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數字化生存》和互聯網在中國的起步
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圖書市場。一方面回顧這些傳奇之書的故事，更重要的當然還是：我們為什麼有了如今這樣的一個社會，我們曾經歷過什麼，我們得到和失去了什麼，我們積累了什麼樣的財富和共識，我們何以走到今天。
我們挑選了若干本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書，找到當年相關的作者或者編輯，請他們講述每本書的故事。
1.1996 年春天，位於北京朝陽區北四環中路的北京信息工程學院（現在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學）的一間屋子裡來了兩個人選書。這間屋子是台灣版權代理公司博達租用的工作室，裡面有兩大排書架，都是最新出版的英文書。
在這堆書中，由於顏色「跳脫」，《三聯生活周刊》的記者胡泳發現了黑色封面的《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他打開一看，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伊蓮，我的數字化生活她整整忍受了 11111 年」。作者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不用傳統的十進位，而用二進位的表述方式，一下子吸引了胡泳。經過簡單翻看後，胡泳決定放下手上正在寫的《網路為王》，先翻譯這本書。
幾個月前的 1 月 30 日，《三聯生活周刊》剛發表了胡泳撰寫的一篇名為 《Internet 離我們還有多遠》的專題文章。這篇文章有一萬多字，是國內最早全面介紹互聯網的文章之一。這一年，中國最早的一家網路公司「瀛海威」（Information Highway 的音譯）剛成立不久，創始人張樹新在魏公村建了一座「瀛海威科技館」，準備開始做互聯網面向普通大眾的接入。當時，瀛海威還在中關村零公里處立了一個街頭廣告牌——「互聯網離中國有多遠？向北 1500 米」，而 1500 米正是瀛海威科技館所在的地方。這個廣告牌也成為了後來胡泳文章標題的來源。
而一年前的 10 月， 30 歲的胡泳才第一次在清華大學的機房裡上網。這讓他「特別震驚」、「很激動」，覺得互聯網應該馬上在中國大規模普及。身為記者的他，迫不及待地準備寫文章向當時的中國讀者介紹「互聯網能幹嘛」，它「不像大家想的那麼神秘和遙遠」，所以這才有了《Internet 離我們還有多遠》這篇長文。
那時，互聯網在中國還沒有大規模商用化，只有少數人可以在高校或研究機構里接入教育網，普通人對其並不了解。不過，有人已經利用互聯網「求醫」成功，被人廣泛提及。比如當時山東有一個姑娘叫楊曉霞。她得了肌肉腐爛的怪病，後來通過互聯網的求助，找到了救助方式；清華大學的朱令，也得了一場怪病。後來她的朋友通過互聯網求助，最後發現是鉈中毒。
這些現在看起來稀鬆平常的故事，在當時卻給中國人帶來了很大的衝擊。文章發表後，胡泳接到了海南出版社歐陽歡的電話，希望他將這篇文章擴展一下，出一本有關網路的專題著作。這就是後來胡泳 1997 年出版的《網路為王》。不僅如此，歐陽歡還請胡泳幫忙看看什麼樣的書值得海南出版社翻譯引進。
因此，這才有了開頭胡泳選書的那一幕。當時，胡泳向旁邊的編輯建議趕快出版。「尼葛洛龐帝的書就是這個時代的《第三次浪潮》」，胡泳對海南社的編輯說道。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是三聯書店在 80 年代出版的一本暢銷書。它把人類社會劃分為農業階段、工業階段和信息化階段。書中的觀念和內容影響了在 80 年代成長的一代人。
海南出版社副總編輯劉逸覺得，尼葛洛龐帝提出的觀點和看法比較新鮮，而且胡泳有這方面的意思，所以當時才決定出版此書。海南社決定出版後，胡泳和太太范海燕僅僅用三周時間就完成了譯稿。因為當時他們還沒有電腦，這些譯稿全都是手寫完成，然後交到出版社列印。
2.1996 年 12 月，《數字化生存》在中國出版，迅速掀起了暢銷的熱潮。這本書在 20 多年前就大膽並基本準確預言了數字科技將對我們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娛樂帶來的各種變化，探討了其中值得深思的問題。比如比特作為「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信息不再被「推給」消費者，相反，人們或他們的數字勤務員將把他們所需要的信息「拿過來」並參與到創造它們的活動中等等。
當時，海南出版社對書名、封面、文案、目錄和內容簡介等都進行了重新包裝、設計。比如原書只有章節目錄，海南出版社總編輯蘇斌則將其變成了帶有內容提要的導讀，使其更加貼近大眾讀者的閱讀趣味，而不是一本單純的技術書。
值得一提的是書名的譯法。當時，胡泳堅持把書名 Being Digital 翻譯為「數字化生存」，而沒有借用台灣譯本的《數位革命》。除此之外，書的封面上還印著一句話——「 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強調「生存」這一概念。「你不能夠允許你再次被甩掉，不然就不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你不這麼做的話，你可能連生存這種可能性都消失了」，胡泳對《好奇心日報》說道。這樣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國人當時的民族主義情緒，希望迅速地獲取新知，以免落後。而且當時還流行著「開除球籍」之類的話語，也是中國人同樣情緒的反應。
更為重要的是，「這本書本質上的影響還是扮演了啟蒙的（角色）。它實際上是對於普通的讀者來講，是純粹的啟蒙。等於是告訴他們，世界的潮流在往這個方面來走。對於很多互聯網業界的人來講，好多人是因為這本書進入到行業中，圍繞這東西來做事」，胡泳補充說道。
胡泳回憶，當時中學老師還會把《數字化生存》當成一本課外讀物，向中學生來推薦。比如後來的作家韓寒還把這本書寫進了自己的成名作《三重門》。「是我們學校最年輕的一個老師，她給我的印象很深，記得上第一節課時她說不鼓勵我們看語文書，然後給我們講高曉松——那個製作校園歌曲的。她第一節課給我們唱了《青春無悔》，說我們不要滿足於考試之內的死的沒用的東西、要在考試外充實自己，這樣才能青春無悔。然後她推薦給我們惠特曼的書，小林多喜二的書，還有一本講知識經濟的，還有《數字化生存》……」，韓寒在書中寫道。
除了韓寒，這本書也影響了當時的許多人。「對當年那些剛剛了解"實事求是』是什麼意思，剛剛了解尊重客觀規律意味著什麼，剛剛明白科學預測、科學決策、科學管理重要性的人來說，（《數字化生存》里的）"預測未來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它創造出來』，無疑是一聲驚雷。這是全新的未來觀，更是響亮的行動主義宣言」，財訊傳媒集團首席戰略官段永朝在《從「數字化」到「生存」 ——重讀<數字化生存>》一文中回憶道。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吳伯凡在 1996 年讀完後，就「在各種場合談論、引用它」，而且「越來越相信自己讀懂了它」。在他看來，「《數字化生存》在中國出版以來，書中的思想和語彙通過二度和三度傳播，早已到了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個今天第一次閱讀這本書的人是無法想像它對於第一批中國讀者的刺激力的。」吳伯凡曾經是《21 世紀商業評論》的主編和發行人，和原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梁冬辦有財經脫口秀節目「冬吳相對論」。
電子工業出版社總編輯劉九如則回憶稱，《數字化生存》改變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正是受這本書的影響，他堅信 IT 產業必將從專業走向大眾，互聯網和數字化必將主宰我們的未來，從而積极參与《計算機世界》《電腦愛好者》《IT經理世界》等報刊的興辦，還寫了多篇文章和舉辦眾多與此相關的活動。
當然，《數字化生存》對中國互聯網最早的那批創業者更是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比如搜狐的創始人張朝陽不僅是尼葛洛龐帝的學生，還是他的投資對象。當時，尼葛洛龐帝一共給張朝陽投資了 7.5 萬美元。這也是國內對互聯網企業最早的風險投資。所以，從觀念到行動，尼葛洛龐帝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張朝陽。
人人網、飯否網、美團網的創始人王興在高二時就讀了這本書，對其影響深遠。王興回憶，正是這本書，讓其堅信——「凡是還沒有被互聯網所改變的行業，都即將被互聯網所改變」。
而張朝陽不僅成了一個「傳道者」，還是互聯網界耀眼的明星。他登上了時尚雜誌封面，還在天安門玩滑輪等等。「當時他到處去講這些玩意兒。他本身創辦搜狐，又有麻省理工學院這些海歸的光環，所以當時很多人，某種意義上來講，是被張朝陽所激勵的」，胡泳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在 2013 年 1 月 31 日的一次沙龍活動中，張朝陽還稱李彥宏和馬化騰的創業都和他有關：「 1998 年我去美國矽谷找人，問李彥宏想不想回國做互聯網，他在矽谷說中國搜狐做起來了，於是矽谷一些投資人給了他投資。 1999 年的我特別火，到深圳受到搖滾歌星式的接待，聽眾 700 人中就有馬化騰，他聽了我的故事激動不已，回去做了 OICQ 。」
1997 年，胡泳的《網路為王》作為第一本向中國人全面介紹互聯網的專著也在海南出版社出版。胡泳稱，當時亞信的田溯寧買了幾千本送給各省的官員，因為他覺得這是最好的可以幫助互聯網在中國普及的讀本。那時的流行用語叫做「信息高速公路」，田溯寧記得，當他到偏遠省份跟地方大員談應該如何加快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的時候，對方讓他去找交通廳。
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也都在這一時期相繼誕生，比如網易（1997）、搜狐（1998）、新浪（1998）、騰訊（1998）、盛大（1999）、阿里巴巴（1999）和百度（2000）等等。這些公司在未來的20年間全部得益於尼葛洛龐帝所預言的數字化時代和知識經濟，佔據了中國商業的最前端。
其中，以搜狐、網易和新浪為代表的門戶網站是當時中國互聯網企業發展的標誌，它們使得大量的中國人變成了網民，互聯網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到 1999 年，也就是《數字化生存》出版三年後，互聯網「基本上完全走向大眾社會了」。
某種意義上講，《數字化生存》也改變了胡泳本人的一生。胡泳策劃、出版和翻譯了一系列有關互聯網的圖書。
胡泳策劃、出版和翻譯的部分有關數字化的圖書（註：其中有合著和合譯，但為了閱讀方便，不一一標出）1997年出版了《網路為王》《黑客：電腦時代的牛仔》《時代英雄》。其中《網路為王》是第一部向中國人全面介紹互聯網的書，後還在台灣捷幼出版社出版。《黑客》則被收入其策劃的「網路文化叢書」。《時代英雄》來源於其在《三聯生活周刊》所寫的文章。1998年翻譯了《2.0：數字化時代的生活設計》。1999年出版了《另類空間》《我們是醜人和LUSER胡話之二》，翻譯了《比特之城：空間?場所?信息高速公路》。其中，《另類空間》《我們是醜人和LUSER胡話之二》被收入了其策劃的「數字論壇叢書」。2008年出版了《眾聲喧嘩：網路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這本書是他政治學博士論文改編而來，較早地探討了網路空間中的私域與公域問題。它不僅被收入其策劃的「思想@網路?中國」叢書，還獲北京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第六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優秀獎。2009年翻譯了《未來是濕的：無組織的組織力量》（2012年重新出版後更名為《人人時代》）。該書獲央視讀書欄目《子午書簡》與《中國圖書商報》共同舉辦的「2009年度30本最值得一讀的好書」之一以及由藍獅子讀書會、新浪財經、第一財經聯合評選的「2009年度十大商業圖書」之一。2011年翻譯了《認知盈餘：自由時間的力量》；出版了《沒有兩片雲是一樣的》，探討了雲計算。其中，《認知盈餘》獲「2011和訊華文財經圖書大獎」及《商學院》雜誌「經理人閱讀趣味年報」2013最受關注書單大獎。2012年翻譯了《宏觀維基經濟學》 。2014年出版了《信息渴望自由》《網路政治：當代中國社會與傳媒的行動選擇》 《新媒介賦權及意義互聯網的興起》 ，翻譯了《知識的邊界》。 2015年翻譯了《另一個地球：互聯網 社會》。2017年主編了《連接之後 : 公共空間重建與權力再分配》，為《公地》文叢第一輯。
除此之外， 1996 年底，胡泳在《三聯生活周刊》開設專欄「數字化生存」，寫了大量相關的介紹文章。這個專欄也是繼作家王小波之後，《三聯生活周刊》開設的第二個專欄。 1997 年，他寫了一本《數字化時代的英雄》的增刊，第一次把蓋茨、喬布斯、葛洛夫等 15 位美國數字化時代的領袖系統介紹給讀者。 後來還寫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封面文章，包括《未來與現實賽跑》、《硅紀元》、《PC 的太陽落山了》、《中關村元年》、《思科＞微軟？》等等，《三聯生活周刊》成為宣揚數字化和互聯網的重鎮。
為普及數字化和互聯網，除了出書和寫文章，他還親身參與和推動了一系列活動。比如 1998 年，胡泳參與發起了中國第一個民間網路思想庫「數字論壇」。第二年，他參與籌辦中國互聯網路大賽 。同年，他還參與舉辦了一個「72 小時網路生存測試「的活動。這個活動在北京、上海、廣州尋找志願者，把他們關在賓館的房間里，看他們能否僅僅通過互聯網而生存。那時，電商和 O2O 等還沒產生，很多志願者只得忍飢挨餓，最後中途退出。
現在，胡泳則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依然研究著和數字化生存相關的各種問題。就連他的個人微信公眾號的介紹語也是「數字化時代的生活設計」。不過，如果說之前胡泳主要是在普及互聯網和數字化，那麼，現在他做的很多工作則更傾向於反思數字化和互聯網。
3.
1990 年代的美國，經濟繁榮，高科技產業迅速崛起，眾多互聯網公司相繼誕生、成長和上市。這其中就包括網景、亞馬遜、 eBay 、 PayPal 、雅虎、 Netflix 和 Google 等知名企業。同時，新經濟理論流行一時。這一理論認為，由於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進步，可保持低物價膨脹率和低失業率，經濟可以持續成長。
這自然也影響到了媒體業。 1992 年，身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兼媒體實驗室主任的尼葛洛龐帝成為《連線》雜誌的第一投資人（first investor）。一年後，《連線》雜誌創刊，定位報道科技對文化、經濟和政治的影響。也是從這一年開始，尼葛洛龐帝每個月會為其寫一篇專欄。這些文章的主題集中於「移動比特，而不是原子「（Move bits, not atoms）。兩年後，《數字化生存》在美國出版，內容則是尼葛洛龐帝在《連線》雜誌上專欄文章編輯修改而成。因為恰逢其時，《數字化生存》不久之後就成為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還被翻譯成了 30 種語言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出版。
但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數字化生存》最開始的一批讀者大多會被尼葛洛龐帝的論述所震驚。「一方面受到這種理念上的衝擊。另一個是他當時描繪的科幻般場景，讀這個東西你覺得是天方夜譚」，胡泳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具體而言，比如「他講到比特和原子的對比。他去一個公司參觀，帶了一個蘋果的筆記本電腦。前台小姐說要想進去，電腦要登記。他說這個電腦是無價之寶，值 200 萬美元。前台小姐說不可能，你這台電腦不可能值 200 萬美元，後來給他寫了個 2000 美元。尼葛洛龐帝講這個故事，說她永遠也不會明白，比特是無價之寶，原子就值那麼點錢。然後他還講了另外一個故事，當時他去加拿大開會，寶麗金是個唱片公司，結果他們當時帶的那些光碟介質被海關扣了。海關檢查的時候，說光碟不讓帶過去。但與此同時，我在酒店將這些比特傳來傳去，這是海關根本控制不了的」，胡泳向《好奇心日報》回憶道。
除此之外，胡泳還記得尼葛洛龐帝專門討論了設備界面友好的問題，老祖母要能使用；代理人程序要像英國管家一樣貼心；汽車被盜後會通知你它被盜了，聲音聽起來還是嚇壞的樣子等等。這些當時的科幻場景在胡泳看來，今天全都變成了現實，其實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的觸控、人工智慧和語音等技術。
對於美國人來說，這也是一個時代剛開始。互聯網所代表的比特化世界正式拉開了序幕。眾多新銳的互聯網公司衝擊著美國舊有的商業和價值體系，也實實在在地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方式。
對於中國人來說，這的確是 90 年代的《第三次浪潮》。一方面，托夫勒所論述的第三次浪潮，即信息文明終於找到了互聯網這個具體的的實現手段了；另一方面，《數字化生存》的暢銷延續了 80 年代中國那種由於之前的長期封閉，對西方各種新知都處於饑渴狀態，覺得「落後就要挨打」，「再不趕超的話就再次與世界失之交臂」的情感狀態和思維模式。
「拿到尼葛洛龐帝的書，我想起了嚴復的《天演論》：《天演論》在當時的英國不是一本特別優秀的書，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英國的思想家當中也並不算舉足輕重之輩，但嚴復把《天演論》介紹到中國時，中國恰好處在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撥動了中國人的心弦，所以這本書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讀的"聖經』」，胡泳在《數字化生存》出版 20 年後的譯者感言文章中寫道。
而在尼葛洛龐帝投資《連線》雜誌的 1992 年，中國加入了世界版權公約組織。版權買賣成為出版圖書的重要環節。因為剛開始，很多出版社還沒有意識到購買海外版權的重要性和洽談版權的門路，海南出版社搶到了先機，通過台灣的版權代理公司大蘋果、博達授權拿到了一批暢銷書。為了利用北京的人脈和信息大規模地做一些新潮的圖書，他們還專門在北京的紫竹院設了一個編輯部，網羅了一批出版人才，其中還包括現在的作家土家野夫。他當時擔任過海南出版社北京編輯中心的主任。
「他們當時是有資金，敢拍板。整個流程、機制非常靈活。我覺得當時的海南社有點像今天的中信。當時它的主導思想是引進西方，但引進的是西方新知識的這種書。比如當時做巴菲特、索羅斯、《藍血十傑》，這些在當時是非常新的「，胡泳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曾任海南出版社總編輯助理兼北京出版中心總經理的黃明雨也回憶，「當時海南出版社北京的編輯室在政策上有靈活性，被業界稱之為"1.5 渠道』，雖然是出版社的身份，但實際上是民營書商的做法。常駐北京的這支團隊在對文案的錘鍊、營銷推廣方面很下功夫，有一批高手在操刀。這也是"時勢造英雄』」。
海南社也在中國 90 年代末和 21 世紀初，出版了一系列當時有影響的暢銷書，其中就包括《安妮日記》（1996）《沃倫?巴菲特如是說》（1998）《索羅斯旋風》（1998）《金融鍊金術》(1999）《說謊者的撲克牌》（2000）《證券分析》（2004）《光榮與夢想》（2004）《一個美國資本家的成長：沃倫?巴菲特傳記》（2007）《藍血十傑》（2008）等等。《數字化生存》暢銷的 1997 年，也被稱作中國出版界的「海南年」。
「25 年前，我深信互聯網將創造一個更加和諧的世界。我相信互聯網將促進全球共識，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沒有，至少尚未發生。真實的情況：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管制在升級，貧富鴻溝在加劇。我也曾經期待，中國可以由於其體量、決心和社會主義的優勢從而在引領全球互聯網方面發揮更好更大的作用。實際情況如何呢？很簡單：全球化變成了本土化，儘管智識的、經濟的以及電子的骨幹設施都取得了飛速增長，但無所不在的數字化並沒有帶來世界大同」，尼葛洛龐帝在為《數字化生存》中文版出版 20 周年的紀念文章《數字化之後》（Been Digital）中寫道。從 Being Digital 到 Been Digital ，現年 74 歲的尼葛洛龐帝稱，這是他「有生以來最大的誤判」。
這也是今年 52 歲的胡泳在《數字化生存》出版 21 年後最大的感受。「數字化革命如果是在技術這個層面上，你可以說尼葛洛龐帝當年預言的很多東西，今天都變成現實了。但實際上，數字化之後的問題可能比數字化之中的問題還要大」，胡泳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胡泳覺得，「現在最迫切的問題是互聯網是不是一個全球的，真正的，沒有邊界，沒有障礙的互聯網？」
因為互聯網誕生之初，大多數人都深信互聯網是一個充分開放、自由的系統，但到目前為止，原來認為的信息沒有障礙的自由流動看起來是個幻想，各個國家有著自己的互聯網，並不是一個整體。信息的自由流動有著巨大的阻礙。
「互聯網給我們造成了一個嶄新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讓信息沒有障礙的流動，讓擁有信息的人能夠沒有障礙的彼此連接上，彼此交流。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互聯網才能發揮它最大的效用。如果變成各種各樣的互聯網，可能信息的自由流動和擁有信息的人自由交流，我覺得都會產生巨大的障礙」，胡泳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1997 年，尼葛洛龐帝受國務院信息辦邀請，第一次來到中國，在中科院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偏重技術的研討會。當時，還未出名的張朝陽充當他的翻譯。整場活動則由瀛海威的張樹新贊助，影響不是很大。這時，中國政府剛在國內鋪設骨幹網不久，奠定了中國互聯網的基礎設施。這很大程度上幫助了後來互聯網的發展。
但到了 1999 年，尼葛洛龐帝第二次來中國的時候，情況則完全不同。當時，活動舉辦地搬到了中國大飯店。「整個大廳座無虛席，那個會場我覺得可能有 1000 人，特別像明星出場的那種感覺」，胡泳向《好奇心日報》回憶道。
這場活動也變成了搜狐贊助，搜狐還授予了尼葛洛龐帝「搜狐天使」的榮譽稱號。「我記得非常清楚，就在我上台正式聘請尼氏為"數字論壇』總顧問之前，聽到身後有人嘀咕："一個外國大老爺們，叫的哪門子天使？』」，胡泳在《承認並慶祝人的境況》一文中回憶道。雖然互聯網已經漸漸普及，但當時很多中國人並不知道什麼是「天使投資」。而和現在一樣，搜狐（當時叫「愛特信」）後來誕生的這些互聯網企業基本都是被風險投資養大的，「天使」們促成了他們的誕生。
「國家意志和民間創新力量很奇妙的結合，導致互聯網在中國有一個非常良好的起步」，胡泳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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