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爐日話│高莽：我與恩師戈寶權先生

冰心

錢鍾書與楊絳

高莽/繪

小學課文《一天吃了六個墨水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鋅皮娃娃兵》、《世界文學》雜誌、普希金、魯迅、錢鍾書、楊絳等人的畫像……相信很多人對此都不陌生，而對於以譯者、主編、創作者身份隱於作品背後的高莽先生，可能還有很多年輕人不是很了解。

高莽

我國著名翻譯家、作家、美術家。1926年生於哈爾濱，曾任《世界文學》雜誌主編、編審；中國作協、中國美協會員；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 中俄友好協會理事。著有《久違了，莫斯科！》《枯立木》《聖山行》《俄羅斯美術隨筆》等隨筆集。譯作（均譯自俄文）有蘇聯作家岡察爾短篇小說集、劇本《保爾·柯察金》、卡達耶夫《團隊之子》等，繪畫作品《祖父》《自畫像》《巴金和他的老師們》等。

今年已經九十多歲的高莽先生，仍然據守在自己的書桌旁進行學習、創作。教師節昨日剛過，小編帶大家回憶高莽先生與恩師戈寶權先生的結識，感受兩位大師的風範。

結識恩師戈寶權先生

我第一次見到著名外國文學研究家、翻譯家戈寶權先生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那是1949年早春時節，有一天，領導通知我，說路過哈爾濱市的戈寶權同志想和當地的俄蘇文學譯者、研究者見見面，座談座談。那時，「戈寶權」在我的頭腦中是位高不可攀的人物，他的譯著是我學習的榜樣，具有指導意義。當時，戈寶權先生肩負著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特殊使命，他被派往莫斯科擔任新華社駐蘇記者。新中國成立後，根據周恩來總理的任命，戈寶權先生作為新中國駐蘇使館的代表接收了國民黨的駐蘇使館，並擔任了新中國駐蘇大使館的臨時代辦和參贊。

戈寶權

按著指定的時間，我早早地來到了指定的地點。戈寶權先生準時到了。他的穿戴和廣大革命幹部不一樣，大家穿的是黃色軍裝或藍色幹部服，而他身上是一套西裝。他戴著一副近視鏡，黑髮梳理得非常整齊，臉上露著親切的微笑。他談話客客氣氣，只是濃重的蘇北口音使我聽起來有些費力。他問其他幾位被邀請的人怎麼還沒有來，我回答不知道還有誰。他取出筆記本，念了幾個人名。我茫然不知所措，我仔仔細細看了幾遍，然後用顫顫悠悠的聲音說：「這些人都到了……那名單上寫的都是我的筆名……」

我先後用過的筆名有：雪客、小四、肖兒、竹馬、何馬、何焉、野嬰、野炬、烏蘭汗、秀公、海子、謝桃等。戈先生開列名單時，以為是多位譯者和研究者，其實他開出的那幾個名字都是我的筆名。戈寶權大概感到意外，他沒有想到翻譯文學作品和撰寫有關文章的竟是如此一個毛頭小子，更沒有想到，他列出的筆名會是我一個人的。我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座談會是否還能開得成。在這麼一位名人面前，我屏住呼吸，甚至連氣也不敢大聲喘了。戈寶權先生笑了，思考了少許，最後說：「就開一個兩個人的座談會吧！」

普希金/高莽繪

那年我23歲，很不成熟，與現在的23歲青年相比差太多了。他並沒有因為出席座談會的只有我一人而將發言刪減省略，或應付幾句了事。相反，他講得津津有味兒，談蘇聯文學現狀、談蘇聯作家、談他與蘇聯文學界的交往，還談了他自己怎樣走上了研究俄蘇文學的道路，如何進行詩歌翻譯。他讓我講講自己的情況，我記不得我都說了些什麼。告別時，他可能聽出我的語文水平不高，文化素質較低，便鼓勵我要加強中俄文字修養與鍛煉，要刻苦，要勤奮。

那是我第一次聽人講授俄蘇文學課，講授如何治學，講授翻譯的重要意義，而講課人是大名鼎鼎的戈寶權先生。我覺得，他很了解對方的需要，他把我想知道的、我沒有說清楚的和需要知道的事都告訴了我，還指出了我需要努力的方向。我暗自思忖，如果有朝一日能在這樣的人身邊工作該有多好呵！沒有想到，幾年後，我的希望竟變成了現實。

高莽先生的書架

第二次見到戈先生，是1953年的夏天。

當時，我作為一名翻譯隨中蘇友好協會代表團前往蘇聯參觀訪問。火車經過7天7夜的賓士，抵達了我嚮往多年的莫斯科。車站上聚集了很多迎接代表團的蘇聯人，他們手中捧著鮮花，臉上露著微笑。戈寶權先生也在他們中間，他是作為我國駐蘇使館的代表來歡迎中蘇友協代表團的。在這種場合做翻譯，我感到緊張。這已不是二人坐在桌前慢慢地用母語交談，而是要在眾目睽睽之下，當著他的面，做口頭翻譯，經受俄語的考驗。戈先生居然還認識我，大概意識到我的不安，主動提醒我：「要冷靜，要沉著，要認真。」他看了看我，又加了一句：「遇到疑難我會幫助你。」多麼溫暖的話語，多麼親切的關懷！我如釋重負，信心倍增。從那時起，我願意在他面前從事口譯，不怕出醜，因為在工作中可以時時得到他的指導，他隨時隨地以長輩的體貼口吻，糾正我翻譯中的失誤或遺漏。他的態度、他的聲調，增強了我工作的勇氣與信心。

1954年2月，戈寶權先生離任回國，調到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當領導，我則是他管轄下的對外聯絡部的一名工作人員。那時，我經常跟隨他接待外賓。戈寶權先生知道我喜歡畫畫，喜歡畫速寫肖像，特別是文學界人士，所以，他有時會有意地給我留出一點時間來，讓我滿足自己的心愿。記得有一次還發生了一個小小的誤會。那天，主客隨便交談，戈先生對我說：「你畫吧，我自己與他們隨便聊聊。」戈先生的俄語講得很地道，知識淵博、辭彙豐富，只是發音帶有江蘇家鄉的味道。戈先生突然意外地用俄文講話，使習慣於聽我翻譯的蘇聯客人毫無準備，一時沒有反應過來。蘇聯客人以為我只顧作畫，不做翻譯，便催促我。待我說明之後，他們頓時恍然大悟。

高莽十七歲時的自畫像

戈寶權先生是學者、是翻譯家，他從事學術研究態度嚴謹，從不投機取巧，更不迴避困難。每逢遇到疑難問題，他總是查遍各種書籍，反覆向行家請教，想盡一切辦法解決問題。戈先生又十分虛心，不恥下問，有時也找我們商量某字某句的譯法，和我們一起探討學問。有一天，我去看望先生，談話間他順手拿出幾頁紙遞給我。我一看，愣住了。原來，他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我發表的《〈阿Q 正傳〉在蘇聯》一文，認為有用，又不肯麻煩別人，便親手抄錄了全文。那時，我國還沒有複印機。這事使我深為感動。

戈先生誨人不倦。我喜歡向他請教，他從不拒絕。有時，為了幫助我，他不惜停下手頭的工作，拿出很多時間與精力為我寫出很長的解釋文字來。這使我感到過意不去，也使我漸漸不敢去過多地打擾他，佔用他的寶貴時間。

用鎬刻的魯迅頭像

1992年年底，戈寶權從美國回來，下飛機便直接住進了醫院。我急急趕到醫院去看望，先生一動不動地躺在病床上，床頭懸著輸液的玻璃瓶，腰部插著排泄的導管。

我望著這位師長，心頭陣陣酸痛。他可清醒？可認識來者？可聽得見我的聲音，我講的話？「你說吧，他能聽見！……只是他說不出聲來。」戈寶權的夫人梁培蘭輕輕地告訴我。

戈先生的兩隻眼睛眯縫著，我知道，有一隻已失明多年，另一隻視力很弱，是常年勞累的結果。當年他頭髮烏黑油亮，如今已染上了白霜。他的皮膚顏色本來較深，現在在一片白色的病房中，顯得更黝黑了。他的臉抽搐了一下，眼皮動了動，手指頭尖微微彎曲了幾次。我立即弓下身去，湊到他的嘴邊，只見他輕輕地蠕動嘴唇，卻聽不到聲音。他大概是在跟我打招呼，也許是在表示什麼。

我坐在他的身邊，追憶在戈先生領導下工作的經歷，一晃已經40多年了。在這40多年裡，我的工作有過幾次調動，但都和他在一起。在工作方面，他一直是我的領導；在學術方面，他一直是我的老師。

戈寶權先生是我國介紹、翻譯俄蘇文學的傑出學者。他接過了魯迅、瞿秋白、茅盾、曹靖華等老一輩的接力棒，奮力地往前奔跑。在學術領域，他拓寬了研究文化交流的範圍，寫了不少文章，集成厚厚一本，以《中俄文學交流因緣》為書名問世，其資料之翔實、之豐富，是前無古人的。戈先生的學術活動加深、擴大了與俄蘇作家的友誼與交流，很多蘇聯老作家都認識他，他也悉心保存了他們寄給他的信件、贈書、題詞等。幾年前，他把自己的藏書捐贈給南京圖書館，成立了「戈寶權藏書室」，並捐款3萬元，設立戈寶權文學獎金。半個多世紀苦心積累的文化財富，如今變成大家可以享用的寶貴資料，顯示了他博大無私的胸懷。我感到幸運的是我為他畫的一幅肖像也掛在「戈寶權藏書室」內。

戈寶權/高莽繪

戈先生80誕辰之日，我又來到了他的病床前。好像是春天回到了他的身邊，他笑著接過鮮花，與我攀談。他的聲音低微，吐字尚且含糊，但從他那紅潤的面頰上，知道他已經擺脫險境。他又開始關心別人，噓寒問暖，鼓勵晚輩。他盼望自己早日出院，重回書房工作，他不能不工作，他還有許多理想等著去實現！戈寶權先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學者。

2000年5月15日，戈寶權不幸逝世，消息傳來，我悲痛地說：「我萬分痛心，因為我的成長與他分不開，他的為人、他的譯著都是我學習的榜樣。」

高莽先生寄語

我一直在想，「衰老」這病或許也有自己痊癒的一天。去年我應邀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作者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畫像。突然覺得自己的腰不痛了，渾身充滿了活力和幹勁。彷彿「衰老」頑症自然消逝了。奧斯特洛夫斯基只活了32歲，其身殘志不殘、頑強拼搏的一生仍然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我彷彿明白了：人是否衰老，是否死亡，不完全取決於年齡，更重要的還取決於他的事業、他的精神。

高莽先生

2016年，在藏書家張期鵬先生幫助我編著《高莽書影錄》的過程中，我曾寫信對他說：

時光匆匆過去，90年竟是如此之快。

自己全身是病，頭腦昏昏沉沉，思維不能集中，走路晃晃悠悠，視力衰退，雙耳失聰，且有盲妻癱瘓在床，需要照顧。

但，回顧往事，還是做了一些有利於人民的事情，譯了一些外國文學著作，寫了一些隨筆散文，畫了一些美術作品。

家庭和美，互相體貼，低調做人，謙虛謹慎——這是我的生活的基調。

*內容來源：《高莽》/圖片來源：網路（侵刪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