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民間反壩行動 - 與龍共舞的日誌

怒江民間反壩行動　2004年4月，中國水電又一巨作"怒江13級水壩工程"被國務院緊急叫停。但在當地，從政府到學界，"原來怎麼進行，現在還怎麼進行"的建壩呼聲並未減弱，老百姓仍然在被動員為了"廣大人民的利益"遷移讓地給電站。民間環保組織把視線投向那些無力自保的原住民，發起反壩運動，幫助當地人了解："到底該不該支持電站建設？如果一定建站，該如何與政府簽訂保護自己長期利益的協議？"怒江訪問瀾滄江　　 2004年5月底，在大陸民間環保組織的幫助下，茶紹光、李根文等14位來自雲南怒江幾個村的傈僳族村民，來到了距家鄉最近的一個水電站--漫灣水電站，進行了一次關係到全村人命運的考察。　　 位於瀾滄江中遊河段漫灣鎮的漫灣水電站，建於1986年，1995年投產發電，當時是該省最大的水電站。站在電站大壩上面，看著山一般巨大的水壩和瀾滄江混濁的江水，怒江來的村民沉默了。　　 不遠處的電站垃圾場上，垃圾車開走後，一群老少男女湧上垃圾堆，開始翻撿其中能換錢的東西。這些拾荒者，是世代生活在漫灣的居民，他們從前的家就在大壩的壩基下-那裡曾經有一個叫田壩的村莊。　　垃圾堆旁，一個年輕女子看到這些外鄉人，抽泣起來。如果能讓她像今天的怒江人一樣還有選擇的話，她不會這樣生活。漫灣電站動工那年，她正好6歲，如今她的女兒也6歲了，她卻淪落到只能與骯髒的垃圾為伴，換取每天一兩塊錢甚至幾毛錢的收入。　　 78歲的老阿媽是拾荒者中年紀最大的，正在一個塑料袋裡翻撿腐爛的死魚。這裡的每個人，要想活下去就得天天出工，無論男女老幼。　　 一個18歲的小夥子，稱從自己8歲那年電廠發電開始，就在這裡撿垃圾，如今撿了整整10年。問他最大的願望是什麼？小夥子說從來沒想過，他反問："由撿垃圾開始的人生能有什麼願望？只要能在這裡撿垃圾就行了。"　　 不久後，在茶紹光的家鄉，可能矗立起一座同樣的大壩，怒江的村民正面臨一個現實選擇：是否要為電站的興建做貢獻--搬離家園，退出土地。除了不安地等待、猶疑之外，他們能做的就是去那些建起了電站的地方親眼看看：電站和大壩究竟給所在地的村民帶來了什麼？炎熱的峽谷里瀰漫著垃圾的惡臭，之前還指望靠怒江電站奔小康的怒江人，在這些被大壩傾覆的漫灣人的家園面前不知所措。年輕的李根文有些緊張，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找村委會來問問？"　　 田壩村前任和現任的支書、村長來了。現任村委會主任自稱"乞丐村長"，因為田壩村曾有半個村的村民靠電站垃圾為生。他告訴怒江的村民，當初一畝地1024元的賠償協議是被逼著簽的字，房屋的賠償每平米最高55元，最低30元，搬家也是強制性地從大瓦房搬到了臨時房。而這些都沒有通過農民同意，由管理局直接報了上去。全村190多人的山林土地就得到80多萬賠償，最後到農民手上的賠償只剩40多萬。"找政府嗎？找了，找了多少年了。我們像孩子乞求大人一樣，乞求政府看看我們的困境，但沒人理我們。"　　 屈指可數的幾個村民有幸得到電站的工作，前任書記是其中之一，電站基本上拒絕這些沒文化的村民打工。前任書記對當初輕率地簽了那些賠償協議無奈而懊悔:"那時號召我們顧大家舍小家，我們又是搬了家才談賠償。我們都相信上面的話，都說先搬家，有問題政府會解決。結果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眼下他最害怕的是失掉這份工作，一個月幾百塊錢的收入比起村裡其他人真是幸運多了。　　 從大壩到漫灣鎮幾公里的公路兩側，種著美麗的棕櫚樹和果樹，但在村主任李文成的眼裡，這些土地原本是他們的命根子。他絕望地說："大壩建在我們這裡不說，為什麼還要征我們老百姓剩下的全部土地？你是來建電站的，還來建什麼果園？！你們可以征我們的土地建果園，卻不許我們種地過日子！"當時漫灣移民是就地後靠，但電站從此再不許農民下山。"我們文化低，生活遇到困難了還表達不出來。"聽到這句話，一位怒江來的婦女伸了一下舌頭，大概也有同感。 　　 離開的時候，漫灣人一再告誡怒江村民說：我們的教訓就是你們的經驗，千萬不要走我們的老路。利益相關者中缺失的一方　　 促成這次兩江對話的，是雲南本土的NGO（非政府組織）"綠色流域"。在中國的水政治中，諸多利益相關群體里，老百姓是弱勢一方，他們的聲音很少被社會聽到。近年來，"綠色流域"等環保組織致力於研究促進公眾參與的流域管理理論，以達成所有利益相關群體的利益平衡，並爭取把社會影響評價納入大型工程審批標準，就像目前的環境影響評價一樣，對政府決策具有一票否決的權威。　　 2002年底由"綠色流域"負責人於曉剛主持進行的《漫灣電站參與式社會影響評估》是中國第一份大型工程的社會影響評價，成為了2003年的兩會期間的一個重要話題，並對怒江大壩的政府決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新華社記者據此發了一份內參，送到了總理辦公室。漫灣的問題開始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　　 怒江建壩爭論開始以來，爭論雙方都申明自己是為了怒江人民的利益。在許多人看來，靠水吃水是天經地義的，怒江人惟一的致富途徑就是水。　　 怒江邊，一位做建材生意的老闆告訴我們："為了下一代的利益，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建電站。我服從大局，這片地淹了，我一分錢不要都可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怒江除了水，什麼都沒有。不開發怎麼發展？發展電力，就可以不再燒柴，至少可以少砍樹。老百姓燒柴靠砍樹，一天砍一背，一背五六十棵樹。海拔1500米以下，一棵樹都沒有了。什麼板塊、地震，科學家都是在放屁，祖宗那幾棵樹都砍光了，樹都種不出來了，還談什麼自然為本？"這位五十多歲的老闆辦有幾家企業，他說他有錢也會投資電站。當地人說，他的話代表了怒江多數城裡人的意見。　　 當即有村民問他："你覺悟高，你有資本，你可以不要賠償；我覺悟低，我沒有錢，這幾分地就是我全家的一切，我為什麼要付出？"　　 怒江邊的一個小店前聚著幾位村民，我們詢問店主夫婦：建電站要你們搬家，你們想不想搬？他們說："如果讓我們選擇，我們肯定不想搬。我們在這裡土生土長，搬到外面人生地不熟。如果非要我們搬，一定要有房子、有土地，至少要解決兩代人的溫飽。"　　 一位老者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如果條件相同我也不搬，如果在不自由的情況下，那就沒有辦法了，土地是國家的，不是我們自己的。"　　 怒江爭論中，有這樣一種置疑：怒江的論辯雙方都是精英階層的知識分子，他們在討論"發展"這個問題時，有沒有考慮到當地老百姓的需求？這些老百姓知情嗎？他們認同論辯雙方的意見嗎？他們到底需要什麼？反壩到底是為他們好，還是剝奪了他們的一次"發展機會"？在怒江邊，一個打扮新潮的年輕人和父母正在水電公司開挖的壩址勘探點旁種玉米。我們問他修電站好不好，他卻認真地反問："你說修電站到底好不好？"我試著把反壩人士的意見告訴他："專家說不好，修了大壩，怒江的魚就沒有了。因為水壩的水是靜止的，魚就難活了。"　　 "有的人一輩子也沒有捉過一條魚，我父親就從來沒有捕過魚。"　　 "怒江經常發生泥石流，大壩會把泥沙堵在這裡，就會發生災難。"　　"不是可以炸開的嗎？"小夥子初中畢業，"技術決定一切"的教育看來頗有成效。　　 "如果建電站要你搬家，你願意嗎？"　　 "政府要把地拿走，我也沒辦法。不過幾代人都住這裡，搬出去也不知道好不好……"這是考察隊在怒江調查期間令人感到悲哀的問題之一，充滿硝煙的論戰進行了一年多，水電公司和鎮政府的代表到村裡量了土地，栽了界樁，而當地老百姓卻基本上不知道大壩會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影響的程度有多大。這也正是一些反壩人士的軟肋，再怎麼痛心疾首，空泛的概念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　　 於曉剛表示:"怒江開發的爭論該從精英打架回到百姓之中，傾聽他們的聲音。他們需要獲得信息的渠道。這關係到當地老百姓的生計，我們需要一次實實在在的行動研究，為老百姓提供知情的機會，讓他們掌握自己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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