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立嶺：中國「積弱」始於康雍乾「盛世」

　　　　對康雍乾三朝，中國史學界歷來是比較重視的。但民國以來的史學界的主流，對康雍乾三朝歷來是以異族入侵，鎮壓反滿人士，大搞文字獄而否定的。自從劉大年「論康熙「一文後，對康熙又開始褒了。至於近期無數關於康熙，雍正和乾隆的電視劇，更把清初的這三個皇帝描繪成了英明聖君。褒的內容，主要是「大一統」，對內削平以吳三桂為代表的藩王，對外征戰，擴大了清皇朝的版圖。至於整頓吏治，當然也寫了許多，但最終還是寫不出來，因為實際上並無多大成績。 2000年開映了《雍正王朝》， 2001年12月開映了《康熙帝國》，以後，頌揚這三朝的各種題材的電視劇更是不斷湧現。宣傳的是一切以皇室的穩定為重，肯定專制統治。宮中君臣為爭權奪利爾虞我詐，耍陰謀搞詭計，刀光劍影。掌權了就是「萬歲」，維護他的地位就是維護國家穩定。這正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皇朝的陰暗文化，是中國文化中要揚棄的部份。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愛國志士們就為消除它而拋頭顱灑熱血。劇中歌頌這種文化，是與當前的一股思潮一致的。在電視訪談節目中，還有人認為，中國人在入世後要讀四書十三經以保持中國文化傳統。2002年開映的《天下糧倉》，與《康熙王朝》的基調是一樣的，借「陰兵借糧」的故事宣傳乾隆的「政治才華」。李忠開倉救災要殺。因為他「愛民不愛國」，餓死一方百姓是小事，影響皇帝聲譽是大事。「戰馬聞殺聲則奔，聞風聲則跌」。一片歌功頌德「戰馬」就「奔」了，讓「民不聊生」的事傳出，是「風蕭蕭」之聲，攻擊皇帝不聖明，那就該殺。從康熙開始的「殺」與「保」不是根據對民有利還是有害，而是根據君王面上是否有光，似乎被完全肯定了。從這一原則得出的結論是，做官權太大了要殺，因為「功高會震主」，害民的貪官不一定要殺，因為他們會喊「聖上英明」。為民的好官也會被殺，因為他們比低了皇帝的威信。與貪官污吏作鬥爭也可能被殺，因為他們打的是喊「聖上英明」的人。只有不做壞事也不做好事的糊塗官和裝糊塗的官才能穩保安全並升官發財。因為他們除了吃皇糧外，對任何政治勢力都沒有威脅。

　　學術界和文藝界的這些褒的內容，概括起來，還是《清史稿》中褒康熙和乾隆的那些內容。在《清史稿》中，聖祖本記後面的論是：「經文諱武，寰宇統一。」「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 」。世宗本紀後面的論說是：「聖祖政尚惠仁，世宗以嚴明繼之。」高宗本紀後面的論說則是：「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四征不庭， 文奮武，於斯為盛。」可以看出，對康熙和乾隆，完全是褒的，而對雍正，則用婉轉的語言貶的。現在對這三朝的宣傳，與《清史稿》的不同之處，是把雍正朝也褒進去了。既然宣傳的影響已經如此之大，對這三個「大帝」該不該如此歌頌，也就應該討論討論了。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當然應該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不能以現代人的標準去要求。對古代的皇帝也是如此。評古人的功過要全面，不能以過蓋功，也不能以功蓋過。有過不要寫成一無是處，同樣，有功不要寫成樣樣都好。本文不是全面評價這三朝的皇帝，而是針對現在評價中的一些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作為皇帝把國家看作是他自己的，是自然的事，現代人不必用是否實行民主去要求他。但要說一個皇帝是偉大的，至少他的作為，是能使國家在走向進步的基礎上，做到國富民強。即使在他看來這是「朕」的天下，也應該是個「興家子」而不是「敗家子」。康雍乾的頌揚者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宣傳的重點就在於這三個「大帝」是「興」了清王朝，歷史上也稱這三朝時期為盛世。我認為，對這一說法，有幾點必需澄清。

　　首先，古代帝王的用兵，中國史書歷來有褒貶兩種說法：「武功曠世」和「窮兵犢武」。取何種評價，就要看它對國家所造成的結果。

　　作為康雍乾三朝統治的特色，就是不惜採用任何手段，鞏固剛建立起來的新王朝。中國曆朝開國後，都要對內動武。打天下靠的是刀把子，天下得到了，就要從拿刀的人手中奪過刀來，以免這刀把子會砍向自己。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算是客氣的，朱元璋炮轟功臣樓就不客氣了。滿清入關統治了全中國，對這個少數民族來說，是件不容易的大事。軍事佔領成功了，維持統治卻不容易。新皇朝的統治者當然也要收刀把子。殺鰲拜就是一例。清與明不同的是，建朝之初手握重兵的，除八旗外，還有叛明有功的明朝將領。他們想到的威脅，首先是這些漢人會反抗，因此要用一切手段進行鎮壓。對削三藩的軍事行動可以用各種名義去解釋，但無論如何也否定不了其根本目的是要將兵權從漢人手上奪回。為此而化費多少錢財，犧牲多少生命，都是無關緊要的了。對這種軍事行動，後人評價為實現「大一統」的偉大功績，實在是太牽強了。這三藩本來就是在幫助清室奪取全中國，統一全中國。他們的「王」也是清朝皇帝封的，他們所轄之地從來就是清朝治下的一部份。分裂之事從來就沒有出現過，這種「大一統」名義下的軍事行動，其實只是皇帝集大權所必需，是最高統治者鞏固自己地位的手段。

　　其次，與這種軍事行動同時進行的，是在國內實行殘酷的特務統治。對打著「反清復明」旗號的人，幾乎是要斬盡殺絕。到雍正時期，更是特務橫行。在這種特務統治下，不僅反清者被鎮壓，只要是被懷疑為異已的也沒有倖免的。對這種鎮壓，過去都把呂留良，甘鳳池，呂四娘這些「反清復明」的傳奇人物當作民族英雄來宣傳的。當然，這些人的思想，是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成份的。但在清朝統治時期，老百姓因受當朝的壓迫，要借這些人物來表達自己對當局的不滿。孫中山先生革命時也以「驅逐韃虜」相號召。對此不能僅僅看作狹隘的民族主義，應該看作中國人對清皇朝統治不滿的反映。因此，在民國建立後，這些人物還是在民間受到稱頌。但是在現在，清皇朝倒台已九十多年了，這些人物卻都變成了十惡不赦的人，原因就在於他們「作亂」，作「一統天下」的清室的亂。我們對古代的皇帝要作「歷史主義」的分析，同樣，對這些被民眾頌揚的人，也應該作歷史主義的分析。

　　第三，「武」的如此，「文」的又是如何呢？說到「文」，歸根到底就是對知識分子的問題。《淮南子》上說，統治者不重視知識分子，國家就不會強。這三朝大搞文字獄，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殺到不分清紅皂白的程度，可以說是一個特點，史書上是有明白記載的。「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樣毫無政治含義的雅句也可被指為罵大清而抓去殺頭，早已是人人皆知之事。在評論這三朝的「文治」時，也必須考慮乾隆朝《四庫全書》的編寫一事。應該說，這部全書的編成，有決策者之功，也有編輯者之功。此書收集保存了大量文獻，是一大功勞。但此書又排除了大量被認為對清朝統治不利的文獻。這種排除，只是牽強附會地排除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獻而已。因此，在肯定《四庫全書》在中國的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同時，對清王朝的作用，必須與清初的「文字獄」聯繫起來考察。這部全書的編寫原則之一，就是絕對不能將不利於清皇朝統治的內容編入。在清入關統治中國前，列朝列代的學術著作，是不可能去反對清朝統治的。編者們唯一的辦法，當然只有盡量小心，寧可多刪，也不能漏進一些可作把柄的內容，以免遭到殺身之禍。這種從政治目的出發牽強附會地排除，結果是將大量有價值的文獻被刪了。這麼多的知識分子作出的努力，因為這種野蠻的政治限制，造成這部全書的巨大缺陷。因此，在看待這三朝的「文」治時，決不能無視當時的文人是處在「武」力高壓下，不能無視慘酷的文字獄。看到清初的「文字獄」還不能無視它對以後的影響。此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敢再以腦袋試刀，在學術上只能去搞搞考據，形成乾嘉學派。這種考據對中國古籍的整理，確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知識分子的不敢言，就如《淮南子》上所說，對國家的衰落，種下了根子。

　　第四，從康熙到乾隆的反貪行動，是被宣揚得最多的。這可能是當前的民心所需而出現的特殊現象。當時的反貪行動確實不少，但這並不值得歌頌。因為這種反貪事實上沒有取得什麼大的成效。之所以沒有成效，則是因為官員中大量貪贓枉法現象的存在，根子就在清皇朝的優待八旗子弟，就在它極端專制下的特務統治。在這種格局下，貪贓枉法的旗人是無人敢動他的。受欺壓被勒索的百姓是無權申訴的。皇帝反貪的決心看來不小，但決不會大到挖自己統治的根基。殺誰保誰，實際上並不取決於官吏們的清廉與否，而是取決於官吏們對皇帝忠與不忠。因此，這三朝「盛世」的反貪沒有結果，是註定的。

　　可以說，延續了近一個半世紀的康雍乾三朝，是以削漢藩的軍事行動和殺異已的特務統治為特色的。它的直接效果是顯著的：手握大權的重臣壓下去了，手握重兵的藩王被消滅了，反滿分子被鎮壓了，知識分子不敢講話了。這種行動的結果，是以殘民傷財來換取這個新王朝的統治者的龍椅的穩固感。之所以說是「穩固感」，是因為實際上並不穩固。因為這種行動是落後的表現，絕對說不上有什麼進步意義。因而它不可能穩固的。康熙和乾隆在位都超過六十年，也被人頌揚為是前所未有的「偉大」。但是，一個人可以統治一個國家六十年，這現象本身就是落後的表現。在六十年前上台的統治者帶領下的國家，是無論如何也無法進步的。

　　然而，以上這些還只是一些具體問題，影響不到對這三朝的總體評價。評價這三朝的根本問題，在於這一時期與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帝王時代不同了。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在這種世界環境中，是能帶著國家跟上形勢，還是躺在龍椅上陶醉於「天朝大國」的美名，最後坐失時機，使國家越來越落後。

　　當時的世界，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開創時期。我們可以在時間上作一對比：

　　康熙朝的時間是1662-1722年，雍正朝是1723-1735年，乾隆朝是1736-1796。從1662-1796這一百三十五年的時間裡，西方國家開始了資本主義革命，並開始進行工業革命。在中國的康熙朝之前，英國剛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建立共和，大約相當於康熙朝的早期，1660-1685年經歷了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1688年又經過光榮革命，在康熙朝的末期，1721年出現了政黨內閣。在乾隆朝的中期，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到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完成。法國則在康熙朝中期，1789年巴黎武裝起義成功，制憲議會通過《人權宣言》，1791年又通過憲法。在中國的康雍乾三朝「盛世」的大部份時間裡，美國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到乾隆朝的中期，1776年，大陸會議通過傑弗遜等人起草的《獨立宣言》。1781年獨立戰爭結束，1783年英國承認了美國獨立。英，法，美等國建立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它使得工業革命成為可能，並取得經濟和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它使英法等國迅速發展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原來還是殖民地的的美國，也因為在獨立戰爭中確立了比英法等國更民主的制度，獨立後在經濟技術上取得比英法更快的發展。

　　中國一直自視為「天朝大國」，國勢盛衰，不是只看是否能征服周邊少數民族，而是要看在當時世界上是否走在潮流的前面，是否代表進步力量。康雍乾三朝統治者在世界發展的關鍵時刻，是走在世界發展的前面，還是與世界同步發展，還是落在世界發展的後面呢？如果是走在前面的，他們無疑是偉大的。如果是與世界同步發展的，他們也可列為有功人物。但如果是落在世界後面的，並且使中國在世界的發展競爭中失去良機。那麼，這「偉大」兩字就無從說起了。在世界處於同樣的封建時代，一國的統治者能對內鞏固統治，對外擴大版圖，後人稱頌他為「大帝」，還說得過去。但在世界制度向先進的大變革中，一國的統治者使這個國家坐失良機，就只能冠以「目光短淺」和「落後」。當時，資本主義已經出現，清室的這三朝則在世界進步的潮流中忙於殺伐和消耗國力，堅持原來的制度不前進，卻沒有絲毫改變這種落後現象的措施，使中國在根本上落後了。這種落後，不是生產數字有多少發展的統計所能彌補的。這是功還是過？再怎麼寬大，也不能說這三個皇帝為「英明聖君」。他們在當時還能關起門來稱大王，但隔了嘉慶一代，到道光時，原來被我們「天朝大國」瞧不起的「夷人」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了，成為「外強」了。「天朝大國」的門卻關不住了，就只有挨打。原因就在於自己弱了。這個「弱」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國人早就知道自己是「積弱」，是由上面一代一代積成的。清朝被「外夷」打的是道光以後幾朝，禍根則在這三位「大帝」所製造的「盛世」。

　　討論某些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總離不開方法論上的問題。歌頌康雍乾的論點，總是以歷史主義不能苛求古人為由。其實，歷史主義並不是要論者將論點納入當時歷史，而是以現在的觀點分析當時的歷史條件。本文不是專門論述歷史主義的，只是有關對三朝的評論，認為需要注意兩點：

　　第一，論者對這三朝皇帝歌功頌德，不能將「功」全納入他們身上，將過一概歸諸「佞臣」。這種方法在評論其他「賢明聖君」時也常會出現。其結果，當然是聖君永遠無過。這不是現代人在評歷史，而是當時的臣下在頌皇帝。

　　第二，歷史劇以歷史事件說現在要說的話，弄得史事面目全非，引起史學界的不滿。其實，作為戲劇作品，有些不符歷史真實，還是可以的。倒是史學界自身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是不能允許的。自從郭沫若在解放前「古為今用」以來，解放後史學界中很多人或多或少沾此種手法的邊。要「為今用」，對史事和歷史人物的取材，即使是真實的，也必然帶有隨意性。為今所需即採納，不為今所需即拋棄，那裡還有什麼歷史本來面目？「以古頌今」和「以古諷今」都不可取。歷史對現實的作用，是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總結前人的經驗，使當代的人能以史為鑒。這種總結不應是直接具體地借用，而是要總結其規律，以規律來為現代所用。「以古喻今」，不是「為今用」，只是為一時的宣傳某一觀點而糟蹋歷史。

　　第三，從康雍乾又可以想到中國幾千年皇朝在統治集團內的「斧光燭影」，在治理國家中的「誤國殃民」。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精華，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藝術各方面都能反映出來，糟粕也能在這些方面反映。在描述中國文化時，重大誤區是將帝王的行為說成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帝王被尊為「萬歲」，是正義的象徵，反帝王者被貶為亂臣賊子，還必定是貪官污吏。其實，帝王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歷史現象，各個帝王就一定有差別，有功有過。但當世界發展到資本主義後，中國的現實是帝王成了保守的象徵，不管他個人品德如何，起的就是阻礙中國進步的作用。而統治集團中的爭權奪利，則無論那一時期，都是中國文化糟粕的表現。反帝王者之中，當然有許多就是野心家，想取而代之。而這種「過」，也不過與帝王之過相同。至於是與帝王的昏庸相對抗的「抗上」，則是不應否定的。二十一世紀的史學，不應再有「遇犯上者必斥之」的現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