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原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反思

對原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反思

2011-10-22 17: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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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紛紛喪失執政地位，儘管有著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環境以及國際背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的一條是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執政體制僵化，執政能力衰退，執政成績不能令人民滿意，嚴重脫離了人民群眾。」[1]「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他們的航船翻覆在時代的波濤里，人民的海洋中。借鑒他們興衰成敗的歷史教訓，是為了使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2]我們要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密切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在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深刻認識資本主義，防止和平演變，提高執政能力，始終保持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

【關鍵詞】蘇聯東歐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黨的執政地位

【作者簡介】蔡國江，1956年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文獻出版社社長助理、副編審。（北京100017）

原載於：《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5年第3期

從前南斯拉夫20世紀50年代首先實行社會主義改革，到原蘇聯、東歐國家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相繼喪失政權，他們的改革之路曲曲折折地走了40年。回顧這些國家的改革是在什麼背景下展開的，最後的結果為什麼導致共產黨紛紛倒台？這是我們對社會主義改革進行深層次思考，總結他們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增強憂患意識，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自覺提高執政能力的出發點。正如胡錦濤在新時期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專題報告會上強調：「抓住了先進性建設，就抓住了黨的建設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關鍵。」[3]

一、上個世紀原蘇聯、東歐曾出現了四次社會改革浪潮

（一）第一次是上個世紀50年代，前南斯拉夫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序幕。隨後，原蘇聯、波蘭、匈牙利等國也開始了自己的改革。

前南斯拉夫作為社會主義改革開始最早的國家，他們首先感受到了高度中央集權體制帶來的弊端：經濟上產生了生產、交換和分配中的變形現象。由於缺乏必要的激勵機制，體制僵硬，不能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生產者對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很不在乎，造成產品質量低劣而且品種單調。由於勞動者的利益同他的勞動成果相脫節，盈利與否與勞動者本人毫不相干，曠工、浪費等不良現象一年比一年嚴重。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同南斯拉夫多民族的共同體結構發生了衝突，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常常是偏向一些民族而損害另一些民族。這種體制還導致官僚主義。另外，1948年「蘇南關係破裂」，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將南共排斥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之外[4]。政治壓力、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加上國內自然災害嚴重，把南斯拉夫推到了極其險惡的處境之中。別無選擇，鐵托堅定地表示：「探索我們的道路」。這就是南斯拉夫共產黨和人民的抉擇。

1950年6月27日，南聯邦會議頒布了《關於勞動集體管理國營經濟企業和高級經濟聯合組織的基本法》[5]，將國家所有制改變為社會所有制，由國家行政機關管理企業改變為由工人直接管理。這便是南共最初實施的改革--工人自治。主要措施是引入市場機制，實行權力下放和擴大企業自主權。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採取的主要措施是：1.實行權力下放，精簡聯邦國家機構，擴大各共和國和自治省的權力；2.發揚基層民主，擴大人民群眾直接參与管理的範圍；3.實行黨政職能分開，發揮議會、政府和社會團體的作用。

1950年實施的改革，效果還是顯著的。從1953年起，前南斯拉夫開始擺脫停滯狀態。但是，自治制度也帶來不少問題，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傾向滋長起來了，南共聯盟的領導地位受到削弱。這些矛盾和問題，又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

20世紀50年代後期，由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帶來了許多消極影響，但也打破了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促使蘇共對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傳統體制模式進行批判性的思考。於是，原「蘇聯的改？quot；也開始了。

在政治領域裡進行的改革是：強調集體領導原則，定期舉行中央全會，對重大問題進行集體討論；健全法制，國家安全部門必須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逮捕人要經檢察長批准，判決要由法院做出；擴大地方蘇維埃的權力，將國家某些社會管理職能移交社會團體行使；幹部實行輪換制和任期制。在經濟領域裡進行的改革是：擴大集體農莊的經營自主權，取消義務交售制，改行農產品收購制，提高集體農莊和集體農民的物質利益；改組機器拖拉機站，將農業機器賣給集體農莊。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改組工業和建築業管理體制，在斯大林時期，蘇聯工業和建築業實行的是部門管理原則，即」條條「管理。當時蘇聯認為，部門管理原則符合社會分工發展的需要，有利於實行統一的技術政策和經濟政策。但是從實踐來看，部門管理原則有它的缺點。第一，部門管理容易造成部門壁壘，使得跨部門問題難以解決。第二，部門管理原則削弱和破壞了同一經濟區的不同部門所轄企業之間的正常的橫向聯繫，妨礙地方發揮領導經濟工作的主動精神和利用當地潛力的積極性，使得各個經濟區，各州的經濟難以綜合發展。第三，部門對分布在各地的為數眾多的企業很難實現具體而有效的領導。部門的機構臃腫，幹部從遠離生產現場的首都指揮企業，容易產生官僚主義。針對這些弊病，赫魯曉夫提出對工業和建築業進行改組，改組的基本原則是將部門管理模式改為地區管理模式，取消部門管理體制，實行經濟行政區管理體制。

這次改組對發揮地方積極性，促進同一地區不同企業之間的協作，建立各部門共同使用的產品生產和修理單位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地方主義、本位主義也隨之滋長起來，中央集中統一的指揮失靈了。為了消除混亂，赫魯曉夫提出改組黨組織。將邊疆區和州的黨組織一分為二，用」建立工業黨組和農業黨組來加強對國民經濟的控制。「[6]其結果事與願違。統一的黨組織被分割為兩部分，不僅沒有加強黨的領導反而形成政出多門。按生產原則改組的黨的機關，加重了黨政不分，造成黨組織頻繁干涉政府的經濟活動，使已經混亂的國民經濟更加混亂。因此，這次改組是不成功的改革，是一次沒有經過周密思考，沒有仔細權衡，沒有經過實際試驗的改組。

這一時期，波蘭和匈牙利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也採取了類似原蘇聯的改革措施。

（二）第二次是20世紀60年代，主要代表是原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

原蘇聯在1965年進行了由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柯西金領導的改革，主要是在城市、工業中進行。柯西金改革與赫魯曉夫改革有很大不同，這次改革是經過了比較充分的準備的。首先是理論上、輿論上的準備，主要表現在1962年9月開始的圍繞《計劃、利潤、獎金》[7]一文進行的所謂」葉·利別爾曼建議「的討論。其次是在莫斯科等城市選擇若干企業進行新的計劃制度、經濟刺激方法的試點。第三，在學者、經濟工作者提出的各種建議以及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制訂了綜合的改革方案。柯西金的改革著眼於擴大企業自主權。

柯西金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舊管理體制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它把經濟方法引進經濟管理，加強經濟槓桿的激勵作用，同時切實擴大了企業自主權，並努力貫徹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利益相結合的原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長期存在的缺乏內在動力和活力的問題。但是柯西金沒有從根本上突破傳統體制的基本框框，局部改革的成果很快就被傳統體制扼殺了。從20世紀70年代起，經濟狀況日益惡化。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也是在1968年開始實施的。改革的主要特點和內容有三：一是把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結合起來，實行全面改革；二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為主題，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立權力制約機制、民主參與和社會監督機制；三是在經濟改革方面也主張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可惜這場改革沒進行多久，就葬送在蘇軍的坦克之下。

（三）第三次是20世紀70年代，在原蘇聯、東歐諸國家中，以波蘭的改革最引人注目。

波蘭的這次改革是發人深省的。當年爆發「波茲南事件」[8]，人民擁戴哥穆爾卡上台改革，而到了1970年「12月危機」[9]，則因為他的倒退而被人民趕下台。臨危受命的蓋萊克開始了波蘭歷史上的第三次經濟體制改革。

此次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把工業各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管理權下放給新成立的大型經濟組織--聯合公司。除出口、國內市場供貨額、投資最高限額這三項指標外，國家取消了向企業下達的其他所有指令性指標，並首次廢除了中央規定企業工資基金定額的作法，由聯合公司充當擴大再生產的組織者。這同以往那種由對企業的生產經營了解甚少、往往下達主觀主義色彩很濃的指令性計劃指標的主管部直接管理企業的老辦法相比，無疑是一個進步。但是，改革者的良好願望卻被當時過熱的經濟環境無情地毀滅了。被短暫的「順利成功」局面所陶醉的時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的蓋萊克和時任波蘭部長會議主席的雅羅謝維奇領導集團，制訂了「高速度、高投資、高消費」的經濟發展戰略，基本思路是：通過在更加廣泛的基礎上利用外資來加緊投資的辦法，克服60年代後期的經濟停滯，加速經濟的發展，力圖在短短的幾年內「再建成一個波蘭」[10]。在這種好大喜功的思想支配下，各級領導熱衷於一再拔高增長速度。顯然，這種高速度缺乏堅實、穩固的物質基礎，難以為繼。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西方發達國家諸銀行向波蘭貸款的條件也趨於苛刻，利率在幾年之內增長10個百分點以上，加上前一時期以來從西方引進的大批設備因種種始料未及的原因而無法成龍配套，更不能形成預計的生產能力，高速度即變為無源之水。人民的生活水平猛然下跌，使得人民對改革失去熱情，對政府產生不滿。時至1980年，過熱的經濟環境誘發或激化的種種社會矛盾，釀成了一場全國性動亂。

（四）20世紀80年代，原蘇聯、東歐掀起了第4次改革浪潮。

與以往3次不同，這次改革一是聲勢大，改革成為原蘇聯和東歐多數國家的中心課題；二是改革由局部轉為全面，政治改革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三是在改革過程中，舊的矛盾不斷暴露、激化，新的矛盾不斷產生，局部衝突時有發生；四是西方國家介入社會主義改革進程，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變得日益突出。

最引人注目的是原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他在1985年3月接任總書記後，特別是蘇共二十七大以來，在改革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經濟上主要是：「允許發展合作經營和個體經營，認為這是對集中的計劃體系的補充，明確地允許企業擺脫計劃體系的束縛，走自主管理和自負盈虧之路。」[11]但是，由於缺乏通盤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堅定不移的果斷行動，經濟改革的推行和新的經營機制的建立出現了嚴重的間斷。行政命令體制一方面適應著改革的某些需要，一方面繼續束縛經濟的發展。龐大的管理機構抵制推行經濟核算及其他進步的經濟生活組織形式和群眾的首創精神。勞動報酬中的平均主義現象、坐享其成心理、地方主義和本位主義仍未克服。政治上則一步一步地推行了一條「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這條路線的要害是：「削弱和放棄共產黨的領導，改變共產黨的性質，放任和鼓勵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發展壯大。結果，便導致蘇共逐漸變質，喪失政權，社會主義制度被顛覆。」[12]

與此同時，匈牙利、波蘭、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在政治領域裡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總括起來，這些國家的變化是：政治上交出黨的領導權成立新的政黨，實行多黨制；經濟上向完全的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發展。

二、對原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經驗教訓的反思

原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實踐，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需要認真思考、深入研究的經驗教訓。如何看待這些經驗教訓並從理論上加以總結升華呢？馬列主義的指導原則是：第一，從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出發，從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來思考問題；第二，從客觀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觀念出發，堅持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來衡量各項改革；第三，結合各國所處的歷史條件、具體的發展過程和面臨的實際問題，在聯繫的對比中總結經驗。我們在反思原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經驗教訓時，必須依據這些基本原則。

（一）對原蘇聯、東歐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反思

1.赫魯曉夫改組工業和建築業管理體制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是行政性分權問題。

第一，把部門管理變為地方管理，實質上這種權力下放只是行政性分權，它是在保持國家指令性計劃體制的總框架下，在政府行政管理系統中分權，依然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用經濟槓桿，協調利益關係來引導企業的經營。這種做法，雖在短時間內對地方和部門有利，但它會導致市場割據和保護主義盛行，會嚴重阻礙各地方、各部門揚長避短髮揮優勢，造成地區間、部門間的利益衝突和稀缺資源的錯誤配置，損害國民經濟的整體利益，到頭來也不利於各地區、各部門的發展。

第二，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說是要解決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權力下放，要從行政性分權為主轉變為經濟性分權為主，即在中央、地方、企業、個人四個層次劃分經濟權力。宏觀經濟的控制權必須集中在中央，包括財政收支、信貸收支和外匯收支三個總量，由全國集中統一協調。中央政府集中行使調整、穩定經濟和收入再分配的職責。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指導下分擔區域性的產業結構規劃和指導基礎設施建設等任務，並分擔一些收入再分配的職責。生產經營決策權則應落實到企業。

儘管赫魯曉夫改革的具體路子沒有抓住要害，因而失敗了。但這次改革打破了原有體制完善無缺、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從而促使人們去思考如何進行改革，探索更好改革的途徑。這對以後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都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總的說來，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的改革，開拓意義大於實效。

2.20世紀60年代柯西金改革沒能從根本上突破傳統體制的框框，因而導致失敗。主要教訓有：

第一，1965年改革只是在原有體制模式的基礎上做一些局部的改進，而沒有進行根本的改革。使得舊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矛盾不僅沒有得到解決，相反把它掩蓋，拖延和積累下來，結果問題越來越多，這導致了蘇聯20世紀70年代經濟發展速度的下降。所以，經濟體制改革不能只採取一些修補措施，必須進行根本的改革。這種改革目標的局限性，是1965年改革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

第二，理論上沒有重大突破。原蘇聯1965年改革之所以沒有能突破原有體制的基本框架，而且連已經確定的對原有體制的許多改進措施也沒有能付諸實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拋棄老一套的思維模式，固守陳舊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看法。例如，把商品貨幣看作是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固有的，從而使得柯西金在1965年提出的生產資料批發貿易制不能實現。由於不承認企業作為商品生產者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完全經濟核算制也就無法貫徹。

第三，孤立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沒有相應地在政治體制和社會領域中進行改革，結果經濟體制改革淹沒在官僚主義之中。

第四，自上而下進行改革，也是柯西金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65年的改革中，原蘇聯從計劃經濟的邏輯出發，先從中央機關一級討論計劃和管理問題，然後層層貫徹，結果新的條例和建議傳到企業時已變得面目全非了，最高層把一切都壟斷起來，企業什麼也得不到。然而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企業這一級實際上一直未能真正展開改革過程，必然使得改革不能深入人心和合乎邏輯地進行到底。

第五，改革的措施缺乏必要的綜合性、配套性。在社會主義大生產的條件下，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經濟體制是相互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都必然涉及其他領域，可以說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改革必須綜合地、配套地進行。

3.前南斯拉夫改革受挫的教訓主要有：

第一，前南斯拉夫針對原有的國家高度集中管理經濟的體制弊病，提出了國家經濟職能首先消亡的理論，要求國家把經濟管理權逐步而且最終是徹底地下放給企業，企業實行自治，經濟管理徹底分權化。它忽視了經濟管理的下列客觀要求：社會化大生產需要有一個社會中心來協調和調節整個國民經濟，以保持宏觀經濟的平衡，為微觀經濟的經營活動創造正常條件。前南斯拉夫在放棄經濟管理的同時，沒有一個適當的組織取代國家擔任這種社會中心的職能，結果宏觀經濟失去控制。

第二，前南斯拉夫是個多民族國家，民族矛盾很深。進行改革時，南聯邦政府給了「六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13]很大權力。除了行政權力，還有宏觀調控權，包括財政收支、貨幣收支和外匯收支這些總量的調控權也分散了。而各共和國和自治省又不把中央下放的權力再下放到企業，結果就產生了「多中心國家主義」，一個國家主義變成了八個國家主義，從排斥市場的舊體制發展成為八個相互封閉的市場。各共和國和自治省出於本位主義考慮，都想建立小而全的經濟體系。這就造成了大量重複建設，投資規模過大，花費巨額投資建成的生產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從而加深了經濟結構的比例失調。更嚴重的是，各共和國和自治省都大舉外債，而把還債的義務推給聯邦。結果外債總額急劇上升，巨額外債成為南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

第三，前南斯拉夫批判了國家所有制，認為它是產生異化的根源。他們根據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的思想，提出社會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多級形式，把社會所有製作為整個經濟體制的基礎。所謂社會所有制是指生產資料既不歸國家所有，也不歸集體或個人所有，而歸整個社會所有，實質是一種「非所有制」，消除財產的壟斷。這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為現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勞動還只是謀生的手段，每一個人和每一個集體都有自己的利益，不可能自願地完全地從社會利益出發來支配社會財富。超前地建立「理想的」社會所有制，必然導致變形：出現「集團資本主義」傾向，企業只顧自己的利益，而沒有一個機構代表來實現社會利益。因為企業在職職工，他本身是不確定的，是不斷流動的（調動、離職、退休）。因此，生產資料的主人是不確定的。每個人想的是他還在這個單位的時候，即作為所有者一分子的時候，先把利益拿到手。因而自治企業的經營目標主要是追求人均收入最大化。不願多投資，願意分現利。因為拿去投資，雖然是集體的，但當時拿不到利益。投資則從銀行借錢，而且投資要盡量把設備搞得先進些。設備先進，雇的人就少，分的份額就大。前南斯拉夫失業增加，消費超前，需求膨脹，都和這種體制有關。

這就告訴我們：一是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促進生產力發展為出發點和基本目的。不是按照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進行改革，而是把已經確定下來的政治原則、理論原則貫徹到底作為改革的目標，必然使改革走上邪路。二是改革必須全面地體現現代化大生產對經濟體制提出的要求，不能有片面性。根據現代化大生產的要求，經濟體制應該既能保持宏觀經濟的平衡又能發揮微觀經濟的積極性，兩者不可偏廢。前南斯拉夫的改革，問題在於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體制始終限於片面性。20世紀50年代以前是一種片面性：過分強調集中，忽視了企業的積極性，強調計劃，否定市場的作用。改革以後則陷入另一種片面性：只講市場，不講計劃，只講微觀經濟的動力，不講宏觀經濟的平衡，只講主觀精神，不講協調等。前南斯拉夫出現的問題不能說明不應該改革，而是證明不是任何改革都是對的，改革必須有正確的理論作指導，必須選擇正確的目標模式。如果這方面有偏差，經濟運動機制將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這必然給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後果。

（二）對原蘇聯、東歐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反思

1.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政治體制改革開始的思路是：企圖在清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的基礎上，來更快地更為有效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然而，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既然政治可以影響經濟，經濟自然也能作用於政治。事實正是這樣：由於在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時，經濟改革幾乎沒有什麼成效，通貨膨脹加劇，商品依舊奇缺，經濟改革沒能為政治改革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結果政治改革也搞不好。戈爾巴喬夫後來對政治體制實行的所？quot；根本改革「，」實際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14]。不僅如此，一些民族主義分子和敵視社會主義分子還利用人民的不滿情緒，煽動分裂，擺脫黨的領導。原蘇聯國內的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治改革未能與經濟改革相配合造成的。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細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5]

2.20世紀80年代東歐局勢演變給我們的教訓和啟示：

（1）東歐發生的事情，就性質而言已不是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革，而是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蛻變。反對派和反社會主義勢力在這些國家紛紛得手，執政幾十年的共產黨退出政治舞台。這些國家從提出政治多元化到鼓吹多黨制，再到在憲法中取消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款，在否定共產黨領導的路上越走越遠。它們從主張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到主張實行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搞私有化。「民主社會主義」成了他們追逐的目標。

（2）東歐局勢告訴我們，對反社會主義勢力必須提高警惕，進行不妥協的鬥爭。波蘭當時局勢的演變，最充分地說明，對團結工會的姑息遷就，步步退讓，只會使得反對派得寸進尺，步步進逼，最後導致自己執政地位的喪失。

（3）東歐局勢的動蕩，也是在國際大氣候下發生的，是西方和演變戰略推行的結果。實踐說明，對西方的陰謀要保持清醒頭腦，對國際壓力要堅決頂住，對懷有政治目的的利誘要當心。

（4）東歐局勢發展到這種地步，有其深刻的自身原因，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首先是東歐一些國家的黨在內外壓力面前，不是態度堅決，而是軟弱無力，不是團結一致而是發生爭鬥分裂。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多黨制和對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評價兩大問題上發生爭論，最後導致黨的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蘇聯出兵問題上爆發爭論，導致捷共中央總書記胡薩克和繼任總書記雅克什等主要領導人下台。羅馬尼亞則是因為領導人反對改革，在國內又實行家族統治，獨斷專行，引起人民強烈不滿，在鄰國風雲劇變的形勢下，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國家總統齊奧塞斯庫被推翻。東歐一些國家經濟未搞好，改革有失誤，也是導致動蕩的重要原因。

（5）東歐局勢的演變，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有兩種根本不同性質的改革開放，在改革的旗號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和性質。我們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把改革看做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6）東歐局勢的變化說明，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關鍵是共產黨的領導，但共產黨能否保持執政地位，關鍵在於我們黨要把握執政規律、提高執政能力、完善執政方略、改進執政方式、鞏固執政基礎、完成執政使命？quot；第一，必須是堅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第二，必須堅持推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增強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第三，必須堅持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發展作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第四，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堅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第五，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第六，必須堅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強黨的建設，不斷加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16]只有這樣黨才有可能領導廣大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3.原蘇聯、東歐的政治改革表明，在政治改革的實施中，要特別注意處理好以下四個方面的關係。

（1）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經濟發展的關係。這些國家提出政治改革，都是從經濟改革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出發的。大家都看到在高度集權和行政化的傳統體制下，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是，近年來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實踐向人們提出了另一個方面的問題：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也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受到各種社會條件的制約。政治改革的進程必須同經濟改革相適應，與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狀況相適應。特別是在不利的經濟形勢下，在經濟形勢惡化的情況下，政治改革更要慎重，穩中求進。這就是說，更要注意在堅持和維護黨和政府的領導權威，堅持和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前提下，有領導有秩序地推進民主化進程。政治改革的措施和步驟也必須以經濟為中心，緊密結合克服經濟困難，發展生產的實際需要。

（2）民主政治與安定團結的關係。民主政治與安定團結，兩者並不是對立的，民主本意中就包涵了法制秩序。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為主題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下進行，它要求強有力的領導權威和基本穩定的政局。如果不存在不穩定的因素和潛在的危機，也就提不出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不產生任何衝擊和震動，改革就成了一句空話。但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從根本上說，從全局上說，只能在保持安定團結的條件下才能有效推進。這種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於：1）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和分歧，是以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為基礎的。人民群眾之間、人民與政府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害衝突。2）政治體制改革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和工作制度的自我完善，黨和國家機關既是改革的動力又是改革的對象。新舊體制的轉換是在同一機體內進行的。如果民主的期望值過高，或者採取的是破壞性而不是建設性的方式，那麼，現在的政治結構就承受不起，領導改革、控制全局的權威就會削弱，社會就會陷入動亂。而動亂的結果，從一些國家的歷史經驗看，或者是改革成果的喪失和向舊體制的倒退，或者是沉渣浮起，敵對分子得逞，把社會主義的改革變成改革社會主義。

（3）民主政治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的關係。改革是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又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有領導有秩序進行的。因此，全社會必須有統一的指導思想，統一的奮鬥目標，萬眾一心，共同努力。放鬆了對國際資產階級和平演變的警惕，放鬆了黨的思想建設和在全體人民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放鬆了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導致了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方向的否定。這是一個值得認真吸取的歷史教訓。

（4）政治體制改革的戰略重點與其他措施配套實施的關係。各國剛開始政治體制改革時，往往是」零敲碎打「，缺少總體設計。一實踐，就發現政治體制的各個部分有著內在的聯繫，改革需要配套實施。在全面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如何確定戰略重點和近期目標的問題，變得突出了。在改革中把著眼點放在什麼問題上，選擇什麼問題作為戰略重點，直接關係到改革的進程和成敗。在這個問題上，各國的抉擇是不一樣的。有的國家重點放在實行公開性，發動群眾揭露矛盾，提高群眾的參政意識，擴大民主參與、社會監督的渠道上；有的則忙於同反對派談判，實行多黨制；有的旨在加強民主法制建設使民主政治制度化。從已有的經驗看，從實踐的一些結果看，在政治改革的初期階段，以戰略的重點放在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建立有利於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上更為重要，也更為穩妥。黨組織、政權機關與其他社會組織的內部活動和相互關係制度化了，有了明確的職責範圍，決策和執行有一套規範和程序，就能夠在保證在安定團結的前提下，切實有效地推進民主化進程和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改革中另一個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是：由於過去的僵化體制和政策上的失誤，社會主義國家積澱了許多社會問題，而在原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中，這些社會問題沒能得到很好的解決，有些甚至變得更嚴重；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出現垂死的跡象，相反地，在平穩地發展著。於是，相當部分的人便開始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甚至對搞社會主義失去信心。一些敵視社會主義的分子藉此攻擊共產黨人，企圖將共產黨趕下政治舞台。如果我們不能清醒地認識這些問題，客觀、科學地回答這些問題，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進行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改革就會變成一句空話。

社會主義一定具有比資本主義更大的優越性，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由於長期存在宣傳上的片面性，給人造成一種錯覺是：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在社會生活和人的文明程度上，社會主義國家都比資本主義國家高出一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隨著改革開放，人們發現並不是那麼回事，社會主義還處在不發達的初級階段，科學技術和生活水平的許多方面，都和資本主義國家有相當大的差距，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比我們想像的要好得多。

這裡有一個如何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和如何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的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社會主義應該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他認為，只有在資本主義所奠定的使生產和科學、人類和各國人民在世界範圍內聯繫起來的基礎上，世界性社會主義進程才是可行的。馬克思還認為，資本主義發展了個人財富，儘管與此同時對財富的需要主要是以異化的方式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但沒有這種個人所需要的財富和人們之間相互交往的財富，高度文明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現實是，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中直接產生的。而是從對革命理論的研究中，從歷史地實踐革命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這意味著，政治領域及其主要因素--國家，在革命中起著首要的作用。我們應該認識到，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回事，在這些國家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使其最終趕上甚至超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又是一回事。因此，當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還處在探索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在許多方面還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極其自然的事。這並不妨礙我們建設社會主義？quot；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的人民呢？」[17]只要我們同心同德，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是能夠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的。

對於資本主義，我們過去的認識也是片面的，只知道它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給人造成的錯覺是：資本主義已日薄西山，末日就在眼前。而當資本主義不但垂而不死，而且還在平穩發展時，相當一部分人便疑慮重重，對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產生動搖。因此，正確認識資本主義世界，對於我們堅定不移地搞社會主義，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了。

簡要地分析一下過去我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1）過分強調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能與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看不到經過一定的調整，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還可能容納比原有的更高得多的社會生產力。當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展起來的巨大的生產力的尖銳矛盾仍然存在，因而時常發生周期性的危機。但是歷史表明，存在資本主義危機，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力就不能有較大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中發生的某些危機也並不一定就發展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2）過分強調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政府性，把競爭、市場機制這些東西等同於無政府狀態。應該看到，對經濟發展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地引導，並不否認經濟發展中的某些自發性。相反要承認自發性的存在，並且在指導經濟發展時要以自發性為基礎，根據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因勢利導。而且資本主義各國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都採取了許多措施來加強宏觀調控，加強國家對市場經濟的控制能力。在宏觀調控方面的一些有效做法，也很值得我們借鑒。還有諸如「社會財富的分配」、「國際經貿關係」等方面的問題，有待我們深入研究，充分認識資本主義的本質。

所以，正如鄧小平指出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目的就是要推動國家各項工作的全面發展，借鑒原蘇聯、東歐的經驗教訓，是為了使我們在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少走彎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帶領全國人民走上幸福、富強的道路，實現國家強盛、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責任。

注釋：

[1]曾慶紅：《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綱領性文獻》，載《人民日報》2004年10月8日。

[2]《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2004年9月19日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

[3]《人民日報》2005年1月15日。

[4]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49頁。

[5]《南斯拉夫資料彙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72-178頁。

[6]詳見北京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編《赫魯曉夫時期蘇共中央全會文件彙編（1953年3月-1964年10月）》，第550-551頁。

[7][蘇]《真理報》1962年9月9日。

[8]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後，東歐各國受到很大衝擊。1956年6月28日，在波蘭的波茲南爆發工人群眾與軍警武裝衝突的流血事件，這是波蘭長期積累的國內外矛盾交織迸發的結果。

[9]詳見王逸舟等著《波蘭危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206頁。

[10]同上，第225-237頁。

[11]原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米？伊？科金：《風雨兼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11頁。

[12]陸南泉、姜長斌主編：《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頁。

[13]塞爾維亞、黑山、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黑（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馬其頓6個共和國以及科索沃、伏伊伏丁那兩個自治省。

[14]前引書「《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第191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頁。

[16]《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2004年9月1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

[17]《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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