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系統研究領導學的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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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8 21:23:12歸檔在法治浮沉|瀏覽 1422 次|評論 0 條作為古代社會的顯學，中國古代的法家學說一直備受推崇，其代表人物無一不是各國的高官政要。作為一種實踐性極高的理論學說，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必須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思想，所謂觸類旁通大概就是如此。法家之「勢」無論是齊國相國管仲，還是魏國相國李悝，在施展其法家思想的時候首先是管理人，畢竟具體的事務還是需要人去落實。所以法家是一門與管理學聯繫極為緊密的學術流派。法家內部，將這種思想概稱為「勢」。「勢」在古漢語中的意思就是權威。為什麼你能領導別人呢？高尚的品德？還是卓越的才能？不，這些都是過程，是手段，最根本在於就是因為你通過這些途徑上了「位」，有了權勢，擁有了不容質疑的權威，這就是法家所說的「勢」。像管仲之流都精通此道，但他們是實踐者，有一位先人就是專門研究這種「勢」，使這種思想自成一派，他的名字叫慎到。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別重視「勢」、「術」、「法」，最後形成法家的三個類別。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礎上提出的不同觀點。「勢」主要指權勢，慎到認為，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就必須重視權勢，這樣才能令行禁止，這與現代的領導學有許多相似之處，可以說慎到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專門系統研究領導學的學者。慎到其人慎到生活的年代約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15年，戰國時期趙國人，原來學習道家思想，後改學刑名之學，是三晉法家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比較複雜，在思想學派問題上，有人認為他是道家，但多數人認為他還是法家。引起爭論的主要原因在於，法家主要起源於三晉，並由儒家轉化而來，還有與道家的一個支派——黃老之學有內在聯繫。從整體上看，慎到是趙國人，與三晉關係密切，的確是法家，也受到了子夏的影響，如慎到的主要思想之一——「勢」，追其淵源，也是來自子夏，但他的慎師承則是黃老之學。不過慎到不是一位象吳起、商鞅那樣的法家實踐家，但卻大大豐富了法家的理論，成為先秦法家中僅次於韓非的法家理論家。慎到在當時享有盛名，但史書關於慎到的事迹記載不詳，他曾做過魯國的將軍，楚國太子的老師，齊宣王時曾長期在稷下學宮講學，有不少學生。稷下起風雲他早年也一直致力於學術，後來到了齊國稷下學宮才開始發跡。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齊國在都城臨淄設立的我國最早的官辦大學，「稷」是齊都臨淄西門城門名，「稷下」即齊都臨淄城稷門附近，齊國君主在此設立學宮，學宮因處稷下而稱「稷下學宮」，是由戰國田氏齊國的齊桓公為聚集人才創立，將學者封為大夫，實行「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的方針，人們稱稷下學宮的學者為稷下先生，隨其門徒，被譽為稷下學士。稷下學宮最有名的兩個人是孟子和荀子，兩人都曾在稷下學宮任職，荀子在齊襄王時期曾三次作學宮的校長（祭酒）。稷下學宮學術氛圍之濃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豐碩，都是獨一無二的，學宮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才消失。齊宣王時期，採取了更加開明的政策，四方游士、各國學者紛至沓來，稷下學宮的規模和成就達到頂峰（濫竽充數這個典故就和齊宣王有關），儒、道、名、法、墨、陰陽、小說、縱橫、兵家、農家等各家學派林立，學者們聚集一堂，圍繞著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禮法、王霸、義利等話題，展開辯論，相互吸收，共同發展，世稱「百家爭鳴」。當時，慎到就是稷下學宮一名著名的學者，位列上大夫，齊王還特意為他們建起了高樓大廈，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正是這種自由的學術氛圍，給慎到法家之「勢」思想的發展提供了土壤。古代領導學的科學內涵後世將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分為法、術、勢三個流派，慎到就是因對「勢」的深入研究而開風氣之先，是「勢」派法家的奠基者。慎到認為，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就必須重視權勢，而不是尊重賢良，這樣才能令行禁止。慎到說，駕雲的飛龍，騰霧的游蛇，在雲消霧散的時候，和蚯蚓沒什麼區別；堯很有賢德，可是他作老百姓的時候，連鄰居都指揮不了，昏聵平庸如桀這樣的人因為有了權勢卻能使天下大亂；可見賢德不足以使不肖者服從，而權勢和地位卻能使賢人屈服，只要有了權勢和地位，即使是沒有名望的人也能做出決斷。這種權勢與威嚴其無與倫比的領導力來源於哪裡呢？他能讓人言聽計從的奧妙又在哪裡呢？慎到強調「勢」，實際上就是論述領導力或者說權威的來源問題。現在領導科學、組織行為學認為，權威來自兩個因素，一是權力因素，就是職位、地位以及隨之而來的權力；二是非權力，如能力、品德等。慎到認為，權威只能有一個來源，那就是地位和權力，權威的代表只有一個，那就是君主。具有統一權威的君主的存在是國家治理得前提，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威，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指導思想來治理天下。所以慎到是君主集權主義的堅定支持者。慎到與眾不同的思想在於，他反對將非權力因素作為權威的來源，君主確立後就不能再遵從賢能的人，因為如果將能力和品德等視為權威的來源，就會導致君主和賢能的人爭奪權威，這樣將導致混亂，甚至比沒有君主的還要糟。慎到關於「勢」的理解，歷代為君主集權思想所斥，這真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其實這種關於國家權威的論述自有其深刻的一面。對於一個個人而言，同時強調其權威來源的權力因素和非權力因素當然非常正確。可是，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如果過於強調其權威來源的非權力因素，就會如慎到所言導致國家沒有權威，導致混亂。我們不妨看看西方的民主，民主的一個方面通過選舉確定權威，另一個方面就是強調對權威的絕對服從。面對小布希和戈爾對選舉結果產生的爭議，美國最高法院的九個老人以5：4的表決結果裁定布希當選總統，小布希和戈爾以及全美國人民都心平氣和地接受了這一結果，不是因為5個老人比4個老人更聰明，而是美國憲法賦予最高法院的權威要求每個人必須接受這個裁決。小布希後來的政策越來越不受歡迎，很多美國人都罵他、反對他，甚至有人說他是個笨蛋，可即使是反對小布希的人也必須執行他的命令，因為小布希是總統。試想如果人們有權因為小布希是笨蛋可以拒絕服從他的命令，那麼美國豈不是要亂套嗎？這正是慎到強調「勢」的深意，只可惜儒生們往往領悟不了這一點。讓皇帝走下神壇慎到把法家所主張的「法」和道家所主張的「道」或「理」等同起來。道家認為人君在「道」面前只能「惟道是從」、「無為而治」。慎到則認為人君在法面前也應「事斷於法」、「無為而治」。這既是他的法律觀所導致的結論，也是他的國家觀所導致的結論。二者都源於他的公私觀。在他看來,天子、國君以及各級官吏不但必須「任法」、「守法」、「唯法所在」，而且都是為了服務於天下、國家而設立的。因此他說：「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他已從公私觀上將天下、國家和天子、國君區分開來。所以他主張臣下「以死守法」、「守職」，而反對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為國、為「公」，而不能「行私」。為了防止國君行私，慎到反對國君「自任」，而要求國君「任法」。也就是說不論是天子、國君還是官員，都是做事的，而不是做官的。這樣一來就降低了君主的重要性，「貴勢」的思想基礎是人的平等性，即君主與匹夫一樣都是凡人，君主不一定是才智最出眾的，君主之所以有權威，僅僅是因為他佔據了君主之位，而不是因為他出身高貴、能力超群、品德高尚，只因為他在君主的位置上，所以他才厲害，脫了「那層皮」，他什麼也不是。這比儒家傳統的「天生聖人，作君作師」等動輒就搞個人崇拜的君主理論更符合現實，跟具有進步意義。慎到說，「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頗有點今天強調納稅人意識的味道，比強調君主是天下的衣食父母這樣的論調進步多了，也就是讓君主走下了神壇。可見慎到是史上第一個禁止個人崇拜的牛人。反對人治的早期法治鬥士人治還是法治，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焦點。和所有的法家一樣，慎到高度重視法律，極力提倡法治。在確定了勢，使得「民一於君」之後，要使國家大治，還要「事斷於法」。慎到明確指出人治是一種最大的「私」，也就是用私心作為衡量事物的尺度。實行法治的目的就是要去私（立功去私），要用法律這一客觀的公共尺度取代個人私心的尺度。慎到曾說：「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慎子·佚文》）又說：「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慎子·君人》）他認為如果君主拋棄法，而用自己的好惡來治理國家，就會造成誅殺、獎賞，給予和奪取都從君主的心愿出發，那末就會同樣的功勞、獎賞卻不同，同樣的罪行，處罰卻不一樣。因此，怨恨就自然產生了。國家就會因此動亂。連環計破齊國謀慎到在學宮講學時，其中一個學生是楚懷王的太子橫，當時橫正在齊國為人質，橫就是後來的楚襄王。楚懷王死後，橫作為太子要回國即位。齊王要求楚國獻出東部五百里土地方准楚太子回國。橫在慎到的指點下答應獻奇王，因此得以回國即位為王。當齊國遣使來楚國索取東地時，楚國大臣子良主張守信獻地，然後再發兵奪回；昭常主張一口拒絕，馬上發兵防守；景鯉則主張向秦國求援。最後慎子建議楚王採納三人的意見加以綜合實施：先派子良去獻地，穩住齊國；再派昭常為大司馬領兵往守東地；最後派景鯉入秦求援。這個事件的結局是，等到齊國發覺上當而出兵進攻楚國東地時，卻發現既有楚兵防守，又有秦兵救援，只好退兵，無功而返。慎到之死除了一些零星的記載之外，慎到隨楚襄王到了楚國後事迹不詳，可能是死在楚國。有學者認為，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墓主就是慎到。1993年在湖北荊門郭店村一號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簡，經整理編定為十六篇，圖片和釋文見於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簡》。通過這批竹簡的研究，考古學家認為，郭店一號墓的年代當在公元前280年前後。即在楚懷王——楚頃襄王年代之間，與屈原的時代約略同時。但墓之主人的身份尚未表明，但很有可能是慎到。具體如何去世的，沒有任何典籍記載，也就成為歷史上的疑案了。歷史的迴音慎到把國家職能規範化，用規範的形式體現和保證統治階級的利益，無疑是傑出的思想。首先他論述了君主與國家的關係，指出君主僅僅是國家職能的執行者，是法的工具。接著他把國家職能規範化，使治理國家的方法由神秘轉向公開，是中國行政管理學上的一個創舉。慎到的勢、法、術互相制約、互相補充。尚法是處於中心地位的思想。而法之行，賴於統治者的威勢。有威勢、始能令行禁止，而達於至治。重勢之說為韓非吸收繼承。但是對於其人其事，歷來評價褒貶不一。莊子把慎到與彭蒙、田駢等量齊觀，認為他們都是道家，由於莊子是道家，其思想與慎到有共同之處，所以，莊子的評論與分析都是讚揚性質的。荀子的評價就不一樣了，荀子認為，慎到的思想學說是一種迎合君主與大眾的學說，細究起來很難看出它的旨歸所在，散亂而不成系統，因而是不能用來安邦治國的。而且慎到片面強調法，忽視人的作用、能人的作用，認為法可以包辦一切，這又走向了極端。但是，慎到的學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並非毫無道理，因而是可以聊備一說的。秦漢以後，隨著儒家學說定於一尊局面的出現，慎到的學說遭到了徹底批判。「勢」之缺陷如果說慎到之「勢」有什麼不足之處，其致命的缺點就是沒有論述「勢」的合法性的來源，也就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可以分為這麼幾種：一是天命所歸，君子是天子，是代表天來統治世界的；二是道德高尚，君主是聖人，百姓理應聽從聖人的統治；三是君主能力超群，能讓百姓過上好日子；四是民眾的同意。中國古代的傳統尤其是儒家強調前三種合法性來源，第四種是西方民主社會的理念。但慎到沒有論述君主的「勢」為什麼合法，也許他認為「勢」本身的存在就是合法的證明。正是由於沒有論述合法性來源，又不贊同儒家所謂「天命、聖人、道德」一類的虛偽論述，導致後世的法家都極力用武力來維護其統治，本來對「勢」的強調是對君主的神聖性的否點，但法家用強力維護「勢」的結果，又導致了高度的極權統治，這不能不說是個悖論。慎到的學說確實存在著重法輕賢的缺陷，也存在著重人法與順自然法這兩者難以統一的矛盾，但是，它避免了老莊道學純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家主張絕對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兩種極端。它對稍後的法家具有啟蒙的意義，可以說是法家領導學理論的開創者。慎到雖然倉促地結束了他短暫而又炫目的人生旅途，但他卻為我們留下了數不盡的精神財富。我們應該去繼承發揚，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我們學習現代領導學理論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文/劉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