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失落的模仿者：海上戰略與舊日本帝國的興衰

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弔詭的情節之一：一個被喬治·凱南稱為擁有「與英國在大西洋地理位置相同特質」的歐亞大陸「濱外島」（Off－shore Island），決意採取與倫敦相同的路線來發展其國家力量。它從英國引進包括實體軍艦、造船術、訓練體制和海軍兵學校宿舍赤煉瓦（紅磚）在內的各項器物制度，建軍不過二十餘年，就在海戰中擊敗傳統上的亞洲霸主清帝國，「在一個下午的時間裡就令全亞洲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就此倒轉」。緊接著它又與英國結盟，冒險攻擊了佔據歐亞大陸心臟地帶（Heartland）、擁有世界第三大艦隊的俄羅斯帝國，在一場漫長的攻堅行動（旅順攻圍戰）和一次特拉法爾加式的奇蹟勝利（對馬海戰）中殲滅並俘獲了對手的18艘戰列艦，迫使這個被麥金德視為「世界帝國在望」的龐然大物吐出其相當一部分擴張果實。而在取代俄國成為世界第三大海軍強國之後，日本迅速填補了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所言的「北太平洋大真空」，在華盛頓會議上被歐美強國承認為全太平洋的主要控制者和世界強國之一。

然而這一在不到60年時間裡創造的「太平洋奇蹟」，從巔峰走向崩潰甚至只用了不到4年的時間。1941年12月開始向頭號海上強國美國挑戰時，日本可資依靠的包括世界第三大艦隊、訓練有素且富於攻擊性的航母特混艦隊（也許是當時的世界第一）、經營多年的中太平洋基地體系和專註一個戰區的地理優勢，戰爭初期也一度令美方節節敗退、無力招架。但這一切在1942年夏天開始逆轉，東京突然發現它正在經歷的是一場前所未見的總體戰爭（Total War），不列顛帝國的歷史範例和日清、日俄戰爭的經驗對此完全無能為力。到1945年夏天宣告無條件投降時，日本不獨喪失了辛苦養成的大海軍，本土也從1867年以來第一次面臨跨海入侵的威脅，宣告海上力量建設徹底失敗。

可以把舊日本帝國海上力量的發展之路概括為「模仿戰略」：最初40年，它以英國為師，不僅在軍艦購造、海軍教育體制和海戰理論方面統統學習英國，其關注大陸事務、竭力避免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出現的政策，也與英國塑造歐洲均勢的手法頗有相似之處；至於日本在亞洲大陸的特殊地位以及「二戰」爆發後倡導的「大東亞共榮圈」，則是對美國先借「門羅主義」建立區域霸權、隨後以之為基礎追求世界強國地位的學習。然而這種亦步亦趨的效仿在全新的歷史背景下產生了意外的效果：在亞洲大陸，日本並沒有成為如英國一般的離岸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而是因為獨佔性優勢的誘惑、深深捲入大陸利益的爭奪，結果不獨分散了海洋能力提升所需的戰略資源，還激起了美國這一外圍強國的敵意。而日美兩國因為經濟形態、歷史傳統、核心利益乃至種族親緣方面的巨大差異，已經沒有可能像19世紀的英國和美國一樣結成戰略同盟並實現權益讓渡。當日本在完全陌生的戰略環境中，指望靠模仿戰略再度博得一場「對馬式勝利」時，失敗的種子已經悄然埋下——戰略畢竟是一種藝術而非匠藝。

按照麥金德（Sir.Halford Mackinder）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的看法，在16世紀以前的「前哥倫布時代」，海上力量（艦船）的機動性在影響世界事務方面的作用並不顯著。那一時期，游牧民族的騎兵和駱駝隊從歐亞大陸中心的草原和沙漠地帶出發，對圍繞這一中心地帶的大陸和近海島嶼（也就是所謂外新月形地帶）構成威脅。而日本作為外新月形地帶東部邊緣的一個島國，雖然也曾為元朝遠征艦隊的跨海入侵陰影所籠罩，但並未被徹底征服，一直處於置身事外的狀態。到了19世界中葉，伴隨著海上力量機動性為工具的「哥倫布時代」趨近尾聲，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體系擴張到了東方。1853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Matthew Perry）率4艘「黑船」駛抵江戶灣，要求德川幕府「開國」；第二年，幕府被迫與美國簽訂《神奈川條約》，嗣後又發展為對歐洲列強普遍開國的《安政五國條約》。至此，日本被強行納入了世界體系。

當代日本戰略學者江畑謙介曾經指出：「由於日本的領土100％為海洋所包圍，不依賴海上交通就無法生存，因而日本之為海洋國家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對於日本向海洋的開發到底到了什麼程度，以及海洋與大陸究竟哪個才是日本的生命線，向來存在疑問。」這一描述概括了日本在地理上的兩大特徵：它既是海島國家，又臨近大陸。麥金德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中將日本定義為「濱外島」，他認為，濱外島在本質上和外圍海上強國（英美）屬於一個集團，它們都反對像俄國這樣的大陸強國獨佔歐亞大陸「世界島」（World Island），所以日本很自然地具有發展海上力量、成為海洋國家的傾向。　 地理上與海洋國家之間的親近感，後來成為著名的「脫亞論」的淵源之一。這種傾向不難解釋：日本雖然處於歐亞大陸的「濱外」，但和亞洲大陸相隔較大空間，如本州島距朝鮮半島就有161千米之遙；而整個日本東海岸只有少數平原，主要城市和人口集中帶都是面向太平洋而不是亞洲大陸。從這個角度說，日本既和中國一衣帶水，又與美國隔太平洋相望。不過無論是從歷史傳統還是安全形度而言，日本又不可能真正「脫亞」——它的四個主島綿延1932千米，相當於美國東海岸從北到南的全部長度，整個海岸線長達27370千米，還有3900個近地小島，最遠部分到達北回歸線附近。換言之，日本的海上防禦區足有北大西洋加歐洲那麼大，還要加上整個地中海。自琉球向南延伸的群島鏈構成一個長長的新月形地帶，靠近亞洲大陸最大的陸權國家中國的東側；而由亞洲大陸延伸出來的朝鮮半島突出在外，猶如一把刺向日本心臟的匕首：即使是出於自保，日本也必須時時關注亞洲大陸內部的權力分布。這種介于海陸之間的戰略位置和歷史傳統，為日本採取模仿英國的「海洋中心」戰略埋下了伏筆。　　日本對英國的效仿和艷羨，一方面是因為後者同樣身為「歐洲西部一蕞爾島國」，卻能「做到國旗翻處，萬民欽仰；兵艦向處，無不懾服。數百年間，益國威於世界，其勢至今不衰」，而這種局面完全是因為英國能「唯水師論之真理，橐龠應用、微妙操縱」（肝付兼行：「海戰論序」）。對一個自然資源和人力極為貧乏、無從依靠原材料和市場的規模優勢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來說，這種範例顯然極富吸引力。另一方面，英國從來沒有放鬆對陸上事務的關注，它在歐洲大陸扮演著制衡者的角色，時刻警惕著有單一強國要獨霸歐陸、對英國進行封鎖或入侵，這也頗合日本西窺亞洲的傳統。　 「黑船」來日的第二年，德川幕府就在長崎設立海軍傳習所，聘請荷蘭教官教授海軍戰術、炮術及航海要領。「王政復古」之後，明治政權延續了幕府的政策，繼續致力於擴充海軍、提升海洋能力。兵部省在1870年起草的《海軍更張建白文書》明確表示：「皇國是一個被分割成數島的獨立於海中的島國。如不認真發展海軍，將無法鞏固國防。」1883年，日本海軍將假想敵正式確定為中國，開始實行「第一期對清軍備擴張計劃」，其中首期擴充計劃為期三年，購買防護巡洋艦以下軍艦13艘；第二期擴充計劃包括外購和自建3艘安裝320毫米巨炮的法國式海防艦「三景艦」，專門用來對付中國北洋海軍的「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從1881年到1887年，日本海軍的經費增加了200％，到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行、預算審議權由內閣轉交國會時，海軍年度預算已經高達930萬元，占歲出的11.7％。到1894年借朝鮮問題向中國啟釁時，儘管聯合艦隊仍舊沒有克制「定」、「鎮」巨艦的有效手段（新銳的「富士」級戰列艦剛剛開工），但在新型巡洋艦和速射炮的數量上已經佔據優勢。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海軍建設完全複製了英國皇家海軍的既有系統，從造船、人員訓練到遠航、後勤保障無不齊備，這也是日清戰爭日方海戰獲勝的主因。　　日清戰爭甫一結束，日本馬上開始了針對俄國的備戰，兵鋒直指正在借西伯利亞鐵路把手伸向遠東的羅曼諾夫王朝。1896年起，日本海軍開始實施為期十年的「對俄軍備擴充計劃」，目標是一支建成擁有6艘戰列艦和6艘裝甲巡洋艦的一線艦隊，所以也稱為「六六艦隊案」。「六六艦隊案」的第一期內容為新購2艘15000噸的「敷島」級戰列艦，第二期為增購2艘15000噸級戰列艦「朝日」號和「三笠」號，為確保技術先進性，所有這些軍艦全都向英國船廠訂購。加上更早時候完工的「富士」級，6艘各安裝4門12英寸主炮的英式戰列艦構成了日俄戰爭爆發前聯合艦隊的主力。此時日本陸海軍軍費支出已經佔到年度預算的一半以上，到日俄戰爭爆發前的1903年，日本海軍艦艇總噸位已經從1895年的6萬噸增加到27.9萬噸。1902年，東京還與英國締結雙邊同盟，獲得了對俄戰爭所需的政治保障。在準備充分的情況下，日方才得以在1904－1905年短短一年半時間裡取得可觀的勝利，成為東北亞事實上的霸主。　　日清、日俄戰爭的勝利，表面上可以歸因於日本軍事準備充分、指揮籌謀得當、國家上下同心、軍人拚死用命等因素，而從戰略層面看，最大的明智之處在於打了一場資源投入集中、目標清晰明確的「有限戰爭」。首先，一舉投入全部海軍，在主要戰區建立區域制海，把注意力放在對敵方作戰平台（艦隊、要塞、海軍炮兵）、具有戰略意義的地理要點（要港、商埠、前進基地）以及陸軍登陸地帶周邊海域的有效控制上，摧毀敵方的作戰艦隊並封鎖其口岸。繼而利用此種區域制海權，以相對較少的地面力量佔領重要陸上目標（1894年時是朝鮮半島，1904－1905年時是整個南滿），實現階段性勝利。到此時為止，對手將面臨一種戰略兩難——如果他們不計損耗、投入足夠多的兵力和裝備，也許有希望在陸上逼退日軍；但因為主力艦隊已被消滅，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實施跨海迂迴攻擊，更不可能威脅到日本本土，實際上無論如何都沒有希望達到完全的勝利。這種情況下，假如對手急欲減少損失，最保險的方案是談判媾和、接受日本方面的要價，而日本則藉此達成戰前設定的目標。　　以日清戰爭為例，豐島海戰爆發後，大本營草擬了以爭奪黃海制海權為主務、靈活機動的作戰計劃，預定以陸軍在朝鮮進行牽製作戰，聯合艦隊則在海上尋機殲滅北洋海軍，奪取黃海和渤海制海權。第二階段作戰則視海戰結果而定：如果海戰勝利、取得制海權，則立即輸送兵力在渤海灣登陸，在河北平原與中國陸軍決戰，攻佔北京；如果未能取得制海權，但中國海軍也不能控制日本近海，則派陸軍擊退朝鮮的中國軍隊，單獨佔領朝鮮；如果海戰失敗、制海權被中國控制，則在朝鮮前線執行攻勢防禦，先取得戰術勝利、再尋機將部隊撤退回國，加強本土防禦。當聯合艦隊在大東溝海戰中給予北洋海軍以重創，使後者喪失機動能力後，陸軍自可以長驅直入。　　日俄戰爭的局面則要更複雜一些。東鄉平八郎大將麾下的一線兵力和以旅順港為基地的俄國太平洋艦隊大致相當，但俄方在開戰後調動波羅的海艦隊自歐洲來援，倘若這兩支艦隊能夠會合，日方即使有裝備和人員素質之優，也很難斷言一定可以取得正面交戰的勝利。所以，奪取制海權的關鍵在於能否各個擊破，搶在波羅的海艦隊抵達遠東之前先殲滅旅順艦隊。為達成此目標，日方可謂殫精竭慮，即嘗試過奇襲和誘敵戰，又實施了長期岸轟、沉船阻塞等效率不高的行動，其間還因為觸雷損失了2艘戰列艦，最後才由陸軍在付出慘重傷亡（傷亡達6萬餘人）的情況下攻克岸上要塞，以陸基火力將港內艦隻轟沉。至此，東鄉終於能夠集中力量準備與波羅的海艦隊的決戰。1905年5月27日，風塵僕僕的波羅的海艦隊（此時已經改稱第二太平徉艦隊）在朝鮮半島和九州島之間的對馬海峽與日艦遭遇，8艘俄國戰列艦有6艘沉投、2艘被俘，戰死、燒死和淹死5000餘人，損失艦艇超過20萬噸，而日軍僅沉沒3艘100餘噸的魚雷艇。俄國至此再也無心戀戰，於當年9月在《朴茨茅斯和約》上簽字。　　應當承認，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業實力和軍事力量方興未艾的日本而言，即使是實現這種「有限戰爭」的目標也是相當吃力的。早在日俄戰爭爆發前，日本已經因為過高的軍費開支陷入財政危機，陸海軍軍費在歲出中占的比例從未低於過45％；日俄戰爭本身的花費則高達18.6億日元，直接導致日本國債從6億日元上升到24億日元，人均稅負從1903年的5日元上升到1906年的10日元。幸運之處在於，此際的中國和俄國雖然同為龐然大物，軍事動員能力和戰爭效率卻極其低下，不獨無法將人力、幅員、內線優勢等潛力轉化成現實的力量，甚至也無法把自己已有的軍事資源全部調動到戰區、對日方形成優勢。日清戰爭期間，日方在第一線的陸海軍兵力上一支與清方相差無幾；日俄戰爭期間，旅順俄艦的「要塞艦隊」策略使其對戰局發展未能發揮應有影響，陸上俄軍則時而集結混亂，時而逡巡畏戰，始終不能作為一個高效的整體發揮作用，才使得數量有限的日軍可以從容達成戰術目標。假使俄國不是因國內政治危機爆發、急欲停戰媾和，又或者前線俄軍指揮官更為膽大激進，則日方是否能收穫勝局還未可知。

早在明治維新之初，既有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基於「海外雄飛」的觀點，鼓吹對朝鮮和中國大陸進行侵略。對比當時日本的主要模仿對象英國，這一做法似乎有些突兀，不過從歷史上看，英國可以施行離岸制衡術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部分歐陸國家在疆域、人口以及軍事力量上的相似性，在這種格局下，西班牙、尼德蘭、法國乃至德國總是交替崛起的。一段時間裡，當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處於鼎盛狀態、開始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時，英國可以從容組建制衡聯盟，在不直接投入陸上作戰和擴張的情況下對大陸強權進行遏制。而日本所面對的東亞大陸在歷史上始終是由一個單一強國中國控制的，這個國家曾試圖跨海入侵日本（元朝的忽必烈遠征）；19世紀中葉以後，居於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龐然大物俄國也開始朝遠東擴張，這使得日本對自身安全處境估計的悲觀程度遠遠大過英國，在肢解中國、使其不足以統一東亞大陸以及遏制俄國方面也有著更大的衝動。另一方面，明治維新主要是由長州、薩摩兩大強藩的藩士主導推動的，薩摩因為臨近海洋，歷來有著重視海軍的傳統，而長州藩一直是陸軍的把持者和大陸侵略的鼓吹者。為了爭奪對軍事預算以及中央政策的控制權，長州藩出身的一批陸軍軍人在推行大陸擴張方面可謂不遺餘力。

明治重臣山縣有朋在1890年發表了一份《外交政略論》，可謂日本大陸擴張政策的指南。該文曰：「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為守衛主權線；二為保護利益線……大凡國家不得主權線及利益線，則無以為國，而今介於列國之間，欲維持一國之獨立，只守衛主權線，已決非充分，必亦保護利益線不可。」所謂利益線，指的是「與鄰國接壤並與我之主權安危緊密相關之區域」，其焦點在朝鮮和滿洲；如果別國侵入利益線，必須以強力「排出」之。日俄戰爭結束之際，日本剛好實現了這一目標。但美國恰好也在此際鼓吹「門戶開放」政策，希望維護「各國對華商業上之機會均等」，並且「為得此項機會均等」，需要「保護中國領土及行政之完整」，言下之意必須阻止任一國家在中國的獨佔性經濟和政治利益。於是日俄衝突的結束也埋下了日美矛盾上升的伏筆。

1911年，參加過日俄戰爭的海軍大學教官佐藤鐵太郎出版了一部厚達900頁的著作《帝國國防史論》，提出了「疏遠自衛，熱衷侵略，必寬亡國之基」的觀點。佐藤認為，最適合日本的國家戰略是「海主陸從」，應當「節制擴充軍備之費，將其用於致力生產事業之進步，所引致之資本增加自可維持國運之伸張」。這個思路實際上是對英國國家戰略更高層次的模仿：停止耗費巨大的陸上擴張，把注意力放到發展海洋經濟上，並以發展海洋能力來帶動鋼鐵、機械、電氣、光學、通訊各個產業的進步，增加國家財富、提高人民收入。佐藤還認為，日本沒有必要保留數量過大的陸軍，因為威脅國運的並非陸上入侵、而是海上封鎖。在日俄戰爭奠定了日本海軍在東亞的優勢地位後，東京在軍備方面只需要繼續鞏固海上優勢，而裁減陸軍不僅節省了開支，還可以提供勞動力和國內市場。對外交問題，佐藤也有他的見解：日本應當扶植並聯合中國，抵消俄國南下的野心；在此情形下，日本扮演的是英國的角色，中國則相當於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的普魯士，海權與陸權相互配合、相互補充。　　佐藤的觀點代表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界和軍界的一種和平擴張思想：他們希望將日本經濟的基礎轉移到遠航貿易和商業開發上，藉助日本在東亞的特殊地位，開發這一地區的資源和市場，同時節制武力、削弱軍費開支。但和平擴張在實施上有幾大問題：首先，作為後發國家，日本所面對的亞洲在政治和經濟上已經為歐洲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完畢，要在這樣一個格局中佔據一席之地，就必須提升硬實力。但佐藤鐵太郎們的「和平擴張」需要足夠的剩餘資本、確實的原材料產地和市場，這很難在短期內獲得，較為直接的方法只有重新洗牌，依靠武力改變既有的勢力範圍分布，這與大陸擴張政策不謀而合。此外，日本在日清、日俄戰爭中之所以能獲勝，與英美兩個海洋國家在財政和外交上提供的支持是分不開的，而這兩個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亞洲秩序有自己的主張，不可能容忍日本獨樹一幟，於是「海主陸從」路線可謂先天不足。　　1905－1907年，美日兩國一度處於戰爭邊緣，老羅斯福總統派遣「大白艦隊」進行環球航行，以威懾日本。在此背景下，圍繞1906年開始起草的《明治四十年帝國國防方針》，日本軍政兩屆爆發了激烈的爭論，核心是以俄國還是美國為第一假想敵，以陸軍還是海軍為主要的發展方向。由於爭論雙方勢均力敵，最終出爐的是一個妥協案：俄國和美國分別被設定為第一、第二假想敵，陸軍擴充案以平時25個、戰時50個師團為目標；海軍則要建立相當於美國七成實力的一線艦隊，即8艘戰列艦加8艘裝甲巡洋艦。在此之後，陸海兩軍為爭奪有限的預算，繼續展開傾軋。 8艘戰列艦和8艘裝甲巡洋艦的建軍方案也稱為「八八艦隊案」，它是佐藤鐵太郎和另一位海軍戰略家秋山真之通過精細的計算導出的。佐藤和秋山認為，日本的財力不足以支撐一支可以在整個太平洋對美國海軍採取攻勢的艦隊，所以海軍在日美衝突中應當採取守勢，兵力以滿足控制本土周邊海域及與大陸之間的交通線為限。美國海軍分布於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個方向，需要同時保有兩支大艦隊，如果日本海軍在規模上達到美國的七成，就可以壓倒僅佔總實力五成的美國太平洋艦隊，贏得海戰的勝利，或令對手放棄主動進攻的意圖。但這個方案需要的資金相當可觀，勢必與汲汲於擴充陸軍師團的「大陸政策」擁護者發生矛盾。實際上，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的內閣剛剛在1913年底通過高達1.54億日元的海軍預算案，就被山縣有朋聯合陸軍軍人與立憲同志會搞下了台，預算案也被廢止。

與之相反，大陸擴張的擁護者獲得了現實中的機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宣戰，不僅把這個重要的商業競爭者完全驅趕出了亞洲，而且利用英美等國忙於在歐洲廝殺的機會，取得了獨佔中國市場的地位。1917年日本商品出口總額達10.88億日元，出超6.15億元，在超額利潤刺激下，社會生產全面攀升，化學、輕工、電力業產值普遍增加4～5倍以上，鋼產量1917年為79.3萬噸，居世界第9位；船舶保有噸位達23萬噸、居世界第4位。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由傳統的債務國一下子變成了債權國，外債由19億日元降為16億日元，對外債權卻由8.1億日元猛增到43.7億日元，戰前就已高度膨脹的「大陸擴張」野心受到刺激，發展的更加熱烈了：1914年11月，日軍攻陷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軍事基地青島；1915年1月，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提出了旨在控制中國的「二十一條」，並於5月8日得到北京政府承認，徹底滅亡中國的浪潮達到了頂峰。　　美國第一個站出來反對日本獨霸中國的企圖。1915年10月，海軍部長丹尼爾斯簽署了一項總預算5億美元、時長5年的海軍擴充計劃，後經修改成為著名的「三年造艦計劃」，從1919年開始實施，內容包含新建10艘超無畏級戰列艦和6艘戰列巡洋艦，比當時日本擁有的新型主力艦（1艘無畏級、4艘超無畏級戰列艦和4艘戰列巡洋艦）多一倍。作為回應，帝國國會不得不於同年通過了作為「八八艦隊案」第一階段的「八四艦隊案」，先將海軍兵力增加到8艘戰列艦和4艘戰列巡洋艦，1918年度預算中再度增加2艘戰列巡洋艦，成為「八六艦隊」。到1919年6月，終極版的「八八艦隊」預算案終於獲得通過，計劃在1927年前完全建成，屆時海軍一線主力將增加到艦齡不滿8年的戰列艦8艘、戰列巡洋艦8艘．同時還保有艦齡超過8年但不滿16年的二線主力艦8艘。但這一計劃僅能保證海軍實力在1923年左右與美國大致對等，如果美國再增加新的造艦計劃，日本的財力已不足以應付。　　1920－1921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一戰」後第一次經濟衰退，日本1920年的出口貿易額比1919年下降了近40％，而1921年度財政總預算15.34億日元中，僅軍費就佔了49％（其中海軍軍費4.82億元），又回到了日俄戰爭前竭澤而漁的狀態。美國經濟受到的影響也很嚴重，雙方遂一致同意舉行國際會議、重新商定太平洋－遠東地區的國際秩序和海軍軍備限制，這就是始於1921年底的華盛頓會議的初衷。在這次會議上，反對大陸擴張、主張對美克制的海軍大臣加藤友太郎力排眾議，接受了英美日主力艦總噸位5：5：3的方案，換取英美兩國承認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尤其是對原德屬太平洋島嶼的佔領。1922年《華盛頓條約》正式達成，世界海軍進入了長達十四年的「海軍假日」。　　「海軍假日」初期是日本近代史上和平擴張主義佔據上風的少數時代之一。「大陸政策」的鼓吹者因為「一戰』末期無功而返的西伯利亞遠征宣告失敗，暫時處於蟄伏期、支持「政高于軍」（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主張的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與出身經濟學家、記者和民主派政黨的原敬、幣原喜重郎、濱口雄幸等首相對外推行間接控制中國的緩和路線，對內注重經濟、民生問題，其代表性的政策為「協調外交」，即在中國和太平洋秩序問題上尊重華盛頓體系，以談判和協調的方式解決問題。明治時期以軍人和保守貴族集團後台身份出現的元老階層此時已經日益凋零，其中的僅存者西園寺公望公爵轉而成為遏制軍事擴張主義與民粹主義、推行親英美的和平外交路線的代表人物。由於這一時期主要是由大正天皇統治，所以也被稱為「大正德謨克拉西」時期。

大正德謨克拉西、「海軍假日」與協調外交的結合，為日本創造的是這樣一種外部條件：它可以摒棄往往引起劇烈反彈的軍事帝國主義，以和平擴張的方式建立佐藤鐵太郎所設想的海洋帝國。華盛頓體系在明確了「門戶開放」政策的基礎地位和大國間制衡關係的同時，依然給予了日本相當大的自由行動空間。不妨把這組權勢結構和俾斯麥治下19世紀70－80年代的英德關係作個比較：作為外圍海上強國或者說「自由領導者」（Liberal Leader），英美兩國維護的本質上是一種開放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海上霸權是維護體系的工具，領導者藉由體系獲得的最大份額收益則是體系存在的直接後果。在體系存在所需的基礎條件中，歐洲（歐亞）大陸均勢始終是一個不可替代的關鍵點，因為一個完全封閉的巨型大陸市場將導致整個全球性開放經濟體系的崩潰，只有「門戶開放」，商品和資本的流通才能不受制約地進行下去。俾斯麥因為認識到這一點，便決心追求經濟和結盟關係中的「事實霸權」，而遠離以獨佔性市場和領土為表徵的「形式霸權」，以便和英國相安無事地共處。英美兩國在1922年給予日本的實際上也是類似的選項：由於美國尚未準備好維護「門戶開放」所需的手段（甚至到1941年日美開戰時都是如此），倘若日本願意以間接和彈性的方式在西太平洋乃至中國擴張商業利益和政治影響，華盛頓和倫敦很難以直接和激烈的方式加以抵制。　　但與19世紀70年代的德意志帝國相比，半個多世紀後的日本面臨兩個無法憑自身力量克服的困難，那就是經濟衰退和在中國地位的下降。前者是由「一戰」後世界範圍內的生產過剩和國際貿易摩擦導致的，資本力量相對較弱的日本只有勞動力價格低這個單一優勢，在競爭正處於劣勢。從更大的範圍看，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殖民貿易已不復成為國家財富增長的主要因素，技術取代貿易成為了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日本作為一個工業化發端較晚，資源、市場和人口規模處於絕對劣勢的島國，依舊在按照18世紀的英國模式規劃國家發展戰略，這樣一來，日本不僅在經濟擴張的速度上遜於第一流強國，應對衝擊的冗餘度也較小。1929年之後，由於世界性經濟危機和貿易壁壘的普遍建立，日本爆發了「昭和經濟危機」，其1931年的國民生產總值較1929年降低10％，出口貿易額減少47％（其中對美出口下降34％），工人實際工資下降31％，農產品價格暴跌，774家銀行中有100多家破產或處於休業狀態。由於關稅壁壘和市場分割主義對國際貿易的毀滅性打擊，日本幾乎不可能藉助純粹的商業手段從世界市場上獲取復甦經濟的條件，鼓吹以武力獲得獨佔性市場和原料、建立自給自足的「大日本帝國」的「亞洲門羅主義」再度抬頭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問題是「大陸政策」回潮的又一誘因。研究太平洋國家關係史的美國學者克萊頓·詹姆斯（D.Clayton James）有一句精當的概括：「引發20世紀前半葉美日兩國間敵對乃至最終武裝衝突的核心問題，在於中國這個亞洲強國究竟是滅亡還是重生」（詹姆斯：「太平洋戰爭中美國和日本的戰略」）。20世紀20年代日本暫停對華直接入侵的前提之一乃是中國的政治分裂局面，東京大可在各派軍閥間合縱連橫，最大限度地增加實際利益。但1927年之後，情況起了變化，東京被迫面對日裔美籍學者入江昭概括的「四大挑戰」：在中國東北（滿洲）的政治和經濟局勢不斷惡化；北京的外交攻勢；民族主義者的北伐和國民黨內部分化（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尋遠東新秩序，1921－1931》）。一言以蔽之：中國可能在國民黨領導下重新建立起統一和有效的中央政權，成為一個獨立、親英美的陸上強國，徹底排除日本的政治控制和經濟蠶食。昔日「元寇」的恐怖記憶和對大陸特殊利益的欲罷不能在這一刻同時被激發起來了。　　於是，以1928年的「濟南事件」為標誌，日本開始拋棄短命的和平擴張主義，重回「大陸政策」和武力侵略中國之路。反映在內政上，以出身農民家庭的陸軍青年將校為基幹、以「改造國家」、「昭和維新」為目的的軍隊法西斯組織紛紛成立，這些組織以北一輝等思想家的右翼無產階級暴力思想為宗旨，策劃發動武裝政變、建立軍部專政；反映在外交上，陸海軍中的激進分子爭相以「下克上」的方式變更昔年的和緩政策，鼓吹軍備擴充和對外戰爭。「內誅國賊」與「海外雄飛」交相呼應，並行不悖——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到1935年策劃「華北特殊化」，從1932年刺殺首相和重臣的「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到1936年的公開軍事政變「二·二六事件」，日本基層與上層的黷武情緒、對內「國家改造」的訴求與對外獨霸亞洲的野心、軍事利益集團與財閥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相互捧場」（Logrolling），他們彼此依舊存有矛盾和戒心，但在對華侵略的「共同事業」中淡化了這種矛盾。

針對一些學者誇大政黨和財閥在抵制日本對外擴張中的正面所用、把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東京的侵略行為歸咎於民族情緒和下級將校自行其是的觀點，詹姆斯·克羅利（James Crowley）等學者很早就指出，日本對外擴張的「基本政策是在內閣中制定的」，「那些主張和反對更具侵略性政策的人也一致認為，日本在（東亞）大陸應當擁有種種損害中國主權的帝國主義特權；他們的分歧僅在於什麼才是從不情願的中國人那裡獲得這些退讓的恰當手段」（克羅利：「日本的自主追求」）。商界方面，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四大財閥本來就是「軍財相擁」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和鼓吹者，對外侵略和殖民勢必增加相應的軍事採購，有利於四大財閥擴張資本；日產、日窒（日本氮肥料）、森（昭和電工）等新興康采恩也有望自戰爭帶動的重工、橡膠、煤氣等產業中分得一杯羹。在德國和英國對外擴張中發揮重要影響的「軍事工業聯合體」（MIC），在日本也隱隱浮現，並且因為明治憲法留下的政體失之簡陋，其負面作用還被放大了。　　我們還可以自「對外政策第一」（Foreign Policy First）的角度審視日本由和平擴張轉向軍事帝國主義、乃至最終提出「大東亞共榮圈」設想的內在邏輯。表面上看，「亞洲門羅主義」是對門羅主義的忠實模仿，作為後者的首倡國，美國正是首先依據門羅主義在西半球建立起地區霸權、再藉助外部環境逐步將其擴展為超地區霸權（Extra－regional Hegemony）的；馬漢在《美國海上權益今昔與展望》中，將美國艦隊在巴拿馬運河、墨西哥灣以及整個加勒比海的永久航行自由視為本國在西半球的決定性利益，正是門羅主義的直接反映。但美國門羅主義的實現並沒有那麼順理成章——從門羅主義提出的1823年到19世紀最後10年，在這將近70年時間裡，「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過是一句空話。美國既無軍事和經濟上的力量確保在西半球的優勢，也無意挑戰依然在美洲維持其存在的英國皇家海軍。英美在西半球的權勢讓渡過程相當複雜：首先，雙方的經濟形態較為一致，都傾向於維持一個開放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雖然主導國家可能不同），這意味著無論哪一國在西半球佔據優勢，它都不會追求一種排他性的利益獨佔，而會兼顧他國；其次，美國海軍的實力在19世紀90年代之前可以說微乎其微，它無意剝奪英國對維護開放經濟體系的最有利工具——海上優勢的獨佔權。只是到了19世紀90年代，當英國因為相對實力的衰退和戰略目標調整，需要將戰略重心放回到歐洲之際，美國海軍才以極快的速度開始膨脹，接替了皇家海軍在西半球的警察職能。而這兩項條件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美日之間都不存在：美國可以容忍20世紀20年代那個以間接方式在中國取得優勢地位的日本，但絕無可能放任日本1931年之後公然從領土、主權和經濟上獨佔中國的嘗試；而美國和日本在海上力量方面的衝突傾向，甚至早在日俄戰爭結束後的1907年就成為既成事實了。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的擴張路線，實際上更近似歐洲歷史上那些大陸強國（比如路易十四－拿破崙法國和威廉二世－希特勒德國）：首先在大陸上取得獨佔性市場和資源產地，隨後以強大的艦隊為投送工具，對主導性海洋國家進行挑戰。這種情況下，當然不能指望美國人袖手旁觀，坐視「共榮圈」在眼皮底下建立起來。　　在軍事帝國主義再度勃興的過程中，日本海軍所起的作用無疑令人失望。這種失望體現於兩個方面：一是海軍內部路線分裂，二是海軍淪為陸軍戰略的附屬品。就前者而論，秉承加藤友三郎遺志的「條約派」將領，在1930年倫敦海軍會議上接受了重巡洋艦噸位相當於美國六成、輕巡洋艦相當於七成的比例，以換取日美衝突不立即白熱化的局面，但強硬的「艦隊派」控制的軍令部很快以「干犯統帥權」為名，將主要「條約派」人物從海軍中清除出去，並將海軍決策權轉移到軍令部手中。這意味著海軍很難再扮演20世紀20年代那種與和平擴張、商業福利主義為友的角色。而恰恰是海軍主導了日本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半島行動，在日後引發了華盛頓對東京的制裁。在戰略主導權問題上，「直到1941年為止，日本的海軍戰略家們一直按照艦隊的作用在於輔助地面作戰來制定規劃，沒怎麼研究艦隊遠離本國海域的大規模進攻作戰」（詹姆斯：「太平洋戰爭中美國和日本的戰略」）。在侵華戰爭全面化的過程中，日本海軍扮演的一直是幫凶和陪襯角色，儘管在對蘇、對美戰爭計劃方面也有一些異議，但不過是瑣碎的細節，太阿早已倒持矣。　　順帶也可以論證下，日本歷史學家熱衷強調的「美國石油禁運導致日本為生存而開戰」之說，其實是個偽命題。儘管彼時石油在世界市場上的流通不似今天一般自由，但是列強也更傾向於獲得獨佔性的能源產地，但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在從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油方面並未遭遇太大阻礙。1930年日本石油年消費量約180萬噸（其中海軍用油35～40萬噸），其中70％來自進口原油；到1935年，石油年進口量增至345萬噸，其中67％來自美國；即使是侵華戰爭擴大化之後的1939年，日本仍得自美國購入445萬噸原油，占其進口總量的90％。問題在於，日本石油消費量的激增實際上是由擴充軍備和對華戰爭導致的，尤其是在1937年之後，增加的石油進口量主要用於在中國內地的漫長消耗戰，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也是因中國問題直接導致。換言之，倘無野心勃勃的對華戰爭，日本的對外能源依賴及能源安全遠未到岌岌可危的地步，而日本海軍在1941年12月的斷然出擊，不過是為眼高手低的陸軍同僚「買單」而已。

安德列·博富爾（Andre Beaufre）在《戰略緒論》中提出了一個「戰略金字塔模式」，含義為：戰略是不同方面和層次結合而成的整體，狀如一金字塔，其頂端為政府直接控制的總體戰略（Total Strategy，即我們常說的「大戰略」），它決定了每一子領域的目標並整合其行動；總體戰略之下為軍事、外交、經濟各子領域，它們受總體戰略的指導，同時在各自的框架內又有獨立的全面戰略（Overall Strategy）或曰分類戰略，負責在該子領域內分配資源、協調行動；而各子領域之內的諸項行動本身，即作戰或運作（Operation），則又更次之，形成分別的運作戰略（Operational Strategy）。在不同的歷史與戰略環境中，總體戰略皆得居高臨下，經分類戰略而抵運作戰略，形成一個完整的戰略體。不過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日本帝國，總體戰略始終處於相當混亂的狀態，分類戰略中，軍事戰略地位超過了其他子領域的綜合，並在事實上綁架了總體戰略；但在運作戰略層面，陸軍與海軍又各成獨立的系統，自行其是、協調不足。　　從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世界海軍在技術和戰略理論方面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中等海軍」、「經濟戰」等思想在兩次大戰之間皆有發端，並在歐洲戰場得到呈現。然而日本海軍卻表現出一種奇特的狀態：在對技術兵器和戰術細節鑽研到極致的同時，其總體的用兵思路並不比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更高明。例如，1907年4月通過的《明治四十年帝國軍隊用兵綱領》，在此後三十餘年間始終指導著日本海軍對美作戰計劃。該綱領規定：美日一旦開戰，本國海陸軍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佔菲律賓，瓦解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前進基地體系，隨後在小笠原群島附近配備警戒部隊，對前來救援菲律賓的美軍主力艦隊作出預警；與此同時，聯合艦隊主力集結於奄美大島附近待命。當警戒部隊證實美軍主力已經逼近日方「絕對國防圈」邊緣的小笠原群島時，主力即朝敵主力的前進方向出擊，全力以赴進行決戰，決戰戰場預定為日本近海：這就是所謂「邀擊作戰」。在「邀擊作戰」的武器體系中，「弩級艦隊（無畏艦）乃是決定今日海戰大勢的最關鍵要素，可謂海軍兵力之基幹」。　 「海軍假日」期間，日本海軍主力艦噸位被限制為美國的六成，沒有達到七成的預定比例，同時對德屬太平洋島嶼的佔領又使「國防圈」的最前線繼續推進。面對此情況，負責研究對美作戰的海軍大學和軍令部作戰部對「邀擊戰法」進行了修改，他們規定：開戰時，艦隊應首先進攻遠東的美國亞洲分艦隊，奪取菲律賓和關島。當美軍增援艦隊前來攻擊時，應以前衛部隊在其航行途中實施遭遇戰，將其逐漸消耗，使美國艦隊的實力被削弱到日本主力艦隊可以接受的程度（即原有實力的七成以下），主力艦隊隨後再出擊，在菲律賓或本土近海進行決戰。該方案正式被命名為「漸減邀擊作戰」，預定的漸減作戰將進行兩個階段，戰列艦、岸基和海基航空兵、潛艇、魚雷部隊都將參戰，以戰列艦為主力。「漸減邀擊作戰」強調先發制人和夜戰，這是日本贏得日清、日俄戰爭的歷史經驗。　　在1940年日美關係逐步惡化、日本政府決定轉向「南進」之際，「漸減邀擊作戰」依然是聯合艦隊的基本戰爭設計。它與日清、日俄戰爭的相同點不言而喻，依然是一種有限戰爭，目標在於征服荷屬東印度群島石油產地、並破壞美方摧毀其獨佔性「國防圈」（在政治上就是「大東亞共榮圈」）的能力。一旦美國艦隊在決戰中被摧毀，日方並未打算繼續出兵美國本土、取得某種遙不可及的完全勝利，他們需要的只是對既有佔領區的政治承認，此後便可一鼓作氣結束中國戰事，並用幾十年時間慢慢消化勝利果實。作戰的具體步驟也是日俄戰爭進程的「復刻」：菲律賓相當於旅順，美國亞洲分艦隊就是俄國太平洋艦隊，從大西洋趕來的美國主力艦隊相當于波羅的海艦隊，日軍可以各個擊破。　　但對美作戰與對俄作戰畢竟存在相當明顯的差異，這一點首先體現在戰場的空間跨度上。在日清、日俄戰爭中，日方基本上只需要奪取某一窄海（Narrow Sea）地區的制海權，任務較為單一，海陸作戰的方向也完全一致。但在日美戰爭初期，大本營（尤其是日本陸軍）的第一目標是奪取荷屬東印度群島石油產地，海軍兵力必須確保這一目標的實現；為防止以新加坡為基地的英國艦隊介入荷印作戰，還有必要對馬來半島實施掩護打擊。但海軍方面的第一目標卻是攻擊菲律賓、使美軍暫時喪失介入能力，為最後的決戰贏得部屬時間，海陸軍方向的目標之間存在顯著的緊張性（Tenseness）。如何在兩個目標之間取得平衡，尤其是如何分配用於不同戰場的兵力並使之協調，便成為大問題。

山本五十六的珍珠港作戰計劃，暫時解決了開戰頭半年如何度過的問題。這位前駐美海軍武官深知，日本的綜合國力與軍事力量遠不如美國，除了在開戰之初就積極作戰、先發制人，迫使美國處於守勢外，別無他法。在1941年1月遞交海相及川古志郎的《關於戰備之意見書》中，山本明確提出「要有在開戰之初就決一勝負之思想準備」，「開戰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毀敵主力艦隊，使美國海軍與美國人民的士氣沮喪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即必須放大對美作戰在整個戰爭初期的地位，不是單單攻擊以菲律賓為基地的美軍，而是要打上門去、直接襲擊美方在西太平洋的前進基地夏威夷，徹底癱瘓美國太平洋艦隊，使其在短期內難以恢復，確保日本有足夠時間佔領南方資源產地。兵力部署方面，以新銳的機動航空艦隊（航母部隊）用於夏威夷方面作戰，基地航空部隊、水雷戰部隊和部分主力艦用於支援陸軍在馬來半島、菲律賓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作戰。可以斷言，倘無山本及其幕僚大西瀧治郎、源田實等人對海軍航空兵作用的認知以及賭博心理，軍令部無論如何都不會批准單用傳統部隊同時在多個戰場主動出擊。　　1941年12月7日，日美戰爭在整個太平洋上爆發了。當時日軍的作戰方案如下：首先，進攻珍珠港、暹羅和馬來亞北部，空襲呂宋島各機場以及關島、威克島和吉爾伯特群島，入侵香港並在菲律賓、婆羅洲登陸；其次，佔領馬來亞全境、新加坡、俾斯麥群島、緬甸南部以及荷屬東印度的戰略要塞；最後一系列作戰行動則要攻佔荷屬東印度群島全部領土，並取得緬甸全境和印度洋上的某些島嶼。大本營計劃耗時150天完成以上動作，隨後建立起穩固的防禦圈以消化戰果，等待美方援軍前來決戰。實際上，他們的運氣比自己預想的還要好——珍珠港一役，日軍以微弱損失擊沉、擊毀美軍戰列艦5艘，擊傷3艘；僅僅三天後，基地航空隊又在馬來海面擊沉了英國Z艦隊的「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和「反擊」號戰列巡洋艦。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守軍投降；3月9日，荷屬東印度陷落，日本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婆羅洲油田；5月6日，整個菲律賓最後還在抵抗的部分——巴丹半島也向日軍投降。作戰中，日本海軍充分發揮其精兵優勢，以航空力量壓制並孤立盟國守軍，隨後從容展開地面作戰，並利用一定時期內區域制海權的優勢快速推進。而日方為取得如此巨大的戰果付出的代價，僅僅是傷亡15000名士兵、損失380架飛機和4艘驅逐艦而已。　　饒是如此，山本五十六的作戰設計依舊沒有脫出「有限戰爭」範疇。他深知「那種要在大於歐洲數倍之戰場上，通過持久戰，自己獨立維持十幾年之想法是非常靠不住的」，所以對美作戰宜速不宜緩。但山本恰恰相信存在一種虛妄的政治前途——完成第一階段作戰後，日本可以挾新勝之利、與美國火速停戰，從而迴避長期消耗戰和雙方最終的正面對決。如果說這種可能性在1939年或1940年還勉強存在，那麼在日本不宣而戰偷襲珍珠港、令美國遭遇「最恥辱的一天」之後，已經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公眾人物敢公開談論對日講和——即使是山本這樣的「美國通」，對美國國民性的估計也未免太主觀了。

荷裔美籍地理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在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學》一書中曾經指出：作為一個事實上的巨型濱外島，美國最擔心的不是跨海全面入侵，而是在缺乏海外盟友的情況下獨自對抗一個足以破壞歐亞大陸均勢、對戰略性原材料實施獨佔性控制的洲際強國。一個統一的海陸「邊緣地帶」國家可以使美國面臨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包圍，一旦出現這種威脅，美國別無選擇，只有拼盡全力為生存而戰。他所擔憂的這種「被包圍」情形，剛好是1942年春天日本面臨的戰略機遇——結束在東南亞的行動後，日本有足夠的兵力和可能性向西朝印度洋挺近。集結在錫蘭島周邊的英國東方艦隊僅有2艘大型航母、1艘輕型航母和5艘舊式戰列艦，兵力不及日軍機動部隊的半數，倘若日軍同時在海陸兩方面向西挺進，以控制印度洋腹地、抵達波斯灣為目標，盟軍方面很難加以阻擋。事實上，當日本艦隊在1942年3月底開始朝錫蘭島進軍後，東方艦隊一直迴避交戰，他們在兩次小規模海空戰中損失了2艘重巡洋艦和1艘輕型航母，隨後就撤退到2000海里外的肯亞，此時日軍的攻勢開始了還不到兩星期。　　但日本海軍的西進作戰到此也就止步。由於缺乏陸軍支援，他們甚至沒有對錫蘭島進行佔領。不妨設想一下，倘若大本營下決心以大部分海上兵力向西挺近，即使無法在陸地與德國會師，也有希望徹底切斷盟軍在西印度洋的交通運輸線。這樣一來，就會出現斯皮克曼後來設想的情況：在歐亞大陸樞紐地帶，俄國和中國這兩個喪失了海岸線的同盟國被軸心國軍隊完全封鎖起來，外圍的英美兩個海上國家無法經由海陸對其輸送物資和裝備，也就無從開發中俄兩國在領土縱深和人口規模方面的潛能。以美國的地理優勢和工業潛力，軸心國很難將其徹底擊敗，但德日同盟迫使中俄兩國停戰媾和、說服英屬印度退出戰爭、截斷英聯邦取自波斯灣的能源通道的可能性將會大增。在軸心國獲勝的戰後世界，美國將面臨開國者們最恐懼的一種情況——由於自由政體在其他地區被消滅，因而其在美國也無法維持下去。　　然而東京最終放棄了這種可能性。除去日德兩國在戰略層面缺乏配合、各自為戰，西進戰略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將徹底背離日本戰略規劃者奉之為圭臬的「有限戰爭」路線，把原定用於第二階段防禦作戰（迎接美國艦隊主力的反擊，即使是「漸減邀擊作戰」，本質上仍是一種攻勢防禦，它在初期的進攻結束後將立即轉入防守）的兵力擴散到印度洋，從而冒丟失第一階段勝利果實的風險，與德國的協同作戰還意味著日方可能喪失戰略上的獨立性，必須與德國這個陸上力量強大但缺乏足夠海上控制力的盟國分享勝利，這是大本營所不能接受的。由於沒有全面而完整地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方對「總體戰」的概念知之甚少，他們所堅持的依然是一種獨立而有限的總體戰略，這在一場性質、規模和空間方面已經大大更新的世界戰爭中顯然是不夠用的，而美蘇兩個洲級大國恰恰最適於進行後一種類型的戰爭。　　於是，軍令部選擇了進行「澳北遮斷作戰」，旨在切斷美軍和澳大利亞的聯繫，阻止盟國將澳大利亞發展為反攻太平洋的基地。這一作戰在戰略上完全有必要，但執行過程依舊過於謹慎：日方本可利用海上力量優勢，棄新幾內亞大部不取，直接攻佔守備空虛的澳洲防禦中心莫爾茲比港，但陸軍堅持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路線，海軍也有異議，於是戰機被白白浪費。當日軍在1942年5月初慢吞吞地向莫爾茲比港進軍時，盟軍已做好準備，遂有了珊瑚海的遭遇戰。　　珊瑚海海戰之後，山本決意提前進行決戰，以進攻中途島為契機，誘出美國太平洋艦隊剩餘兵力加以殲滅。但中途島作戰設計之複雜，此際日軍兵力之分散，弊端已很顯著：由於在準備中途島作戰的同時依舊朝莫爾茲比港挺近，並且在5月珊瑚海之戰中未能獲勝，日軍白白浪費了機動部隊1/3的兵力，無法將其用於中途島決戰。而中途島之戰的布局本身也拉的太開，日軍不僅在遠隔千里的阿留申群島發起佯攻，而且主戰場的機動部隊（南雲部隊）也要同時執行空襲中途島和迎戰美方航母特混艦隊兩項任務，然而這是當時只剩下4艘主力航母的南雲部隊所無法妥善完成的。於是，在1942年6月4日一整天，南雲既要攻擊中途島並應付美軍陸基飛機的反擊，又要時刻注意搜索並攻擊狀況不明的美軍航母；除去美軍實現的保密工作和密碼破譯成效，這種設計上的不完善要算日軍戰敗的最重要原因。　　在中途島損失了4艘主力航母后，日方終於轉入戰前計劃已久的相持階段，或者說由攻轉守，其開端便是所羅門－新幾內亞戰場的拉鋸戰，這一戰場最終成為了揉碎日本帝國命脈的「血肉磨盤」。受「有限戰爭」思維的桎梏，日方在運輸能力、燃料和兵力集結方面規模相當有限，這使得他們無法一次性投入占絕對優勢的力量去改變戰局，只能零敲碎打地把部隊調往所羅門前線。戰前「精兵戰略」下養成的優秀海軍航空兵及其裝備在曠日持久的戰事中被陸續消耗掉，而戰略指導的陳腐與短視，對關鍵性技術因素的忽視以及用兵、用人上的種種失誤日益暴露出來。以「決戰主義」為目標建成的聯合艦隊擁有強大的火力和進攻機器，在正面作戰中表現良好，卻沒有相應的後勤補給與保障措施，也不重視對敵方類似目標的打擊。結果時間越長，美軍補充和增長得越快，日軍卻始終處於不斷萎縮之中。　　1943年9月底，在所羅門－新幾內亞戰場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御前會議通過了大本營制定的《今後應採用之戰爭指導大綱》，決心中止東南太平洋方面持續進行的消耗戰，抓緊時間建立「絕對國防圈」，求得戰略緩衝；在此期間，力求迅速充實以航空兵力為中心的陸海軍戰力，對付美軍反攻的高潮。在「絕對國防圈」範圍內，日軍既要保持內線打擊敵人的自由，又要阻止敵軍空襲防衛圈內重要的資源產地和交通線，至少維持一到兩年時間。在兩年後，當日軍力量已經足以恢復到發動大規模攻擊時，再相機選取地點，進行戰略決戰。問題在於，日本政府採納「絕對國防圈」建議之時，美軍的反攻已經開始了一年多，並且勢頭越來越猛，而「絕對國防圈」的建成和鞏固至少還需要一年半的時間。以日本捉襟見肘的國力，要在如此之長的時間內維持這樣一條防線，並拒絕與美軍進行消耗性交戰，無異於痴人說夢。美國人很快打上門來，依靠兩棲力量方面的優勢發動「跳島作戰」，同時在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發動反攻。　　在日本海軍戰前的決戰設計中，美日艦隊的終極對決應當在日方選定的戰區進行，這也是日俄戰爭經驗的遺產。但在美軍雙線全面進攻的情況下，日方不僅來不及完成預定的飛機增產和船舶徵用，而且無法判斷究竟哪個方向才是適宜的決戰區域。到了1944年6月，美軍兵發馬里亞納群島，大本營突然發現：假如不立即投入現有的海空軍兵力迎敵，攻佔馬里亞納群島的美軍僅憑陸基B－29轟炸機就可以摧毀日本本土。決戰只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　　發生在馬里亞納群島附近的「阿號」航母決戰（美方稱菲律賓海海戰），是太平洋戰爭中最後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艦隊會戰。象徵著日本海海戰榮光和東鄉元帥亡靈的Z字旗，在聯合艦隊的歷史上還是第三次升起。不獨如此，「阿號作戰」還被視為日本海軍30年來精鍊的對美「漸減作戰」之集大成，具有總決戰的意義。經此一役，日本海軍喪失3艘大型航母、600餘架艦載機，兩年來慘淡經營所積聚的反攻力量完全被摧毀。更具歷史意義的是，馬里亞納海戰的慘敗雄辯地證明：即使是在作戰計劃完善、戰術設計合理、握有先發制人優勢的情況下，聯合艦隊殘存的裝備和人員力量也不足以贏得大規模海上決戰的勝利了。對日本帝國和日本海軍來說，喪鐘真正敲響了！　　1945年11月30日，根據第680號敕令，海軍省編製被廢止。第二天清早，在東京千代田區的霞關，海軍省赤煉瓦大樓的門前，「海軍省」的牌子被摘下，掛上了「第二復原省」的木牌。到1947年1月1日，當和平的新年曙光時隔15年後再度降臨日本列島上空時，在遼闊的太平洋上已經沒有一艘日本軍艦了。

A Retrospect of Japanese Maritime Strategy 1867－1945

作者：劉怡選自《現代艦船》2013年第4期B版/第5期B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