在張宇燕看來，這也反映在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的概括，一個是實事求是，一個是群眾路線。讓大家去嘗試、摸索就叫「走群眾路線」，關鍵是解決生產力的發展，而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是如何促進長期經濟增長，「雖然沒有框架，但他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幾個因素放在一個，共同催生了改革開放。
改革順序的歷史選擇
這位出色的特技飛行員曾兼任《時代》周刊最年輕的助理執行主編兼外事版主編，給自己這篇調查論文立了一個與作為「新自由主義普世宣言」的「華盛頓共識」針鋒相對的主題詞——「北京共識」，意指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循序漸進的發展模式。
甚至，在雷默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後國家如何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陳佳貴解釋說，中國改革之所以堅持先易後難、逐步深化、漸進式推進，關鍵還在於「我國的改革開放無先例可循，沒有現成經驗可資借鑒」。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承受改革風險的能力較弱。同時，改革開放又是在遭受「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國民經濟處於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開始的。這種環境和條件使我國的改革開放只能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在探索中前進。
比如，先推進見效快的改革，再推進見效慢的改革；先推進難度小的改革，再推進難度大的改革；先著手淺層次改革，再進行深層次改革；先推進競爭性領域改革，再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先縮小政府機構管理許可權，再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先著力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再推進政治、文化、社會體制改革。
「對於暫時把握不大的改革，先進行試點，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再逐步推廣。」在陳佳貴看來，沿著這種路徑、採取這種方法進行改革，「保證了改革開放穩步前進，避免了出現大的失誤和挫折。」
但是，對這條經驗所適應的範圍和獨特條件，中國的學術界有著不同於雷默的認識。張宇燕指出，中國之所以成功實施「增量改革」走出漸進式改革道路，事實上有「必要的」特殊條件限制：
其一，中國政治傳統及意識形態上的連續性，為1978年後的中國提供了經濟發展所必須的預期穩定性；其二，改革之初中國「碰巧」並不存在阻撓改革進程之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其三，當時中國擁有豐厚的、可資利用的組織資源或「人力資本」；其四，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最成功的部分，即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發展鄉鎮企業，其種子早在改革前的許多年就已經深埋地下；其五，海外華人對祖國的改革開放反響強烈，並大規模投資。
「可見，中國之所以和蘇聯、東歐國家在改革路線上分道揚鑣，原因恐怕還不在於那些國家不知曉存在著『增量改革』和『漸進式道路』這樣一條通向成功之路。而是各國改革啟動時的各種特殊條件使然。」張宇燕的結論是，「成功的改良、改革或者革命，原則上講或至少是事後看，無一例外是『瓜熟蒂落』式的。」
也就是說，改革道路的選擇是歷史條件下的選擇，歷史條件在不斷變化，改革不斷推進的方式也不是一成不變。
國防大學副校長許志功教授認為：「漸進式改革也有其局限性。」第一，漸進式改革往往都是選擇風險最小的切入點，先易後難，越難的改革越留到後面做，致使遺留的問題越來越多，積累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第二，漸進式改革最主要的特徵是在實踐中摸索，也即「摸著石頭過河」，不僅難免走彎路，而且有時會延誤改革時機；第三，漸進式改革缺乏時限要求，體制轉軌的痛苦相對較長。改革是複雜的，各個環節相互關聯，也相互制約。
「特別是當改革進入到存量改革和體制內改革階段以後，牽涉的面越來越廣，沒有完善配套的改革，難以取得應有的效果。」這位軍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強調，「改革到了今天，迫切需要通盤考慮，系統設計。」顯然，漸進式改革道路在目前歷史條件下需要進一步完善，以使其像在1978年適應當時歷史環境下的改革開放一樣，來適應2008年以後新環境下的繼續改革的新局面。
主動抓住全球化機遇
上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所有發達國家的高速增長被迫結束，迫使發達國家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去追求資本的效率提高。由此催生了以亞洲「四小龍」崛起為開端的東亞繁榮。
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當東亞經濟體的製造業生產的比較優勢開始弱化後，國際資本就已經在尋找更具有競爭優勢的投資區位，並醞釀國際化生產布局和跨國公司價值鏈的重新調整，「中國的改革開放立刻吸引了國際投資者的目光。」
此時，國內決策高層和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了這股來勢迅猛的大潮流。
經過各方討論，最後一致意見是，中國沿海一億多到兩億人口的地區，包括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南三角洲、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必須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走向國際市場，進一步參加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由此，中國開始第一次主動抓住了全球化浪潮帶來的發展機遇。
「對於國際投資者來說，中國有著既定現存的勞動要素稟賦優勢，而且比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更具有競爭優勢，中國工人的工資大大低於周邊所有發展中經濟體。」裴長洪同時指出，僅有這個優勢是不夠的，「中國貿易體制的改革，不是急於去搞貿易自由化，而是先解決體制的高度集中壟斷的弊病，先解決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和實現外貿企業自主經營問題。暫時被擱置的貿易保護，既給予了國內產業發展的過渡期，也為外商投資生產提供了有效的激勵。」也就是說，中國貿易體制改革進程的安排，儘管是出於自身利益的選擇，但卻與國際資本的投資策略不謀而合，從而為中國贏得了國際資本產業轉移的機遇。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發展，在世界進出口貿易中所佔份額越來越大。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額逐年大幅增長。1979～2007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年平均增長17.3%，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8.5%高8.8個百分點，比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國平均增速高9.2個百分點。尤其在進入21世紀的7年中，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24.3%。
其中，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211億美元、佔比0.8%，躍升為2007年的21738億美元、佔比7.7%；所居世界位次從1978年的第29位，提升到2007年的第3位；FDI從1979年的8萬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835.2億美元，29年共吸引FDI累計達7754.2億美元，是發展中國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國家。
中國經濟高速穩定發展有力地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當年各國GDP增量與世界GDP增量之比）從1978年的2.3%，提高到2006年的14.5%，僅次於美國的22.8%；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拉動從1978年的0.1個百分點，提高到2006年的0.55個百分點，僅次於美國的0.86個百分點。
儘管中國目前仍然面對著許多難題和矛盾，但過去30年國力迅速提升這一基本事實看，中國的發展大大受益於全球化進程帶來的財富機遇。也因此，世界銀行、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和俄羅斯《生意人報》異口同聲地認為，「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最大的贏家之一。」
艱巨的任務留在了後面
30年前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之路，經過中央領導集體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使中國獲得了30年持續的高速增長。而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無論在產權的重新界定、企業家職能的發揮、市場經濟框架的完善，還是國家權力的約束與規範方面，都面臨著大量未完成的議題。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認為，「作為漸進改革策略的一個結果，很多困難而艱巨的改革任務留在了後面，並面臨改變著的社會思想條件。」比如目前仍然繼續深化的全球金融動蕩，正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前所未有的新考驗。受匯率、利率、資源價格和行政壟斷部門等重大改革滯後的拖累，中國經濟能不能順利應對這場新的挑戰，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是未定之數。
這個時刻，如何延續「中國奇蹟」，成為時代賦予中華民族的新主題。許志功認為，這一點，十七大報告已經通過「十個結合」給出了回答。他把「十個結合」的思想精髓總結為：
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
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開放，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以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以新的時代內涵；
既要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又要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以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以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贏得人民群眾的信賴；
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又堅持發展市場經濟，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要求來規範市場經濟，以市場經濟來激發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力；
既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又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促政治體制改革，以政治體制改革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保證；
既要發展社會生產力，又要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質，以物質文明促進精神文明，以精神文明的發展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既提高效率，又促進公平，以效率促公平，以公平促效率；
既堅持獨立自主，又參與全球化，獨立自主地參與全球化，通過參與全球化增強獨立自主能力；
既促進改革發展，又保持社會穩定，以改革發展促社會穩定，以社會穩定促改革發展；
既推進黨的事業，又加強黨的建設，以黨的事業發展推進黨的建設，以加強黨的建設推動黨的事業發展。
也就是說，首先，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必須堅決排除「左」和「右」的干擾，始終保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這一方針，既反對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也反對放棄社會主義原則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許志功認為，中國奇蹟的再續，不僅要堅持改革方向，而且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
其次，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必須深刻把握社會發展的新要求，適時地把以經濟領域為重點的改革轉向全面改革。「從我們目前的認識看，我國改革開放至少包括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改革開放主要是通過經濟體制改革，解決全體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階段，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變，不僅要滿足人們對物質生活更高的要求，還要滿足人們對政治、文化生活更高的需求。」許志功強調，適應這一階段的要求，我們既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更要協調處理好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改革的關係，使之協調發展、整體推進。
再有，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總體規劃、分步實施、整體推進的改革思路。許志功認為，「必須全面總結漸進式改革的經驗，根據改革階段的特點要求，探索適應新階段特點、要求的改革道路。」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要按照黨的十七大提出的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的要求，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從解決當前的突出矛盾入手，對今後幾年的體制改革作出總體規劃，及早研究並提出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方案，積極推進各方面的體制創新。」
許志功認為，「這段話明確指出了制定改革總體規劃的重要性，雖然他是就經濟體制改革而言的，但其基本精神完全適應於目前國家的整體改革。」
關於「中國奇蹟」的未來，周其仁有言曰：「30年來中國的經驗的確證明，未來絕不是宿命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只要堅持改革開放以來被實踐證明做對了的事情，繼續推進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項，未來的歷史將有機會再次證明人們關於中國的樂觀斷言。」(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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