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中人」梁漱溟

「我不單純是思想家，我是一個實踐者。我是一個要拚命乾的人。」

梁漱溟曾說，假如有人向他的朋友問起他是怎樣一個人，朋友回答「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是恰如其分、最好不過的。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在他看來，大多數人有而等於沒有。他們的頭腦雜亂無章，所謂的思想，不外乎人云亦云。原因在於他們內心並沒有不能忽略過去的問題，也就不會認真尋求其解答。他的思想，原是來自「感受問題之刺激，切志問題之解決」而不能不用心「尋個明白」。所以他說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為學問而學問」。

思想既是從刺激自己的問題中來，自然要回到解決問題的行動中去。所以他不甘於坐談而喜歡行動：「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實踐。特別為了中國問題，出路所指，赴之恐後；一生勞攘，亦可概見。」

他說，自己總是把最大的問題(中國問題)擺在心上；在最大的問題中又選擇最要緊的事來做，從不做第二等事。為此，他不謀衣食，不顧家室。1935年妻子去世，他在悼文中寫道：「在這中國問題極度嚴重的時候，她又早早離開我，給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對付大局問題。」1932、1937年兩個年幼的孩子兩次逃難，他都不在場。相聚之後，也還是要把他們寄養在親戚家中。

辛亥時期，他高中尚未畢業即投身革命；新文化運動中，他嘗試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為中國傳統文化作辯護。1927至1937年，他奔走於廣東、河南、山東做鄉村建設實驗10年，試圖由鄉村出發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抗戰時期最重要的是團結，他和「第三方面」的朋友們致力於國共合作；抗戰勝利後最重要的是建國，他又致力于軍隊國家化、和平統一。建國後，因替農民說話成為反面教員，「國事已上軌道而無所用其力」，就回頭寫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人心與人生》。

「由於總在最大問題中追求其最要緊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關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關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責任集中於我一身。既有『四顧無人』之概，不免有『捨我其誰』之感。」他是自負的，但他卻說，「是事實如此，不是我自負。」

他不是沒有失去過自信。共產黨實現中國的穩定統一，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做到了他沒做到的事，「而我所設想者似乎已經證明不對」。於是認真學習馬列，分析中共成功的原因並檢討自己。但後來自信又恢復了，因為「他(毛澤東)的道理淺，我的道理深」。

本著自己的思想行動，所以他一生行事「總是主動，不是被動」。1950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見到無黨派人士聯名向毛澤東獻旗，旗上寫著「我們永遠跟著你走」，心裡想的是：從我口裡是說不出這話來的。1951年在公開場合發言，他不肯以「毛主席萬歲」來結束。兩年後，是著名的「1953年事件」，「頂撞」了毛澤東。1974年，因不肯批判孔子自己被批判，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什麼都可以奪掉，但這個『志』沒法奪，就是把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輕易去相信別的什麼。別的人可能對我有啟發，但也還只是啟發我的理性，歸根結底，我還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動。」

1987年，他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這位曾經想出世，晚年仍視佛學為思想根本之一的儒者肯定了自己行動的一生：「我不單純是思想家，我是一個實踐者。我是一個要拚命乾的人。我一生是拚命乾的。」

梁漱溟家族

儒者風骨

「至大」，就是廓然大公，無我；「至剛」，就是沒有任何東西能左右我的言行，在是非問題上，沒有交易可言。梁漱溟認為，人就應該這樣

本刊記者 施雨華 發自北京

那天早晨，梁濟收拾好紙筆，說是要去親家彭翼仲家住三五日。臨行偶然從報上看到一條國際新聞，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提問：「世界會好嗎？」二兒子梁漱溟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濟點點頭：「能好就好啊。」說罷出了門。

3天之後，梁濟投凈業湖自盡。

再過3天，就是他1918年農曆十月初十的六十大壽。這竟是父子倆的最後一次談話，說的還是社會問題。

族譜記載，梁家始祖也先帖木兒是元朝宗室，世居河南汝陽。在《元史》中，也先帖木兒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齊之子。至元十七年(1280年)襲封雲南王，後改封營王(元朝蒙古人漢名往往相同，梁家未認定始祖是營王)。元朝滅亡時，也先帖木兒的後裔歸順明朝。當時留下的蒙古人多半改姓，汝陽地屬戰國時魏都大梁，於是以梁為姓。在梁濟曾祖梁垕時梁家遷居桂林，但祖父梁寶書、父親梁承光兩代都在北方做官，這支就留在京城了。

1859年，梁濟出生在北京，父親梁承光擔任內閣中書，梁濟的生母是他的側室。祖父梁寶書曾擔任遵化州知州，此時還健在。但他在梁濟出生時已因得罪上司被免職，梁家一直為其債務所累。梁濟8歲時，父親病死在山西永寧州知州任上。祖父與家人返回北京，借住在大女婿家中，隱姓埋名，以躲避債主的追討。一年多的時間裡，全家人的零用只花了二兩多銀子。

梁濟就在這種貧寒凄苦的環境中成長。在遺著《侍疾日記》中，他曾追憶幼年夜讀情景：「篝燈古屋，人聲寂息，生慈用麵糊粘補破書，逐本補苴，毫無倦色。」嫡母則與他孤燈相對，「常勉以成人立品數大事，頻問男長大後願為何等人，而男殊無志氣，所對皆卑靡庸劣，不稱旨，慈親常廢書而哭，掩袂告生慈曰：『如此鈍劣，終恐蒼天負我，吾兩人何所望耶？』然訓責之後仍復勸勉，或命作對，或命講書，夜分始息。」

他是家中的獨子，家人自然期望他考取功名，恢復先輩的榮耀。但他顯然並沒有考試的才能，中舉人時已經27歲，自此未能更進一步考中進士。二十多歲時，有官宦之家願意把女兒許配給他，他因擔心對方不能過苦日子，拖延數年才結婚。他做過義塾老師、王公貴族府中的家庭教師、官員的秘書，40歲才當上從七品的內閣中書，後來參與修撰皇家檔案。1906年，他被調往巡警部(不久改為民政部)，任外城教養總局、分局兩局的總辦委員，籌劃罪犯教育等事宜。此後斷斷續續做了些類似的小官。幫他維持家中生計的是夫人典當的妝奩。

20年前的革命家

雖是人微言輕的小官員，梁濟卻幾乎有些過分地保持品行端正，「久居京師，日與名利場中相接觸，而未嘗注意營求富貴」，並無時不為國運煩憂。但他看到的卻是：天災連連，「而熱鬧場中庸碌之人全不介意」；和朋友談起，對方「泛泛酬答」，王公貴族則把自己當局外人，全不替百姓操心。甲午發生戰事，日本兵還在朝鮮，已經有一兩百官員帶著家眷逃出北京。這怎不叫人悲憤！

好在還有個同道彭翼仲。1902年，梁濟贊助他創辦了北京第一家面向普通人的白話報《京話日報》。這段社論盡顯他們開啟民智之心：「……我實實在在對眾位說，我們出這《京話日報》的本心，原為我四萬萬同胞糊糊塗塗的倒有一多半，不知今日是怎一個局面。外國人的勢力一天增長一天，簡直要把我們中國人當做牛馬奴隸，……但凡稍明時勢的人不能不著急。心裡著急，由不得嘴裡要說。但單憑嘴說能有幾個人聽見呢？所以賠錢費工夫做這《京話日報》就是想要中國人都明白現在的時勢，……人人發憤立志，不要把國家的事業當做與自己無干。」

梁濟並非保守分子，而是開明的改良派(後來，胡適稱他為「20年前的革命家」)。他很贊同戊戌變法，但認為短時間內頒布過多政策操之過急，曾經草擬奏章建議謹慎實行，尚未上書百日維新已經失敗。辛亥革命前一年，他「慨然欲掛冠去」，卻又不忍獨善其身，於是想寫一篇奏章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留下規勸性的意見，還沒寫完武昌起義已經成功。

他認為中國積弱全因為讀書人專務虛文，所以一貫主張務實的精神。1892年，他在日記中寫道：「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深切時事，斷不可以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只力求實事，不能避世人譏訕也。」他常和熟悉洋務的人談論世界大勢，以不能遠遊他國為憾，而把希望寄託於後人，「務必以出洋當一件正大要緊之事，勿惜費勿憚勞，即使竭盡大半家資亦不為過。」

儘管本人以科舉入仕，梁濟卻決意不再讓兒輩走這條窄路。他和妻子張春漪共有4個孩子。長子梁煥鼐生於1887年，留學日本明治大學，商科畢業。次子梁煥鼎(梁漱溟)生於1893年，生於1894、1896年的兩個女兒梁新銘、梁謹銘都在清末畢業於京師女子初級師範學堂。1898年梁漱溟開蒙，梁濟沒讓他讀《四書五經》，和幾家親戚共同請了教師在家講授世界地理常識。次年北京出現第一個「洋學堂」中西小學堂，梁濟把他送入這所學校，既學中文又學英文。不久義和團殺信洋教或念洋書之人，英文念不成了。因為社會動蕩，梁漱溟不斷轉校，前後念了兩次家塾和4個小學。

梁濟深悟自己幼年所受教育過於嚴苛，因此對孩子極其寬容，幾乎從不以嚴肅的神情面對孩子，梁漱溟從沒挨過父親的打，也完全感覺不到任何精神上的壓迫。

14歲後，梁漱溟漸漸有了自己的思想。梁濟認為好便給予鼓勵，不同意也只是讓兒子知道他不同意，從不干涉。起先兒子關心國家大局、看輕學問而有志事功，很有些像他年輕時的作為；兩人談論起時事也往往意見相合，所以梁濟曾給兒子取字「肖吾」(像我)。進入民國後兩人分歧越來越大，卻一如既往好談，於是不免不歡而罷。有時梁濟已經睡下了，兒子還站在床前大聲說個不停，他也並不喝止。許多年後梁漱溟感嘆：「除了先父之外，我沒有見過旁人的父親對他的兒子能這樣地信任或放任。」

「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

梁濟的自殺令人詫異。從他之前在生活中的表現，一點也看不出他有以身殉清的意向。而事實是清帝遜位之後沒幾天，殉身的念頭就開始在梁濟心頭盤旋。1912年6月他參加同鄉團拜時，在神明和父親靈位前暗自立誓：「必將死義，以救末俗」、「興亡之際，當發明正義，不敢辱親」。1913年他幾次去天安門觀察環境，看到有巡邏，怕自殺遇救，只好改地，「其實心猶在天安門下也」。

有許多事延遲了他的行動。7年之後的自殺只是達成宿諾。但他不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嗎？為什麼要為逝去的王朝殉身呢？

辛亥革命時，得知梁漱溟參加了革命組織，他勸告兒子說，立憲就足以救國，何必革命呢？如果大勢不可挽回，我何嘗不想國家由此有一轉機？但我們家幾代做清朝的官，就等天命決定好了，別跟著他們造反。兒子不肯聽，他也沒有強求。1917年張勳擁立溥儀復辟時他並不歡欣，反而寫信勸張放棄，「屯兵養望，監督民國實行仁義之政」。在遺書中，他說自己「決非反對共和，而且極贊成共和」。

也許可以說，曾經站在清末改良思潮前沿的梁濟對漸進改良的擁護勝過對暴力革命的信心；對國家命運的關切勝過對清室一姓的忠誠。他真正關心的是，共和，是不是真正的共和；民國之民，能不能安樂。「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國，則清朝不虛此和平揖讓之心；不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國，則清朝即亡於權奸亂民之手。換言之，即因禪讓而民得安，則千古美談，自與前代亡國有異。徒禪讓而民不安，則一朝代謝，謂非亡國而何？」可惜在他看來，伴隨共和國而來的是時局混亂、道德淪喪和人民疾苦的加深。

梁濟不可化解的痛苦在於，他認為社會的基礎是道德，而他身處的時代正值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秩序解體的前夜。而中國進入現代時所遭遇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問題，不可能只憑道德精神解決。

但梁濟已決心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感化世人。

他在《敬告世人書》中說，「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為人，國焉能成為國？欲使國成為穩固之國，必先使人成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以聊為國性一線之存也。」

他求的並不只是個人的心安，而是社會良知的覺醒。他心頭「有千言萬語，思欲遍告世人」，自清滅亡後就避開兒女親朋，構思絕筆，但終年紛擾，苦無清凈之地靜坐深思，臨死前才倉促完成了給世人、朋友、家人的共17緘遺書。在遺書中他竭盡所能寫下自盡的理由，以免徒然行動而毫無影響，囑託朋友們，「臨死各書，務求登報」。他甚至還預料了世人的反應：有大罵者；有大笑者；有百思不解者；有極口誇獎而未知我心者；有真能知我心者。

正如梁濟預想的那樣，他的死對社會產生的道德影響是他此前一生的努力都無法比擬的。遜帝溥儀下詔追贈謚號表彰他的忠義；20天後，他的一位朋友，蒙古旗人、前理藩部郎中吳寶訓也自沉於湖中；連他猜想聽到消息會大罵的陳獨秀，也說他的自殺「總算是為救濟社會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在舊歷史上真是有數人物」。儘管有人稱他為「梁瘋子」，但一般人都被他的行為感動。

死，竟是他最有效的改良手段。

兩次欲自殺，一度想出家

梁漱溟說，他不是「學問中人」，而是「問題中人」。他一生精力都用在兩個問題上：一是人生問題；一是中國問題。對人生問題的追問，使他出入於西方哲學、印度宗教、中國學問，而被視為哲學家；對中國問題的求索，使他投身於辛亥革命、鄉村建設，發起中國民主同盟，而被視為社會活動家。

14歲左右，他就這樣來評判人和事：對人有無好處，好處大還是小，以此衡量一切並解釋一切，似乎無往不通。這種功利和實用的態度，自然和他父親有關。在他看來父親天資不高，所以思想不超脫；秉性篤實，所以遇事認真，用心精細；不肯隨俗流轉，有俠骨熱腸，所以行為端正。他最初的思想和為人受父親影響，也是尚俠、認真、不超脫這一路，因此鄙視世俗謀衣食求利祿的「自了漢」生活，自負要建功立業，救國救世。

因為崇尚事功，此時中國問題對梁漱溟的刺激，遠大於人生問題。他很注意民主和法治等觀念，自以為大有心得。在他看來，英國式議會制度、政黨政治比美國和法國都要完善，是理想的學習對象。至於政治改造的手段，最好的莫過於俄國虛無黨人暗殺的辦法，一方面很有效，一方面破壞不大，不至於引起國際干涉。

武昌起義爆發，即將中學畢業的梁漱溟在學校呆不住，參加了汪精衛獲釋後暗中組織的革命團體京津同盟會。不久清帝退位，暗殺暴動可以擱下了，他又和一班朋友辦《民國報》宣傳革命，「漱溟」二字正是當時總編給他擬的筆名。

做了一年多的新聞記者，與社會頻繁接觸，漸漸知道事實不盡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底，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於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1913年，他離開了《民國報》。

他原是個事功派，此時見到政治陰暗的一面，一下由昂揚轉入消極、傷感、煩惱，再加上用思過度，精神狀態不穩定，竟兩度自殺。「一面要強，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就重，使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打架，打到糊塗得真是受不了的時候，就要自殺。」

母親的病逝更令他悲痛不已。重病中她曾把不願結婚的兒子叫去，「挽兒手而泣」，勸他娶妻。坐在旁邊的梁濟卻沉默不語。第二天母親寫紙條給兒子：「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語私情，墮吾兒遠志，失於柔纖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願有室，且從後議。不娶殆非宜，遲早所不必拘耳。」

普通人一到晚年多半希望能有孫輩，梁濟不例外。他自殺前，大兒子梁煥鼐結婚10年，只生了兩個女兒，按傳統觀念說，梁家尚無人傳宗接代，但他始終沒跟梁漱溟提結婚的事。他希望兒子繼續學業也並不催促，任由他在家閑居了兩三年。在那段時間，梁漱溟沉浸於佛學中，甚至想出家。1913年7月，他給舅父張耀曾寫信提到決心當和尚的事，說以前和尚可以托缽化緣，現在恐怕行不通，他近來致力於醫學，將來可能當和尚而以行醫維持生計。「讀書人皆求理想之實現者也」，而不能先考慮行不行得通。

讀佛學的成果之一，是有感於友人黃遠生被刺寫就的《究元決疑論》，認為人生惟一的出路就是皈依佛法。但出世固然好，如果能領悟佛法，入世也不妨。很有意味的是，他認為，人類社會由圖騰時代進化到宗法時代，再進化到軍國時代，最終會漸進於社會主義。到那時候，人類對快樂和痛苦的感受極度靈敏，消除痛苦的人世方法已經窮盡，唯有佛法能使人解脫，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促進進化的入世者，也可以說是在促進佛法的成功。

此文不但自己當時很滿意，後來還引出好些朋友關係。蔡元培就是在讀過後才決定請他去北大教印度哲學。

為佛陀、孔子出一口氣

1916年，因張耀曾(時任司法總長)推薦，梁漱溟走出書齋，擔任司法部秘書。第二年張耀曾下野，他也離職南遊。10月，返回北京，有感於旅途中所見軍閥戰禍，寫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呼籲社會各界出來組織國民息兵會，共同阻止內戰，培植民主力量。他自費印了數千冊分送給人，稍後來北大任教，在教員休息室放了些。舊派學者辜鴻銘閱後自語：「有心人哉！」新派教授胡適讀過後在日記中記下一筆：梁先生這個人將來定要革命的。

到北大第一天，梁漱溟就問蔡元培對孔子持什麼態度。蔡元培沉吟道，我們也不反對孔子。梁漱溟說，我此番到北大實懷抱一種意志、一種願望，即是為孔子為釋迦說個明白，出一口氣！

1918年11月7日，他在《北京大學日刊》登啟事，徵求研究東方學術的同道中人，然後辦了個孔子哲學研究會。他說自己已決意出家，出家前留出一兩年為研究東方學術的人開個頭。但他剛將自己的意見「略微講了一個梗概」，3天之後，父親梁濟就自殺了——他最終沒有活著看到兒子回歸他所信奉的儒家。

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重鎮，朝夕與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這些「新青年派」相處，傾心東方舊文化的梁漱溟「無時不感覺壓迫之嚴重」，但他不肯盲從而要尋找自己的路，「天下人自己都會找對的路。只怕不求，求則得之。不對也好，總會對的。」

1920年春，梁漱溟放下了出家的念頭。他發現儒家與佛家的人生態度正好相反。「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一種和樂的人生觀貫穿《論語》全書。「正是由於我懷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發現先儒這般人生意趣，對照起來頓有新鮮之感。」

當年秋天，他開始在北大演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世界文化分為三大體系：西洋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這三大體系都是世界性的文化而不是地域性的文化。一種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總的來看有3個方面：一是精神生活，如宗教、哲學、科學、藝術；一是社會生活，如社會組織、倫理習慣、政治制度、經濟關係；一是物質生活，如飲食起居。

人類所遇到的問題有3種：一是人對於「物」的問題，障礙是自然界，可以解決；二是人對於「人」的問題，障礙是他人的心智，能不能解決不由我個人決定；三是人對於「自己」的問題，障礙是人的生命本身，性質上絕對不能解決。

人類應付問題所持態度也有3種：一是向前去要求，從對方下手，改造客觀境地，外在地解決問題；二是變換自己的意願，調和與對方的關係，反求諸己，使自己適應這樣的境地，內在地解決問題；三是以取消問題為解決，以根本不發生要求為最高滿足。「人類當第一問題之下，持第一態度走去，即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問題，轉到第二態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問題，轉到第三態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古希臘人是第一種態度的代表；古中國人是第二種態度的代表；古印度人是第三種態度的代表。而目前人類還在第一種問題之下，中國、印度都過分早熟，西洋大有成就，將完成第一期文化，引入第二種問題。一旦時移勢易，「人類必將重新認取第二態度」，「亦即由西洋態度改變為中國態度」以完成第二期文化。因而，「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他自己的人生思想，也從西方哲學，經過印度宗教，回歸中國學問，「彷彿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腦海中巡迴了一次」。

既已放下出家的念頭，也就不必堅持獨身了。1921年，他與黃靖賢成婚，「率新婦拜公遺像而哭」。4年後，謝絕外務，校訂父親遺著付印。這一年，長子培寬出生，3年後是次子培恕。

鄉村建設——迂緩的革命

1950年代初，梁培恕去看父親。談話中梁漱溟考過他對革命的理解。梁培恕答，「突破現有狀態即是革命。」梁漱溟點點頭，「本來擔心你會把暴力鬥爭認作革命。」他自己這麼下定義：「革命就是否定一種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結果也就是社會構造的一根本變革。」中國歷史上只是秩序擾亂又恢復，未建立新秩序，社會構造歷久不變，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幾千年來沒有革命。而1930年代他投身鄉村建設運動志在革命：改造中國的社會構造。

在梁漱溟看來，清末以來的歷史簡直就是改革運動失敗史。急於自救的中國人對西方制度心嚮往之，始終不明白為什麼這種制度無法在中國真正建立。他提出了3層原因。第一層是20年來沒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數人的政治，中國改革是少數人的改革，多數人沒有這樣的要求；第二層是短時間內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沒有相應的物質條件；第三層是永遠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東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馳：西方是個人本位，中國是倫理本位。西方圍繞個人權利觀建立制度，中國靠道德教化、社會倫理維護秩序。中國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會演進為經濟上和政治上有組織的社會。新政治習慣(對團體生活和公共事務的積极參与)與新經濟道路(生產和分配社會主義化)，都應該從鄉村起步。

他的思想從實在的問題中來，現在又回到實在的行動中去。1927年他去廣東做鄉治實驗，1929年又去河南參與籌辦村治學院。1931年，在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的支持下，他和村治學院的朋友來到山東鄒平開始新實驗。他們許可權很大，整個縣都可說是他們的實驗室。1933年內政部把鄒平劃為實驗縣後，縣長也聽命於他們，後來乾脆由研究院來提名，梁漱溟也代理過幾個月。

修繕一座廟、一家鹽店，改建數間基督教堂棄用的房子，加蓋百餘間平房、一所禮堂，這就是鄉村建設研究院的「第一期工程」。按梁漱溟的設計，研究院將起到3種作用：制定計劃、方案和政策；訓練鄉村建設幹部；引起年輕的知識分子對鄉村問題的興趣。

研究院下設研究部、訓練部，用於培訓鄉建工作者。1931年到1937年，「前後同人同學不下四千餘人」(包括菏澤)，梁漱溟親自做思想教育。他說鄉建工作者只有以出家當和尚的心情去做事才能做得好，做得起勁。中國革命的關鍵在於「上層動力與下層動力接氣」，以鄉間人磨礪知識分子，以知識分子變化鄉間人。

研究院的學生被分派到各村擔任教員。他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發現並勸說有聲望的人出來為本村辦事，吸引農民去學校聚談。

「學校」，指的是鄉農學校，後來發展為村學、鄉學。

在梁漱溟的構想中，學校應該是村人的聚會場所，受信賴、能辦事的鄉村領袖和全村居民常常聚在這裡商量本村的事。事辦好了，團體生活的新習慣也養成了。同時要擴大農民的視野，使其從關心一家，擴大到關心一村，最後到關心一國。推廣開來，全國都養成新的習慣，制度也依靠習慣建立起來。他試圖讓中國傳統的倫理情誼也發揮作用。比如中國人有敬祖習俗，他就設想在村學裡放上「民族祖先」牌位，增強村民的民族觀念。此外，還試著改造補充傳統的「鄉約」。

1934年，國民政府准許各省划出一兩個縣政建設實驗縣，實驗團體在這些特定的縣擁有較大許可權。菏澤成了山東第二個實驗縣。稍後濟寧成立下轄十幾個縣的專區，研究院院長梁仲華去濟寧擔任專員，梁漱溟由研究部主任接任研究院院長。早在一年前，他就撤銷了鄒平縣的8個區、158個鄉和鎮，把全縣劃分為14個和習慣上的經濟區域相適應的鄉和366個自然村，由鄉學和村學取代行政機構。保留下來的縣政府，原有5個局縮小為科併合署辦公，把行政干預減到最低限度。

「納社會運動於教育之中，以教育解決社會問題」，這是鄒平鄉建運動與當時一些試圖扶助農村、救濟農村的活動大相徑庭的地方。梁漱溟相信受教育的農民可以自救，可以激發出活力。

某種意義上說，鄉建運動是少數知識分子以自己的人格去感召多數農民的運動。他們不能一開始就強迫農民接受任何改革方案或新的組織形式。他們不能發布「命令」而只能引導農民用集體行動解決自己的問題。但在多數地方，他們找不到當地德高望重的人擔任校長，無法建立村學。農民們認為村學、鄉學無非是教他們讀書識字，作用不大。「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急於求成的鄉建工作者往往忍不住動用行政手段。

用人格去感召農民的路沒有走通，事實上起了作用、被農民記住的是經濟工作。不過，記住的是成果，梁漱溟所講的道理人們還是忘了。

經濟建設是鄉村建設的題中之義。梁漱溟說，「誰不知道注意於經濟呢？」「不過，單從經濟上做功夫，是解決不了經濟問題的……因事情要靠人做，所以人的問題當先。」其他的鄉村工作團體「比較缺乏一根本的注意——要農民自覺有組織發生力量而解決自身的問題，不免枝枝節節地幫農民，給他一點好處」。他想發揮人的生命力、主動性。

梁漱溟把促進合作組織、引入科學技術和金融流通列為「農業進步的三個要點」，三者相互促進循環推動。他自稱是合作主義者：合就是和氣，作就是創造。合作組織提倡大家共用合作產業，使公產大於私產。他所設想的公產使用方式有一點像今天的社會保障制度，但是由合作社而不是政府承擔學校、醫院、娛樂開支，乃至學生們的免費午餐。

農民愛各干各的，連貸款給他們也被賦予了教育和推動合作化的任務：你一個人借錢不行，組織一個生產合作社就借給你。

鄒平在1931年底就建立了第一個生產合作社。後來，各種合作社只有棉花運銷合作社比較成功，但也不合梁漱溟提倡合作事業的初衷。社員急於得利，將80%的利潤用於分紅，沒給公共事業留下多少資金。一個始料未及的問題是因為種棉有利，農民將糧地用於種棉，致使糧食不夠吃。研究院因而規定只有種足糧地後才能種棉，貧農地少，失去種棉可能；只有富農和富裕中農有條件種棉。而土地問題顯然不是教育能解決的。

鄉建工作者自己沒有政權而依附政府，梁漱溟將希望寄托在鄉村建設能夠轉變大形勢，推動政府採納這個方法，最終完成民族自救。一旦鄉建運動成為大勢所趨，各地軍閥也不會與之為敵。

但鄉建運動並沒有對大局產生影響。他集合眾多朋友全力以赴幹了7年的事業，抗戰爆發之後不用幾個月就煙消雲散了。

與毛澤東通宵長談

很多熟識梁漱溟的人認為他不適合搞政治，他原本也不願意搞政治。但戰爭改變了一切。1937年夏，國民政府召開的廬山談話會因「七七事變」終止。中途折返的梁漱溟被請去南京參加「國防參議會」。之後政府遷到漢口，國防參議會改為國民參政會，他擔任駐會委員(常委)。政府要參議員去各地考察，他選擇了陝西和河南，但「目的地實是延安」，因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轉變，是真是假，是深是淺，極考慮之而欲求一個明了」，「同時亦是測探統一前途的消息」。

1938年1月，他在延安停留了20天，見了邊區政府代主席張國燾和總書記張聞天。談話最多的是毛澤東，除了設宴歡迎和送行是禮節性的，其餘6次，每次至少兩個鐘頭，其中有兩次通宵。毛住的地方不火自暖，「在他們的社會中，似對他特別優待……是從屋外掘地，轉於地下燒煤，所費不貲。在全延安更無此設備。又他出門走路，有四衛士相隨，別的人俱未見有。」毛白天睡覺，下午五六點起床，然後開始辦公、會客，到天亮時再睡下。據說這習慣是在軍中養成的：日間聽完敵情報告，夜裡籌劃對策，早上作出指示後，部隊前去作戰，他回去睡覺。

梁漱溟對毛澤東印象很好：「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聽他談話時毛隨手記錄。「禿筆粗墨，在大紙上橫行寫來如飛。我一邊談，他一邊寫。我談完，他便手指所記要點，一條一條答覆。條理清楚，句句到題。」當時他對抗戰前景很悲觀，毛「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

兩人都認為中國問題有兩面：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對內完成社會改造(即建設新中國)。梁問：兩者應當分別解決還是一併解決？毛答：這原是相關的事，不應分開。但眼前應當一切服從於抗戰。梁卻認為應在抗戰同時推進社會改造。中國必須團結才能抗戰，在建國的目標和實現的路線上達成一致團結才是真的，否則必生後患。毛說：單為抗日而團結的確有一時手段之嫌。但社會改造問題重大，牽涉甚遠，倘若各方面意見不一，豈不又影響眼前抗日？不如走一步，說一步。梁說：對這類困難，當以熱心(熱心於徹底團結)信心(相信彼此說得通)克服，努力求得最後結果。毛說：你的意見是好的。兩黨正在起草共同綱領，和你所說的國是國策很相近。梁問：假如國是國策定下來，黨派問題是否將實現根本轉變？毛答：是的，那樣全國將只有一個聯合的大黨。

按一般規律，革命黨為完成革命必須掌握政權實施其方針，今後共產黨是否一定要取得政權？之前，梁漱溟問過張聞天，張回答得很吃力。現在他又拿這個問題來問毛澤東，毛遊刃有餘，反問他：「我們不是已經有一部分政權了嗎？假如國民黨邀我們參加到中央政府去，我們亦可以參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強求。即使他來邀，而我們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梁漱溟揣測其意：不否認要有政權，而表示不奪取政權。

兩人對中國未來前景的看法分歧比較大，原因在於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認識不同。梁漱溟認為中國和誕生馬列主義的西方在本質上是不同的，中國老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或近代社會都不一樣，中國革命因而也有其特殊性。毛澤東也認同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但他說，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

兩人的對話到此為止。

「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關於黨派問題，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形勢散漫，各黨說不上有截然不同的社會基礎，而從中國的問題來看，恰又有共同的任務。因此「絕不相容」是人們的誤解，而非勢所必然。「大家合攏來，乃是問題所需要，而形勢甚有其可能。」

他曾囑咐山東鄉建同人：「嚴敵我界限，於自己人一方，凡事皆可讓步」，「對自己人讓步即是對敵人進攻」。「在同一地方，如先有他方人領導抗敵工作，吾人不必獨樹一幟，更不必爭取領導地位」，「吾人對各黨派團體一視同仁，但求有利抗敵，概無其他計較」，「對於他人領導的抗敵勢力，絕對不予分化拉攏」。

他還寫了《抗戰建國中的黨派問題》寄給《大公報》，建議組成一個黨派聯合體，政府成為無黨派的執行機構。文章被國民黨中宣部扣下。顯然黨派問題不是這麼容易解決的。

1939年2月至10月，梁漱溟偕友人出入華北、華東戰地。一路上他看到了些什麼？他看到鐵路、公路都在日軍控制之下，中國軍隊如需穿越，只能在深夜急行軍。他看到許多縣城都被敵人掌握，許多土匪加入游擊隊。他看到各方面軍隊集中在敵人不到的地區，給養無不取之於當地百姓，乞食於老百姓時不問內容，先行吞咽。他看到有些地方八路軍和國民黨軍已經開始火併。「……游擊區域短兵相接，與大後方雍容坐談者不同。我初去時，問題將開始，還沒有大決裂……在歸途上所見所聞益多……我們自己朋友學生亦連連被殺……」

梁漱溟急切地回到後方想辦法。他去找中共在重慶的代表談話，找蔣介石的親信張群談話，找蔣本人談話。他對中共提出解決黨派問題的辦法，特別說到一點：軍隊脫離黨派統一於國家。中共答覆：這和中共的理論有出入，但道理上講軍隊應該屬於國家。國民黨這麼辦，我們就照辦。張群則相當坦率：軍隊是蔣先生的命根，你要他命根怎麼行？

梁漱溟也知道有實力才解決得了問題，但他不相信只有軍隊才是實力。在他看來，兩大黨以外的人有防止內戰影響抗戰的任務。國共以外小黨派的朋友們原本就有聯合之意。於是，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今農工民主黨)、職教會、救國會、鄉建派，加上以個人身份參加的張瀾、光明甫，組成「統一建國同志會」。他們的第一次重大考驗，是在「皖南事變」後勸說中共參加第二屆國民參政會。這次勸駕不幸失敗。不久，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又改稱中國民主同盟。梁漱溟任民盟國內關係委員會主席兼機關報社長，赴香港辦報。費很大勁辦起來的報紙，出版不到3個月就因日軍進攻香港而停刊。

從香港返回內地，他去了老家桂林。

有兩件事可以表現出他的特立獨行。一是共產黨派人帶了周恩來的密信來，請他去靠近他們的地區建立鄉村建設或民盟的據點，他們願幫助他開創出一個局面。一是蔣介石成立了憲政實施協進會，自任會長，連發電報邀請他。兩個邀請他都「沒有什麼考慮」就拒絕了，理由是「我不能靠近哪一邊。靠近哪一邊……對於我要廣泛團結全國各方面來說，是不合適的」。共產黨失望，蔣介石失望，民盟同志也失望：他不和大家一起向蔣施加壓力推動憲政。

1944年，日軍攻陷桂林，梁漱溟避居兩廣之間的偏僻鎮子八步。一年後他就在這裡獲知了抗戰勝利、國共和談的消息，併到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政協會議分5個小組：憲法起草、國民大會、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出席軍事組的民盟代表是梁漱溟和張東蓀，共產黨是周恩來和陸定一，國民黨是張群和邵力子，此外是青年黨和社會賢達各二人。梁漱溟的「現役軍人脫離黨籍」提案本來不可能通過，但竟然通過了。邵力子說，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實上做不到的。梁漱溟拍著桌子說做不到也得做。中共方面周恩來缺席，陸定一沒有堅持反對。第二天周恩來一入場就說，讓我們的軍人脫黨是做不到的，昨天通過的通通不算。「結果我的話被推翻了。」

會議一閉幕梁漱溟就宣布：他將繼續做文化研究，脫離政治。但他非但沒能脫離，反被推為民盟秘書長(總書記)。4月18日，他從外地回到重慶。同一天，國共調停人馬歇爾回國述職之後又來重慶，解放軍送他的禮物是打下長春。馬歇爾請民盟也幫忙斡旋。梁漱溟就這樣陷入更加現實的政治——「搶救和平」。

9月29日，周恩來致信馬歇爾，請他轉告蔣介石：進攻張家口雙方即全面破裂。10月6日，馬歇爾和大使司徒雷登向蔣介石力爭7個小時，才得到停止進攻10天的承諾。10日，梁漱溟去上海見周恩來。次日坐夜車回南京，下車翻開報紙，發現國軍已拿下張家口。「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馬歇爾和司徒雷登找他想辦法，商定調停人改由民盟擔當。遇事要對國方說話由馬、司去說；要對共方說話由民盟去說。

事實證明民盟不堪此任，和談最終破裂。

梁先生遲到了

1949年，當初一同組織民盟的人要麼去了台灣，要麼到了北京。梁漱溟是個遲到者，1950年1月才到北京，其時毛澤東正在莫斯科。3月回到北京後，毛約他見面，問他對國事有何看法。他說，「得天下易，治天下難。」毛笑著擺手，「治天下難，得天下也不易啊！」並請他參加政府工作。他不確信國家能就此統一穩定，想保持「對各方說話歷來的立場資格」，說，「像我這樣的人，先把我擺在政府外面，不更好嗎？」毛面露不悅，片刻又談笑自若，勸他去各地看看解放後的變化。梁漱溟深感這次談話不如十多年前舒暢。

他去了華東、華中和東北參觀，在各地都是「第一把手」出面接待。第一站自然是山東，同行的有長子梁培寬和學生李淵庭。次子梁培恕1949年起在濟南工作，去鄒平與他們會合。梁漱溟的髮妻黃靖賢1935年逝於鄒平並埋在那裡。當年，在悼念妻子的文章中他曾這樣寫道：「在這中國問題極度嚴重的時候，她又早早離開我，給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對付大局問題。」

梁培寬、梁培恕幼年逃過兩次難，兩次都是為了躲避日軍，兩次父親都不在場。第一次是1932年，梁培寬7歲，梁培恕4歲，母親帶著他們先去張家口再轉赴大同，住在一位親戚家。推算下來，這時梁漱溟在鄒平的鄉村建設實驗剛剛開始。第二次是1937年，母親已去世，堂姐梁培昭帶著他們和自己的5個孩子從鄒平逃到青島。梁漱溟在南京參加國防參議會。

1938年華北、華東沿海被日軍佔領，梁漱溟托一位遠房兄弟把兩個孩子從青島經上海、香港、廣州帶到漢口，與他重聚。在漢口只住了半個來月，他又帶著孩子上路了。最後，梁培寬和梁培恕被安頓在了四川南充的表姑家中。梁培寬一向不提要求，當父親離開南充去重慶時，只是流淚。問起來才說，今後照顧弟弟的責任怕要落在自己身上了。這年他13歲，弟弟10歲，表姑還有個不滿周歲的孩子需要照顧。之後他充當了弟弟的實際監護人。

和父親聚少離多的狀態直到建國後才結束。但兄弟倆沒有怨言，有記憶以來父親就常常不在家，他們習慣了這種狀況，也認同父親去做更重要的事。

梁漱溟父子是1950年5月5日晚9時到的鄒平。次日早飯後去看一別十三載的縣城。歷經戰亂，縣城內完整住房所剩無幾，遍地殘磚碎瓦。原鄉建研究院房舍已夷為平地，原衛生院尚完好，今為教育科辦公處，昨夜即借宿於此。

縣委的人陪他們在城內外走了一圈，一路重複著一句話：「這裡當初是……」梁培寬和梁培恕不時交換印象互相喚起回憶，梁漱溟神情沉靜內斂。

幾乎是空城，然而終究有人住。「在一處地方大約有十來個人等著。他們並不靠近，約束著自己，只以笑容表情意。」從東關出去，上一個坡，有人踉踉蹌蹌追上來，喊著：「梁院長！梁院長！我是老范，管傳達的老范。外國人來參觀都是我領他們進去。」梁漱溟噙著眼淚，笑著向他伸出手去，老范沒這習慣，僵在那裡，太激動，竟不再說話。

中午縣委設宴，大家稍稍追憶過去，一位老者說，那是鄒平的好時光。梁漱溟只以「我們做得很不夠」作答。

下午他帶兩個兒子去看他們的母親。並沒有墳頭。一位附近的居民腳尖輕輕點地，說，「就在這裡。」沒有用香燭。默立，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幾分鐘後，他抬起頭來，大家緩步走開。

在鄒平只停留十幾個小時，向縣委的人致謝告辭，決然離去。

第二年他去四川考察土改，向主政西南區的鄧小平說，我在北京參與土改法的制定，除了學習，也想看看一切所行合法不合。

毛澤東看出他喜歡自己得出結論，越發勸他多出去走動。梁漱溟卻辭謝了，提出想去一家國營工廠當副廠長。毛面露驚異之色，但沒有表態。一年後，他又提出想去蘇聯留學，毛坦言這不可行，「他們不知道你在搞什麼。」勸他還是在國內參觀調查。幾年後，他才醒悟毛再三勸他出去參觀，是想用這種方式轉變他的思想。

通過考察，梁漱溟認為共產黨對中國作了三大貢獻：實現全國統一穩定、為中國人引進了團體生活、激勵了人心。「到今天共產黨這條路算是大有成功希望，而我所設想者似乎已經證明不對，但……一個真正用過心來的人，是不能隨便就承認，隨便就否認的。」所說用過心，是指對中國社會和所形成的文化用過一番心思。

「1953年事件」

對梁漱溟來說，「1953年事件」是個意外。周恩來幾次勸他，他才在1953年9月11日的政協常委擴大會上發了言，其中有這麼一段話：「過去20年的革命全在於發動農民、依靠農民。依靠農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農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長，但進入城市後，工作重點轉移到城市。……一切較好乾部都來做城市工作……今建設重點在工業，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農民往城裡跑，不許他跑。人力財力集中城市，雖不說遺棄吧，恐多少有點。然而農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農民，對人民照顧不足，安頓不好，建國如此？當初革命時農民……與共產黨親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勢。」講完回座，注意到「周似未能接受」，並讓秘書拿來材料，證明工人日常開支多。

次日，他列席中央人民政府會議，毛澤東即席講話：「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是大仁政。……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

梁漱溟感覺毛「似暗有所指」，半夜起來寫信，第二天面交毛，「主席堅謂我是反對經濟建設路線的人，竟不得自明。」

16日會上，他「發言分三段，自以為無事」。17日午後入場，座前有印刷品：1949年春他發表於《大公報》的兩篇文章之一，勸中共不要以武力求統一。「我明白是要批判我。」果然，先是章伯鈞發言，諸多指責。繼而是周恩來作長篇講話，追述往事，說他一貫反動。他站起來質問為什麼沒印另一篇指責國民黨是內戰戰犯的文章。無人應答。當周恩來說到他想升官發財時，他憤怒地打斷，「說我想升官發財！笑話，笑話，笑話。」

周恩來發言時毛澤東3次插話。一次說：「人家都說你是好人，我看你是偽君子。」一次說，「你不是以刀殺人，卻是以筆殺人。」最後說，「對於你非止這次不開除你的政協委員，下屆政協仍將有你。為什麼？因為社會上有一部分人還受你迷惑。」他站起來想辯解，主席台上宣布會期延長一天，准許他明日發言。

梁漱溟心氣很盛：對我施加高壓手段那我是不受的。毛主席從來不打無把握之仗，這次打擊我怕未必有把握。18日上午有人問他準備怎麼發言，他笑著說，你們晚間再來，且看勝負如何。

18日午後梁漱溟到會發言。以往政府開會列席人員不多，這次卻有兩百多人，他發言不到10分鐘便被群眾制止。他向主席台上說：「現在我惟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我很希望領導黨以至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澤東這時插話，「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漱溟緊接著說，「主席你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你，若你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你的尊敬。」

毛澤東建議讓他再講10分鐘，並說他的作用就是借揭露他的反動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依然堅持，「我有許多事實要講，10分鐘講不清楚。」

毛澤東說，「你這個人啊，就是只聽自己的，不聽大家的。不讓你講長話，你說我沒有雅量，可是大家都不讓你講，難道大家都沒有雅量嗎？」經全場(包括列席者)表決，剝奪了他的發言權。5位民主黨派代表和統戰部長李維漢先後發言，李提到他上午說過「勝負如何」的話。會議最後一幕是舉手表決，把他的問題交付政協全國委員會討論處理。

事後他曾把寫的檢討拿給長子看，梁培寬說，太偏於個人修養考慮而未從政治上考慮——寫檢討應多說政治上的錯誤和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梁培恕看了他會上的發言提綱，勸他相信共產黨。共產黨領導著中國，你要配合他們。許多年後他覺得對不起父親——「即使我少年時那般不安分，他都相信我，可是我竟然勸他不相信自己。」而梁漱溟的自我反省，仍不外乎個人修養：「功夫只在慎獨，其他皆非可用力處。」

奇怪的是，開過會後他的「問題」被掛了起來，不做結論不給處分，有些開會通知乃至宴會(如公宴金日成)請帖仍送上門來。只是，1955年鄒平縣公安局曾在全縣範圍內3次收繳與鄉建運動有關的物件，力圖沒有遺漏。

事件之後，毛澤東、周恩來與梁漱溟再沒有來往。

1976年，周恩來去世後幾天，梁培恕和父親提到，從報上的照片看毛澤東身體狀況不好。梁漱溟說，「肯定過不了今年。」梁培恕震驚得呆了幾分鐘，說，「總理和主席在同一年逝世，那就是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始了。」梁漱溟說，「就這個意思。」9月，毛澤東逝世。17日，政協宣布次日追悼大會安排，說他不必參加。街道革委會的同志找上門來，約他第二天看電視轉播。他如約去看。

兩位領導人的追悼活動都將梁漱溟摒於門外，但他比許多人更肯定兩人的功績。他曾向人說，周恩來差不多是一個完人。對毛澤東，他說「此公自是世界歷史上卓出之偉大人物」。「你不要以為始終是一個毛澤東。他在變，你不能拿他的一段、一角來概括或推論他的前頭或後頭。那不行。所以實質上沒有一個毛澤東，而是有無數毛澤東。是前後變化的，種種不同的毛澤東。」

匹夫不可奪志

共產黨有自己的路線，「國事已上軌道我無所用其力」。在政治主張上樑漱溟一度失去了自信，「自愧不如共產黨多矣」，「擬寫中共從何而得以挽救中國」。1957年別人以為他要鳴放，他並沒有。次年全國國家幹部向黨交心，他說，心裡雖然有衝突，國家統一穩定是事實，「不服自服」。「儘管自己一時不夠明白亦擁護，擁護總不會錯的」。但，「在決心擁護之中而有時候出之不很自然，特別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如此」。

比如他說自己改造不了出世思想。於是「每位先生對我提意見都說到這個問題」，說這是拒絕為人民服務。因為政協委員們不都懂佛學，他為他們解說，並說自己承認，馬列主義作為世間法完全對，但馬列主義不承認出世說，結果是「我承認馬列主義，馬列主義不承認我」。至於為人民服務，他願意到偏遠鄉村去推廣拼音方案和普通話。大家還指責他很少發言「幫助」別人。他請過幾次假想留點時間寫《人心與人生》，卻困惑能否在「作擁護黨的公民的前提下，從事研究寫作」。

1953年後，他當了二十餘年「反面教員」，漸漸明白「所有現在對我的批判是說給廣大群眾的，還是說給我的？……我想二者兼有，而主要在前者」。他仍然明知某些話不能說還是忍不住要說。「文革」中政協受衝擊，到1969年春才在軍代表主持下勉強恢復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梁漱溟還要當3次反面教員。

一次是「批林批孔」運動。他先是說了對於林彪的意見：「林彪無路線可言」，「我認真找過，沒有發現。」「路線是公開的，可以見人的」，「不敢見人的不是路線」。「而劉少奇主張很多，都是公開的。彭德懷也有信給毛主席，他對黨的路線、政策有懷疑，公開提出自己的主張」，「只是所見不同或所見不對」。這被認為是把路線鬥爭說成了權力之爭，有意反對領導黨的定論。

對批孔他原想不發言，終因不能坐視誤導寫了《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經江青點名，政協的批鬥集中到了他身上。1974年1月到9月，先是每周4次批判會，後減至3次，8月減至1次。每次批判他都認真聽，批判間歇還打太極拳。9月下旬舉行各組聯席會議，主持者問他感想，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習慣了批判一方獲勝的主持者驚愕之餘讓他作解釋。他說：「我認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輕易去相信別的什麼。別的人可能對我有啟發，但也還只是啟發我的理性，歸根結底，我還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動。因為一定要我說話，再三問我，我才說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的老話。吐露出來，是受壓力的人說的話，不是得志的人說的話。『匹夫』就是獨一人，無權無勢。他最後一著只是堅信自己的『志』。什麼都可以奪掉，但這個『志』沒法奪，就是把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另兩次是議論憲法。

對1970年的憲法草案，他說，憲法的要點之一是限制個人過大的權力。「一個國家有了憲法，則從國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個人放在憲法之上。因此現在的《憲草》序言中，寫上個人的名字，包括林彪為接班人，都寫上了憲法，我認為不甚妥當。」新憲法草案比舊憲法少，「條文少不見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內容少了卻不甚妥當。比如設國家主席，一國的元首不能沒有。」誰來當，「則要經過法定手續來選。」舉座皆驚，他質疑的兩點，都是毛澤東的意思。幾天後上級指示：個別人思想反動不足為怪，可不必糾纏。

1978年政協第五屆會議召開，委員們「有不少剛剛解放，甚至剛剛離開監獄」，「也幾乎無例外地緬懷毛主席、周總理的故去」，梁漱溟卻提出了人治和法治的問題：「我想認真而嚴肅地指出的是，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今天，人治的辦法恐怕已經走到了盡頭。毛主席故去了，像毛主席這樣具有威望的領導人現在沒有了，今後也不會很快就有——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幾十年內，往後即使有人習慣搞人治，困難將會大得多」，「應該尊重憲法，多靠憲法少靠人，從人治漸入法治。」清末和民國的制憲「都是上面給下面的……人民群眾要求的東西上面不實行」，而憲法本意是「由下面限制上面」。

大會閉幕後過了一段時間，政協奉命批判其「錯誤言論」。但「推動批判的工作進行得頗為艱難」，沒有人主動發言，只得輪流上台。因為臨近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有頭沒尾地結束了。

責任編輯：NN041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