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史家對炎黃傳說的認識

作者簡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七屆學科評議組中國史組成員，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岩畫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兼職教授。曾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秦漢史。

從晚清時代起，進步的中國知識界在接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同時，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開始反思。20世紀20年代初，以「古史辨」為旗幟的疑古思潮興起。這一思潮當時對於摧毀正統歷史體系的構成，對於衝破封建文化傳統的網羅，從而解放民族精神，具有積極的意義，對於史學革命，也表現出重要的推進作用。

「古史辨」派的創始人顧頡剛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認為，古史傳說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從神演化為人，古書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的，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後次序，也和古書所記載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後恰恰相反。「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而且，「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

顧頡剛的見解一發表，隨即引起了強烈的文化反響。

許多年後，顧頡剛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回顧當時的情形，有這樣的說法：「哪裡想到，這半封題為《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信一發表，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連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著了這樣巨大的戰果，各方面讀些古書的人都受到了這個問題的刺激。因為在中國人的頭腦里向來受著『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聽到沒有盤古，也沒有三皇、五帝，於是大家不禁嘩然起來。多數人罵我，少數人贊成我。許多人照著傳統的想法，說我著了魔，竟敢把一座聖廟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

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論點一提出，確實在學界掀起了一場風暴。錢玄同認為這是「精當絕倫」的意見，「看了之後，惟有歡喜讚歎」。胡適後來也表示：「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他，虛心地試驗他，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然而，學界也多有反對的意見。顧頡剛在回答批評者的種種詰難時，又繼續充實提煉自己的理論。他在1923年7月1日又發表《答劉胡兩先生書》，提出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應當有四項標準。第一條標準是「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第二條標準是「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第三條標準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第四條標準是「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顧頡剛表示：「以上四條為從雜亂的古史中分出信史與非信史的基本觀念，我自以為甚不誤。」

近幾十年來層出不窮的考古新發現，使學界逐漸認識到疑古思潮的許多觀點應當有所修正。對於古史傳說的認識，於是又有更新。徐旭生曾經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指出：「在早期發展的各民族（用這一詞的廣義）中，它們最初的歷史總是用『口耳相傳』的方法流傳下來的。」徐旭生還說，「傳說時代的史料和歷史時代的史料在性質上主要的不同點，為前者的可靠性比後者的可靠性差。」除了「口耳相傳的史實」「容易失真」而外，「並且當時的神權極盛，大家離開神話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這些傳說裡面摻雜的神話很多，想在這些摻雜神話的傳說裡面找出來歷史的核心也頗不容易。由於這些原因，所以任何民族歷史開始的時候全是頗渺茫的，多矛盾的。這是各民族公同的和無可奈何的事情。」然而，徐旭生又指出：「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面的質素、核心，並不是向壁虛造的。」這樣的認識，應當是符合我們已經獲得的關於史前史的知識的。

自戰國秦漢時期以來，古史傳說時代的「三皇五帝」事迹已經成為當時的歷史結構的最初框架。古史系統中的五帝傳說和三皇傳說，雖然「古史辨」派的史學家們早已指出了其中後人增飾的痕迹，因而斷定其為偽古史。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在這些傳說中也許隱含著真實歷史的若干遺存。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談到傳說時代的人物和傳說時代的歷史時曾經說，「無論羅馬那七位所謂的國王究竟真有其人或是神話人物，無論歸功於他們的任何立法活動究竟實有其事或是出自虛構」，其實都「無關緊要」，「人類進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體現於有形的記錄之中，這種記錄凝結在各種制度和風俗習慣中，保存在各種發明與發現中。」從這樣的認識出發，我們考察文明起源與「三皇五帝」古史系統的關係，就可以排除若干疑慮，深入探索傳說背後所體現的歷史真實。

一些學者認為，結合考古學的新成就，我們對於炎黃二帝的傳說應該有新的理解。有不少學者認為，從伏羲、神農到黃帝的古史傳說，表現了中華文明的萌芽最初發生和早期發展的過程。李學勤在《論古代文明》一文中指出，「《史記》一書沿用《大戴禮記》所收《五帝德》的觀點，以黃帝為《五帝本紀》之首，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形成的一種標誌」。黃帝設官置監，迎日推策，播殖百穀，馴化鳥獸的事迹，已經表現出早期文明的特點。「因此，以炎黃二帝的傳說作為中華文明的起源，並不是現代人的創造，乃是自古有之的說法。」李學勤還說道，「黃帝、炎帝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地區，一個是中原的傳統，一個是南方的傳統。這種地區的觀念對我們研究古史傳說頗有意義。」我們讀《史記·五帝本紀》，可以看到，司馬遷追述古史，大體是以中原文化系統為中心的。但是確實也涉及南方文化系統的歷史存在。

李學勤還指出，炎黃二帝事迹以及黃帝之後的傳說譜系，還向人們說明了這樣的歷史事實：「中華文明在相當早的時候，包括它剛在萌生的過程中，便有了頗為廣泛的分布。在考古學上，不少學者都在使用『龍山文化』這個詞，這意味著從北方到南方很廣大的範圍里，多種文化都有其共同點。這種情況，也可譬喻為形成了一個文化的『場』，其範圍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與倫比的。」他認為，「這個文化的『場』正是後來夏、商、周三代時期統一國家的基礎。炎黃二帝以及黃帝有25子、得12姓等傳說，與這一具有共同點的文化『場』是有聯繫的。結合古史傳說來考察龍山時代各種文化，將對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過程有進一步的闡發」。

關於炎黃二帝的傳說，特別是黃帝的傳說以及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文化的『場』」的這一論斷，主張體現中華早期文明基本面貌的若干歷史文化現象與遠古傳說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樣的認識，可以給我們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工作以有意義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