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和社會嬗變中的三江源

「我們喜歡消費異邦異域的文化…對國家和民族的想像其實都是虛無的…我們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理…我們對逝去的東西無限留戀…不管你是否喜歡，變化已經在發生了，並且永遠都會存在…」

——奈吉爾·巴利，《天真的人類學家》

2013年3月中，成都平原已沒入油菜花的海洋，撲鼻的清香醉人心脾，可青藏高原還是春寒料峭的冰冷模樣，河面上依舊結著厚厚的冰。只有雪山下的駝色草場還泛著一絲溫暖，氂牛群星星點點地散落其間，啃食所剩無幾的枯黃乾草。

雖然四川和青海藏區已不是第一次來，但這裡的一景一物仍感覺和空氣一樣新鮮。自然地理與語言文化的差異，使得這裡的一切都籠罩著些許神秘和誘人的氣息。

不過，一旦坐下來，與當地人談及這裡的環境、社會和發展問題，雪域高原的神秘面紗就彷彿被一下撩開，曝露出的現實與困境竟然和中國其他偏遠鄉村並無二致。

甘達村的困惑

在青海玉樹州府所在地結古鎮，清澈的扎曲河歡快地穿過群山，奔向長江的源頭通天河。在這條河的上游十多公里處，甘達村的牧民們世代都在河兩岸的溝谷中放牧，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2010年4月突如其來的地震打破了原來恬靜的生活，也徹底改變了牧民對未來的期望和夢想。

地震中全村200多戶牧民的房屋和畜棚倒塌，54人遇難，112人受傷，1300多頭牲畜死亡。甘達成為外界關注和援助的重點，牧民們也因此第一次見到了過去只在電視里才有的大人物：總理、主席、省長、企業家和名人。震後171戶人家由於牛羊少、貧困、牧場水源枯竭等原因，自願搬進了災後重建的居民點。

和牧區傳統散落草場的房子不同，居民點更像內地的新農村聚居點。一幢幢紅頂白牆的獨棟平房整齊排列在山坡上，水泥小道縱橫交錯，伸向每戶人家。家家門口擺放著一個藍色大號垃圾桶，路旁有整齊嶄新的路燈，村裡還有村活動室、旱廁、垃圾車和垃圾站等配套設備和設施。

玉樹重建還在持續，每天都有大量的物資和人員進出。地震後，某企業給甘達村資助了一批車輛。村裡成立運輸隊、建立合作社、參與廢墟清理和物資人員運輸等，不僅參與了災後救助和重建，也解決了一部分人的生計。

牧民住進了新家，交通更為便利，配套設施也很齊全，但新的問題逐漸顯現。許多家庭放棄了畜牧業，出現了大量剩餘勞動力。男人和婦女開始呆在家裡無所事事，除了春季挖蟲草外，其它收入來源非常有限。隨著重建工作漸近尾聲，政府對車輛的管理越來越嚴格。村裡一些牧民自己買車組成的客運車隊也與政府的車隊產生了競爭，客運車隊的未來一下子變得很不明朗。

60多歲的村支書葉青滿心憂慮：「過去我們是牧民，這裡是純牧區，有草場有牛羊，生活上自給自足，偶爾還可以賣點牛糞、酸奶、酥油什麼的到鎮上。可現在建設佔用了很多土地，許多牧民把牛羊都賣了，牛糞和酸奶都要到外面去買。現在沒有歸屬感，未來的生活怎麼辦？」

葉青找來「青海三江源生態環境保護協會」的會長扎多。在三江源協會的幫助下，葉青分別組織村裡有駕照的、能歌善舞的、會經營餐飲業、會做藏裝和手工藝品的牧民，成立客運車隊、傳統說唱舞蹈隊和裁縫隊。政府已規劃把結古鎮建成高原商貿旅遊城，於是大家都滿懷希望，期待蜂擁而來的遊客也能來到甘達，讓村裡人能依託這裡的龍王廟、班禪講經地等景點開展以水源文化和生態景觀為特色的旅遊。

可真的會有大量遊客前來么？

從西寧到玉樹的高速公路建設正如火如荼。通車後，遊客十個小時即能從西寧到達這裡。重建後的玉樹規模大了數倍，店鋪旅館鱗次櫛比，外來人口甚至超過了當地人。可在這三千多米的高原，最佳旅遊季節只有春夏短短的三四個月。大量流動人口多為建設而來，重建結束後就會離開。結古鎮周圍的旅遊景點，如隆寶濕地、勒巴溝、文成公主廟、嘉那瑪尼石城等，也屈指可數，一天即可逛完。

「生態旅遊不是你要不要的問題。」面對質疑，扎多也顯現出一絲無奈和彷徨。「現在的政策是以城市為導向的，背後的思路是城鎮化。村裡沒有牛羊的還是比有牛羊的多,年輕人不願意再回到牧場。大眾旅遊可能會讓傳統文化消失。我們做這些就是在想，能否開展一種能反哺傳統文化的旅遊？」

沒有人知道答案。早在2010年地震之前，環境和文化的變化已經悄然發生。不知從何時起，甘達村9萬多畝草場的水源開始減少，190多個泉眼乾了50多個。人和氂牛都要喝水，冬季牧場必須建在水源邊：沒有了泉眼也就等於沒有了牧場。可利用草場減少，能飼養的氂牛也變得有限。另外，由於生活垃圾、採石隧道以及生活習慣改變等因素的影響，扎曲河的水也不再如過去那般純凈甘甜。震前有些牧戶就已搬到鎮上居住了，還有一些年輕人賦閑在家。

從2008年起，葉青和扎多就合作開展水源地保護。動員村民撿拾和清運垃圾，還用埋寶瓶、誦經、祈禱、豎經幡和建祭祀塔等宗教儀軌，試圖鞏固年輕人心目中正逐漸淡忘的傳統文化和信仰。

有意思的是，震後依然有36戶牧戶沒有搬入聚居區。他們選擇在政府的幫助下，在原來的牧場上重建房子，維持著傳統的放牧生活。由於人多地少，也有人提出種植飼草來圈養氂牛，而老人們則留戀傳統游牧生活。

放牧對年輕人還有吸引力么？

我問甘達村車隊的年輕人：「如果讓你們重新選擇，政府災後提供貸款，你會像現在這樣買車搞運輸呢，還是買牛羊回到昔日的牧場？」

令我詫異的是，他們都選擇了後者。

天賜之物

在甘達村關於未來選擇的糾結背後，是占村民年收入88%的蟲草。

在市場的吹捧下，蟲草早已成為內地城市炙手可熱的高檔保健營養品，一克高檔蟲草的價格甚至超過黃金。牧民的生活水平，也因為蟲草與外部市場和經濟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

如果沒有蟲草，甘達村的發展探索之路還會那麼從容么？

葉青回憶說：小時候草原上的蟲草非常多，可以說牛羊都是吃著蟲草長大的；前幾年蟲草還只有10塊錢一根，蟲草季節一個人就能挖到500多根；現在蟲草越來越少，已挖不到那麼多，價格也攀升到50塊錢一根。

蟲草的季節性很強，每年可採集的時間就集中在5-6月。挖蟲草主要靠的是眼力、經驗和耐心，不過各地蟲草資源參差不齊，更多時候還要靠運氣。因此，牧民每年的蟲草收入波動很大。有人能挖到一斤以上的蟲草，收入9-10萬。不過平均每人每年的蟲草收入在7000-10000元左右：這是高原牧民一年主要的現金來源。

然而，並非所有的地方都有蟲草。甘達村往東200公里，四川甘孜州石渠縣的然日村，村裡的草場就沒有蟲草，村民們只能到其他地方去挖。村裡四十多歲的木匠扎西和我算過他去年的收入：家裡氂牛提供的畜產品正好夠全家吃用，所剩不多，即使有剩餘也就能賣三四百塊錢，現金收入主要依靠蟲草和木工。

扎西的蟲草收入怎麼樣呢？挖蟲草要住到山上，得準備鞋、葯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去年光這些費用他就花了2000元，挖蟲草期間又花了近1000元的生活費。蟲草總共賣了7000元，刨去1500元的人頭費，最終收益也只有1500多元。這跟木工差遠了：每天180元，去年大約做了45天，共收入了8100元。

那麼然日村是貧困村嗎? 市面上6歲以上公氂牛能賣7000元，4-6歲母牛3000-5000。然日村少數牧戶有70-100頭氂牛，多數不過40-50頭，最少的也有15-20頭。如果氂牛市價來計算牧民家庭資產，無論如何你也不會相信然日村非常貧困，石渠縣是國家級貧困縣。

因為氂牛的市場價值並無多大意義。氂牛之於牧民，有如耕地之於農民，是生存之根本，一般不會出售。因此，牧民的現金來源主要是蟲草。拜市場需求和價格暴漲所賜，牧民越來越依賴蟲草。上個世紀80年代，然日村畜牧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90%，蟲草只佔8%，另外2%來自外出打工。到90年代，蟲草佔到總收入的30%，打工增長到10%，畜牧則降至60%。從2000年至今，蟲草已佔到總收入的70%，打工30%，只有10%來自畜牧。

在藏區傳統游牧文化中，氂牛才是上天賜予藏民的禮物，而非蟲草。如同土地之於農民，氂牛和草場也是牧民文化之源、立身之本。氂牛既是基本的生產資料，又是重要的生活資料。氂牛肉、牛奶、酸奶和酥油是每個牧民家庭必需的日常飲食，氂牛皮可以鞣製加工成衣服和糧食袋，氂牛毛可以用來捻線紡織加工成帳篷、套索等物品。氂牛本身還是游牧轉場時重要的運輸工具。即便是牛糞，也是牧民家必不可少的燃料、肥料及建築材料。

可以說，在牧民眼裡，氂牛從頭到腳、從裡到外，沒有一樣是不能被利用、沒有價值的。把氂牛當作商品出售，從宗教感情上許多牧民也難以接受，因為這無疑是一種殺生的生計。雖然食用氂牛肉，但牧民們心存敬畏和感激，並為此每日誦經祈禱。氂牛被許多牧民視為重要的家庭成員，有些更是被放生，終生都得到牧民們的看護和照顧。

「我的家鄉在日喀則，那裡有條美麗的河，阿媽拉說牛羊滿山坡，那是因為菩薩保佑的。藍藍的天上白雲朵朵，美麗河水泛清波，雄鷹在這裡展翅飛過，留下那段動人的歌。」歌中的家鄉是高原牧民是理想生活圖景。但隨著社會的變遷，這一圖景正被現實需求所啃噬。

由於蟲草收入來得快也相對容易，放牧在生活和經濟中的重要性驟降，有些牧民不再四季轉場輪牧。為了獲得更好的教育和醫療，擁有較好蟲草資源的牧民甚至賣掉所有牛羊搬入城鎮，依靠蟲草收入來維持生活。有些人則誤入歧途，荒廢了祖傳畜牧技能，又身無長技，貪圖享受，酗酒賭錢。

在藏區一個多月的調查中，我聽到牧民們討論最多的就是身份和文化認同危機。果洛雪域牧業發展協會會長邁蒼桑保憂心忡忡地說：「現在的牧民有些很富有，有些很貧窮。大家都依賴蟲草，但如果蟲草少了，或蟲草不值錢了，怎麼辦？蟲草多的地方，牧民都不想養牛羊了。不養牛養，就不是牧民了，男人不會鞣皮子，女人不會擠奶。黑帳篷變成了白帳房，都不像牧區了！」

當然，更大的擔憂是草場退化。因為沒有了草場，就沒有了家園。

草場退化

西部草場退化問題似乎已路人皆知，報章媒體上比比皆是。雖然引用的數據千差萬別，但顯現出的嚴重程度觸目驚心。

環保部《2005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稱，中國90%的可利用天然草場已不同程度的退化。然而，這些報告通常只有數值，並無研究方法和評估指標的詳細說明，也就無法判斷方法是否科學，結果是否可信，更無法做比較。真遇上刨根問底的傢伙，草場退化的標準是什麼、程度如何判定、國家現有的評定方法和標準是否科學，細究起來就真讓人為難了。

因為，草原生態系統是個複雜的具有多個穩定態的非平衡系統。也就是說，生態系統並不存在一個頂級植被狀態，植被並不一定隨人類和自然的干擾加大而線性退變。植被反而可能存在多個穩定狀態，且對干擾存在延遲反應。也就是說，今日草場的沙化不見得是昨天過牧造成的，而有可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人為和自然干擾的後果；而今天採取的保護措施，其效果也不見得立竿見影。

草場本身也千差萬別，極為多樣。乾旱區與半乾旱區、高原與低地、荒漠與沼澤的草原植被類型都迥然不同，能供養的家畜種類和組成也因此差異明顯。青藏高原典型的高寒草甸適合放牧氂牛，而內蒙的乾旱草原或荒漠草原則以五畜見常。不同類型的草原生態系統，草的種類、組成和群落結構卻可以千差萬別。即使是高原上的同一片區域，地勢高低、山坡陰陽、水分多寡等也會形成不同的優勢植被群落，其為牲畜利用的方式、自然和人類干擾與草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機理也不盡相同。

在這種情況下，倘若以演替模型線性退化為理論基礎，以同一套指標體系去評估各類草場的退化程度，制定同樣的分級標準，顯然是不合適的。此外，評估所使用到的各類定量或定性的指標（如生產力的下降、不可食雜草和毒草的增長、家畜產量、植被蓋度、群落組成、關鍵種組成、生物多樣性、土壤侵蝕程度、土壤有機質含量等相互之間的定量關係和主次關係），由於缺乏基礎研究的，往往沒有都無可靠和紮實的科學依據。

況且，「退化」本身也是漸變式的含糊概念，其分級最終取決於草場管理的目標。因此，對於青藏高原上的高寒草甸、草場和荒漠，如何評估退化程度、確定分級標準，甚至採取何種生態理論作為基礎，生態學家和管理者們仍爭論不休、莫衷一是。在這種情況下，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調整似乎更像是試錯。

因此，普通人要想憑肉眼辨別出某片草場退化與否、程度如何、該採取什麼應對措施，將是何等困難。我們一路從阿壩到果洛、從果洛再到玉樹和甘孜，一些區域無需詳調查，就可以初步判斷草場已在退化。

最明顯特徵是：一些山坡的草皮層開始斷裂、剝落、移位、乾枯和死亡，草皮剝落處已露出底層的黑色土壤，有些甚至開始沙化，殘剩的草皮猶如得了皮膚病後還未脫落的毛髮。或者是冬季牧場上遭過度啃食和踐踏的草皮被鼠兔翻拱開一個個洞，原先平坦的草場變得凹凸不平，黑色的土被翻到表面，嚴重的區域植被已完全消失，裸露出的黑色的土壤正在沙化。還有一些山坡被家畜反覆踩踏出縱橫交錯的小道，完全沒有任何植被覆蓋。

圖2. 從果洛大武鎮前往玉樹結古鎮，沿途有許多退化嚴重的草場（FFI/張穎溢）

那麼，青藏高原草場退化的原因是什麼呢？

各類研究眾說紛紜，但基本歸結為氣候變化、過度放牧和管理政策這三方面。在過去50年中，青藏高原的年平均氣溫升高、冰川退縮、冬季變暖已是不爭的事實。不過，是否因此出現乾旱從而造成草場退化，還沒有足夠的證據。相反，一些數據表明年降水量在遞增。

政府管理者和決策者通常認為過度放牧是退化的主因。頻繁引用的例子是黃河源頭的瑪多縣。這裡原來是無人區，解放後始有牧民遷入；上世紀80年代初牛羊過百萬，成為全國首富縣；80年代中歷經大雪災、乾旱後濕地萎縮、金礦開採、草場沙化和鼠害等打擊，如今已淪為國家級貧困縣，牛羊數量大幅減少。類似的案例還有玉樹曲麻萊縣的措池村、勒池村等地。

不過，研究草原的生態學家和社會學家更傾向於認為：牧民定居、放棄傳統游牧、大建圍欄、禁牧退牧、工程建設，才是最近二三十年來草場退化的真正根源。定居、圍欄等項目的本意是明晰產權、加強牧民環境責任感，但忽略了農業和畜牧業的本質差異。

幾千年發展出來的集體游牧方式能很好地應對環境和自然的不確定性，具有很強彈性和可持續性。集體畜牧業瓦解成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牧經濟，傳統草場治理模式崩潰，而能與脆弱的生態系統相互適應的新管理模式卻尚未形成。如此一來，環境就進一步惡化了。許多牧民不再四季游牧或輪牧，而將牲畜常年放牧在定居點的周圍，使得冬季牧場沙化、黑土灘現象非常嚴重。

此外，圍欄還阻礙了野生動物的遷徙，造成一些動物如藏原羚、藏羚羊被圍欄勾掛而死，而且改變了草場上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之間的關係。

不同的原因分析導致不同的管理目標和措施。如果認定過牧是草場退化的主因，那麼應對措施就是減畜甚至禁牧，讓草場憑自然力恢復。如果認為家畜與草原長期協同進化，那麼管理措施就不是禁牧，而是調整放牧的方式和強度。

第二種觀點認為家畜是該系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定程度的牲畜啃食和踐踏可以加速物質的循環、促進草的代償性生長，糞便和尿液能為整個生態系統帶來必不可少的養分。那麼，長期禁牧可能反而不利於草場恢復，導致植被類型和構成朝不利於食草動物利用的方向變化，如植物多樣性的減少、牛羊喜食草類和質量的減少。

然而，世代生活在草場上的牧民也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但往往被決策部門和外界忽視。牧民大多沒上過什麼學，沒有所謂的學歷，不能參與精英的討論和決策。而且，傳統游牧已被定義為落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牧民被認為是需要接受先進科技知識教育的人群。比如，我們造訪的甘孜麻呷鄉藏文文盲率83%，漢文文盲率97%以上。

沒有學歷不等於沒有知識

雖然文盲率很高，但牧民對周圍環境中的一草一木、每一種野生動物的生活習性、家畜和草場了如指掌，儼然是天生的博物學家。

他們掌握的許多知識生動豐富，在課堂和書本中無法找到。對於草場的狀況，牧民有自己的一系列評估方法：草的種類、高矮、質量和返青的時間，花的多少、土壤的肥力、野生動物的數量、氂牛的體型大小、奶的質量、空胎率、春季的死亡率、疾病等等，都是評估指標。

然日村普賢牧人協會的扎西認為，草場正在變得更好。因為今年春季村裡一頭氂牛都沒死，每家儲存的乾草還剩下許多，說明氂牛在外面已經吃飽了。而往年在這個青黃不接的季節，總有羸弱的氂牛會倒下，乾草通常所剩無幾。過去幾年裡，然日村為了恢復草場，恢復了輪牧制度，重新規劃草場利用，並採取了畜種改良、生態治理鼠害、補植牧草等一系列措施。

同樣樂觀的還有毛庄鄉的雲恰。他也覺得村裡的草場正在變好，因為馬麝變多了。雲恰說不出為什麼野生動物變多就一定和草場變好直接有關。「這是老人們傳下來的說法。」

有些牧民認為，草場質量變差與家畜組成的變化有關係，因為不同的家畜吃的牧草不同。過去，除了氂牛，多數牧民還養馬和羊。可是現在摩托車和汽車取代了過去作為代步工具的馬。小孩子們都去上學了，羊沒有人看管，容易被狼、熊和雪豹吃掉，所以羊也不養了。

多秀村委會的根秋多丁告訴我們：多秀村有3個隊380戶，大約有1萬頭氂牛、1.2萬隻羊，但羊在不斷減少。過去一般每戶養300-400頭牛、1000隻羊，現在家畜少了很多。從今年起，政府鼓勵牧民把牛羊馬都養齊全，哪戶人家養的數量超過100隻，就給予300元補助。草場承包到戶和孩子上學後，家裡的勞動力不夠，今年村裡就組建合作社，推動聯合放牧，讓幾家把牛羊集中到一起恢復輪牧。這樣剩餘的人力可以去做其他生計，也能讓老人去看病、孩子去上學。

對於草場質量與牛羊數量的關係，根秋有不同的看法。他說：過去牛羊多的時候，草好得很；現在牛羊減少了，反而不好了。以前大家都游牧，牛羊的糞便到處都是，肥沃了草場。可現在除了牛羊多的人家還在輪牧、草場也比較好外，其他牧戶一年四季都在定居點周圍放牧，草場自然變得非常不好。比如多秀村三隊的牛羊最多，但那裡的草最好的，野生動物也最多。

生態移民政策在外界爭議頗多。根秋說，多秀村不靠政府補償自己移到城裡的就有40多戶，靠政策補償移出去的有60多戶。村裡有些牧戶羨慕移民，認為他們的孩子有學上，能得到的各種公共服務也多。移民與草場好壞似乎沒有直接關係，基本上都是牧民自願的。他們有些做生意去了，有些則是為了給年邁的父母看病，讓孩子上學，有些則本來就嚮往城鎮生活。不過，養牛羊的大戶一般都不會離開。

穿過多秀村時，我們看到草場基本都用圍欄圍起來了。不過，根秋說，圍欄理應把差的草場圍起來，但實際上大家都圍好的，於是差的草場就變得更差了。同事也告訴我，許多牧民還是比較喜歡圍欄的，尤其是冬天。只要圍欄里有水喝，兩個禮拜都不用去管，能節省許多勞力。

根秋疑惑的是：按道理，有牧戶搬遷出去，牛羊變少，草場應該變得更好，可五年下來了仍沒見草場好轉。我們遇到的另一位牧民，在自己的牧場上做實驗，看禁牧能否讓草場變好。他把自家草場分成兩塊，一塊禁牧，另一塊仍舊放牧。結果禁牧的草場草長得特別高，看似效果不錯，但牧草多樣性大幅減少，春天也看不到什麼花；而保持放牧的區域，植被雖然矮小，但密度很好，花草的種類更多。

我們訪談的許多牧民認為，野生動物多的地方，草場也會更好，牛羊也會更健康。在他們的眼中，野生動物不是與牛羊爭搶草場的對手，而是草原生態系統或生命系統的一部分。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驢和白唇鹿等吃不同的牧草。狼、藏狐、禿鷲、雪豹也是系統中的一部分，就如同人和家畜一樣。

曲麻萊縣措池村為了保護野生動物，專門成立了野氂牛守望者協會，長期監測野生動物。會長尕瑪告訴我們，為了保護野氂牛，他們在外來項目的鼓勵下，讓出了12戶牧戶的草場給野氂牛；可有趣的是，牧戶一走，野氂牛也離開了。

牧民並不把自身獨立在自然生命系統之外，而只把草場作為從中獲益的一個外部世界。即使野生食肉動物吃掉一些牛羊，他們也覺得很自然，可以接受。他們更願意用鷹架而不是毒藥來治理鼠兔，因為鷹架似乎只是讓鼠兔們害怕而逃走了。

不確定的未來

如今青藏高原上出現的一系列環境問題，似乎更像是內在社會和經濟問題在自然生態領域的外在表現。

過去，牧民們對於放牧及草場管理有著自己的知識體系和傳承。然而，這些傳統的經驗和知識，在現代社會裡卻因缺乏實證，而被視為糟粕。三江源地區教育落後，生態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研究相對匱乏，尚缺乏紮實、嚴謹和充足的科學數據來解釋一系列生態和環境問題，並為科學決策提供依據。

傳統知識與現代科學之間出現深深的鴻溝。一方面，傳統知識在逐漸消失，另一方面，科學研究卻還遠不能滿足管理和決策的需要。牧民既接觸和理解不了現代的知識，其本身的放牧傳統、經驗和知識又不被尊重、理解及接受，最終難以參與到任何區域性的計劃、規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去。反而，他們在社會經濟的巨變及轉型中被遠遠拋在了後面，其傳統知識和游牧文化的傳承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過去幾十年里，傳統畜牧業的特徵早已被改變。傳統畜牧業有高度的移動性，複雜的共管產權制度，高度依賴社會資本，使用本地畜種，以應對自然災害、規避風險，並維持人-畜-草系統的彈性和可持續性。

解放前，青藏高原的牧區是部落共有制。各部落之間的草場相對固定，但並無明確的邊界劃分，使用權靈活且可以協商。部落之間也仍有一些公共的草場以應對災害。如果雪災造成大量家畜死亡，一般會通過部落內部的傳統習慣來重新調配家畜。

隨著現代化的推進，移動性逐步減少，牧民一步步從游牧走向定居。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立人民公社後，草地資源和牲畜公有、共同放牧，圍墾牧場；七十年代牲畜集體所有和部分個人私有；八十年代初建立鄉鎮體制、家畜分包到戶；九十年代草場分包到戶，開始圍欄建設明確邊界；本世紀開始生態移民、定居點建設。產權明晰到家庭，社區內部的互助和自治關係越來越弱，直至解構成一盤散沙。外部市場和城市消費理念侵入原先封閉的牧區和傳統文化。

雖然從人均收入、壽命、住房、醫療和教育條件來看，牧民生活的確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與此同時，各類生產生活用品的價格也在攀升，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等資源更多集中在城鎮，真正的牧區很難獲得這些資源。

伴隨著現代化和城鎮化的進程，傳統放牧畜牧業和文明的嬗變，似乎與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無法適應、水土不服。傳統畜牧業已成過去，而未來卻還不知道在何方。什麼才是牧民認同的幸福生活？如何設定他們的發展目標？如何在市場化和私有化的背景下，兼顧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共同發展，重建草場綜合管理系統，以應對高原上脆弱多變的草原生態系統？

民間和政府都在不斷探索和調整，而答案可能並不遙遠：換一個角度去看待、尊重和傳承牧民的傳統放牧知識和傳統文化，搭建傳統與現代知識之間有效的溝通橋樑，重構牧民在草場管理中的自我組織和管理，讓牧民真正參與到發展和環境政策的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中。

參考文獻：

理查德 B. 哈里斯著，張穎溢編譯，2009。《消失中的荒野——中國西部野生動物保護》，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達林太，於洪霞，2012。《環境保護框架下的可持續放牧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劉書潤，2012。《這裡的草原靜悄悄》，知識產權出版社。

George B. Schaller , 2012. Tibet Wild: A Naturalist』s Journey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Island Press.

撰稿：

張穎溢，動物學博士，野生動植物保護國際（FFI）中國項目主任

*文章原載於微信公眾號PlateauWild，2017-02-20，作者張穎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