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江招安的真正原因

談到梁山事業衰落的原因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由於宋江的卑膝投降。然而，宋江處心積慮接受招安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呢?我們往往不去思索。其實，作為生活在宋朝這一歷史大背景下的知識分子宋江，他的性格、心理狀態是異常複雜的。這裡我們暫不去探究宋朝的政治大背景，也不去考察宋朝以來文人的社會文化底蘊，我們只就宋朝的經濟狀況對宋江性格塑造的影響談些看法。如果不能從經濟方面追尋一個時代對一個人、一個群體的影響，那我們在此單純地議論宋江是忠是奸，是好是壞，是進步還是退步，那都是粗淺鄙陋的。　　北宋末期，朝廷統治日趨腐朽。宋江等人是在徽宗宣和年間起事的，然而在歷史發展總的序列中，當時北方的游牧民族女真族正處於蒸蒸日上的強盛時期，他們憑藉強悍的武力大肆向南擴展，北宋政權最終被其滅亡，而不是被內部的叛亂勢力或起義軍所滅。因此，儘管當時北宋王朝奸臣當道，但整個的國家大廈還沒有到了僅憑藉自己的內力就發生坍塌的地步。這裡我們還是只就經濟方面細細探討其原因。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也認為對人類社會發展具有長期影響的是長時段歷史，即結構，在長時段中才能把握和認識一切歷史現象。　　如果將北宋時期的農民起義與已往的農民起義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王小波、李順起義，還是宋江、方臘起義，他們既不像陳勝、吳廣起義是由於秦朝苛酷的刑罰揭竿而起，也不像東漢末年百萬饑民即將餓死才聚眾暴動，在水泊梁山的各路「英雄好漢」中，宋江是因為誤殺閻婆惜遭受人命官司，要不然他是決不肯落草為寇的;盧俊義是因為吳用設計、李固陷害使然，要不然他是不會離開自己的安樂窩的;晁蓋、吳用他們是因為劫了朝廷的「生辰綱」犯下死罪;林沖是由於受了高俅的迫害才被逼上梁山;武松更不用說是因為嫂嫂潘金蓮的原因，殺西門慶，犯下命案不得已而為之;李逵則純粹是為了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喜歡這種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其它的好漢入伙，均不是由於經濟破產、生活宭困才上梁山的：有的是對奸臣弄權的痛恨、有的是被俘後的無可奈何、有的是被騙來的、有的是因個人恩怨殺人而逃命的、還有的本身就是殺人不眨眼的強盜，如開黑店賣人肉包子的「菜園子」張青和「母夜叉」孫二娘夫婦。這些人聚在一起，動機各異，虛空的哥兒們義氣架不住實實在在的原來生活物質利益誘惑，待在水泊梁山每天提心弔膽的日子使好多人非常留戀以前康樂安穩的生活，他們痛恨的是某個人或社會的某些陰暗面，但對民富國貧的大宋朝廷打心裡還是認可的。因此，接受招安有很廣泛的群眾基礎，宋江的心理只不過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心理罷了。最後，宋江獨攬了「投降派」的千古歷史罵名。為什麼這批亡命之徒不能與當時的朝廷斷然決絕呢?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經濟——只有經濟才會有這樣神奇的吸引力。這種力量悄無聲息但卻能攝人魂魄，無堅不摧。　　經濟與人的生活習習相關。過優越生活的人恥於敗壞自己的名節，更何況是做賊呢!宋朝的司馬光是國家的肱股大臣，有人進了政府要來拜訪他，他總愛問一個使人很難堪的問題，你家有沒有錢?被問的都很奇怪，想司馬光這麼了不起的國家大臣，他對我的關懷，怎麼是問我有沒有錢這樣的小問題?後來打聽才知道，司馬光的標準是說，你這個人沒有錢，就不能維持你的生活，就不能不被五斗米折腰，你有錢之後，你才具有獨立的人格，這個官隨時你可以不做，為了自己的原則可以不做，為什麼呢?因為我不會被餓死，我有錢可以保護我的自由。由此看古語說「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也不是沒有一絲道理。　　作為一個人，我們說他有生存的權利，如果自個兒足夠勤奮，但還是衣不裹腹，這不能說不是社會的責任。如果到了要餓死的分上，他去偷、去搶，恐怕我們也不能完全歸罪於他。既然水泊梁山的好漢不是因為要餓死才造反，一旦他的仇怨所在得以疏通，作為一個大宋良民經濟上的誘惑就要起作用了，最後也就跟著宋江接受了招安。　　在《儒林外史》上有一段介紹「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事，一個五，六歲的小孩，未婚夫短命夭折，他爹就把她關到房子里活活餓死，餓得孩子凄厲的喊「爸爸，給我點東西吃吧。」當媽媽的更是發了瘋，可是她老爸毫不動心。其實，在古代，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而丟失性命是一種虛偽的社會哲學。當然，宋江不是傻子，他謀取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宋朝經濟的繁榮是不會使人產生絕望心理的，他完全有理由帶領弟兄們走回主流社會。　　不管哪個社會，落草為寇都是迫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有誰天生就是一個賊胚子。現實生活中，不論人們怎樣美化一些善舉、一些大義，一個即將餓死的人有權用任何手段獲得當下的食物維持生命。宋朝的士人雖然在程朱理學的熏陶之下，十分看重義理，可對於那些不通文墨的普通老百姓就另當別論了。決定是否進行殊死鬥爭的並不是高深的道義，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一旦有機會重新步入正常社會，他們是不會把自己的前途押在一場不可預見結果的「革命」中的。一旦自己的冤情得以伸張，自己的罪孽能被寬恕，他們還是很願意回到以往不須提心弔膽的日子的。這種不徹底性根源於他們的經濟基礎，根源於他們的生活狀況。宋江上梁山以前的小日子過得很滋潤，因此才有餘力仗義疏財，收買人心。宋江在梁山上也衣食無憂，但根據當時的實力懸殊的現實，依靠自己這點微不足道的力量，他是很難推翻大宋朝廷的，如果那樣的話，他也不想時刻背負著」亂臣賊子」的精神十字架。　　馬克思說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其實中國的人民是很溫順的，但中國歷史問題老是農民問題，因為中國一直是一個農業社會。每個朝代末期民不聊生到極點時，人民就會起義，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像黃仁宇所說的「潛水艇夾心麵包」，最上層的官僚階層，最下層的勞苦大眾，一般情況下相互隔絕，唯一的通道是中間的科舉制度，知識分子可以在中間上下穿梭起到粘合作用，但數量稀少。當下層實在無法生活、瀕臨絕望時才會反抗，他們很少提出」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之類的口號，從陳勝、吳廣的「苟富貴，毋相忘」到黃巢的「均平」大將軍到鐘相、楊幺提出的「均貧富，等貴賤」，以及後世洪秀全提出的「無處不均勻，無人不溫飽」，核心都是圍繞經濟上的平等問題。這裡暫不說平等與不平等在社會進步中的意義。事實上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朝代，它的各種成就在中國歷史上都達到了當時世界嘆為觀止的高度——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除外)。經濟上尤其如此。也因為宋朝的經濟如此發達，我國的人口才在宋朝有史以來第一次達到上億人次。某種程度上，商品經濟的繁榮也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依據林文勛老師的理論，我國商品經濟的第一個高峰在春秋到秦漢時期，被叫作「鹽鐵時代」;第二個高峰期是在唐宋時代，被叫作「茶鹽時代」;明清時期是第三個高峰期被叫作「糧棉時代」。從這些稱謂我們也可以看出端倪。秦漢以前，社會不太發達，人們還在為生存而奮鬥，鐵器明顯是生產工具，而唐宋時茶鹽卻是地地道道的生活用品了，說明時至唐宋人們關注的焦點已從生產為中心轉移到了以提高生活質量為中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再社會學研究上，這是一社會的石破天驚的變革。人類開始關注自己的現世生活質量，開始追求自己的幸福指數，背後是由物質生產的進步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心理的嬗變。因此，我們也理解宋江他們的行動並不是為生存而戰，而是為生存以外的東西，如地位、名譽、個人恩怨、國家興衰、甚至是圖個痛快!　　讓我們再看看宋朝時人眼中的國家經濟水平和民眾生活狀況。張世南在《遊宦紀聞》卷八記載了一些遊宦對鄉村普遍農民生活的情景：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相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麻麥遍地，豬羊滿圈。不聞金貴，唯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穩睡眠，直千直萬。　　如果說這是宋朝上等戶的生活情景，那麼一般農民怎樣呢?同書中也有記載：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飢有梁，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冤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　　這樣的生活美景，如果說是特殊府縣之居民，那普遍的宋農民又是怎樣的呢?宋居民分主戶與客戶，主戶又分五等版籍，以第三等為例說明最具說服力。根據谷更有老師在《唐宋國家與鄉村社會》的研究成果，第三等戶為十口百畝之家(北方)。正常年景下第三等戶的最常見的表現形式是生活自給自足，還略有餘額。常言道「離亂人不及太平犬」，有誰在活得下去的時候想落草為寇呢?所以宋朝的農民起義一般規模都很小，最後無一不遭到失敗的命運。雖然宋江起義發生在北宋末期，但當時的民生還沒有凋敝到某個英雄豪傑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地步，並且好多起義的領袖自己就是工商業經營者，例如王小波本身就是蜀地一茶販，起義的緣由是茶稅的糾葛。　　宋朝叫人咋舌的經濟成就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每一個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宋江不會例外，他的弟兄們也不會例外。作為敏感的知識分子，宋江的心理會更複雜些。宋朝的經濟成就具體表現在哪些地方呢?　　宋朝的經濟發達第一表現在經濟作物的推廣及糧食產量的增加。北宋時，茶的種植在唐的基礎上又有了很大的發展，淮南、江浙、福建、荊湖等地出現了許多專門種茶的「園戶」。一段時期政府建立了「榷茶」的官賣制度。南宋初年蔡京的兒子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也說：「茶之尚，蓋自唐人始，至本朝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即宋徽宗)時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宋時由於南北農作物品種的交流，精耕細作程度的提高，總體產量較前提高，蘇湖地區改種占城稻或進行「靠田」、「還水」技術，畝產能達五至六石，由此出現「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　　第二表現在手工商業與城市經濟的再度繁榮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手工業在礦冶、紡織、制瓷、造船、造紙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例如蘇軾在知徐州任上，本地發現了煤礦，開採後用作燃料制兵器，蘇軾高興地寫下了「為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為萬段」的詩句。城市規模擴大，商業活動更加開放，出現了早市、夜市和鬼市，另外，鎮、市及鄉村集市貿易也很繁榮。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也談到，從經濟上講，宋朝面臨中國有史以來最為顯著的進步：城市勃興，內陸河流舟楫繁密，造船業也突飛猛進。中國內地與國際貿易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我們從電視劇中看到的汴梁的元宵節的熱鬧場面可以看出當時的經濟程度。據史料記載，與宋朝有海上貿易往來關係的國家或地區多達60個以上。　　第三當時的經濟專賣體系完備，商貿政策多元化。　　倫理範疇的「賤商」觀念仍然存在，但經濟領域的「重商」不得不行。傳統抑商政策有了很大的鬆動。宋初實行「恤商」以及商品專賣上的步步放寬政策，使得富商大賈迅速暴富起來，兩級分化影響到政權穩定，王安石變法是國家干預經濟來抑制商業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在國家的控制下實行經濟開放政策，宰相蔡京當政時，推行一套掠奪商品的聚斂政策，這也是宋江起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宋江的起義源頭不在農民的生存問題，而在於商品經濟下的國家政策變動，它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也就沒有大範圍的農民積极參与。　　在這場起義中，很少有人由於經濟上瀕臨絕境，所以他們在骨子裡缺乏徹底反抗的勇氣和決心的，他們仍然懷念過去的生活，他們認為一切的悲慘處境都是貪官污吏造成的，皇帝還是好主子。就內部的矛盾激烈程度而言，宋王朝當時還氣數未盡，只有在外力的猛烈打擊下才會崩潰，其實北宋政權最後也不算滅亡，只是統治中心由北方轉到了南方，仍然是趙氏家族的天下，臨安政權又維持了一百多年才告結束。南渡之後，宋朝軍民同仇敵愾共同抗金。農民們為什麼不乘勢推翻腐朽的宋王朝呢，因為從內心深處大家對北宋政權統治還是認可的。那麼，宋江，又怎能脫離這種社會大氣候呢?　　這樣，宋江接受招安的悲劇色彩似乎也就不是那樣濃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