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奠基人」王瑤：誰又記得我？

2014年07月03日 09:35來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理群、陳平原、凌宇、黃侯興、陳徒手、高遠東、陳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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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1914-1989） 字昭琛，山西平遙人，北京大學教授、文學史家。先是從事漢魏六朝文學研究，後來轉向中國現代文學，是中國新文學史研究學科的奠基人，著有《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古文學史論》《魯迅作品論集》等。著名弟子有錢理群、陳平原、溫儒敏等。

原標題：「書生」王瑤

1980年代初，導演黃健中帶著演員劉曉慶來到北大鏡春園76號，拜訪自己二哥黃侯興（中國社科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員）的導師王瑤。幾天後，王瑤自我調侃地對黃侯興說，「你看，劉曉慶憑一部電影《小花》家喻戶曉，可誰又知道我呢？」

今年，「王瑤百年誕辰紀念」在京舉行。5月7日下午，北大博雅酒店，主持人頗有深意地說，自己已將當天會議發至微博，不少網民卻問，誰是王瑤？

這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奠基人」寫過一篇《自我介紹》，其性情可見一斑：邇來垂垂老矣，華髮滿顛，齒轉黃黑，頗符「黑白顛倒」之譏；而濃茗時啜，煙斗常銜，亦諳「水深火熱」之味。惟鄉音未改，出語多諧，時乘單車橫衝直撞，似猶未失故態耳。

他在清華的同學、北大的老同事季鎮淮生前更記得，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自昆明回到北平，搬入清華新西院，已寫完研究生論文《魏晉文化思想與文人生活》的王瑤意氣風發地向他宣稱——「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

大半個世紀呼嘯而過。「晚年的他知道自己努力的極限與邊界，再也沒有年輕時那樣的狂傲，」王瑤的第一任博士生、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說。他把王瑤的一生劃分成3個階段：從1943年進入清華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院到1952年，是「清華10年」，對應的是學術史；從調入北大任教到1977年「文革」結束的25年，對應了政治史；從1978年中文系始招研究生，到1989年溘然長逝，對應的則是教育史。紀念會這一天，他提出了一個視角——從百年讀書人困窘看王瑤。

脫黨

「對於昭琛，我也有我的認識，他有他的優點和長處，但也有缺點和不足的地方。我不能把他看成一個聖人，如果那樣看他就不真實。」王瑤的妻子杜琇目前定居英國曼徹斯特，在發給我的資料里，她平靜地收尾：對於我們走過的路，經歷的時代，現在似乎越來越明白了。

但真正難以說清的，恰是他者對逝者的述評。歷史學家趙儷生是王瑤自大學開始的好友。王的弟子告訴我，兩位老人在世時心存芥蒂，互不認同彼此的某些觀點。趙曾在文中寫道：「王瑤兄出生在山西平遙。這個地方，無論在政治上或者在金融事業上，都是不尋常的。在政治上，它一度是『代』郡的郡城，故城郭保留，宛然至今。在金融業上，它是票號的發祥地，有明代華爾街之稱。這種在操業上的歷史上積澱下來的嫻於計算的明敏，不能說一點也沒有沾染到王兄的身上。」

無論如何，這個父親曾是票號店員的農家子弟天賦過人。自稱王瑤「莫逆之交」的古文字學家朱德熙指出，他做學問兼佔兩種優勢：一是記憶力強，過目不忘；二是聰明絕頂，有敏銳的洞察力和細密的分析力，知人、論世、治學，多有深刻獨創見解。

1934年，王瑤同時考取了北大和清華，最終選入清華中國文學系。由於擅長文學評論與文學理論，整日研讀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塞爾斯基，他在校內被傳為「小周揚」與「小胡風」。「我留意到，當他露出快要發脾氣的時候，同時卻又流露出一股孩童的真純。這個境界很美麗，很高乘。他後來博得若干學生的崇敬，我想這是原因之一。」趙儷生回憶說。那時他與王瑤、馮契（哲學家）一起進入「左聯」。在他眼中，相比溫和深沉的馮契，王瑤更像是一個革命者，或是一個激進主義者：走起路來，得得作響；講起話來，山西鄉音很重，內容像連珠炮般噴出，語音越說越高亢。到老，聽說王瑤在教外國留學生，他還不無譏諷：你那留學生的中國話一定也是山西味吧？

1935年3月，王瑤等10名學生在學校宿舍被軍警押至公安局拘留所，兩次審訊與「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的互動詳情。第四天才由梅貽琦校長領回。同年，「一二·九」運動爆發。見聞一多勸阻學生不要鬧事，他與同學在下面急得直跺腳——他是這場反對「華北自治」的抗日救亡運動的骨幹分子。

第二年3月，北平河北高中學生郭清因抗日被捕，受刑死於獄中。王瑤參加抬棺遊行示威，第二次入獄，兩周後被釋放。這年5月，經趙德尊（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學委秘書）等人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學韋君宜的先生楊述監誓。11月1日，他受命主編《清華周刊》第45卷。

《周刊》上的時評，彰顯了他對政治的熱忱與判斷力。比如《西安事變》一文，在只能讀到中央社片面簡訊、「對張學良的動機和主張尚不清楚」的情況下，他「根據過去事實的推測」，「這並不是單純的爭權奪利的叛變與內戰」，很可能是「為了要對敵抗戰，為了反妥協外交」，「對蔣作最後諫諍」。

1937年1月底，王瑤在第10期與11期合刊附錄上，刊發《為〈清華周刊〉的光榮歷史敬告師長同學》——「本月12日校長出布告說本卷周刊『抑且愈多乖謬』，『著自即日起停止出版』」。

趙儷生透露，勒令停刊使王瑤情緒低落，只佔其一。「當時的革命，雖然瓦窯堡精神已經下達，但正如少奇同志文章里講的，左傾關門主義殘餘仍很嚴重，組織對成員的看法有時很片面，有時也引起成員對基層組織有看法，此其二。」大考完後，王瑤請假回到家鄉。

不久，蘆溝橋事變，抗戰爆發。北平與平遙相繼淪陷。其間，他接到清華在長沙成立臨時大學的通知，終因戰局險峻，交通阻隔，被困家中4年。若干年後，揭批他的大字報上寫道：「1934年，清華大學被捕後登悔過啟事，混入黨內，37年脫黨。」

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曾任王瑤助手。他感到有意思的是：1936年，王瑤撰寫長文《一二·九與中國文化》，高度評價其為第二個「五四」，是徹底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然而在80年代，一次紀念該運動的會上，他基本未作發言。「王先生沒有細說。事實上，運動內部非常複雜，包括黨內鬥爭。他可能早已覺察革命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與組織失聯後，主觀上沒有很積極尋找。」

1944年，在聞一多的引薦下，王瑤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不過，『脫黨」絕不意味他的信仰有變。他一生都堅持馬克思主義，內心以左翼文人自居。」錢理群強調。

「教授就是我這樣的人」

1941年秋，王瑤離開家鄉，「沿途爬山過嶺，困苦不堪言狀」，到達西安。相顧兩茫茫之際，他來到乾州。趙儷生正在當地中學教英語，維持一家生計。

當天，四壁蕭然兩床被。妻女睡一床，趙儷生與王瑤合睡另一床。幾個晝夜的暢談，兩人一致認定：「進《宰輔傳》壓根沒有門；進《忠烈傳》也未必有資格；進《貨殖傳》根本沒有那本領；到頭來還是進《儒林傳》吧。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1942年5月，王瑤抵達昆明，9月復學西南聯大。第二年，完成大學畢業論文《魏晉文論的發展》。繼而考入清華文學院中國文學部，師從朱自清，攻讀中古文學。

「朱先生手拿方紙卡片寫黑板，一塊一塊地寫；他跟著抄，一塊一塊地抄。我坐在後面聽沒動手。」季鎮淮憶道，朱自清在暑假開設《文辭研究》，只有他倆聽講。王瑤的踏實認真實出他的想像——「他在歷經了一段生活波動後，似已認清了自己的責任和前途。」

1951年，王瑤發表了《中古文學史論》，來自他在清華講授「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漢魏六朝）」講義，至今公認為研究漢魏六朝文學的里程碑式著作。在書里他提到，成稿於1942年至1948年，每一篇寫成，都先請朱佩弦師（朱自清）過目。「已故的聞一多師，也曾給過作者不少的教正。」朱自清病逝前，對他將史料竭澤而漁、探明史識的能力，倍加讚許——「前天讀了你的《小說與方術》，覺得非常精彩。你能見其大，將繁亂的瑣碎的材料整理出線索來，這是難得的，有用的；同天讀到你的《古文辭的研讀》，也覺得有特見。」

錢理群等人以為，魏晉風度的清峻通脫，也與王瑤的氣質性格吻合。分析他身處的時代背景，陳平原認為，「對於抗戰中撤退到大後方的讀書人來說，中古的魅力某種程度在於南渡的心境。」

《中古文學史論》的問世，奠定了王瑤在學界的地位。1949年春，他與韋君宜、楊述夫婦在北京重逢。他的春風得意令韋君宜恍若昨日：「臨走時，他一邊飛身上車，一邊笑著說，你們別以為教授都是老頭子。現在，教授就是我這樣的人。說著用手一指自己鼻子，如飛而去。」

第三次轉折

自昆明北歸後，王瑤在西南聯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結識的好友范寧（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偶然買下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王瑤借讀後，產生興趣。「於是把清華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新文學作品，借閱不足，還將吳征鎰去解放區時所寄存在余冠英先生處的小說詩歌等新文藝作品，悉數閱讀，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好友開玩笑問他，你打算改換門庭？他不置可否：做點準備。「從此，他和中國古文學史研究分手，專心致力於《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編撰。」

關於王瑤這次學術上的轉型，弟子們說法不一。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學生樂黛雲（北大比較文學研究學者）、孫玉石（北大中文系教授）表示，那是受外部牽制。

1949年，全國實行高校教學改革。「新文學」成為中文系一門主課。由於師資不足，王瑤在清華改教這門課程。在一無助手、二缺相關書籍的條件下，他自編課本，這即是《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由來。1952年，中央大規模調整全國高校院系設置，清華將文科各系併入北大，吳組緗、王力、王瑤等也從清華調入北大中文系，他仍講授「新文學」。

「我覺得，他做現代文學史是很勉強的，」樂黛雲回憶。1952年夏，北大黨組派她到王瑤身邊任助教，以便將來接班。「我也不喜歡這門學科，」她硬著頭皮向王瑤求教。他問她「你學它幹嘛？現代史是非常困難的，有些事還沒有定論，有些事貌似定論，卻還未經歷史的檢驗。」接著，他點燃煙斗，冷然一笑，「況且有時還會有人打上門來，說你對他的評價如何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偉大等等，你必須隨時警惕不要遷就強者，不要只顧息事寧人！」「他擲過來銳利考察的一瞥，你何不去學古典文學呢？至少作者不會從墳墓里爬出來和你論爭！」她反問他，「那麼，先生何以從駕輕就熟的中古文學研究轉而治現代文學史呢？」「我們相視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

錢理群、陳平原則認為，解放後，如果王瑤繼續研究中古文學，「也就那樣了」。新文學史對他而言，卻是創造一個全新的結構，開創一個歷史。因此，他的轉學有外在壓力，也有內在興趣。陳平原認為，這個興趣基於幾點：「第一，他曾經是個左翼文人。第二，他對魯迅非常崇拜。現代文學這門學科，尤其是50年代以後，魯迅文化支撐起整個學科的半邊天。第三，他受朱自清先生的影響。在1929年至1933年間，朱自清在清華講過《中國新文學研究》這門課，留下了系統講義，王先生手頭有這份講義。1978年錢理群這一屆研究生進來，他把講義交給趙園（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整理，發表在上海《文藝論叢》上，他還專門為之寫了一篇文章。」他們還估計，面臨社會轉型、政權更迭，王瑤定會冷靜思考，下一步往何處去？怎樣安身立命？假如心懷抵觸，不會順利寫出《史稿》。

兩代學人達成的共識是，這部研究現代文學史的開山之作，為王瑤屢受政治責難、衝擊，埋下了重重一筆。

「苟全性命於治世」

「同志們：我是一個思想上存在著很多毛病的知識分子，我的主導思想一直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1951年11月，結合「三反」、「五反」，全國文聯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又稱「洗澡」運動。王瑤是重點批判對象。

1952年2月26日，他在中文系教師大會上宣讀《我的檢討》，將自己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歸結為「自私自利」與「自高自大」。「這就意味著他的檢討，是限制在思想範圍，盡量迴避立場問題，絕不涉及政治問題。」錢理群讀過這份檢討——「我想像的新社會是什麼樣子呢？用馮友蘭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一個下棋式的社會，而不是一個打牌式的社會；我覺得一個人應該得到最充分的發展機會，如果他被淘汰了，那是應該的，因為他的能力不如別人。我錯誤地以為新社會就是一個容許自由競爭的社會，一點也不了解集體主義精神，不了解新社會的高度組織性和計劃性的精神」，他進一步剖析：王瑤終於認識到自己的「自由競爭」中個人充分發展的理想與新社會的集體主義精神與高度組織性、計劃性的矛盾；他知道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理想與追求，知道自己無力也不想改變新社會，只能選擇逐步適應。一貫清醒，也自以為清醒的王瑤，實際上已經看清了自己以後的命運。

這年年底一次中央政治局會上，中央高層決定成立北京市高校黨委會。1953年1月23日，黨委會成立。時任黨委書記的李樂光傳達政治局會議精神，指出教改以後人心惶惶，「王瑤要求轉業，做不了靈魂師。」2002年，《文件中的王瑤》的作者陳徒手看到北京市委大學部檔案的北大部分時，他注意到，從那時起，王瑤的動態消息在黨內文件中頻繁出現。

他謄抄資料時感覺，當年中央黨委高層需要掌控學界人士的思想動向。例如針對每一政策或每一措詞發布，亟需了解標杆性人物的反應。北大中文系則被視為「重點系」，裡面一批學者的言論與王瑤一樣一併收集——「在至今留存數百萬字的北京高校黨內文件中構建了獨特的『北大中文系意見群』」。王瑤自然是「重點系重點人物」，反映者可能是他的同僚或學生，他們的彙報在彼時彼境純屬合理正常行為。

樂黛雲證實了陳徒手的說法。作為黨員，她多次被叫到領導辦公室，詢問某些活動中王瑤持何政治觀點。「如果他有過重的話，我也不敢說。一般性發言，也是報給黨組織。上面讓他帶人在賓館裡編書，可用他卻不信任他。」

1954年10月31日，中國文聯與作協共同召開八次擴大會議，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評《文藝報》編輯工作錯誤。11月3日，王瑤寫《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又在對胡適文藝思想及其影響清理過程中，發表批判文章。因行文頗具說理水準，不同於一味空洞謾罵，受到領袖的點名表揚與接見。

「不要以為他批胡適都是形勢所迫。魯迅與胡適之間素有重大原則分歧，對他們的評論涉及每個人的現實選擇方面。他歷來傾向魯迅，肯定左翼文化。批判胡適，他是確有想法。」錢理群想起，王瑤曾要他梳理自己的文集，特意囑咐對自己批判胡適的那篇文章，刪掉過分的時代用語，核心要旨要保存。

話「是講小說《高乾大》中共產黨正面形象高乾大迷信巫神時，講到人的思想表現複雜情況和世界觀的決定作用時講的。例如有這樣的人如何云云，並非講自己」，但在50年代中期，還是被當作曝光他的隱蔽性與兩面性，顯示高級知識分子對黨三心二意的政治態度、思想落後教授的典型名言，被周揚、楊秀峰等文教主管者在報告中不斷引用，「1958年中共一次高層會議上，市委書記處書記鄭天翔又把這句話引進《關於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中，更使這句名言在黨內高層幹部中廣泛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