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寫作的敘事危機——評喬國強的《敘說的文學史》

07-03

《文匯讀書周報》第1702號第五版「三味書屋」

（2018年2月26日發行）

文學史寫作的敘事危機

——評喬國強的《敘說的文學史》

曾軍

喬國強的《敘說的文學史》是一部以敘事學的方法來反思文學史寫作的專著。從外表上看，這是一本有關文學史敘事研究基本理論的著作。喬國強將文學史寫作視為一種敘事行為，以此來揭示文學史寫作者、敘述者、文學史研究對象以及文學史讀者之間的「敘述關係」，並由此初步建構出「文學史敘事學」的理論框架。但從深層來看，這本書其實是喬國強對中外文學史寫作困境與難題的積極回應。通過對文學史作為一種敘事行為的這一人為建構性、虛構性的強調，揭示出文學史寫作追求的「客觀、中立」的科學性的困境，呈現出文學史寫作的敘事危機。因此，我們有必要將這本書「從裡到外」翻過來，通過這種有針對性的「論辯性」來透視《敘說的文學史》的意義和價值。

《敘說的文學史》

喬國強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書的緣起，是針對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和寫作中出現的文學史觀念偏差而展開的。在喬國強看來，如果沒有一個正確、恰當的文學史觀，文學史的重寫難以走得太遠。有鑒於此，喬國強全面系統地梳理了西方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90年代以來圍繞文學史寫作所展開的各種反思，就畢曉普、霍華德·M·瓊斯、J·M·卡梅倫、理查德·H·富格、詹姆遜、傑茲·派爾克、克里斯蒂·V·麥柯唐納、格里高利·S·傑依、拉爾夫·科恩、約翰·弗洛、韋勒克、傑羅米·麥克伽恩、戴維·珀金斯、溫戴爾·V·哈里斯、瓦爾特·F·維特等眾多學者的文學史寫作理論展開思考。其中尤其對韋勒克的文學史觀展開了全面的梳理。文學史是否不如文學本身重要？文學史是否需要從具體的事物上升到哲學的層面？如何面對文學史的祛神秘化問題？文學史是從裡向外的闡釋的嗎？「撰寫文學史即撰寫一部既是文學的又是歷史的書可能嗎？」以至於最近的「星球文學史」這一致力於描述文學全球化的新概念等等，都一一接受了喬國強的認真梳理和細緻辨析。在他看來，儘管上述思考頗多新意，但大多只是停留在「觀念」層面，而較少進入「文學史寫作的內部構架、文學史敘述的性質與特點」的討論。由此可見，喬國強看重的既不是中國「重寫文學史」邏輯基點的缺失，也不是西方「文學史」反思的形而上虛蹈，而是將「文學史寫作」還原為一種敘事行為，將之置於述體、時空、倫理、世界等多個維度來重新審視。

從第二章起，《敘說的文學史》便以「文學史敘事」的理論命題為架構，以中外經典文學史寫作為個案，展開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探索。如在「文學史敘事的述體、時空和倫理」一章中，喬國強重點解剖的是王瑤的《新文學史稿》，分析的是「王瑤不言說的身體是如何影響、決定作為史學家言說的王瑤及其所撰寫的文學史文本的形態的」，由此揭示出在文學史寫作過程中，處於「三種述體」中的王瑤自身所處時代、環境與學術自覺性之間的矛盾，以及在文學史觀和價值追求的自覺與個人的藝術感受和文學趣味之間的衝突。通過這一個案，喬國強指出，「文學史述體時空的倫理關係實際上就是一種具有時代特徵的倫理關係，其相關的規約也是一種具有深刻時代印記的規約。」再比如在「『秩序』的敘事新解」中，喬國強以顧彬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為例，分析了其歷史分期三段論中的「時空錯誤」，指出「顧彬為我們所構建出來的第二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化政治時空，是一個不對稱的文化政治時空」，並由此引發出文學史寫作「秩序」[即敘事學中的「時序」(order)一詞]中「連接」「嵌入」與「省略」。基於此討論，喬國強認為：「文學史敘事不存在無意義的秩序安排。秩序是作者安排的秩序，是代表作者心目中的文學時空和觀念中的文學歷史。」因此，通過這些「文學史敘事策略」的分析，可以展開對文學寫作者以及文學史觀念的深刻分析。再比如，在「一種沒有走出虛構的敘事文本」中，喬國強以「癥候式閱讀」的方式發現，截至2000年，共出版了307部「大屠殺文學」作品，但幾乎沒有任何一部被以「大屠殺文學」的名義選入文學史並獲得評價。由此，何以緘默便成為追問美國文學史寫作的重要視角。

喬國強的這一「文學史敘事分析」的努力，讓人聯想起利奧塔《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一書對「科學」和「敘事」的解構，該書認為知識是一種語言現象，包含著話語主體的權力關係，有著語言遊戲的性質；知識更是一種敘述行為，具有知識合法化的功能。因此，一旦出現了敘事危機，知識的合法性也就出了問題。這也正是利奧塔將「對元敘事的懷疑看作是『後現代』」的重要原因。喬國強將文學史寫作視為一種敘事行為，就意味著文學史所追求的「真實」只是文學史寫作者的一種「虛構」；整個文學史寫作必然受到「敘事危機」的深刻影響。

那麼，克服文學史寫作的敘事危機是否可能？答案是可能的。但克服危機的前提是正視這一文學史寫作的敘事危機，認識到文學史寫作者作為「述體」所要受到的從觀念到社會再到身體的多重限制，還要認識到文學史寫作中「秩序」的安排所可能產生的文學史效果，更要認識到文學史處於「虛構世界」「真實世界」和「交叉世界」三重世界之間所能夠展開的「可能世界」。因此，只有擁有了文學史寫作的敘事自覺，才有可能增強對文學史寫作觀念和寫作策略的反思，才有可能克服文學史寫作的敘事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