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衡 | 複合型民主觀：中國政治發展的民意基礎——兼談轉型中國與青年學者的理論創新【第二屆青創獎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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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以學術為底色 以思想為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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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型民主觀：中國政治發展的民意基礎

——兼談轉型中國與青年學者的理論創新

王衡|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3月21日，《探索與爭鳴》第二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徵文頒獎大會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問題」青年論壇，在上海社聯舉行。大會不僅對本次徵文進行了回顧評價、對獲獎作者給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會為青年學人提供了開放的表達與交流平台。諸位青年才俊圍繞當下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發言探討，不僅體現出獲獎作者深厚的學術素養和敏銳的問題意識，更有助於進一步推動和啟發他們對於中國問題更為深入的探索與爭鳴。以下，我們將每天推送一篇獲獎作者在現場發言基礎上修改而來的學術隨筆。一方面作為他們對本次學術徵文活動的階段性總結，另一方面也供讀者諸君學習借鑒。願他們在未來道路上能夠堅守初心，砥礪前行，並祝他們在學術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貢獻，更期待不遠的將來，有更多超越他們的青年學人湧現出來。

王衡，二等獎《當我們談論民主時，我們在談論什麼？》一文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武漢大學法學學士（2010），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碩士（2012），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2016），哈佛大學訪問學者（2014-2015）。研究領域為民主理論、政治文化。

很榮幸拙文《當我們談論民主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在《探索與爭鳴》舉辦的「聚焦中國轉型」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徵文比賽中獲獎。由於當天要給本科生上課，我非常遺憾未能赴上海參加論壇。借公眾號推送「獲獎感言」的機會，我簡要介紹拙文的思路與觀點，順便談談我對「轉型中國」與「理論創新」的淺見。

一、選題

雖然文章題目聽起來挺「文藝」，其實探討的是嚴肅的政治學問題。如副標題「轉型期中國公眾民主觀念的類型及其成因」所示，文章試圖從「類型學」和「發生學」的意義上釐清兩個問題：一，轉型期中國公眾民主觀念的類型特徵究竟是什麼？二，為什麼中國人會形成這種民主觀念？

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在於多年來政治學專業的學習，讓我日益感覺到澄清民主觀念的重要性。當今世界，無論意識形態還是社會科學研究，民主都獲得了相當強勢的觀念宰制力和話語壟斷地位，幾乎成為了universalreligion。然而弔詭的是，在人人談論民主、推崇民主、讚譽民主、渴求民主的同時，大家關於民主本身的定義卻充滿著爭議與分歧。據澳大利亞一個研究團隊的統計，目前「帶修飾詞的民主」多達507種，顯然，民主的概念已經遠遠超出了其語言學意義上的指代功能，如羅伯特·達爾所言，「與其說民主是一個具有嚴格而特定意義的術語，不如說是對一個流行概念含混不清的確認」。大量實證研究表明，與琳琅滿目的民主理論相對應，公眾對民主的認知、理解和訴求也大相徑庭，不僅在宏觀層面存在顯著的時代差異和地域差異，而且在微觀層面上也呈現出基於個體年齡、階層、城鄉、教育水平的異質性。毫不誇張地說，「當我們談論民主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已經構成了民主研究的「巴別塔」問題，倘若不對公眾民主觀念進行精準的「錨定」，那麼與之相關的民主評價、民主支持、民主滿意度等一系列概念都會出現理論歧義和測量偏差。對於處在轉型期的中國而言，民主觀念研究的現實意義更加明顯。人民民主被譽為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更加廣泛、充分和健全的人民民主既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也是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必然戰略選擇。探索符合國情、順應民意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當然離不開對公眾民主觀念的準確把握。鑒於此，我認為有必要通過實證研究釐清轉型期中國公眾民主觀念的類型與分布特徵，並探索其影響因素，以期為未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提供可資參照的觀念坐標、心理坐標和文化坐標。

二、發現

要大而化之地談十四億中國人的民主觀念，這樣的選題顯然很容易被詬病為「太大」。不過我堅信，只要能夠找到合適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四兩撥千斤」的研究是可能的。在實證研究路徑的指引下，我很快鎖定了定量研究方法，即利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第三波中國大陸地區3473位受訪者的數據進行量化分析。這項開展於2011年的全國代表性樣本調查，設計了四道題目詢問受訪者對「民主最本質特徵」的看法，其中每道題目均包含四個選項，分別代表社會平等維度（比如「不斷縮小的貧富差距」）、優良治理維度（比如「政府提供高質量公共服務」）、規範與程序維度（比如「公開選舉政府領導人」）、自由與權利維度（比如「人們自由組織政治團體」）。朱雲漢曾利用該數據撰文指出，中國人的民主觀呈現出「重實質、輕程序」的特徵，在分布上表現為「社會平等>優良治理>規範與程序>自由與權利」。這種「中國人秉持實質型民主觀」的觀點在Andrew Nathan、史天健、呂傑、張明澍等學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證明或支持。

然而，當我利用「潛在類別分析」方法對四道題目進行重新分析以後，卻得到了與上述學者不一樣的發現和解讀：（1）、佔據主導地位的民主觀念不是「實質型」（27%）而是「在實質與程序之間」的「複合型」（55%）；（2）、公眾對競爭性選舉、政治自由、政治權利等「程序」維度的民主訴求處於「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狀態，通過與社會平等、治理績效等「實質」維度的民主訴求複合的方式呈現；（3）、在複合型民主觀內部，「偏實質取向」的比例高於「偏程序取向」的比例。總而言之，當代中國人對民主內容的理解是多維的、高度複雜化的，「實質民主」與「程序民主」的疆界並非涇渭分明、判若鴻溝，而是參差交錯、相伴相生，呈現出複合的形態。

複合型民主觀的實踐寓意和政策啟示在於：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建設應該立足民意，協調推進民主的「程序」內容與「實質」內容，二者不可偏廢。一方面，要通過不斷深化的政治體制改革滿足公眾「程序」維度的民主訴求，比如自由、法治、公民權利、競爭性選舉等；另一方面，要以優良的治理績效回應「實質」維度的民主訴求，比如平等、公正、經濟增長、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採取統籌兼顧的戰略實現民主目標之間的平衡發展，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實現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的整合。

在完成上述類型學劃分之後，文章接著以民主觀念的類型為因變數，構建了多分類邏輯斯蒂回歸模型以解釋複合型民主觀念的成因。分析結果表明，現代化理論強調的「理性增量」與政治文化理論強調的「文化存量」對轉型期中國公眾複合型民主觀念的形成均具有一定解釋力。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因素和文化因素作為結構性變數，最終都要通過「政治社會化過程」這一中觀機制對個體產生影響。「在理性與文化之間」、「在嬗遞與傳承之間」的複合型民主觀念典型地反映了轉型期中國政治文化既存結構和發展結構、歷時性結構和共時性結構的共存狀態。

總之，複合型民主觀構成了中國政治發展的民意基礎。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主無疑是政治發展值得追求的價值目標，但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究竟是為了滿足少數人的理論或理想，還是為了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訴求？中國人需要以理性、審慎、負責的態度給出自己的答案。

三、餘論

以上是對文章基本思路和核心觀點的介紹。鑒於本次「青年理論創新徵文」的主題是「聚焦中國轉型」，我想談談對轉型中國與青年學者理論創新的感想。

第一個問題，什麼是「轉型中國」？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一度考慮過放棄對「轉型」一詞的使用，而換成「當代」。因為無論是經濟學的「市場化轉型」還是政治學的「民主化轉型」，「轉型」本質上都屬於現代化範式下的理論視角和範疇，表面上強調從傳統到現代的定向變遷，實際上所謂現代化與西方化總是糾纏不清。這是既有的社會科學國際格局所決定的。因此，如果使用「轉型中國」這個概念，我們就必須說清楚中國究竟要「轉向哪裡」。是翻版的美國、歐洲、日本或者新加坡？是回歸「傳統中國」？還是一種新的可能？遺憾的是，我們似乎已經察覺到當下的中國暗藏著歷史的隱喻和未來的藍圖，我們也堅信中國終將跨越這段「轉型期」，但目前只能非常無奈地用「轉型中國」這個含混不清的概念描述當下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轉型中國」這四個字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命題，在這個概念背後蘊藏著無比巨大的理論創新機會：歷史綿亘的中國正處於一個政治經濟制度、社會結構和文化心理全方位調試、摸索和變革的階段，在變革過程中許多制度還沒有成熟和定型，許多理論還沒有清晰地總結和提煉，這些都有待我們學者尤其是思想新銳、敢為人先的青年學者去「探索與爭鳴」。誠如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所說，「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當我們當我們不必使用「轉型」，而是能夠提出一系列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新理論，用以描述和解釋「轉型中國」的各種現象時，所謂「中國轉型」才可能真正宣告完成。

第二個問題，如何做到理論創新？我的體會是要在選題、身份和方法上具備高度的主體意識和自覺意識。首先是選題自覺，關注「轉型中國」的「反常識現象」，勇於挑戰舊理論、敢於回答大問題；其次是身份自覺，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明確「我是誰」、知道「為了誰」、了解「還有誰」，深刻理解中國介於「普世」與「特殊」之間的典型性，避免成為「西方中心論」的學舌鸚鵡或「中國特殊論」的井底之蛙；最後還要有方法自覺，用科學的、嚴謹的、能夠與主流理論進行對話的方法，讓中國經驗「說得通」、讓中國故事「聽得懂」。當然，在理論創新的過程中，青年學者難免出現錯誤，因此更需要得到包容、鼓勵和支持。在這一點上，《探索與爭鳴》讓我們倍感鼓舞，無論兩屆徵文比賽對青年學者的大力扶持，還是日常用稿中的「英雄不問出處」，這本期刊不僅是新銳學術觀點的孵化器，而且通過學術資源的整合，為青年學者搭建了一個展示、交流和對話的平台。我欣然地看到，在《探索與爭鳴》的作者群當中，一個跨學科的「學術共同體」正在形成。

最後，我想以導師楊光斌教授經常對學生講的一句話作為結尾，與廣大有志於理論創新的青年學者同仁共勉：

「站在主流反主流，並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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