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中國人創新發明後繼無力的癥結在哪裡

中國人做學問不是不學，而是不問——不事探索；中國人做學問不是不學，而是不得其術——缺乏研究精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引以為傲的中國精神，時常停頓不前。

本文選自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的最新著作《心件：大學校長說教育》一書，由中信出版社授權界面發表。作者以近二十年對國際一流大學的觀察與自己在兩岸三地大學的切身體驗，從多個角度提出了高校建設的專業意見。他認為高等教育的建設絕不僅是依靠蓋華美的教學樓、引進先進的設備或是制定完備的行政制度、考評標準。在《心件》一書中，他討論了如下議題：中國為什麼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兩岸都在倡導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為何只有形式，少有實際成果？教學和研究工作如何平衡？現有的行政制度是否束縛了創新力……

東漢蔡倫造紙以降，中國人發明了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乃至一些原創的技術。炎黃子孫對這些成就津津樂道。可是，到了宋朝之後，如此家珍就難再數下去了。近代中國土地上的發明相對於西方而言乏善可陳。時值21世紀，中國矢志在國際社會上做一個負責任、有貢獻的成員，亟須探討科學技術、社會科學和人文藝術等方面可大可久的持續發展之道。

每當外國人做出突破性貢獻時，往往有人引經據典地聲稱：「那沒什麼新奇，中國早就有了。」「今天洋人發明的東西，都在易經八卦的算計之中。」要說某些概念在中國早就有了或許不無根據，問題是有了之後為什麼難以為繼？西方的研究精神與實踐可以稱得上「古已有之，於今為甚」，凡事崇尚獨立思考和客觀分析，都要問個為什麼。

創新發明後繼無力的癥結在於我們辦教育，崇尚單方面的傳道、授業、解惑。傳統教育旨在為弟子們提供學富五車老師的真傳，卻不鼓勵後進發明創造，超越前人。切磋學問，則以和諧至上，避免爭議，因而導致是非不清，原地踏步。

中國古人或許在概念上有原創性，但這些原創也許只是歷史上的巧合，沒有後續研究，不能開花結果，反而等到外國人來發揚光大。

精益求精

《論語》提出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及唐太宗《帝范》提出的「取法乎上」，都強調精益求精。然而，這些概念性的陳述有待研究落實。美國人講究品質與效率，追求卓越，系統地體現於方法和規範之施行成效，值得學習。日本規劃的品質工程在二次大戰後克服原料、工藝和生產設備之不足，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近年更用以推廣於製造業以外的服務業。反觀兩岸三地的產品製造業及服務業，亦步亦趨於西方、日本之後，至今還在品質的泥沼中困惑掙扎。

引以為傲的中國精神，時常停頓不前。順手舉些例子，就可看出原創之外，還有賴持續研究，才能豐富原創的生命與活力。

其一：選賢舉能、民為邦本和天下為公的民主概念中國古已有之，但三權分立則是先由英國的洛克（John Locke）提出，再由法國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訂定行政、司法、立法鼎足而立的形式，成為實踐歐美西方民主制度的有力保證。也許有人說：經過多年的驗證，今天實行的民主代議制度問題叢生。果真如此，誰能先提出來更好的辦法？

其二：國畫講求意境、色彩、筆法等等，代代相傳，固然美不勝收。可是繪畫的立體呈現既非中國人原創，亦非中國人改良，而是從歐洲引進的舶來品。這個缺少繪畫的創新又是一個陷入傳道、授業、解惑窠臼的好例子。

其三：來自古人煉丹術的黑火藥，可以製成煙火、爆竹，甚至大炮和火箭，在18世紀之前是唯一的化學爆炸物。後來歐洲改進火藥兵器，火炮超越中國的技術，在明代由耶穌會的傳教士傳回中國。黑火藥的威力落後發明於19世紀西方開始廣泛應用的黃色炸藥。

其四：中國菜歷史久遠，名聞遐邇，種類繁多，中餐廳遍布全球，彼此競相殺價。至今美國最高檔次、氣氛佳、賓客雲集、訂位困難的中餐館連鎖店 P. F. Chang"s（華館）並不為華人所創，也非由華人經營。

類似例子，所在多有。中國人做學問不是不學，而是不問——不事探索；中國人做學問不是不學，而是不得其術——缺乏研究精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追根究底，這要歸諸教育過分強調傳道、授業、解惑的偏誤。

格物、致知

放眼現今，精通六藝的兩岸三地的學子比比皆是。他們熟記課文、能彈會唱、能說善道、擅長各式各樣的遊戲和運動。凡是定得出考試範疇和標準的，他們就有本領拿高分，甚至考滿分。從幼兒教育到高中，教育制度調教出大批身經百戰的考試高手，即使參賽得科學獎的大中學生也都是經特意訓練，練出來的，未必自發，更未能普及大眾。直到進了研究所，才可能開始對課業內容有了思考與質疑，起步已比西方大學生落後了十多年。

學習的精髓在於研究。宋、明學者主張格物、致知，意思是知事物本末，窮事物之理。這可能是最符合科學原則的中國傳統為學之道了，因此，科研這個外來語早期的中譯就是格致，格致所得的知識才是科學。我們應當在小學和中學課程中結合教學與研究，及早落實格致精神。

在傳統中國教育單向、家長式的教誨下，格物、致知不是主流，堅持己見會受到較大的阻力，獨排眾議需要勇氣。就連孟子這樣一位名重一時的大儒都得為自己的名聲辯解「余不得已也！」而注重研究正好顛覆了這種源自傳統的壓抑，因為同樣的論題，基於不同的定義、不同的觀察角度和不同的探討時機，都可能達到不同的結論。也就是說，研究的結果不能定於一尊，總有商榷的餘地和改進的空間。

考試不好嗎？

研究以事實為根據，在於求知和創新，應用範疇不限於科技。研究不只落實教育，以充實教學內涵與教育改革，也要落實企業經營和政府運作，以提高效率。傳道、授業、解惑提供知識之外，要優先講求格物、致知的實踐，讓研究成為兩岸當代教育主要的一環。傳道、授業、解惑須要驗證，格物、致知也須要驗證。

所以，請不要鼓吹考試不重要。就好比不能因為吃得不健康，就不準吃飯，這是一樣的道理。

考試作為考驗，未必不好，因為人的一生必須經歷無數考驗，有的是開卷（open book），有的是閉卷（closed book），有的是回家完成（take home），還有更多的發生在不可預知的形勢或時機。問題在於兩岸的學制是否出錯了題、考錯了方向？只顧得在傳道、授業、解惑之間的枝節小事上打轉，而不曾評定格物、致知的成效。

兩型大學的來龍去脈

歷年來，在兩岸的大學校園中，教學與研究似乎成了兩個平行且分割的行業。不僅一般民眾，即使高等教育界人士，也往往認為研究是研究所、研究員的職責，與教課的大學老師無關。甚至有人認為，或許「研究」不是中華文化固有的元素，大學教師可以不做研究。

19世紀英國教育家紐曼（John H. Newman）在《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Regnery Publishing, 1999, original version, 1852）一書中認為，通過傳授知識培養理智是大學的唯一任務，根本沒有做研究的空間。在他看來，從事教學就沒時間做研究，而做研究則很難分心從事教學。兩岸高等教育界一度以重教學為借口而有反研究的傾向，好像回到了19世紀的英國，令人哭笑不得。

「兩型論」者喜引舊例，指稱高等教育界取法歐美，理當有大學歸入歐美式的研究型大學。此說過時，也不周全。20世紀之前，很少有以研究科目為主的大學，自然也無教學型或研究型之分。

史上重視研究的大學首推1810年誕生於德國的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後來歐洲各國仿效。美國起步較遲，直到19世紀末才由聯邦政府推出多項優惠政策，鼓勵私人建校，促使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芝加哥（Chicago）等大學群起，致力於研究、創新，並教授高於學士學位的進階課程。

美製大學源自歐洲，如今青出於藍。自20世紀20年代起，重視研究的美國大學後來居上，成為高等教育主流。這些大學，無論是在諾貝爾獎獲獎人數（逾半美國得獎者並非美洲大陸出生）方面，或是在教師水準、專利發明、學術聲譽、教研領域創新、外籍生人數、對世界文明等有形無形的貢獻方面，都躍居世界前茅，成為標杆。

簡單而言，20世紀之前的大學多以傳道、授業、解惑為主，少有研究的概念。20世紀初期的大學認可研究，投入格物、致知的精神，在個人主義之上，強調團隊科研。20世紀50年代，雖然有以本科教學為主的公立大學，然而大部分都無異議地引進研究的實踐，其中的佼佼者首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

教學未必先進，研究先受忽視

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曾經表示，某些大學從事應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甚至用過時的天馬行空（blue sky）的論說來陳述非應用研究。

此說有趣。近20年來，諾貝爾物理、化學獎多次頒給工程應用方面的研究者，其著名得獎者有2000年物理獎基爾比（Jack Kilby），2002年化學獎田中耕一（Koichi Tanaka），2009年物理獎高錕，2014 年物理獎赤崎勇（Isamu Akasaki）、天野浩（Hiroshi Amano）和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這表明凡研究都要有個原因、帶些目的。當然，生理學或醫學獎重視研究的應用性，更是不在話下，既非少女少男情懷，哪有什麼天馬行空之說。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就要求申請者列舉研究問題的功能應用性，也就是問題背後所代表的具體意義（physical meaning）。當今，有多少專業居然不以問題導向、應用為主？研究就是研究，不要亂提空泛的概念。假若真有所謂的應用研究，也非任何大學的特有標誌。事實上，大學教研相長的宗旨，其領域不限於科技，還包括商管、人文、法律、社會、媒體設計等。

港、台、大陸的高等教育界喜把大學分為教學、研究兩型，與先進教育的實情不符。當今美國高等教育界，凡開設博士學位課程的大學，已難見教學型與研究型之分。以被許多人視為教學型標誌的23個加州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為例，表面看來，絕大部分頂多在學士學位之上頒授碩士學位，似乎屬於教學型大學，但校內教授仍然認真從事研究，只是研究占其工作總量的比重較低；教師要晉級升等，也須呈交研究成果。

被常人視為教學型樣本的大學包括加州州立大學，除極少數專業外，幾乎都沒有頒授博士學位，因此可以歸屬為非博士授予型大學。這些大學，因為沒有博士助理，無論申請研究經費或從事研究探討都相對困難。

有研究所卻無研究或研究較少的大學，應該被歸類為研究差的大學，並不能以「教學型大學」的說法輕鬆帶過，讓人誤以為研究差就表示教學見長。

把大學分為教學型與研究型，就好像把維持健康的方式分為飲食健康型與運動健康型，不實際也不正確。僅此分類的思維，就表示在「心件」上已經落後，想必這與教研的錯誤認知有關。有些說法表面上重視教學，但事實上研究不成，教學也不傑出。再者，如果說哪些大學真是以教學見長，那怎麼難見國際上通用的大學教科書是以教學見長的教師所撰寫的呢？

事實上，一所大學，若不重視研究、缺乏研究成果，其教學就沒有根底，寫不出好的教科書，當然學術水準就難以提升。因此，港、台的高等教育界——或由此推知大陸的大學——若要趕上世界先進水準，須得端正心態，去除某些誤解或過時的觀念，先從了解教研的相互關係、致力推行教研合一的實踐來調整「心件」。何況教學的內涵還包括了複雜的教學研究。

存疑求悟的氣氛

再說，學生上大學，要為將來打好基礎，因此不能只把精力投放在研讀主修相關的科目上，而應廣泛涉獵並思考其他的科研發展。任職大學，要有提升學術進步的使命感。可惜，這樣基本的理念，在金錢挂帥的社會，恐怕沒有太多人了解，也不是所有人都會去重視學術空間的重要性。

因此，我在城大設立「校長講座系列：學術薈萃」，邀請校內資深教授主持，為師生介紹教研近況。講座涵蓋了廣泛的領域，包括全球氣候變暖、儒家樂教思想在當代的意義、材料科技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雲計算、生物統計、少數民族、生物醫學工程，以及主觀概率論的含義、內容、公理等。

此外，大學常年主辦「傑出學者講座」，應邀前來演講的有諾貝爾獎得主、著名學者等，講題涵蓋新型傳染病、納米技術、21世紀的王道、大數據、詩詞小說創作、能源展望、全球供應鏈網路、學術自由以及東亞區域的國際關係等。

兩種講座，前後幾十場院士級論壇，傳播教研信息，各吸引了少則兩三千人，多則六七千人，會場交流熱烈，有時候還欲罷不能。然而，我發現很少有香港本地同學參與講座。據我了解，除非校方嚴格規定，香港其他大學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學術講座完全引不起香港本地學生的興趣。

除了校園缺乏學術氣氛之外，外界非專業性的批評，簡直就是看小學術、看輕大學。更糟糕的，甚至還有外行人，推波助瀾地干擾學術活動，他們不了解，學術教育就像其他專業一樣，有其特質與獨有的行事章法與文化。就此而言，北美的大學無疑最具備學術氛圍，肯花時間與精力探討學術問題，社會不會也不敢隨便推測、干預、指揮或打亂大學的學術秩序。

有酒醉駕車者，被警察攔下，辯解喝了不少酒，走路不穩，只好開車回家。如果走路像研究，那麼開車就是教學。腦袋不清楚無法研究，怎麼可能開車會不出事故，不誤人子弟？

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兩岸大學有些師生不做學問，不積極營造學術氛圍，不能創新，浪費了自由的學術環境。

最近有些年輕人沉悶地懷疑社會不了解「e時代」的他們。其實難道就不該問，為什麼有人不了解學術才是大學的主題？缺乏研究的學科，沒有深度，進不了大學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