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北戴河海濱的林彪緊張地注視著什麼
躲在北戴河海濱的林彪緊張地注視著什麼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北戴河,處於蕭條冷落之中,林彪卻還在夏天經常到此居住。1971年夏天,他和葉群住離北戴河西海灘
林彪在北京日常居住之處主要有二:一是自己住所毛家灣,二是北京人民大會堂。毛家灣四周都是高牆,北部並不臨街,設有解放軍出版社,即平安里三號。當時交通部門想設立115路電車,終點站就在毛家灣和平安里三號之間,但沒有得到毛家灣的同意,原因是怕聲音大影響林彪。
夏天天氣炎熱時,如果北京有事,他便搬到大會堂住上兩三個月。在人民大會堂,林彪通常住浙江廳。他怕光、怕風、怕水、怕劇烈的聲音,怕驟變的溫度,怕人多,怕疲勞,怕唆,怕很多常人不怕的東西。他不喜歡熱鬧,有人說是性格變異,有人說這是戰爭負傷留給他的毛病,並滲透到心理和神經之中。
當然,如果夏天在北京沒有事,林彪經常到大連和北戴河去住。至於春天,他喜歡住在蘇州,江南的春天最叫人神往,有時一直在那裡度過春天。
林彪的生活習慣,在當上「副統帥」後仍是十分古怪,每日的主要內容是沉思,在無聲、無光、無色彩的氛圍里,他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靜默著,如老僧入定。沉思和寡言,是同他接觸過的黨內領導人的一致印象,不過那時大家都沒有向陰險方面聯想。
據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寫的回憶錄稱:林彪有時也在屋裡走動,自言自語著,咀嚼著炒熟的黃豆。有時他一根一根地接著劃火柴,直至整盒被劃光,臉上才露出一絲笑意……
按照林彪通常的規律,每天坐五六個小時,上午3小時,下午少則2小時,多則3小時,只有在無風的黃昏,他才到院子里走一會,光線強烈時絕對不行,即使睡覺。在夢中,他也不會停止思考,他有時突然從床上爬起來,叫秘書記錄夢中思考的結果。為了防止出現考慮不周,他又給周邊的人立下一條規矩:所有他批閱的電報和文件,一律押3個小時後再發。
了解林彪生活習慣的人都說,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別人突然打亂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擾能使他產生一種情緒反射,平時最不能控制的就是這種情緒,連葉群都說不清那種情緒是什麼。這種情緒不經常發生,但是一旦發生,就會顯示出兩個非同尋常的癥狀: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在這種情況下,林彪什麼都不能做,不僅不能看書、聽彙報,連吃飯都有困難。遇到這種情況,林彪只能絕對卧床休息,而且經常要休息四五天才能恢復正常。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除了拉自己的幫派之外,林彪奉行的原則是「毛主席同意我同意」、「毛主席劃圈我劃圈」的「緊跟」策略,自己輕易不出頭。接見外賓時,他一向不願意去,只是毛澤東出場要他作陪時,才勉強走一下。平時,林彪沒日沒夜地考慮問題,在陰暗的屋子裡制定大大小小的軍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聽秘書講文件並由秘書代他在文件上畫圈。表示同意時,他就掄起胳膊在面前畫一個圈子,秘書就在文件上劃一個同樣的記號。如果有話要說,就由秘書記錄。他不同意時,就說「不予答覆」,或者做一個壓下去的手勢。
後來「批林」時揭發材料說,林彪所「圈閱」過的文件,其實都是秘書畫上去的圈,這講的是實情。
在很長時間裡,林彪活動的方式是「轉車」,即坐上汽車開到野外狂奔,在顛簸中感到一種快意。而到了1970年秋天以後,這種僅有的外出活動也變得很少有。
廬山會議的失策,使林彪陷入深深的懊喪煩躁之中。他本來就不苟言笑,現在更加沉默寡言了,除了不定期聽秘書講點兒中央文件外,其他方面的文件很少聽。他減少了會客,常常是一個人關在房間里踱步,一圈接著一圈,不停地轉。
此時,毛澤東對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將採取了保批兩種政策,不過在組織上保林彪的同時還是逐漸加大了對黃、吳、李、邱「四大金剛」和葉群的批判力度。由於廬山會議批判的只是陳伯達,林彪及其手下一夥的問題還未被黨內軍內高級幹部完全知曉和引起警惕,於是毛澤東開始採取一些「消熱」措施,多方「打招呼」,給「永遠健康」的「林副統帥」澆冷水。他頻繁地接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和群眾團體的領導人,向他們個別打招呼。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幫助下,採取了從輿論到實權逐步削弱以至於瓦解的策略。當時批評黃、吳、葉、李、邱,其矛頭所向,林彪心裡最清楚,一些領導幹部也隱約地能感覺出來。
1971年1月,當時被認為是受陳伯達影響並被林彪控制的北京軍區改組(後來對此定性有不同看法)。同年4月,毛澤東親自派人參加過去由黃、吳、李、邱控制的軍委辦事組,實行了「摻沙子」,林彪一夥在此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到了4月中旬,批陳(伯達)整風彙報會召開,林彪手下「四大金剛」和葉群的檢討及毛澤東的批語在會上散發。5月下旬,《毛主席會見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談話是1970年12月進行的)在各級領導幹部中逐層傳達,其中重要的是提到「四個偉大」(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提法「討嫌」,而這一提法恰恰是林彪所最熱衷的。
此前幾年,已經把劉少奇定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歷史證明這是一大冤案),這時又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矛頭所指自然不是一般人物!
從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對他在廬山會議上帶頭搞起來的這場風波,沒有作過任何檢討,甚至友善的姿態也沒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氣充溢在他胸中。有人認為無論對與錯,林彪都堅持自己的觀點,從不公開承認錯誤,最多不吭聲而已,這次又是抱著死硬到底的態度與毛澤東硬頂。不過從新中國成立後的情況看,林彪表現出的多是柔媚的一面,骨子裡的一股霸氣很少發作,這時只是以陰謀對抗的手段來發泄。林彪當時的警衛秘書李文普針對「頂牛」一說曾回憶道: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曾要見毛主席,長時間毛不作答覆,說林彪個性很強,從不服軟,不是真實的。且不論李文普的這種分析如何,從當時的情況看,林彪不作檢查,是因為感到這沒有什麼用,真實的動機不可能亮出,檢討反會徒增自己的罪狀。按他兒子林立果的話講,已經是一種「與其束手待斃,不如破釜沉舟」的心態。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抵達118號房間不久,羅馬尼亞客人也到了。我忙著拍攝賓主握手的鏡頭,待賓主落座後,又趕快拍攝會議的場景。我見會談的氣氛已進入正常的軌道,就退出來到門外的大廳里等會談結束時再進去拍攝。我在外轉一圈,找人把剛拍的膠捲送回社裡沖洗。回到大廳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廳的西北角,沒有坐在沙發上而是坐在一張椅子上。我以為會談結束了。再看看,主席、總理的警衛員都還在大廳里,他們也和我一樣愣愣地瞅著莫名其妙的林彪。不知林彪什麼時候從118房間里出來的。我們光著頭還熱得直冒汗,他卻萎縮成一團,帽檐壓得低低的,最叫人驚駭的是他那張沒有一絲血色的臉,雖然看不見他整個臉龐,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張蠟人的臉。我回到118房間,毛澤東旁邊的沙發空著,和「五一」晚上那個椅子幾乎如出一轍。毛澤東泰然處之,興緻勃勃地舞動著手臂和客人熱烈地交談。周恩來平靜地微笑著,時時插上一兩句話。康生話不多,鏡片後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會談結束了,林彪還沒有進來。待毛澤東他們都走了,我收拾完攝影箱,才離開118房間。到大廳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還坐在那兒。
林彪兩次不告而辭,身體不適是託辭,其實是顯露出他決心對抗的強硬態度。林彪的警衛秘書李文普便說過當時的情況:
我們在他身邊只是覺得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後他情緒不好,身體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見面,也未感到有多大異常。他的身體狀況有病歷可查,服藥都由保健醫生記錄。301醫院、北京醫院專家、醫生給林彪看過病、檢查過身體的人很多,幾屆保健醫生現仍住在北京。九一三事件發生前,北京醫院的蔣保生醫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張寧到達北戴河的前幾天,蔣保生又請北京醫院、解放軍301總醫院的專家、醫生到北戴河來,對林彪的身體狀況作了詳細檢查,認為同過去一樣正常,沒有發現新的問題。
在一再等待之後,毛澤東對林彪也徹底失望了。這種失望之情,便表現在20多天後的一次小型彙報會上。
「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還有葉群,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
當時熊向暉一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前他認為,這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問題。於是他據實報告:「沒有聽黃總長講過。」
毛澤東聽到此話,馬上追問:「有沒有看過黃永勝等人的檢討?」
熊向暉回答:「沒有。」
毛澤東轉身問周恩來:「那五個人的檢討,發給總參了沒有?」
周恩來馬上回答說:「發了,總參和軍委一共發了60多份。」
毛澤東馬上想了一下,60多份,應該發到了熊向暉這一級幹部手中,而他竟然不知情,這說明了什麼?經過片刻沉思,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突然提高聲調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這話說完,室內空氣一下子緊張起來。接著,毛澤東針對周恩來講自己在歷史上也犯過錯誤一事,特彆強調說:「你犯錯誤是陽謀,他們是陰謀。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我歷來主張,黨內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絕不允許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真正搞馬克思主義的人,就要講團結,就要光明正大。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講到這裡,毛澤東停了停,別有意味地問熊向暉有秘書沒有,寫報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書代勞,聽到熊向暉說是自己動手時,毛澤東便說:「那好。我這裡的文件,就是一個秘書管的,他的任務就是收收發發。文件來了,我自己挑選重要的看。需要提點意見的,我自己動手寫,從來不讓秘書代勞。共產黨員一要動手,二要動口,就是要動腦筋。現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動手、不動口、不動腦筋,什麼事都靠秘書,聽說連科長都有秘書,搞成了『秘書專政』。有的人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這不是共產黨的作風,是國民黨的作風。」
將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批評為「國民黨的作風」,這在當時可算得上是非常嚴厲且性質極為嚴重的。熊向暉聽了心裡也是一驚,他知道: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辦公室主任的人,這指的就是林彪。
1971年夏季來臨,這一年北京的天氣格外熱,林彪又到北戴河避暑。不過他手下的「四大金剛」卻坐鎮北京,兒子林立果也東竄西跳,向他時時報告情況,特別是毛澤東的動向。
這一年8月15日至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除了強調黨內團結和不要搞分裂(「分裂」一詞大有深意),還說:不要把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秘書。林彪那裡,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還有黃永勝那裡是不是?
當時有人回答說:黃永勝那裡早就不是了。後來了解這個回答的情況是假的,實際上黃永勝的老婆項輝芳當時還在當黃永勝辦公室的主任。
毛澤東馬上強調說: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麼大的權。我的秘書只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只有兩個文件,當時因為身體不好,我口述,別人記錄,最後還是經過我自己修改印發的。其中一個就是《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所講的這篇文章,是解放戰爭時寫的一篇重要報告。
隨後,毛澤東又找湖南負責人華國鋒,在談話中解釋了去年在廬山會議時所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大有炸平廬山之勢」這句話:「說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是有用意的,空軍才能炸平。他們發稱天才的語錄,不給李德生同志發,他們幾位是井岡山山頭一方面軍的。一次當著他們的面,我說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個山頭的,寶貝如何能給你呢?會上念的稱天才的語錄,事先也沒有談過,也不知是哪本書、哪一頁的,是說假話嘛。」
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直接把矛頭指向「空軍」,這正是林彪父子及吳法憲想控制的重點單位,寓意更進了一步。
接著,毛澤東又講了解決九屆二中全會出現的問題的措施,特別說如何解決北京軍區的問題,並具體地說: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頭、挖牆角、摻沙子。看到38軍的報告很高興,當即批了。把24軍、21軍、38軍整得厲害,特別是把38軍整得苦。還批了濟南軍區反驕破滿的文件和劉子厚的檢討等文件,這是打石頭。改組北京軍區是挖牆腳。中央警衛團、北京衛戍區,他們沒有插進來。摻沙子,摻了李德生、紀登奎。還少,叫李先念參加軍委辦事組。不能不管軍隊,開會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參加,可以不到會。你們要過問軍事,不能只當文官,要當武官。
這裡提到「打石頭、挖牆腳、摻沙子」,並點到目標是「軍委辦事組」,顯然是要解決林彪手下「四大金剛」的問題。不過毛澤東當時在談話中,雖說了林彪的責任,卻表示還要保他一下。在談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時,毛澤東聯繫當時提出來的「黨的歷史上的10次路線鬥爭」的提法說: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幫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氣。你們經常和我通一通氣,也可以嘛。
毛澤東在長沙找廣州軍區的負責人丁盛、劉興元等談了話。由於廣州軍區的部隊差不多都是四野的老底子,在此「打招呼」顯得非常重要。毛澤東在同這些人談話時,還叮囑不要把內容外泄,其實也就是防止讓林彪一夥提前知道。
此時住在北戴河的林彪,預感到毛澤東在南巡時會向幹部談到自己的問題,便千方百計想了解行蹤,並探聽毛澤東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的內容。
李作鵬當天回到北京,立即將此內容告訴了黃永勝。當晚,黃永勝又打電話,將毛澤東談話的內容密報給在北戴河的林彪和葉群。
林彪得到這些消息的內心反應,自然可想而知。以林立果為首的「小艦隊」馬上採取行動,準備以武力「保衛首長」,其方式就是想謀害毛澤東,實行所謂「571工程」即「武裝起義」計劃。
當時,林立果有兩名主要助手,一是周宇馳,二是於新野。於新野於
據林彪外逃後不久扣押的「聯合艦隊」成員的供述,以及當年調查得到的材料,曾公布「聯合艦隊」準備謀害毛澤東的辦法主要有8種:
第一種辦法,如果毛澤東的專列停在上海虹橋機場專用線上,就由負責南線指揮的江騰蛟指揮炸專用線旁邊飛機場的油庫,或者讓油庫燃燒。據王維國交代,這時就由王維國以救火的名義帶著「教導隊」衝上火車,趁混亂的時候,先把汪東興殺死,然後殺害或綁架毛澤東。
第二種辦法,是準備在第一種辦法失敗後採用的,就是在毛澤東的專列通過碩放鐵路橋時,炸掉鐵路橋和專列,製造第二個「皇姑屯事件」。然後他們再宣布是壞人搞的。碩放橋在蘇州到無錫之間,他們已經到那裡看了地形,連炸藥怎麼安放,都測量和設計好了。
第三種辦法,如果碩放炸橋不成,就用火焰噴射器在路上打火車。周宇馳講,火焰噴射器可以燒透幾寸厚的鋼板。朝火車噴射,很快就會車毀人亡。王維國、周宇馳等人也到鐵路沿線看過地形。他們準備從外地調來火焰噴射器部隊,不過後來也擔心,這支部隊能不能執行命令很成問題,搞不好乾部戰士會先把下命令的人打掉。
第四種辦法,是用四○火箭筒和
第五種辦法,是要王維國利用毛澤東接見的機會,開槍殺害毛澤東。
第六種辦法,是利用中央開會的機會,對毛澤東下毒手。
第七種辦法,是策劃用飛機上的機關炮、警衛營的步槍、機關槍打毛澤東乘坐的專列,把車打停以後,欺騙戰士說上火車去抓兇手,看著哪個活著就把他幹掉。
第八種辦法,是要在杭州用改裝的伊爾-10飛機來轟炸毛澤東的專列。
雖然上面的惡毒圖謀還都在計劃之中,並未能付諸實行,卻可看出其兇狠毒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冊上,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件。
對於林彪的歹意和林立果的布置,當時毛澤東並不清楚,不過還是覺察出一些蛛絲馬跡。特別是在到達南昌之後。
許世友、韓先楚於
毛澤東開門見山,講黨的歷史和路線鬥爭問題。他說:中國共產黨的10次路線錯誤,是要分裂黨,但沒有分裂成。這些話的寓意所指,正是針對林彪拉幫結夥想搞分裂。
當時江西省的主要負責人是程世清,「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一個軍隊的師政委,到江西支左後被提升起來,與林彪集團關係密切。「九一三」以後,他也被當作死黨關押並交代問題。為了替自己申辯,程世清在致中央的信中說,在南昌他聽到毛澤東就林彪問題「打招呼」後,馬上就講了周宇馳等人到江西活動等反常現象,引起毛澤東的警惕。由於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在世,程世清所申訴的內容不會是虛構的。
不管程世清此前有什麼問題,這次聽到「打招呼」便馬上反映林立果問題,應該說還是好的。
毛澤東聽到這一反應,此後行程便格外警惕,有些行動是多少年從未見過的。
解放以後,毛澤東很喜歡在杭州居住,曾來此40次,除了北京之外,是在國內到達最多的地方。此次毛澤東到達杭州後,便在車上找南萍、熊應堂、陳勵耘和汪東興一起談了話。當時,南萍任浙江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熊應堂任省軍區司令員,陳勵耘任空五軍政委。這次談話,持續了1個多小時。
按照慣例,毛澤東會在杭州居住一段時間,然而
毛澤東聯繫到在南昌聽到程世清的報告,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測行為,於是他當機立斷,及時採取措施,首先把汪東興找去,提出要把專列轉移。毛澤東的專列於9日凌晨轉到靠近紹興的一條專線上。據汪東興回憶錄說,10日中午毛澤東突然叫他說:
「走啊!不要通知陳勵耘他們。」
汪東興說:「主席,不通知他們不行。」
毛澤東問:「為什麼呀?」
汪東興說:「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來的時候,都通知了;走的時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還是要靠地方。」
毛澤東又說:「那就不讓陳勵耘上車來見,不要他送。」
毛澤東擔心陳勵耘,正因為他是空五軍政委,與林彪父子有特殊關係。當時陳勵耘掌握著杭州的警備大權,直接指揮毛澤東住所的警衛工作。1996年汪東興發表回憶錄時,還說當時「毛主席住在杭州,無異於進入了虎穴」。
毛澤東乘坐的專列在南京站只停留了15分鐘,並沒有見南京的同志,只有汪東興下車見了許世友。此後,專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開。在濟南站,毛澤東叫汪東興打電話通知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到丰台車站等候,說要同他們談話。當時李德生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紀登奎任北京軍區第三政委,吳忠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過去毛澤東從外地視察回北京,從來不在丰台站下車停留,這次的反常舉動,肯定也是出於警惕做出的。
毛澤東突然返京,周恩來也不知道。據汪東興回憶,「回來後,我打電話給周總理。周總理還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感到詫異。他問:『你們怎麼不聲不響地就回來了,連我都不知道。路上怎麼沒有停?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的呀。』我回答周總理說:『計劃改了。』我還說,電話上不好細說,以後當面彙報。」
據後來揭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說明,
他們要轉移到哪裡去呢?審判林彪反革命集團時所說的「兩謀」,那便是:一個是陰謀殺害毛澤東;另一個是陰謀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不過,在毛澤東健在時,在廣州另立政府,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毛澤東一聲號令,廣州軍民都會響應。
當時林彪、林立果感到陰謀敗露,又不可能主動認罪。唯一能選擇的逃避之途,便是飛向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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