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故事〈二〉：沖繩歷史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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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閲讀琉球故事〈一〉：何謂「祖國」〉臺灣自一九九○年代湧現出「臺灣民族主義」以來，社會上長期存在著看不到出口的認同危機，其嚴重程度為東亞地區之冠。誠然，其原因錯綜複雜，既與臺灣自身經歷的殖民地經驗有關，也與戰後中國的分裂，國民黨的治臺政策，乃至國際關係的變化分不開。值得強調的是，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單獨存在於臺灣這一歷史事實與經驗，也是不應被忽視的因素。無論這個「國」是否為主權國，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如何，是否為國際社會所承認，作爲一個自主的政治共同體（或稱「政治實體」），其存在對共同體內形成區隔其它「國家」的歸屬意識，起著框架式的硬體作用[1]。即使該「國家」已不復存在，然而「曾經存在過」這一歷史事實，對該地區住民日後在建構自我認同上所扮演的角色依然重要。這除了是因爲「故國」提供了其後裔凝聚認同意識的紐帶以及想像空間外，也因爲擁有過「國家」的歷史，強化了對該地區要求政治自主，乃至建國或「復國」主張的民族主義正當性。從以色列到巴勒斯坦，從波羅地海三國到新獨立的蒙特尼哥羅（或譯「黑山」），人們對故國的情懷化成了投入民族運動的動力，而「復國」的論述，則成了實現政治自主不可或缺的武器。從這點而言，沖繩也不例外。

檢視所有沖繩民族主義的論述，可以發現：幾乎所有論述沒有不提及那存在了五百年的王國歷史。不止於此，沖繩過去那擁有「獨立國家」的歷史記憶與因日本的吞併而亡國後的近現代史經驗，還成爲如今沖繩爭取權益或與中央政府抗爭的籌碼。譬如，一九九六年圍繞著美軍基地問題而引發的沖繩與中央的一連串激烈衝突中，沖繩縣知事大田昌秀在拒絕簽署延長美軍基地使用權訴訟的陳述書裏，就在前部分花了近五十頁的篇幅，詳細陳述了曾經是「獨立國家」的沖繩在日本統治下的苦難歷史[2]。這段歷史基本上與戰後才出現的美軍基地毫無相干，大田知事的「善用」歷史，支持了圍繞著族群認同何以被凝聚與激活的衆多理論研究中的「工具論」觀點。

即使沒有明確的目的或抗爭對象，一般沖繩民衆對那一段有別於日本本土的五百年王國歷史與文化仍是津津樂道的。這一點從一般觸及沖繩歷史的簡單陳述，譬如許多觀光介紹資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值得去留意的，是這些介紹資料中所言及的有關琉球王國的定位。近年流行著一種説法，幾乎已經成了一種定説，即「琉球本來是一個獨立國家，但是自一六○九年薩摩入侵後，琉球就喪失了獨立的地位」。分析該説法的語境，筆者以爲重點在於通過強調過去的琉球，與今天的沖繩不同，並非日本的一部分，而是擁有過自己的國家和獨特的文化，來表達對沖繩的認同感。不過，如此的琉球「國家觀」是否符合客觀事實？筆者以爲值得商榷。那麽究竟應如何定位「琉球國」？琉球與中國以及日本又是何種關係呢？

巡視琉球國的歷史，雖然其間經歷了跌宕起伏，然而整個歷史脈絡卻是比較清晰的。琉球於一四二九年建國，直至一八七九年為明治日本所吞併爲止，王國一共維繫了四百五十年之久。琉球王國由始至終一直被納進「中華世界體系」[3]（或稱「華夷秩序」）裡面，幾乎不曾中斷，即使在明清交替時期，與「天朝上國」皇帝之間的「朝貢――冊封」關係也很快得到恢復。其實，琉球向中國朝貢始於其前身的「三山」[4]時期。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三山」裏的「中山」率先遣使向明朝朝貢，「山北」與「山南」也隨後跟進[5]。與「琉球」以及國王的姓氏「尚」一樣，「三山」的稱謂亦為中國皇帝所賜，其中「山」有島或國的含義[6]。

琉球前身之「三山時代」勢力分佈圖中國與琉球的宗屬關係長達五百年之久，其間中國極少直接介入琉球的內政。不過，琉球的建國以及王國初期的運作卻與明朝有密切的關係。譬如，「三山」時期，就有程復、王茂、葉希尹、懷機等來自明朝的人才得到重用，他們多位居國相乃至攝政，其中最爲人樂道的是輔助中山王的懷機。懷機除了妙用兵法，直接促使尚巴士統一琉球外，還主導了王宮首里城與那霸港的建造，並開啓了與南洋的貿易關係。然而，究竟懷機如何前來琉球，至今未有定説，其中較有力的説法，是接受明朝皇帝的派遣，前來輔助琉球的建國。明朝與琉球的密切關係，還包括關係伊始就開始接受琉球定期派遣官生[7]前往國子監就學，並賜琉球「閩人三十六姓」[8]，以協助王國之營運。

前往中國的琉球朝貢船（沖繩縣立博物館藏）。

琉球國運的一大轉折是位於日本鹿兒島地區的薩摩藩於一六○九年派兵入侵，琉球並從此被迫暗地裏向日本稱臣，定期交納沉重的賦稅。此後二百七十年間，琉球遭受到薩摩的經濟壓榨與政治控制[9]，然而薩摩與琉球的關係並沒有公開，使得琉球的國體得以續存，而中琉的宗屬關係也得到維繫。如此一方面奉中國為正朔，安於「中華世界體系」內，而另一方面，又屈服於日本，接受某種程度控制的「雙重附屬國」身份，戰後琉球的史學家們稱之爲「兩屬時代」。

「上江戶」（向日本稱臣後自琉球往江戶「謝恩」與「慶賀」的使節一行）。（引自『新琉球史(下)』琉球新報社刊）

如上所述，如今沖繩的不少歷史記述，趨向認為獨立的琉球王國在薩摩入侵後喪失了獨立性。其實，客觀而言，在此之前琉球已為中國之藩屬，並非完全獨立的王國，祗是薩摩的介入，進一步削弱了琉球的獨立性。儘管如此，琉球作為有一定自主性的一國地位在步入近代時期也相繼得到了一些歐美國家的承認。這種可能蛻變成近代主權國的地位，從一八五四年琉球與美國簽署「琉美和親條約」、一八五五年與法國簽署「琉法和親條約」以及於一八五九年與荷蘭簽署「琉蘭和親條約」都可以得到佐證。整體而言，琉球一方面為中國與日本的「附屬國」，另一方面又能維持自己的國體。因此，其王國時代的地位，著實應視為「半獨立王國」。

琉蘭友好條約（1859年）

面對如此的王國地位，王國末期的琉球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抱有如何的國家意識？同時如何理解琉球與中日之間的關係呢？

〈請繼續閲讀琉球故事〈三〉琉末菁英的「國家」意識〉

[1] 誠然，這個共同體自身的國家定位與認同取向如何，將影響該歸屬意識是趨向穩定，抑或帶來混亂。

[2] 見沖縄県編，沖縄：苦難の現代史――代理署名拒否訴訟準備書面より（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頁1~50。

[3] 「華夷秩序」的本質是前近代東亞地區長期存在的一種世界體系，筆者根據該特徵提出「中華世界體系」，取代古色古香的「華夷秩序」，也有別於美國學者費正清提出的「中華世界秩序」。參閲林泉忠，前引論文（2004年），頁133~152。

[4] 「三山」為「城堡時代」之後期。「城堡時代」大約始於十二世紀，其間號稱「按司」的豪族各自據地築城，出現群雄割據的局面，直至一三二二年左右才形成三大勢力。

[5] 「三山」之所以爭相向中國朝貢，根據沖繩史學家高良倉吉之說，乃爲樹立各自的王統合法性，以及獲取當時的貿易參與權。見高良倉吉，琉球王國の構造（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年），頁13~16。

[6] 新城俊昭編，高等學校琉球?沖縄史，新訂?増補版（那覇：工房東洋企畫，2001年），頁36。

[7] 官費留學生。多被派往北京國子監就學，由中國提供學習與生活費。在該制度下，從一三九二年至一八六九年期間，琉球共派遣了二十四期一百二十六名官生。除此之外，還有私費留學的稱「勤學」，多前往福州，以「琉球舘」為據點，其人數則為官生之數倍之多。參閲新城俊昭編，前引書，頁39～40。

[8] 「閩人三十六姓」為明皇所賜，目的為輔助琉球王國政治、外交、經濟、文教、技術等領域之運作。移居琉球的「閩人三十六姓」聚居那霸，形成具獨特地位與文化風格的久米村，也稱「唐營」或「朱明府」。有關「閩人三十六姓」以及久米村等﹐參閱太田良博，間違いだらけの沖縄史――陰の王國「那覇朱明府」（那覇：月刊沖縄社，1983年）；田名真之，「古琉球の久米村」，新琉球史――古琉球編（那覇：琉球新報社，1992年），頁223～258；田名真之，「近世久米村の成立と展開」，新琉球史――近世編（那覇：琉球新報社，1992年），頁159～180。

[9] 薩摩於一六○九年入侵琉球後﹐於那覇設立的「在番奉行」在佔領初期直接干預了琉球的內政﹐包括王府高層人事等。然而﹐一六二四年以後「在番奉行」實質上所執行的功能﹐被指基本上祇停留在監視琉球王府﹐監督上繳年貢上﹐並沒有長期地直接掌握琉球王府的最高決策權。因此有關薩摩的「統治琉球」說﹐實值得商榷並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