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 認識一個複雜的胡適

歷史學家羅爾綱當年在上海讀中國公學時，胡適初任校長（1928年春）。「進了學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掛國民黨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國民黨紀念周。」其時國民黨基本上從北洋軍人手裡獲得了統治權，雖然和蘇俄交惡，擺脫了蘇俄對自己的直接控制，並且去掉了自己的付骨之疽；但在國家統治上，依然襲仿蘇俄，推行黨化政治，首開國史三千年「一黨專制」之時代。中國公學是私立學校，憑什麼要掛黨旗，要做國民黨紀念周。但它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胡適是中公校長。

讀《胡適日記》，國民黨「第十二次執委會議決建議中央」，這是「治本方法」建議的頭條：「以黨專政，一切權力屬於黨：（一）政府官吏，由黨部遴選充任。（二）歷行革命的法治，防止封建勢力之復活。（三）軍官士兵由受黨的訓練之青年黨員充任。（三）厲行黨化教育。」（《胡適日記》卷五第400頁）如果按我原先對胡適的理解，胡適對蘇俄黨化是反感的。胡適所以在日記中剪貼這樣的文件，應該表明他對這樣的政治局面按捺不住了。這是胡適幾天後的日記：「馬君武先生談政治，以為此時應有一個大運動起來，明白否認一黨專政，取消現有的黨的組織，以憲法為號召，恢復民國初年的局面。」（同上第403頁）果然，不久以後就有一個運動起來，這就是1929年春以胡適《人權與約法》為發端的「人權運動」。

人權運動是一次憲政運動，它主張以憲法（約法）限制國民黨的政權從而保障人權。不用說，這一運動的矛頭是針對剛剛執政的國民黨，更是針對國民黨襲用的蘇俄黨化政治那一套。根據胡適在國民黨執政後的表現，他無愧於一個自由主義者，也做了一個自由主義者應該做的一切。但，這並不是胡適的全部，甚至就在國民黨開始北伐時，胡適不僅對國民黨抱以希望並支持；而且胡適今日批國民黨的，正是他昔日對國民黨所稱頌的。也就是說，短短兩三年間（1926-1928），胡適的思想走了一個曲折的「之」字，他兩次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江勇振先生的胡適傳第二部《日中當中》，因寄書人邀約，我要為它寫點文字，便通讀了第八章「帝國主義 東西方文化」。這一章涉及的正是北伐過程中的胡適，江先生徵引了不少第一次問世的史料（這是該著最大的功績，不得不贊）。它讓我們知道了胡適素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也讓我們充分感知到胡適思想的複雜性。概而言，此時胡適雖然人在海外，但對正在蘇俄化的國民黨取支持態度，且支持和認同的正是蘇俄黨化那一套。

這是被江勇振先生稱之為「胡適一生中最右傾、最法西斯蒂的一段文字」，它談的是學生運動，因為以往的學生運動總是無組織的，但「1924年，國民黨——它可能是中國唯一配稱為政黨的組織——正式吸收學生為黨員。從那時候起，政黨組織活躍於全國的大專院校里。……學生已經不再是一個鬆散的組織，而是在蘇聯與第三國際的影響之下，成為一個具有高度組織的團體。」另外，胡適還聲稱：「新的國民黨已經發展出一個高度的組織，一個新的軍隊，新的紀律。軍隊是黨的一部分，黨是軍隊的領袖、老師、靈魂和大腦。這整個軍隊的組織和黨是一體的，至少是相連的。黨在軍隊的每一個單位里都有代表，同時，整個黨的紀律是軍隊式的。這真是了不得，非常重要。」（該書下卷第380-381頁）

我本人以前沒有接觸過胡適這段文字，但批評過胡適到蘇俄三天便向左轉。是實驗主義害了胡適的自由主義，以為什麼都可以拿來實驗，包括私人產權。讀了這段文字後，除了震驚，深感胡適在蘇俄左的路徑上已經滑至底線。胡適不僅認同蘇俄的各種實驗，而且居然認同蘇俄的黨文化和黨武化。布爾什維克化的胡適已不是魯迅所謂的文化偏至而是一味偏斜乃至偏邪。怪不得胡適1926年8月27日致信徐志摩，聲稱：「我這回去國，獨自旅行，頗多反省的時間。我很感覺一種心理上的反動。」這是反自由主義而動，他走到了自由主義的反面。

批評胡適易，認知胡適難。1926年還如此浪費表情，傾心蘇俄，1928年華麗轉身，又逆挽回來。不但在中國公學抵制黨化教育那一套，次年更以極大的精力投入「人權論戰」。觀察胡適的變化，從自由主義到俄蘇式社會主義到自由主義，這一思想歷程體現了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的彎路，也體現了胡適自身的複雜性。複雜在於胡適對黨化的態度前恭後批。同是1926年，徐志摩在《晨報》批評蘇俄黨化教育，胡適卻在英倫稱讚黨化那一套。但，轉過1927，胡適自己變臉，又抵制和批評自己曾經稱讚過的東西。這其中的反轉騰挪，契機何在，緣由為何，新進的思想資源是什麼，其心路歷程又如何，這些無不耐人尋味。畢竟就其思想而言，這是胡適一生中最混亂最複雜也最跳躍的歷史時段。

（責任編輯：代金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