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五行人才思想

論五行人才思想

何黨生

中國古代有豐富的關於人才的思想，如李克的五法，魏徵的六法，姜子牙的八征、莊周的九征、諸葛亮的六法等等。其中有精華，也有糟粕。中國傳統五行生剋制化思想，是傳統文化中極有價值的一個學說，其中蘊含著極其奧妙、極其燦爛的運行機制，隱示著極其豐富的諸般規律。本文旨在將中國傳統的五行學說與古代人才學寶藏有機結合起來加以探索，為現代領導者提供一個洞幽察微、推陳出新，創新人才工作的借鑒。　　一、德才兼備 唯賢是舉　　德才兼備是中國古代人才觀的核心思想。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周紀烈威王二十三年》)，對德才的概念作了明確的界定，並強調要以德統才，以才資德。按照五行學說，整個宇宙是一個整體系統，這個系統又包含著無窮無盡的子系統。而這個系統最高統帥、最根本的規律就是道。道存在於系統內的一切領域，它主宰著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人，不過是這個龐大系統內的一個小的子系統-------智能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分子而已。如果說道是宇宙萬物的總規範、總準則，而道德則是這規範所呈現出的總效能、總力量。道和德是並存的。大道似水，德則似器。故老子說：「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老子第五十一章》）。道就是以其無形而統御著宇宙眾形，而使宇宙之眾生生不息，各有其規律。人，是肉體與生命的共稱，也就是「道」與「器」的完善共融。所謂的人才，是因道之制御而呈現出生命和智慧這種德的效應的個體生命。作為個體的人，要在這個整體系統內生存、發展，就必須受道的制約、統御，循道而行。只有循道的意識、修養、行為才是有德的。只有具備這樣的品德，才能實現精神的升華，生命形式的飛躍。　　中國傳統文化中，以仁、義、忠、信、勇、謀六大品質作為完善的道德水準，富而不越禮是仁；顯而不露是義，肩負重任而盡心竭力是忠；辦事誠實不諉過是信；險而不懼並能取勝是勇；隨機應變掌握主動是謀。與此相反，自私、縱慾、虛偽、嫉妒、易怒則是惡的品質。人才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才，才是指人的才能、才智或才幹。才和德也有豐富的內涵，它主要由知識、智力和技能等構成。才能可分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兩大類：一般能力包括認識問題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如觀察力、辨別力、判斷力、思考力、應變力、實際操作能力等；特殊能力，如藝術表現能力、數學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寫作能力、發明創造能力等等。按司馬光的觀點，如果不能得到「才德全盡」的「聖人」，寧可要「德勝於才」的君子；與其要「才勝於德」的「小人」，還不如要「才德兼亡」的「愚人」。唐太宗李世民可謂一代名臣，但有時也重才輕德，偏聽偏信。在他晚年，誤用了才有有餘而德性不足的武將、兵部尚書侯君集，當侯君集舉兵攻破高昌之時，私取珍寶無數，然而唐太宗對他繼續重用，最後候終於走上了與太子勾結謀反的道路。李世民自從吞下這顆苦果之後，元氣大傷，心緒很壞，對他的統治產業了不好的影響。蔣介石在三大戰役中慘敗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與作為主帥的蔣介石在選人用人上失誤也是分不開的。蔣介石的心腹陳誠可謂是缺德少才，卻被被蔣介石任命為總參謀長，結果陳誠在東北戰場指揮連連失誤，喪師失地丟了四個軍。劉峙是個典型的「敗軍之將」昏庸無能，但蔣介石卻一直寵信重用，並讓其擔任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在淮海戰役中把徐州搞得一片混亂，最後一敗塗地。這些典型的事例充分說明德才是不可分割的兩個重要方面。　　二、伯樂相馬慧眼識英　　識別人才，選拔人才是用人的前提。然而，識人難！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許多稟賦特異的奇才、怪才、鬼才得不到獨具慧眼的領袖的發現、賞識和重用，有多少有識之士為之扼腕嘆息，發出「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感慨。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人的品德的優劣、能力的高下，都是無形的東西，要想去認識，去發現，去鑒別，是非下大功夫花大力氣不可的。有些人老持一種「天下無馬」的論調。好象自己身邊沒有人才，問題是這些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無馬？其真不知馬也。」（韓愈《雜說四》）說得多好啊！天下不是無馬，而有馬不能識，不了解馬的特點，不了解馬的活動的含義，使用它又不得法，不順手，因而有馬不識馬。作為領導者，識人首先要有適當的考察方法作依據。歷史上，察人方法大體上有十種：（1）、從回答中觀察被考察的人言語談吐、知識才幹；（2）、用犀利的言辭與被考察者討論事情，看他應變如何；（3）、暗中派人觀察他的言行，看他是否光明磊落。（4）、直截了當地提問，看有沒有隱瞞的情況，觀察他的德行。（5）、用金錢試探，看他是否廉潔，給他以財富看他是否逾越禮法。（6）、用女色考察看他是否嚴於律已。（7）、將他置於危難境地，看他是否有戰勝困難的勇氣。（8）、用酒灌醉，看酒後的醉態，是否沉著篤定。（9）、給他以顯赫的地位，觀察他是否驕橫凌人；委他以重任，觀察他是否忠心耿耿；任命他去處理大事觀察他是否隱瞞、欺騙。（10）、不常過問或長期不問看他如何把握。這十種方法，既有對人才能力的考察，也有對人才品德的考察，是從長期社會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識人也要有大氣魄，宋朝的范仲淹「多取氣節，闊略細故」。有識之士都懂得，千里馬既有賓士之長，又有不馴服甚至踢人的毛病；能建功立業的志士，有改革濟世之長，但往往有恃長傲物的缺點。如果計其「細故」，天下哪裡還有可用之才？　　用人之道，用其所長而去其所短，導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六正」：（1）、事情的端倪尚未萌生，形跡尚未出現，就能清楚地看到存亡之機和得失之要，從而防患於未然，使上級安然無恙，常處繁榮之地，這樣的人就是「聖臣」。（2）、能夠虛心盡意，經常給上級出好主意，勉勵上級遵行禮義，獻之以良策，順成其美政，匡正其錯誤，這樣的人，就是「良臣」。（3）、能夠早起晚睡，不斷薦賢，以英明領袖的事迹激勵上級，這樣的人就是「忠臣」。（4）、能夠預察成敗，轉禍為福，使上級終無憂患，這樣的人就是「智臣」。（5）、能夠奉公守法，謹守職事，不受賄賂，推讓官祿和賞賜，飲食節儉，這樣的人就是「貞臣」。（6）、在國家昏亂之時，從不阿諛拍馬，敢於犯顏直諫，而上級過失，這樣的人就是「直臣」。「六邪」：（1）、貪圖官祿，不務公事，與世浮沉，左右觀望，這樣的就是「具臣」：（2）：凡是上級所說的，都一律說好，凡是上級所做的都表示認可，暗中搜集上級所好而加以奉獻，以取悅上級之心，投其所好，引導上級遊玩取樂，而不顧身後之害，這樣的就是「諛臣」：（3）、內心險詐，外貌乖順，巧言悅色卻嫉賢害能，凡其所舉薦之人，皆只言其優點，而不談缺點，凡其所排擠之人，皆只講他的壞處而來談他的好處，致使上級賞罰不當，號令不行，這樣的人就是「奸臣」。（4）、專權擅政，顛倒輕重，結為私黨，損肥國家，假詔君主之命，以抬高自己的地位，這樣的人就是「賊臣」。（6）、用姦邪之言，讒陷君主，陷君主於不義之地，結納朋黨，蔽塞君聽，使上級黑白不辨，是非不分，使上級的惡名流流播四方，這樣的人就是「亡臣」，即「亡國之臣」。為此，要有一個專門的人才考察組織。五行學說認為，宇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那麼，人才考察，也應該處於系統中。這個系統的建立應根據制衡原理設置人員。為了達到平衡，人員設置一般為奇數，又不宜過多，多則容易掣肘，意見不易集中。以三個、五個、九個為妙。對成員的素質要求是較高的，必須具備社會學、管理學、人才學、心理學等基本知識；必須掌握大量豐富的人類社會積累起來的識人的經驗；具有明察秋毫，洞悉人心的洞察力、識別力、發現力，還要具備從表面現象推知本質的思維力、判斷力；同時熟練掌握人才的德才標準。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伯樂相馬，關鍵在於領導幹部是否是伯樂。漢魏時代劉邵在他的《人物誌》中有這樣一個判斷：「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這告訴我們，如果領導幹部克已自製，品德高尚，才能出眾，自己是伯樂，無疑會為事業的發展集聚人才。中國傳統文化中，對領導品德提出了具體明確的要求，如謹守中道，不偏不黨；端正已身，光明正大；善納忠言，任人唯賢；執法嚴明，恩澤方布；達觀自然，寵辱不驚等等；也總結有領導者導致失敗的十二項大忌：優柔寡斷、肆意懲罰、辦事不公、厭惡忠言、揮霍無度、受人離間、輕舉妄動、疏遠賢能、貪圖私利、親近小人、輕視防守和管理、無認認真執令。另外，領導幹部不要感情衝動，意氣用事；要知足常樂，居安思危；得志時不可姿勢弄權，拉宗派，搞山頭，建立獨立王國，分庭抗禮，否則是自取滅亡之道。在才能方面，要求領導幹部必須具備決策能力和組織能力。這裡決策能力又包括信息能力、判斷能力和決斷能力；組織能力又包括行政組織能力和心理影響能力。在知識結構上，要求領導幹部應具備通才型知識結構，既要具備精、深的專業知識，又要具備廣博的非專業知識，尤其是要具備管理科學、領導科學、心理科學和社會科學等非程序化的軟科學知識。在智力結構上則要求以思維型人才為主，主要是以想像力豐富，善於提出新思想，具備創造性開拓性為主的非邏輯思維的「發現型」人才。同時在非智力因素方面，則要求具備以感情穩定具有堅毅的意志力的優良品質。

對領導幹部的考察，具體可以從如下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在品德上考察，著重通過觀察分析他對財、名、祿、色、順境、逆境的態度上，看他是否自私、縱慾、虛偽、嫉妒、易怒、姦邪，來判斷品德高下優劣，另一方面在能力上考察，看他是否有選擇奮鬥目標，制定決策的能力。那種凡事小心翼翼，思想僵化，缺乏創造性、開拓性的幹部，只能處處被動、處處挨打；看他是否具有強烈的整體觀念、整體意識，綜觀全局研究問題；看他是否具備強的組織協調能力，能否靈敏地組織機構設置與安排，迅速適應外部環境的要求和變化，充分發揮組織力量，去實現領導目標；看他是否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善於選人用人，知人善任；看他是否密切群眾，關心下級比關心自己為重。　　三、用其所長 避其所短　　用人是識人的目的，也是領導者成敗的關鍵。用人分為膽和法兩方面問題。膽就是敢不敢用；法就是怎樣用。　　賢人是可用的，尤其是才幹突出人才更應重用。然而，千里馬雖好，優點顯著，缺點也很突出，如吃得多，愛叫喚，對非好騎手來說還難駕馭，不如普通馬好使喚。就人才來說，凡是有作為的人總是敢於開拓創新，有主見、有自信，多是異質者。古人研究認為，一個領導者如果「以已觀人」，往往上只「能識同體之善」，而「失異量之美」。（劉邵《人物誌》）。比如，清廉守節之人，拿正直作為尺度量人，喜歡正直的人，而懷疑擅長法、術的人。器能之士，以辯護為尺度，喜歡懂得方略之計的人，不喜歡在制度上方面有辦法的人。臧否之人，以是否善於偵視觀察為尺度，對那些能窺視出別人細小過錯的人很賞識，而對那些豪爽洒脫、見識廣博的人則扯不入眼。言語之人（批評家），以能否對事情迅速明快地作出判斷為尺度，「能識捷給之惠，而不知含章之美」。這樣下去，就會發生這樣的情形：對與自己同體的人，一接觸就會情投意合，對和自己異體的人，雖比肩而不察，此為雄才大略領導所不取，當列入應克服之列。　　「千里馬」這樣的人才終究是少數，而「優點顯著，缺點也很突出」這樣的異質者也屬少數。而庸人小人產生不可避免。按五行學說，庸人小人也可以用，對平庸者各得其所，對小人要給出路。唐代的裴炬原是隋朝奸臣，很善逢迎拍馬，煬帝誇他「大識朕意」。隋滅後，又到唐朝做官，被李世民大膽起。他見李世民從諫如流，忠直之士比肩於朝，他也敢於犯顏直諫，李世民誇他，連裴炬原也敢犯言直諫，「何憂天不不治」。這個典故，說明小人也可轉變，「正身直行，從邪自息」。對庸人不要嫌棄，其而應從其人「近乎平庸」中看出不平庸，從「略有所長」中看到其適合某項工作的能力，讓其在工作中增長才幹。　　用人比有膽更重要的是得法。將五行學說運用於人才的使用和管理，一個重要內涵是通過謀劃和採取包括法理情在內的方式、方法，實現牽制、控制、制用、制勝，最後達到制衡和制化。具體說就是對人才既有依賴，又有制約。只有依賴沒有制約，不能求得系統的平衡與穩定；只有制約沒有依賴，同樣不能保持系統的運轉。因此，用人之妙在於制用。　　然而，制用以掌握人才的類型為前提。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事事精通的全才，無論哪一個方面的頂尖人才也都是有其局限性的，高明的領導者必須對部下的長短處了如指掌，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作用。明代有位詩人寫道：「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舍長以就短，智者難為謀。生材貴適用，慎勿多苛求。」 用其所長，避其所短，領導者要準確掌握每一名使用對象的特長、優點和不足，對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從而量才使用，用其所長。劉邦為了和項羽爭天下，首先要有人替他出謀劃策，做出正確決策，他認識到張良善長而他人不知；其次還要鞏固後方，治理百姓，保障後勤供應，他認識到蕭何善長，而他不如；其三還要有人率領千軍萬馬指揮作戰，他認識到韓信所長，而他人不如。這就是人和事的合理配合，用其所長，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馬謖本善於軍計，出謀劃策，和張良類似，是諮詢參謀，諸葛亮卻派他上戰場打仗，這就是用人失當，豈有不敗之理。　　揚長是一種藝術，避短就更是一種藝術。「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避短是用人的上上策。怎樣避短呢？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讓人才做自己最擅長的工作。比爾·蓋茨在打算退出微軟以前，曾先後進行了吉他彈奏、說唱表演、投身政壇、影視拍攝等嘗試活動，都以失敗而告終，最後，選擇了他所適合的慈善事業作為退出IT業以後為之奮鬥的新事業。比爾·蓋茨作為一名富可敵國的商界奇才，30多年來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生奇蹟，但他一旦離開了自己所擅長的IT行業以後，在許多領域都遭遇碰壁，這頗能令人深思。馬謖本善於軍計，出謀劃策，是諮詢參謀，諸葛亮卻派他上戰場打仗，這就是用人失當，豈有不敗之理？制短，是用人的中策。五行生剋制化律認為，人才使用和管理本來就是一個系統，各種因素生生克克、相互依賴、相互制約，各種嚴格的法令、法規，各種明確的規章制度都是對人才進行制約的有效措施。此外，對人才使用還有一個依其所長，制其所短的有效措施。有些人辦事果斷但失之草率，有些人辦事精細但失之於瑣碎，我們可以讓兩者結合起來，取長補短，達到中和。人才使用的方法還可以採用謀略致勝術，比如一視同仁法，人才互補法，開誠布公法，分而治之法，以賞代罰法，論功行賞法，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既往不咎，兼容並包等等謀略，或攻或守，或奇或正，或虛或實，或因利制權，或以德感人，只要達到整個系統中和衡穩，能夠推動事業的健康發展，都不為過。人才使用的下下策是懲罰，讓他直接或間接體驗感受到制裁的滋味，使其不敢貿然犯上，從而達到致用的目的。但懲罰必須善於把握分寸，過猶不及，就會帶來不良後果。　　四、有容乃大求賢若渴　　識人是用人的前提，用人是識人的目的，而識人用人都是以生養人才為源泉。宇宙大道是清濁並包，善惡兼容的。因此我們在生養人才時需有海納百川般寬宏的胸懷，取「兼容並包」的態度。　　這種海納百川的胸懷，其一，表現在不立門戶之見，開放容納吸引自己信仰以外的各種文化。蔡元培一生從事教育，在任北大校長時，認為北大作為最高學府、學術中心，應兼納、包容各種學術流派，既聘請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等人講新文學，講西方和蘇俄文化，也請守舊派代表黃侃、陳漢章待講老古董，不同學說、學派並列、對峙、比較，促使青年們去思考，去品辨，去選擇，孕育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其二，領導者要大智若愚，難得糊塗。最忌諱愛憎分明，嫉惡如仇。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不久，幾次派人去請一個很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那人拒不肯來。最後那個人迫不得已上殿，卻揮筆者寫了「一統江山七十二里半，滿期文武三百六行全」，諷刺太平天國坐守金陵志氣不大，人才三教九流沒有真正精通治國之道的人才。有人認為此人不敬重天國天王，要求殺掉這個狂生，洪秀全說：「彼有何罪而殺之耶？匹夫不可奪志也。」於是善待李某，讓他回家。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友，這就要求領導者既能容人之長，又能容人之短；既能與有缺點錯誤的人共事，又能與比自己強的人共事。用人所長，必須容人之短，這個道理淺顯，實踐中難辦。歷史上小人得去的主要原因，就是對賢人的短處缺乏正確的分析，甚至誤把長處作短處，把主見、創見和忠貞、正直看成是「不聽話」、「不好使喚」，從而得出「良才難令」，「不好領導」，而把小人的諂媚奉承，投其所好看成是「聽話」、「好領導」，結果黑白顛倒，誤短為長。　　生養人才，還要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形成一種風氣。俗話說，「一個單位一條蟲，換個單位一條龍」，說的是環境的重要性。馬克思說：「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人和環境總是處於相互作用之中，古人云，「良禽擇木而棲，賢人擇主而仕。」是否能聚人、培養人，都和環境有著很大關係。這裡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其中社會環境尤為重要。經濟環境，如物質條件、工資福利無疑是環境的重要內容，然而過於誇大它的作用卻是錯誤的。人才流向的「善政」主要不是物質條件，而是軟環境。正如王維詩中說到：「聖代無隱者，英靈盡未歸。」這個軟環境主要包括：1、組織的整體形象：人們選擇環境不只看某一單項指標，而是看整體形象。古今中外吸取人才的環境都是因為這個地區或組織是變法圖強，奮發進取的。儘管某些物質條件不如人，但整體上充滿活力，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為人才實現自身價值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反之，一個地區一個組織只是因循舊制，不圖進取，不能為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報國之門，必使內部人才「人心思走」，外部人才望而卻步。2、相應的配套措施。變革圖強必須有相應的措施。如組織機構、規章制度，獎懲措施，政策法令，以及許多不成文化的社會風尚，文化傳統和群眾心理，特別是現代企業十分強調「企業精神」或「企業文化」等等。其中最為重要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觀念、政策等軟環境因素。3、好群體好領導。人才群體是環境的重要內容。群體結構優，整體功能磊於個體之和，1+1＞2；群體結構劣，整體結構功能小於個體之和，1+1＜2.後者功能相互抵消，產生內耗，功能減值。這是「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和「三個和尚沒水吃」的關係。一個群體或一個組織，關鍵又在於它的領導人。人才選擇環境，領導人的品德、才能、觀念、心理狀態就成為重要的因素。領導是親賢臣還是親小人也是人們選擇環境的一個因素。如果領導人身邊聚一些不學無術、善於鑽營或阿諛逢迎之徒，一切正直之士都會敬而遠之。李世民深知「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道理，「進一小人，則小人盡至」，「進一賢人，則賢人競進」。由此可見，領導者的素質對環境因素的重要性。最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關鍵要落實在行動上，要實實在在地給人以施展才能的舞台，用人勿疑，疑人勿用，給人以信任，給人以厚待，才能解除後顧之憂。要珍惜人才，愛護人才，求賢若渴。　　總之，按照五特生克制化規律，懂得「生我」、「我生」之道，又曉得「生我」、「我生」之法，對於一個事業的領導來說，就能知人善任，容人共事，廣結天下英才，得道多助，事業就會生機勃勃，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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