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背後的文化政治

一

莫言諾貝爾獲獎現在已是一個公共話題，可以想見，對他的神話化和酷評還將被持續下去。正因如此，我一度很猶豫，要不要把我真實的想法寫出來――這種想法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而且肯定很多聰明人早就想到了，但他們的聰明在於，他們選擇不說。

大概很少人會否認，莫言能獲獎，與中國在全球範圍日益增長的巨大影響力有一定關係，當然，我們不能就此簡單地理解為頒獎給中國作家只是出於「傍大款」的需要，抑或如某些人樂觀地認為的，大國崛起必然伴隨著世界對我們文化軟實力的重視。莫言的獲獎顯然不能單純地在現實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層面上來認識，「異議分子」式的憤怒儘管可笑，「崛起派」的沾沾自喜也未免有些天真。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遠非那麼簡單，它們之間的聯繫更為內在、曲折、隱秘，也更為深刻――它有時體現為我們審美意識深處的爭鬥與撕扯。

至於「純文學」派的鼓噪，則普遍缺乏對「諾獎」所代表的所謂普遍的文學標準的批判式反省和文化政治的還原。他們反對將莫言獲獎與中國國際地位的改變相掛鉤，認為莫言的獲獎和國家地位、政治、經濟等外在因素無關，只是文學本身的勝利，因為它達到了「諾獎」所標誌的世界文學的最高標準。莫言的完美表現「征服了裁判，征服了觀眾」，想不給個「十分」都說不過去。

問題在於，「諾獎」所標誌的世界文學的最高標準又是什麼呢？它真代表了世界的普遍的文學標準嗎？而為什麼是莫言最符合這個標準呢？對於熟悉當下創作現狀的人來說，恐怕沒有幾個敢說莫言獨步文壇，一枝獨秀，與別的作家拉開了明顯距離。大家心知肚明，在世的中國作家裡，和莫言處在一個水平級上的不在少數。為什麼偏偏是莫言獲獎呢？或許有人會說，那是因為莫言在國外獲得的譯介和宣傳最多，影響最大。如此我們就更要接著追問一句，為什麼外國人就那麼喜歡譯介莫言呢？

二

斯德哥爾摩之所以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一方面，莫言的確在西方尤其是「諾獎」所標榜的「普遍性的」、「世界性的」文學標準之內達到了極高的水平，放在所有的「諾獎」作家裡也毫不遜色；另一方面，或許是更為重要的一方面，莫言又是文化政治上西方世界最容易接受或最樂於接受的那種東方作家，，也就是說，他沒有表現出文化價值上的令人難以下咽的異質性和冒犯性，卻因鮮明的東方化風格和異域情調而具有了特殊的陌生化美感，並作為新的養料補充進了現代主義以來的審丑的文學經驗系統。簡而言之，莫言的作品對西方人來說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雖然使用中文寫作，遵循的卻是「世界」通行的美學語法，轉換起來自然順利，一經翻譯頓時流光溢彩。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給一個像莫言這樣的中國作家頒獎，是正在衰落中的歐洲文明（包括美國等）維持全球統治地位的戰略需要。面對正在崛起的中國，這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大塊頭，近代以來沒被整死和解體，後來經過紅色風暴的洗禮，在顏色革命的浪潮里堅挺不倒，居然越活越生猛，的確讓人心生不安甚至恐懼。不管它內部矛盾有多少，不管它存在多少發展中的危機，相對於漸漸老去、危機四伏的歐洲和風華不再、合法性魅力喪失怠盡，只能以拳頭說話的美國來說，中國的確是一個正在上升的大國。而伴隨著經濟（尤其是標制大國基礎能力的製造業）、政治能量的增強，中國似乎也正在恢復文化的信心和創造力，至少正在試圖恢復這種能力，「走出去」的渴望越來越強烈，並顯示了一種保持、尋求獨特社會道路和政治模式的意願，以及建立競爭性甚至主導性的文化軟實力的企圖。儘管目前中國的發展模式仍深深鑲嵌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但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內部一直存在著多種聲音，由此對中國的全球化發展取向產生了極大的制約和校正，新的文化創造的契機在自我批判中也被逐漸催生出來，並不斷轉化為具體實踐。應該說，在文化價值的創造上，中國正處在一個掙脫、糾纏、猶疑、試探的時期，來到了一個存在巨大潛在能量和多重可能性的歷史階段。這也是一個充滿曖昧性的歷史時刻。

這種曖昧性和可能性，給歐洲和北美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似乎一個完全異已的，妄圖取己而代之的東方文化正潛伏在地平線之下；這種曖昧性和可能性，也給歐美帶來了希望，似乎還有時間去阻止最壞的可能性發生，還有機會往儘可能往好的方向引導，趁著全球文化的領導權和話語權還在自己手中。那麼，聰明的選擇是進行戰略調整，更深地將中國文化納入西方主導的「普遍」秩序中，給予有效地安頓、接納，鼓勵、整合和改造。其實，這一過程早就開始了，現在只不過進一步深化和更具彈性而已。

對西方世界來說，中國總是個不順溜、難調理的傢伙，就算表面上聽話也總是有自己的主意，何況還有那麼大的疆域和人口，又有古老的文明傳統（儒家的異教徒），最害命的是還有革命的前科，至今保留著社會主義體制，怎麼能讓人放心？對此，以前的態度是訕著他，而現在，沒辦法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化視而不見了，只好改辦法：發獎狀，明確地獎勵他一貫地追隨世界主流文明的良好態度和執著努力。這才是正路，這才是有出息的中國文化，具有世界性的中國文化！以後照著這條路跑下去就行了，不要再想三想四了。對於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化人來說，莫言就是表率，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三

有人可能說了，不就是文學，犯得著嗎？還真不要瞧不起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一直是建立、築固一國乃至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重要力量。明白這一點，只要看一看英語文學隨著大英帝國的堅船利炮走向世界的歷史就夠了，莎士比亞從一個英國的周星馳走進世界經典大師的過程，書寫著構建帝國秩序的文化法則和權力控制與審美規訓的內在關係。這也是一個驅逐《紅樓夢》、《春香傳》、《源氏物語》以及唐詩、宋詞和俳句的過程，不是直到現在仍有持普遍美學標準的人認為中國古典小說低級嗎？也正因看到了文學改造人心並進而改造世界的功能，梁啟超才把小說抬到了文學的頭把交椅。雖然現在小說的功能正在被新興的主流媒體影視劇所取代，但作為一種經典的文化樣式，小說在文化場域內仍享有較高的地位和影響力，尤其是對於精英群體而言；再說了，這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生產和控制的體制慣性，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儘管現在沒有多少人看小說了，中國作協依然是正部級，作代會依然享受很高的政治規格。

在這個意義上說，莫言是被綁架的中國文學的代表，把莫言世界化，也就是在象徵的意義上把中國文學的整體形象世界化。一方面，莫言在風格和內容甚至意識形態上都大體符合西方政治正確的標準，另一方面，他表面的社會身份又是中國作協副主席，不折不扣的體制內作家。這就充分照顧了中國的面子，也向人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莫言充分具有中國社會體制內作家的代表性――這一點連異議分子都誤以為真，上當了。

從一定程度上說，真正的獲獎者不是莫言，而是莫言作為一個東方作家所體現出來的歐洲文學的現代主義傳統，以及這種傳統通過神秘的東方重新獲得呈現的陌生化美感，同時，這一過程還沉澱著西方世界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在審美經驗中的克服和消化中國這個巨大他者之後對自我的更深刻地肯定。在無意識的層面，它悄然上演著西方文化在審美經驗內部的精神現象學。莫言只是代表了被重新闡釋甚至創造出來的中國作家的集體形象，這當然是被削足適履地狹隘化理解的中國文學的形象。

如此說來，莫言獲獎的確是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頗有點類似於文學界加入WTO，中國文學經驗被接了軌。不管是外人的閱讀預期，還是中國作家的自我意識，從此都有了一個中國文學的世界形象。這就使中國文學和一個世界性的文學體制有了更真切的關聯，諾貝爾獎文學獎不就是世界上的茅盾文學獎么？

莫言的獲獎，另外一個受益者是目前正在遭遇危機的所謂「純文學」界或中國主流文學界，其實，作為整體，大部分作家的作品已經完全主流意識形態化，除了編織新意識形態的社會幻象，或沉溺於消費主義的個人慾望，或進行抽象的人道主義批判，已基本喪失對現實和歷史的敘述能力，這也是讀者紛紛拋棄所謂純文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很多作家和評論家往往習慣於過分誇大網路化時代和影視文化的衝擊。當然，對此危機，少數一部分作家已有所反省，正在尋求打破純文學教條，與現實重新建立聯繫的方法，比如某些底層文學創作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嘗試。而莫言的獲獎似乎使沒落的所謂純文學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因為它的價值得到了「世界」的肯定，「諾獎」彷彿一支續命的強心劑，暫時掩蓋了中國文學表面繁榮背後的深重危機，成了維護文學界自身集體利益的一個神話。

四

那麼，莫言的小說呈現了怎樣的關於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圖景呢？

但凡讀過莫言小說的人都會有一個基本的印象，而且讀得越多這種印象越強烈：那是一個陰鬱、悲涼、荒誕的世界，充滿飢餓、暴力與非理性的慾望。不知道這是否就是莫言所理解的人性，抑或中國人的人性？在他的筆下，有血腥的殺戮、離奇的死亡、激情的野合與亂倫；有各種各樣奇特的民俗（也有人稱之為偽民俗），比如「紅高粱」酒的特殊釀造工藝，比如以人體部位起名字的地區性喜好（《蛙》），不準人說話的集市（《豐乳肥臀》）；還有各種奇形怪狀的人物形貌和體態，如大頭兒藍千歲（《生死疲勞》），一尺酒店的侏儒經理（《酒國》）等等。

從清末「精美絕倫」的凌遲酷刑（《檀香刑》），到改革開放時代的「吃紅燒嬰兒」，中國歷史的本質仍是專制與吃人，中國仍是一個千年未變的無時間的，靜止的大陸，這是張藝謀式第五代的慣用套路。如同《檀香刑》中德國總督克羅德所說的：「中國什麼都落後，但是刑罰是最先進的，中國人在這方面有特別的天才。讓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這是中國的藝術，是中國政治的精髓……」。而檀香刑的主角的名字都是 「甲」、「丙」、「丁」,不難看出他們是中國芸芸眾生的「代稱」。不管在《檀香刑》、《酒國》中莫言有怎樣的社會歷史批判性，在外國人眼中，這種暴虐與食人肯定被普遍化了。

莫言的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集中書寫的是一部中國的現代史，從民國經由社會主義革命一直延續到當下的歷史，抗日戰爭、內戰、土改、人民公社，直到改革開放，包括19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我們知道，這是如此複雜的一段歷史，它有暴力、血污、苦難，也有一個民族的新生與人間正道，有原罪也有遺澤。中國因此開創了一條獨特的現代之路，對它任何單面化的解釋都是一種輕慢和庸俗化。但莫言恰恰給予了非常簡單化的理解。

在《生死疲勞》中，主人公「西門鬧」是在土地改革時給槍斃的地主。為了反抗對自己的冤枉，他不斷地在陰間喊冤。然後被閻王報復，開始了六道輪迴，一輩子為驢，一輩子為牛，一輩為豬，一輩子為狗，一輩子為猴。從各種動物的視角上，他見證了奇特的中國當代史。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透過魔幻的障眼法，不難窺見莫言的歷史態度：他其實沒有掩飾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頗為簡單化的否定，西門鬧的冤屈和不屈服的抗爭精神，以及「單幹戶」藍臉以一個之力對抗集體化直到重新分田到戶，被證明為歷史的「正確」，頗具英雄氣概。相比之下，洪泰岳，這個以往革命小說中的正面英雄則是個不折不扣的惡棍和丑角，而《蛙》中的姑姑，被戲稱為「紅色木頭」，在狂熱的信念支持下強硬地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成為殘害生靈的馴服的革命工具，晚年陷入強烈的罪感與懺悔意識，儘管她的毫無來由的突兀轉折並不符合人物性格邏輯，卻符合莫言以人道主義批判社會主義歷史的人性主題。

對革命史的這種批判無疑是必要的，但過於簡單化，絕對化就是一種歷史觀的庸俗。同樣，我們也要在莫言獨特的歷史觀背景下，看待「種的退化」的主題，在《紅高粱》中，從敢愛敢恨、敢精忠報國也敢殺人越貨的祖、父輩，到「我」墮落為一個「可憐的、孱弱的、猜忌的、偏執的、被毒酒迷幻了靈魂的孩子」；在《豐乳肥臀》中，上官金童一直是個迷戀乳房，沒有野性，沒有生命力的「多餘人」；《四十一炮》中，原來富有「吃肉」能力、後來卻退化到不敢「吃肉」的羅小通和「性」能力衰退的「大和尚」。將支配歷史的力量還原為無原則的尼采式的生命力，是為了更方便對歷史進行非政治化的描述。但是有意思的是，民國時期的種到了1950年代以後以至1980年代全都退化了，這當中既有對初興的現代化的批判，也隱喻了革命歷史對生命力的壓抑甚至閹割。

而歷史真正的基礎，母親，則是民間世界或民族的象徵，也是各種政治力量輪翻禍害的對象，在莫言認為的自己最重要的作品《豐乳肥臀》中，母親經歷戰爭、生殖、飢餓,，經過解放戰爭、土改革命、三年困難時期、「文革」、改革開放,一直到1990年代，她的苦難一生顯示的歷史邏輯是，承受苦難的，終是底層百姓。而最大的禍根就是革命及其建立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時，母親生活比較平穩，共產黨一來，母親的生活就陷入地獄。最後，對荒誕的革命所導致的苦難的解救來自由馬洛亞牧師和回回女人所生的兒子馬牧師，他所代表的基督聖恩，讓母親和上官金童找到了精神的最終安慰。

這就是莫言向西方世界提供的中國圖景。

《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寫來寫去，莫言仍沒有跳出1980年代啟蒙主義的歷史觀和新歷史主義小說的老套路，無非是把革命史翻過來寫。莫言的創造性在於使用了魔幻現實主義，減弱了真實性，因而獲得了藝術的豁免權。荒誕化敘述將現實抽象化，脫離了20世紀的具體歷史情境，又具有了寫「人性」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當然，藉助魔幻現實主義的純文學掩護和先鋒形式的保護色，也避免了直接呈現某些歷史觀的敏感性。

六

余秋雨認為，莫言可能沒想到自己會改變中國人對文學的態度，同時也對中國當代文學有了信心。他說：「我要感謝莫言，儘管你未必是有意的，但對我們的歷史作出了貢獻。就像阿基米德所說的，『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地球』。莫言先生不小心地進入到這個支點，讓中國文學的形象發生了變化。」 這正是我最擔心的。在我看來，真正優秀和偉大的中國文學將堅決地走在與莫言小說相反的方向上，它不是面向所謂世界的文學的普遍性標準，和超越性的文學主題，更不是為了寫所謂普遍的「人性」，而是勇敢地投身到中國正在進行了歷史實踐中去，並將在其中發現普遍性價值。雖然它不必拒絕來自西方的文學資源，但在本質上，它所從事的是價值創造的工作。對它來說，什麼是文學，何謂「美」，不是既定的神聖圭臬，而是懸而未決、有待發現的新尺度；它不是在不自覺地、盲目地肯定著既有的審美價值，而是在不斷地進行著新的審美決斷。它無時無刻不置身在各種審美傳統之中並感受到來自這種傳經統的壓力，但它總是和傳統保持著一種持續的張力，置身於與既定審美價值的生存搏鬥之中，並把堅持這種搏鬥看作自己的本質與使命。它將深深地與中國歷史與現實糾纏在一起，決不會故作高深地裝出一副「純文學」的面目來。

坦率地說，我不太相信外國人有能力理解以及有興趣理解真正偉大的中國當代文學，這樣的時代還遠未到來，那需要精神、文化、態度、意願、語言、知識及能力上的艱苦準備。其實，中國文學早已產生了世界範圍內一流的作家，比如張承志、韓少功、王安憶等，在他們身上，我們初步見證了真正對中國複雜現實的富於文學創造性的表達，以及站在中國文化立場上的對人心的體諒，以及寬厚的道義之美和清潔剛硬之美。

當然，莫言獲獎，也不是一件壞事，至少它破除了中國作家對「諾獎」的迷信，對於一批優秀的中國作家來說，之前雖然說已不太把它太當回事，但畢竟心裡有點怯，這回算徹底過關了。但這離中國文學真正的崛起於世界尚很遙遠，讓真正優秀的中國文學被世界所知還有待時日。這也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包括由誤解到理解。目前的中國文化，其中包括文學，還受制於主導性的西方現代文化，無論從能力還是心態上都遠沒有準備好。不過，莫言的獲獎至少說明，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共同性和文化共同體已無法被忽視。

領獎，但不必領情。路還遠，沒什麼好驕傲的，何況這還是一枝帶刺的玫瑰。

劉復生，學者，山東菏澤人，著有《歷史的浮橋――世紀之交「主旋律」小說研究》《思想的餘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