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文化
金陵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水文化與山文化相映。
南京「負山帶江」，背靠寧鎮山脈，濱臨滾滾長江。南京城內與近郊既有鐘山(紫金山)、富貴山、覆舟山、雞籠山、五台山、清涼山、馬鞍山、獅子山、牛首山、湯山、方山、幕府山、棲霞山等，又有秦淮河、金川河等流經南京市區而注入長江的兩條支流，玄武湖、莫愁湖就像兩顆明珠布列在南京市的左右。總之，南京有山有水，山水相映。因而，古人詠南京(金陵)也往往是山水兼顧：「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李白《登金陵鳳凰台》)「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蔣山青，秦淮碧。」(薩都刺《滿江紅．金陵懷古》)「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高啟《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自然景物如此，人文景觀也是如此。例如位於秦淮河畔的瞻園，布局精緻，曲折幽深，可謂「一拳代山，一勺代水」，山水相映，宛若天成。正是金陵(南京)的青山碧水孕育著金陵的水文化與山文化。所謂「水文化」與「山文化」，既有物態文化的層面，又有心態文化的層面。對於後者的特性，可以用《論語》及《老子》中的有關論述進行詮釋。孔子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由此可見水文化是智(知，同「智」)者文化，道家老子說「上善若水」(《老子》八章)，水文化不僅具有聰穎靈慧的特性，而且「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同卜)，也就是心胸善於保持沉靜，處事善於發揮所長，行動善於把握時機。而山文化是仁者文化，儒家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厚德載物」(《周易．坤卦．象傳》)，崇尚「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象傳》)的陽剛之氣。顯然，金陵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水文化與山文化相映，是儒道合流的文化。這種儒道合流的文化在魏晉及南朝的表現形態是玄學，其特徵之一為魏晉名土風度。這種魏晉名土風度在南京人身上的殘留，被戲稱之為「南京大蘿蔔」。這種「南京大蘿蔔」式的特色文化有正麵價值，也有負麵價值，前者表現為純真樸實、厚德載物等，後者表現為自由散漫，做事不緊不慢等。
金陵特色文化之二是中華南北文化的交流。
中華文化以長江為界，分為南北兩大文化，南京正處在南北文化的交匯點上，因而形成了金陵文化的主要特徵：交融性、互補性和開放性。余陵文化經歷了四次南北文化的大交流。第一次是永嘉之亂與晉室南遷，所謂「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卷65《王導傳》)。此時南渡至長江流域的北方人總數約七十萬以上，並設置了眾多的僑州、郡、縣，如在建康境內設置僑郡和僑縣二十多個，其中王、謝等北方世家大族僑居在建康的烏衣巷，後來唐代詩人劉禹錫《烏衣巷》詩中寫道：「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晉皇室南遷並在建康定都，北方世家大族與大批百姓南渡並在建康境內僑居，大大改變了建康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乃至語言等風貌。例如東晉曾官至宰相的謝安好作「洛下書生詠」，建康一帶名流多加摹仿，一時用洛陽書生的聲調詠詩成為風氣。第二次是唐代安史之亂的時候。安史之亂不僅使唐帝國從封建社會的頂峰跌落下來，而且使北方人如潮水般地湧向包括今南京在內的江南。據《舊唐書．地理志》中說：「自至德(756—758)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第三次是在兩宋之交。「靖康之變」引起了又一次大規模的北人南移，使包括今南京在內的江南人口首次超過了北方。第四次是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之時。當時，朱元璋將相當數量的原金陵居民遷往雲南邊疆，又大量移民「填實京師」，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八冊《江寧．坊廂賦役》中說：「高皇帝定鼎金陵，驅其舊民而置之雲南之墟，乃於洪武十三等年起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這四萬五千戶分別來自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四川等省，以及應天、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廬州、鳳陽、淮安、揚州、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安慶、廣德等十五個府，還有徐州、滁州、和州等三個州。這四萬五千戶移民，如果以每戶五口計算，就將有二十多萬人。據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統計，那時南京城內總人口為四十七萬三千二百人，可見外來移民將近一半。這四次大交流，雖然究其原因或是社會動亂，或是外來侵略，或是帝王的強權政策，但實際效果卻使全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因而使南京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的中心之一。南北幾次大交流，使南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隋書．地理志》)，兼有北方人的豪邁慷慨、古樸粗放，與南方人的細膩柔和、聰穎靈慧。如明代建造的中華門(始稱聚寶門)，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布局嚴整，氣勢恢宏；而位於南京市南郊的楊柳村古建築群，顯得精巧美觀、素雅明凈，分別展示了南北文化的不同風貌。又如南京話的演變，也多次受到人口遷移的影響。在一千多年前的魏晉時期，南京話尚屬江東方言區即吳語區。永嘉之亂與晉室南遷，建康(南京)成了東晉都城。經過東晉與南朝近二百多年的交融，形成了源於洛陽晉音而在訌南得到發展的南朝正音——中古金陵音系。又如明代的南京話，經過與江淮一帶方言的同化、融合，逐漸具備了綜合的性質，成為當時的江淮官話。明清兩代的中國通用語「官話」是南京話。西方傳教士來華，也將南京話看作是官話，是通用語。如明未來華的法國人金尼閣所著供西方入學習漢語的《西儒耳目資》一書，就是將南京話作為基礎方言，直接用南京語音來標漢語，向世界介紹漢語的。
金陵文化的特色之三是廟堂文化與市井文化並存。
金陵(南京)曾是「六朝古都」、「十朝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日寸期，廟堂(指朝廷)文化占統治地位。因為隋兵滅陳朝以後，隋文帝楊堅不久將建康城邑與宮殿全部毀掉，改作耕地，所以六朝廟堂文化的物態方面的遺存很少，僅有六朝祭壇、六朝皇陵石刻雕塑等。南唐、明朝(初期)、太平天國和民國政府都曾建都南京，也因種種歷史原因，前三者廟堂文化在物態方面的遺存也較少，著名的有南唐二陵、朝天宮、明故宮、明孝陵、江南貢院和煦園、瞻園等。相對來說，民國時期的文化遺存較多。因而，在了解各個朝代的廟堂文化方面，人們往往說：「隋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民國看南京。」作為廟堂文化，不僅要看物態方面的遺存，還要看制度、行為、心態等方面的影響。從後幾個方面來說，六朝時期的廟堂文化主要表現為：士族中門戶權力之爭，士族與寒族之爭，北伐與偏安之爭，而且六朝帝王多提倡佛教，使外來文化(佛教)與本土文化(儒、玄、道)相互衝突又相互融合。而明朝(初期)、太平天國、民國政府(辛亥革命時期)則是強化胡漢文化衝突，在「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上一脈相承。這裡，以明代為例。明代廟堂文化有三個主要方面的特徵：(1)「詔復唐制」，嚴夷夏之防。朱元璋以消滅蒙古貴族建立的元朝而建國。開國之初，為了一洗所謂的「胡元」舊習，曾特別重視「夷夏之辨」。《明太祖實錄》卷30載洪武元年(1368)：「詔復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甚者易其姓氏為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朱元璋)久厭之，至是悉命復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顯然是從服飾文化的表層到民俗的文化深層都嚴夷夏之防，恢復漢唐之舊。(2)「自操威柄」，嚴君臣之防。《明史》卷72《職官志》指出：「殿閣大學士只備顧問，帝(明太祖朱元璋)方自操威柄，學土鮮所參決。」朱元璋不僅廢置丞相，大權獨攬，而且借胡惟庸、藍玉二案，誅殺大批功臣，鋤滅異己，提高皇權。(3)「理學開國」，嚴理欲之防。朱元璋在開國之初就多次詔示：「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陳鼎《東林列傳》卷2)因而，明代理學家馮從吾指出：「國朝以理學開國也。」(黃宗羲《明儒學案》卷41)。
金陵(南京)歷史上多為廟堂文化與市井文化並存的都市。《隋書．地理志》在介紹隋滅陳後的蔣州(今南京)時，一方面說「平陳，詔並平盪耕墾」，另一方面說：「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這裡所說的「率多商販」，指市井；「資於官祿」，指依附於廟堂(朝廷)。早在六朝時，建康城中商賈雲集，店堂林立。城內有著名的四大市——大市、東市、北市和秣陵斗場市，城外秦淮河北有谷市、花巾、草市、紗市、鹽市、牛馬市等。明代，南京成為全國商貿中心城市，所謂「萬艘雲趨，千廩積糧；貢琛浮舫，既富日。強……荊江之粟如雲，吳浙之粳如霧。舶艫載之，蔽江而赴，舸舫輸之，溯流而聚。」(餘光《兩京賦》)明代文人王叔承在《金陵遊記》中寫道：「若夫廣衢修巷，石甓如浣，江潮通城，賒蝗便利，市廛萬貨輻湊，空無游塵，亦南中之絕也。」
正是在南京廟堂文化與市井文化並存的環境中，出現了二者融合的趨勢：「三服之官，內給尚方，衣覆天下，南北商賈爭赴」(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紀》)。也正是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中，南京出現了不同類型的人物，既有明代侍講學士方孝孺為維護程朱理學(廟堂文化的哲學基礎)與建文帝的正統地位，拒絕為朱棣起草登極詔書，在南京被磔於市，宗族親友弟子十族數百人受牽連被殺；又有一批文人化的市井平民，如自稱「我愛秦淮」的吳敬梓《儒林外史》中所描寫的金陵市井「四大奇人」：無業貧民季遐年，無意結交權貴，既以寫字為生，又以寫字為自娛；南京三牌樓祖代賣菜為生的王太，是圍棋高手，賣掉菜園子後又安於做紙筒子的小販；開茶館的蓋寬，畫一手好畫，又喜愛遊覽名勝古迹；做裁縫的荊元，彈一手好琴，也極喜歡做詩，自娛自樂。
金陵文化特色之四是雅文化與俗文化互補。
雖然說「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但金陵(南京)南北交往頻繁，往往「南風北俗萃於一城」，多方面地展示了俗文化的風貌。早在六朝時，建康(南京)為都城，元宵燈火極盛，為全國之冠。自明代以來，南京燈市盛傳不衰。後來夫子廟增建貢院，加上秦淮河是當時南京的交通要渠，游帆舟旅，商賈往來，漿聲燈影，異彩紛呈，還有那煙花女子「秦淮八艷」等名揚四海，金陵風味小吃「秦淮八絕」享譽天下。夫子廟元宵燈市、秦淮八絕、秦淮八艷等，幾乎成為金陵俗文化的縮影。
俗化，只是金陵文化的一個方面，而她的另一面是崇文尚雅，雅文化高度地發展。金陵區域的雅文化代有高峰，名家輩出，在文學藝術、學術、科學、教育、宗教等方面獨領風騷。例如，南朝謝靈運和謝朓開創與發展山水詩派，謝靈運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謝跳詩清新秀麗，當時文壇領袖沈約譽之為「二百年來無此濤也」(《南齊書》．謝朋傳)。梁武帝曾說：「不讀謝詩三日，便覺口臭。」(《太平廣記》卷198引《談藪》)高雅如此，便使唐代大詩人李白在《金陵城西樓月下吟》中寫道：「解道澄江凈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謝朓，字玄暉)因而清代詩人王漁洋《論詩絕句》中說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謝朓，曾任宣城太守)」。又如，曾住在建康(南京)定林寺中的劉勰的《文心雕龍》，體大思精，把文學理論批評推向新的階段，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傑出的著作。南朝梁鍾嶸的《詩品》，思深而意遠，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論專著。清代從安徽全椒移居南京的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與南京有淵源的曹雪芹的《紅樓夢》，孔尚任以南京秦淮名妓李香君與侯方域愛情故事為線索而創作的《桃花扇》，都是享譽中外的古典小說或戲曲名著。在書畫領域，金陵更具有特色。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出身於建康烏衣巷的高門大族，其中王羲之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雄強多變化，被尊為「書聖」。東晉顧愷之被推為「畫絕」，他在建康瓦棺寺繪《維摩詰居士像》，巧於點睛，光彩煥發，至唐代大詩人杜甫觀摩後也有詩讚美道；「虎頭(顧愷之，號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游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還有清初龔賢等「金陵八家」著名畫家群體，至於現代傑出畫家徐悲鴻、傅抱石、劉海粟等，更是蜚聲海內外。在中國學術史，南京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永樂年間在南京編成的《永樂大典》。此書收各類圖書七八千種，輯成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是我國古代、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一部類書。明代南京的科學事業也很發達。例如朱元璋在南京北極閣擴建天文台，比世界聞名的英國格林尼治天文台(建於1675年)還要早290年。鄭和七下西洋，其所用航船多為南京龍江船廠所造，其中大型寶船可乘坐千人，這些都幫助鄭和將中國古代航海事業推向頂峰。南京地區的宗教也相當繁榮，晚唐詩人杜牧《江南春絕句》中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並非誇張，據史書記載，梁武帝時建康所建佛寺超過五百多所。南朝梁郭祖深曾上書梁武帝說：「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南史》卷70《郭祖深傳》)。南京棲霞山的三論宗，牛頭山的牛頭禪等，都是佛教在江南首樹的大旗。南京的教育歷來也很發達。早在東晉時，南京就創立了太學。南朝宋時，在南京開始設立儒學、玄學、文學和史學四館，可算是我國分科大學的開端。明代在夫子廟一帶設立國子學，以後為應天府學，而江南貢院的號舍達兩萬多間，每次可容納考生兩萬多人，其規模之大，居各省之首。至今，南京的高等學校和兩院院士都在全國各省市中名列前茅。顯然，僅僅以夫子廟元宵燈市、「秦淮八絕」風味小吃、秦淮八艷等代表金陵文化，便是失之偏頗，金陵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已經或將繼續高高舉起雅文化的旗幟，樹立高雅的文化形象。
特色文化與先進文化有相輔相面的一面，也有相互背離的一面。金陵特色文化中還存在著一些迷信、愚昧、頹廢、庸俗等色彩的落後文化，甚至還存在一些腐蝕人們精神世界、危害先進文化的腐朽文化。例如，六朝文化與明清文化中的「六朝金粉」、「秦淮風月」式的享樂文化、黃色文化，也是頗具金陵「特色」的文化，影響很遠，流毒很深。還有所謂南京式的「市罵」，也不同程度上敗壞了南京的文化形象。建都建康(江寧或南京)的六朝和南唐等多亡國之君，因而人們對金陵歷史文化的印象，往往與享樂、偏安、亡國聯繫在一起。其實，正是在劇烈競爭、政權更迭、社會激蕩的金陵歷史之中孕育出—種特殊的文化心態——興亡之感與憂時意識，例如南宋詩人陸遊在登金陵水西門城樓時所作的《登賞心亭》詩中云：「孤臣老抱憂時意。」晚唐詩人杜牧《泊秦淮》詩云：「煙籠寒水月籠紗，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元代詞人薩都《滿江紅．金陵懷古》詞中云：「思往事，愁如織，懷故國，空陳跡。但荒煙衰草，亂鴉斜日。玉樹歌殘秋露冷，胭脂井壞寒將泣。到如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也正是在劇烈競爭、政權更迭、社會激蕩的金陵歷史之中孕育著一種特殊的文化精神，誠如明代詩人高啟在《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中所云：「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鐘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勝爭誇天下壯。」金陵文化的主流是「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南史》卷37《宗愨傳》)的進取精神、爭勝意識和愛國主義。例如，東晉祖逖有志於恢復中原而致力於北伐，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曾中流擊楫宣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晉書．祖逖傳》)南朝宋宗愨面對著南北對峙的政局，少有大志，任氣好武，自稱「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南史．宗愨傳》)南宋抗金名將岳飛，背刺「盡忠報國」(《南史．岳飛傳》)，亦作「精忠報國」)四個大字而英勇轉戰，曾在建康「牛首山之戰」中大敗金兵。這種進取精神、爭勝意識和愛國主義，正是金陵文化中基本精神即先進性的體現。我們一定要堅持與發揚金陵特色的先進文化，為南京城市現代化提供精神動力與智力支持。
四、金陵文化具有整合中創新的特色。如上文中所說的水文化與山文化的相映和整合，中華南北文化的交流和整合，廟堂文化與市井文化的並存和整合，雅文化與俗文化的的耳補和整合，還有中西文化的整合，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整合。其中也有揚棄，在整合中揚棄，在揚棄中整合；尤其是創造性的整合，整合中的創新。因此，我們應該加強金陵特色文化的理論研究，尤其是要加強金陵創新特色文化的研究，比如建立金陵文化重點研究基地，開設金陵文化發展高層論壇，組建南京城市現代化與先進文化建設智囊團，為領導提供決策依據，使金陵特色的文化創新、文化建設在全國保持領先地位。
毋庸置疑，我們發展南京城市現代化與先進文化的建設，應該學習與借鑒全國各城市的文化，應該博採各國文化之長。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摹仿與「克隆」，不能摹仿與「克隆」諸如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法國巴黎的凱旋門乃至美國紐約曼哈頓區的聯合總部建築群(儘管其中有中國建築師梁思成的參預)，也不能摹仿與「克隆」北京的長城、西安的大雁塔、曲阜的孔廟乃至西藏的布達拉宮等。而是應該在多方學習與借鑒中保持金陵文化的特色。「隋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民國看南京。」南京民國時期的建築獨具特色，較多是中西兼容，風姿獨具，既不像上海、天津等地那時在建築設計上「全盤西化」，又不像北京、西安等地那時在建築形式上追求復古，而是在繼承傳統、借鑒西方中有所發展，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例如在以宋慶齡為首的委員會主持下，由我國年青的建築師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由廣場、牌坊、墓道、陵門、碑亭、祭堂、墓室等組成，以民族傳統風格為主，同時巧妙地自然地融合了西方近代建築藝術之精髓，整個建築群形成自由鐘形(即鐸式)布局，既渾樸自然，氣勢雄偉，又寓意深刻，警世醒世。
今天，我們在推進南京市現代化與先進文化的建設中，一定要努力把握金陵特色文化與現代化的契合點，由這些「契合點」升華為新世紀文化建設的目標，建設—批具有鮮明金陵文化特色、全國領先並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形象工程、標誌性工程、精品工程，努力實現文化創新，不斷增強南京城市文化的競爭力、影響力與幅射力。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有《閱江樓記》、《又閱江樓記有序》，宋濂也有《閱江樓記》寫閱江樓所在南京獅子山及山下長江之雄秀。南京市下關區及有關方面在濱江文化帶的建設中，既沒有摹仿上海的外灘建設，也沒有摹仿江西南昌的滕王閣、湖北武昌的黃鶴樓、湖南嶽陽的岳陽樓等，而是以朱元璋、宋濂等人構思中的閱江樓(明初，閱江樓因故「罷其工」，實際上沒有建成)為基礎，化虛為實，展示獅子山及山下長江雄秀的風光，體現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融合的精神，也體現了金陵文化的鮮明特色。又比如，南京師範大學「211工程」重點建設項目——仙林新校區建設。眾所周知，該校隨園老校區具有典型的中國古典園林特色，被譽為「東方最美麗的校園」。而仙林新校區則在青山綠水的懷抱之中，在延續隨園老校區古典精華的基礎上，充分體現面向新世紀的時代氣息，融金陵傳統文化(該校的前身為金陵女子大學)於一體，形成了文化創新的特色，既像隨園老校區一樣成為南京一景，又能風光一個世紀，更主要的是在這樣一個富有創新特色的文化環境中，將青年大學生培養成理論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的人才，為堅持與發展金陵特色的先進文化和南京市現代化建設，為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的先進文化和中國現代化建設而不斷做出貢獻。
推薦閱讀：
※漢族都丟失了哪些文化？
※世界讀書日-學習傳統文化推薦閱讀
※經得一番寒徹骨的梅花與文化(圖)
※形式的旋律
※每日小情書，我怕張口的瞬間，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