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媒介——侵華戰爭時期日本報界的法西斯化過程

◎李卓　　《侵華戰爭時期的日本報界研究 （1931～1945）》　　作者： 孫繼強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4年6月　　李卓，歷史學博士，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教授，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副會長，退休前為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院長。　　編者按：　　69年前的今天，日本向世界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在此之前，日本的媒體上，不僅聽不到真實和正義，甚至聽不到一句失敗的消息。軍部、媒體和受眾，三方面共同作用，構成了侵華戰爭時期日本報界的法西斯話語權。曾奉自由、真實為圭臬的日本報界，在戰時如何形成嚴密、一致的話語網路？他們經歷了怎樣的轉向？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從1945年9月11日起，登陸日本本土的盟軍總部在三個月內先後四次發布戰犯逮捕令，被指名的甲級戰犯共有118人，知名報界人士正力松太郎（《讀賣新聞》社長）、德富蘇峰（戰時日本新聞界最大的團體組織大日本言論報國會會長）、緒方竹虎（《朝日新聞》副社長、主筆）等人名列其中。舞文弄墨的文人入得盟軍追究戰犯的法眼，是戰時日本報界為侵略戰爭推波助瀾的最好註腳。　　1870年12月8日，《橫濱每日新聞》問世，宣告了日本近代傳媒黎明期的到來。此後日本報業發展迅速，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進入資本主義壟斷時代。進入20世紀20年代，日本國內矛盾加劇，法西斯思潮開始抬頭，並在社會各階層特別是軍部滲透，暗殺和政變成為右翼分子表達政治訴求的手段，「二二六事變」的爆發標誌著日本的國家政治運作完全被軍部綁架。政治生態的變換及國際局勢的變動，使得輿論空間日漸緊縮，日本報業亦逐漸背離了輿論的批判和監督功能，最終發生「轉向」，成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吹鼓手」。　　日本報業法西斯化的過程也是日本戰時傳播網路構建和完善的過程。一個完整的傳播過程是傳播源製造並發出信息，傳播者選擇加工信息並通過某種渠道傳遞給受傳者並引起反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構建傳播路徑方能達到傳播目的是戰時傳播中最為重要的核心內涵。　　戰時日本政府的傳播訴求主要集中於政策傳播。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須傳達給民眾，使民眾理解，並獲得民眾的支持才能得以順利推行。尤其是在「總體戰」的戰爭理念下，要想把全社會的力量動員起來，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宣傳工具而僅靠武力推行是行不通的。鑒於此，日本政府通過自上而下的立法手段和制度手段，將大眾媒體牢牢控制，其目的是藉助媒體的強大宣傳力將政策傳達於民眾。而要達到上述目的，還需要藉助媒體對政府出台的法令、法規、政策進行剖析、解讀，挖掘出「新聞背後的新聞」，以便讓受眾完全了解並接受。而政策傳播的目標並非止步於此，在民眾充分了解政策的基礎上，以政府意願為目標進行特定引導，並對受眾的思想或者行為產生特定的影響，使之完全按照政府的意圖行事，方完成政府所期待的宣傳任務。　　在上述戰時傳播過程中，至少涵蓋了傳播主體（政府）、傳播渠道（媒介）、傳播客體（受眾）三個要素。而日本戰時傳播的構建路徑即是圍繞這三個要素展開的。　　第一，為保障對傳播渠道的有效控制，掌握話語權，作為傳播主體的日本政府利用其自身掌握的政治優勢和資源優勢，根據「總力戰」推行的需要，千方百計地加強對新聞報道的管制，壓縮言論自由的空間，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制定言論統製法令、法規，完善言論統制機構。同時，政府通過控制信息來源的方式等來控制媒體。媒體希望從政府獲得相關信息，因而比以往更加依賴權力機構的幫助。戰時記者想通過採訪來獲得準確、全面的第一手資料十分困難，因而往往更多的是從交戰國的政府或軍方的新聞發布會獲得消息。在這種情況下，媒介的報道就落入了權力設置的陷阱。如果有媒體想通過自己的方式獲得信　　息或者發布令政府不滿的信息，政府可以通過剝奪其從政府和軍方獲得資料的權利來壓制。　　第二，是否能夠完成政府的傳播期許取決於媒介的宣傳姿態和配合程度。決定戰時日本傳播媒介價值取捨的除了客觀的政治條件之外，更重要的還是主觀因素和經濟利益等條件。可以說媒體的參與既是政府的被動訴求，也是媒體本身的主動訴求。在這種雙重訴求的捆綁下，媒體自然會主動站在政府軍隊的一邊，力求使自己的報道對自己的國家和軍隊有利，並且有助於提高國民士氣，激發國民同仇敵愾的情緒。換言之，媒體在面對戰爭時，其自身的選擇是決定其報道姿態和輿論導向的根本因素。以戰時體制下日本報界而言，儘管有政府權力的壓制和大眾情緒的影響，但報社記者作為國民中的個體，自然也難以避免舉國上下的「愛國主義」氛圍的支配，而從報社整體來講，經濟實力的強弱決定了報社在激烈競爭中的發展趨向。因此自身盲從式的「愛國主義」和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是媒體參與傳播網路構建的主導性內因。物質上的商業利益和精神上的國家主義促使日本媒體主動按照政府訴求參與戰爭宣傳，從而完成了自下而上的構建。　　第三，受眾也是推動戰時傳播網路構建的主體之一。雖然媒體通過設置話題能夠影響公眾輿論，但是公眾輿論也可通過諸如公共情緒等非正式渠道反作用媒體話語。從某種意義上講，作為傳播對象的受眾，是傳媒的顧客，傳媒在向公眾進行宣傳的時候，必須考慮受眾的接受能力。這裡所說的「接受能力」除了受眾的身體狀況和文化水平之外，更重要的還要考慮受眾所處的環境。如果媒體的論調與受眾的接受能力背道而馳，必然會遭到受眾的拋棄。而受眾對媒體的拋棄，必然造成經濟利益和社會影響力受損，這是媒體所不能承受的。比如戰時在日本民眾的排外主義和戰爭狂熱空前高漲的情況下，「國民的愛國熱情越高漲，報紙就越會被讀者的要求和周圍的局勢所影響，自然無論是言論還是報道都會趨向國家主義化和帝國主義化」。換言之，政府藉助傳播網路營造了一個狂熱的戰爭環境，而處於這個戰爭環境中的受眾則反之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戰爭環境，進而促進了傳播網路的日臻完善。　　總之，戰時日本政府話語權的構建是政治網路的構建和政治傳播的結果，而政治網路的構建和政治傳播的實施又進一步強化了日本政府話語權的構建。在這個矛盾統一體中，作為上層建築的政府和作為基層組織的媒體又是缺一不可的，二者構成的傳播網路不但保障了政治傳播的順利開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著政治傳播的原則、性質和效果。　　考察日本報業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其與政治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在日本國內政治力量此消彼長的政治生態中借勢發展、壯大，也因此而被與政治緊緊捆綁在一起，最終走上了為侵略戰爭搖旗吶喊的道路。　　孫繼強同志的《侵華戰爭時期的日本報界研究（1931~1945）》一書，通過細緻的資料分析，發現了不少湮沒於歷史埃塵之下的報業事實，也提出了一些創新性觀點。　　第一，在時間序列上，這本書從傳媒與戰爭的關係角度出發，釐清了戰時日本報界的發展脈絡，揭示了日本報界由抗爭到妥協、最終淪落為軍國主義宣傳機器的發展和演變過程，並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考察了戰時日本媒體「轉向」的原因。　　第二，在日本國內橫向的權力網路中，本書從政府、民眾和媒體三方面考察了戰時話語權構築過程中日本傳播網路的構建過程，指出戰時報界話語權的構築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時進行的。政府利用其掌握的政治資源為報界編織了一個法西斯化的生存環境，而處於該生存環境中的受眾訴求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生存環境，進而加速了報界法西斯化的進程，同時報界自身「愛國主義」盲從和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是其走向法西斯化的主導性內因。　　第三，在日華關係上，日本報界與當時日本的對華政策密切相關。戰時日本的社會思潮引領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日本對華政策的方向，而對華政策又在極力迎合甚囂塵上的軍國主義極右思潮。報界作為社會思潮的載體，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侵華戰爭時期的日本報界研究（1931~1945）》是我國首部以戰時日本報界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專著，它嘗試從新聞與傳播學的角度來考察日本的侵華戰爭，從而進一步剖析傳媒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化和發展，傳媒在國際關係中的因素顯得日益重要。大眾傳媒不但是認知國際關係的風向標，更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際關係的發展，因此對傳媒的引導和利用也成為處理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手段。在此背景下對戰時日本報界進行研究，則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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