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前的議政熱

18世紀中葉前後，文人在法國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雖然對言論的限制仍然存在，但王室眼裡的反動言論首先的是誹謗文章，如詆毀辱罵路易十五與蓬巴杜夫人的小冊子。那些閑扯宮廷陰謀的八卦作者會被捕入獄。在另外一個領域，自由議論的大門則始終敞開著，比如：社會的起源、公民的原始權利、政府的本質、民族習俗的合法性、法律的基本原則。在這些形而上的意識形態討論方面，文人幾乎不受限制。

文人們贏得了民眾的追隨和擁戴。受特權損害的納稅人，一聽到人人平等的思想便振奮不已；被貴族欺侮的小市民，一聽說所有特權都應被譴責就激動萬分。於是，作家成了輿論領袖，「一時間佔據了在自由國家通常由政黨領袖佔有的位置。」

諷刺的是，這些鼓吹廢除平等自由的學說甚至得到了貴族的青睞。貴族們一邊享受特權，一邊論述傳統習俗的荒謬不經，同時爭相做著知名作家的保護人。這大概是因為沒人預見到革命真的會發生。

就這樣，從不從事日常政治的文人，變成了大革命前法國最重要的政治家。

托克維爾在對法國大革命發生的歷史背景進行考察時發現了上述景象。他的解釋是：「法蘭西民族對自身事務極為生疏，沒有經驗，對國家制度感覺頭痛卻又無力加以改善，與此同時，它在當時又是全世界上最有文學修養、最鍾愛聰明才智的民族，想到這些，人們就不難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國的一種政治力量，而且最終成為首要力量。」

在托克維爾看來，文人在痴迷於討論政府問題的抽象理論時，會盲目地排斥舊制度和傳統，用他們自認為的理性去構建一個全新的社會。托克維爾認為，文人不僅向人民提供了思想，還將自己的情緒氣質賦予人民。

這一切要對幾十年後發生的悲劇負責：「書籍已經提供了理論，人民負責實踐，使作家的思想適應於自己狂暴的行動」；「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大革命最奇怪的特徵之一，如果人們注意到這場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的、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

托克維爾批評的正是啟蒙運動中湧現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們。而托克維爾所說文人變成政治家的18世紀中葉，正是啟蒙運動高漲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裡，一批重量級的書籍陸續出版：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百科全書》、盧梭的《論科學與藝術》、狄德羅的《論盲人書簡》、布封的《自然史》、圖桑的《自然法典》等等。

受制於教科書的單線條敘事，人們容易把啟蒙運動簡化理解成光明戰勝黑暗的一段歷史進程，啟蒙運動的參與者也自然成為歷史殿堂里大大小小的金光燦爛的人物。托克維爾對文人的批評，則提醒我們去注意歷史的多面相。

大革命前的整個十八世紀，法國社會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印刷出版業的快速發展。隨著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人著作和思想的流傳，啟蒙思想深入人心，針砭時弊成為一種潮流。甚至連書報審查官們也具有開化意識，有意無意地為新思想留下「特許」的空間。

作為思想傳播的主要媒介之一，沙龍在18世紀的巴黎十分流行。那是介於公開與私密之間、文人可以暢所欲言的場所。在女主人的主持下，客人們就大到國內局勢小到社會趣聞的各種話題進行廣泛談論。在高談闊論和唇槍舌戰中產生了一種唯法國人才有的交談藝術，參與者會獲得一種藝術的快感。到18世紀中葉以後，巴黎的沙龍主題從文藝領域擴展到政治經濟領域。懷疑權力的批評總是各個沙龍的主調，其矛頭始終都是「指向上層階級的，以此反對上層階級對公共領域的干預和介入」。

但是沙龍里對權力的嘲諷和批評很難歸為嚴肅的政治討論，因為參與者更多時候渴望的是在進步思想的包裝下說出連珠妙語，以博得沙龍主人和其他客人的讚賞。法國有一種重視理性和邏輯推理的傳統，能言善辯是一種受推崇的才能。比如在百科全書派文藝女神——萊斯比納斯小姐的沙龍中，尚福特會誦讀他對拉封丹的頌詩；達蘭貝爾會用男中音聲調宣讀他的科學綱要；狄德羅會以各種悖論使人們激動不已；而馬蒙泰爾則會宣讀一篇道德故事來使大家安靜下來。

歐洲文化史專家羅伯特?達恩頓在《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一書中，引用了一份18世紀中葉專門針對作家的報告。這份報告的作者是一個叫艾梅里的警察，他是書商行業的巡官，也負責調查寫書的人。艾梅里在1748-1753年的五年間，整整寫了500頁的報告，標題是《作家紀事》。該報告可以給我們很多生動、有益的啟發。

羅伯特?達恩頓提醒我們，18世紀中葉的文人或許不安分，但他們的頭腦離革命還是有相當的距離，「他們當中的多數人掙扎奮鬥，只不過是希望在《法國信使》讀到跟自己有關的評論，或打進法蘭西學院。」艾梅里的報告以勞融為例描述了文人晉陞的一條主要路徑：他和很多作家一樣，以法律學生的身份走上舞台，寫詩作樂。寫詩的結果，在喜歌劇院一炮而紅；這一紅，吸引了撐保護傘的大人；這一撐，坐上了閑差。

不管怎樣，批評權力是文人中流行的姿態。當時所有的媒體，包括書籍、小冊子、報紙、傳聞和詩歌，都包含著關於王國的負面報道。「小冊子作者腐蝕一般民眾對於政權的敬意，舉目所見危機四伏。」

艾梅里警官很有先見之明地把還未成名的「男孩」狄德羅列為危險人物，原因卻不是狄德羅發表了什麼關於顛覆政權的言論，而在於「他是個喜歡賣弄機鋒的年輕人，沒有宗教信仰還洋洋自得，非常危險；一說到宗教上不可思議的事就滿臉不屑」。另外，圖桑、埃杜、塞柳等人也都是可疑人物，他們這些人都是典型的格拉布街窮文人，同時做著編纂與翻譯，偶爾穿插些色情和反對宗教的東西。

文人們雖然過著與政治八竿子打不著的生活，但是不妨礙他們對人類社會最宏大的命題作最大膽的安排，這一點從啟蒙思想家著作常用的題目就可以看出來。或許正因為沒有從事政治的經驗，他們對抽象的政治原理才最有靈感，恰如盧梭聲稱過的那樣：「我是探討權利和理性，而不是爭論事實。」

文人還格外看重文人的歷史作用。百科全書派將人的歷史分為「大國族與大天才」、「國王和文人」、「征服者和哲學家」，這一公式讓哲人成為舉足輕重的角色。達朗伯在《論文人與偉人的社會》中，稱頌文人是為文明奮鬥的孤獨戰士，因為他們高舉啟蒙的大旗，步步前進。

在文人的鼓動之下，進步但抽象的政治原則和相關術語在法國的輿論中日益流行，普遍性的思想受到推崇而非具體的制度設計。國王路易十六在敕令中會提到自然法和人權，農民在訴狀中會稱鄰居為「同胞」，稱上帝為「最高主宰」。自然而然，到了大革命的時候，民眾便照著啟蒙作家的抽象著作的精神來進行革命了：舊的統統打破，新的照書本建立。

至此不難理解托克維爾後來批評「文人政治家」那句話：「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歷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我們也就更容易理解，以「平等」、「理性」、「自由」、「人權」為旗幟的大革命，為何最後發展到了羅伯斯庇爾以「用理性來指導人民，用恐怖來對付人民的敵人」為口號進行恐怖統治的地步。

必須指出的是，托克維爾在討論大革命前文人議政之弊時，並沒有把責任全部歸於文人。法國文人不像英國的文人有從事實際政治的經驗，但這不能怪法國文人，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機會。正像托克維爾所說，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很久很久都沒有公共政治生活，所以「個人完全喪失了處理事務的能力、審時度勢的習慣和人民運動的經驗，而且幾乎喪失了人民這一概念」。由於沒有自由制度、政治階級、活躍的政治團體、組織化的政黨這些正規力量，公眾輿論的領導權才單獨落在文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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