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笑天 社會學方法二十年：應用與研究

社會學方法二十年：應用與研究

作者：風笑天 轉自：社會學研究

我們可以將這20年國內社會學界在研究方法領域的發展歷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社會學恢復到80年代中期（1979—1985年）；第二個階段是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1986—1992年）；第三個階段則是從90年代初期至今（1993—1999年）。如果要用最簡單的語言來概括這一發展歷程中三個階段的主要特徵的話，筆者認為可以用六個字：「學習」—「實踐」—「提高」來描述。

　一、發展階段及其特徵

社會學恢復的初期，中國社會學界大約花了6 年時間來完成「打開窗戶學習」、「抓緊時間補課」的任務。在這種學習中，對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關注和引進成為最主要的方面之一。當時較為普遍的看法是，西方社會學的理論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哲學基礎之上、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我們要建設為無產階級利益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社會學，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理論基礎。西方社會學的理論不可取，但他們的方法是先進的。方法本身不具有階級性，所以，我們可以而且應該積極借鑒西方社會學中先進的研究方法。從1980年至1983年，社會學界在北京、武漢、上海等地相繼舉辦了幾期社會學講習班。在講習班中，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基礎課程（包括社會調查方法、社會統計學、計算機應用等）成為講授的主要內容。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在引進、借鑒美國社會學的初期，我們更多地表現出的是方法興趣而非理論興趣」（張宛麗，1989）；「學習美國社會學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是中美社會學初期交流主要內容」（鄧方，1989）；「其中有關實證研究的技術，尤其是建立在概率論基礎上的統計學，曾引起了中國社會學新一代的普遍重視和歡迎。他們認識到這些定量分析方法對於偏重定性分析的中國傳統研究方法，將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和平衡」（戴建中，1989）。客觀地說，社會學恢復初期的這種補課，為封閉將近30年的中國社會學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窗口，人們從這個窗口中所看到的與長期以來自己所熟悉和了解的，有著巨大的差別。

1986年3月，費孝通《重建社會學的又一階段》一文發表， 標誌著恢復以來的中國社會學開始進入新的發展時期。用費孝通的話說：「目前，初建的第一階段可告結束，我國社會學開始進入第二階段」（費孝通，1986）。從社會學方法領域來看，情形也基本相同。1986年11月，「全國首屆社會調查方法學術研討會」在天津召開，標誌著這一領域中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社會學者們在第一階段學習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下，從事經驗研究的熱情空前高漲，他們積極嘗試運用問卷調查方法來研究各種社會現象，探討各種社會問題。使用這一方法來收集資料的經驗研究十分普遍。根據對《社會學研究》1986—1992年所發表的調查報告的統計，在總共86項研究中，採用問卷方法收集資料的就有48項，佔了56％。可以說，對以「抽樣」、「問卷」、「統計分析」為主要特徵的西方社會調查方法的大膽實踐和普遍運用，成為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徵之一，這也是筆者用相對於第一階段「學習」而言的「實踐」來概括社會學方法發展第二個階段特徵的原因。

如果可以把1986年「全國首屆社會調查方法學術研討會」看作是積極運用社會調查方法的一種動員的話，那麼，1992年12月在天津召開的「全國社會學方法學術討論會」則可以看作是對第二階段社會調查實踐的一個小結和回顧。在這次會議上，一個以全國各高校社會學系長期從事社會學方法教學和研究的教師、各地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人員，以及國家統計局等實際工作部門研究人員為主體的學術團體——中國社會學會社會學方法專業委員會正式成立。它標誌著我國社會學界在社會學研究方法領域中開始逐步走向系統化和規範化。同時，它也為方法領域中研究的不斷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這次討論會上，社會學者們開始反思十幾年來國內社會學界在社會調查方法應用中所存在的問題，開始意識到對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學習和運用不能只注意到表面的東西，所學的不能「只是一點皮毛」，在應用上也不能只是機械地照搬照抄，而要經過我們自己在實踐中的運用和體驗來深入地理解。在此之後，於1993年和1996年在天津和武漢相繼召開的兩次社會學方法研討會，也是這一階段學者們在研究方法方面進行自我反思、自我總結、相互交流、共同探討的集中反映；而於1995年、1997年和1999年分別在北京和南京舉行的三期「社會學方法高級講習班」（由福特基金資助），則是社會學者進一步學習和提高研究方法水平的系統訓練。從總體上看，第三階段社會學界的研究方法水平明顯提高。這種提高，既體現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更為規範、更為科學、更為系統，也體現在對研究方法的研究上層次更高、視角更高、分析更深、眼光更深。

　二、方法的應用

從80年代初期直到90年代初期的十多年時間裡，社會學界對研究方法的應用基本上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運用以毛澤東農村調查方法為代表的傳統研究方法，即通過選取若干典型或個案（比如一個或幾個村、鄉、鎮、縣），採用座談會、無結構訪問等方法收集案例資料，並利用當地已有的基本統計資料，以主觀的定性分析得出結論；二是運用從西方社會學中所學到的現代社會調查方法，選取大規模樣本，用問捲來收集第一手的數據資料，並進行基本的統計分析，以此來得出結論。眾多關於農村社區的研究所採用的往往是前一種方法，而大量針對現實社會問題或社會現象，以了解狀況、描述狀況為目的的「狀況調查」所採用的，則往往是第二種方法。後一類研究的內容涉及到青年、老年、婦女、知識分子等各個群體，以及人口、就業、犯罪、婚姻、家庭等眾多社會領域的現象。

以定量為特徵的抽樣問卷調查（有的學者稱之為「統計調查」），在80年代初期通過西方社會學者介紹引入我國後，突破了國內長期以來僅採用以定性為特徵的傳統社會調查方法的局面，推動了我國社會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發展。據統計，1982—1988年發表在《社會學研究》及其前身《社會調查與研究》上的社會調查報告共94篇，其中採用抽樣問卷調查方法的達到48篇，佔51％；採用傳統調查方法的為39篇，佔41％（風笑天，1989）。一段時期中還形成了社會學界的「問卷熱」——只要有可能，研究者往往更熱衷於採用問捲來收集資料，而問卷調查也幾乎成了社會調查，甚至是社會學研究的代名詞。

這一時期的經驗研究具有「大規模、大樣本、重描述、淺分析」的特徵。這主要是由於社會學者剛開始接觸西方定量的問卷調查方法，對該方法的認識存在表面化、簡單化現象，導致在研究中片面追求大樣本、長問卷和多數據，但統計分析十分簡單，也無理論分析框架。在一部分研究者眼裡，似乎只有抽樣問卷調查才具有科學性。在他們看來，數字似乎比文字更具有科學性，定量分析也比定性分析更具有科學性。許多研究只注重收集那些主要反映「面上情況」的一般信息，而忽視了對特定個案和特殊群體等「點」的內容結構的深入研究。「只注重運用其抽樣法和問卷法， 而忽視了與之配套的統計分析和理論解釋」 （林彬，1994）；「這些調查，厚於資料收集而薄於理論概括。就其總體來說，屬於經驗層次」（閻明，1990）。當時一些被認為是較科學的研究，主要都是這種「描述性」研究，它們基本上都屬於「了解狀況」的類型——只不過與傳統社會調查方法採用開座談會、典型調查、個案訪問等方法所不同的是，它們是採用發問卷、抽取樣本、統計百分比等等來進行的。這一時期中較有影響的研究有「全國五城市家庭調查」（1983年）、「天津千戶居民調查」（1983—1993年）、 「中國青年職工狀況調查」（1983年，樣本規模達12000份）、 「中國青年農民狀況調查」（1983年，樣本規模達到25000份）等。

筆者在社會學恢復10年時，曾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對1982—1988年發表在《社會學研究》及其前身《社會調查與研究》上的社會調查報告進行過專門的分析。結果表明，「在調查方式上，基本上為抽樣調查與個案（包括典型）調查兩種，並且這兩種方式所佔的比重相當」；「在資料的收集方法上，當前的社會調查主要採取問卷法和收集二手資料的方法」；「在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法中，顯然以分類統計表和列舉數據、事例二者為主」；並且研究者所運用的各種方式和方法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聯繫。「這種內在的聯繫構成了當前社會調查的兩種主要模式，這就是『抽樣—問卷—統計表格』的模式和『個案及典型—二手資料—列舉數據事例』的模式。這樣兩種不同模式並存的狀況，反映出當前我國的社會調查方法既受到以毛澤東農村調查為代表的、我黨長期堅持和提倡的傳統調查方法的影響，又受到近年來傳入我國的西方現代社會調查方法的影響」（風笑天，1989）。

90年代以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運用越來越廣泛，除了傳統的問卷調查、社區研究、個案研究、參與觀察、統計資料分析外，社會學者還採用了諸如「焦點小組訪問」、「內容分析」、「社會網分析」等方法。但從總體上看，社會學者在研究中最經常採用的方法仍然是前述的兩種類型。1996年的另一項統計表明，在1986—1996這10年間，《社會學研究》上共發表經驗研究報告186篇，其中， 採用調查研究方式進行的有118篇，佔63.4％；採用實地研究方式進行的有55篇，佔29.6％； 採用文獻研究方式進行的13篇，佔7％（風笑天等，1998）。 這一結果與筆者1998年對全國27個社會學系、29個社會學所的87名社會學者進行調查所得的結果完全一致：問卷調查方法是中國社會學者目前最為熟悉的研究方式，同時，也是社會學者在實際研究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種方式。各個單位的社會學者所進行的經驗研究中，大約有60％是採用問卷調查的方法進行的，特別是在高校社會學系中，採用問卷調查方法進行的比例達到72％。與問卷調查相聯繫的幾種主要技術，比如問卷設計、隨機抽樣、訪談技術等，也是社會學者最熟悉的方法和技術。同時，與問卷調查方法的運用相對應的，是以深入訪談、座談會、個案研究、現有資料分析為代表、具有定性特徵的「傳統社會調查方法」（即實地研究方法）的運用（風笑天，1999b）。

林彬通過對1989—1993年所發表的經驗研究報告的分析，列舉了幾項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開拓意義或啟發意義的研究。比如林南、盧漢龍、潘允康、盧淑華等人運用抽樣問卷調查方法，對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市民生活質量的研究；阮丹青、周路、布勞等人運用社會網的方法對天津居民社會網的研究；朱慶芳、王永平等人對社會發展指標及小康社會指標的研究；時憲民運用參與觀察和個案調查的方法對北京市個體戶進行的研究等等（林彬，1994）。到了90年代中後期，經驗研究方面又出現了一批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子，這其中包括李銀河有關婚姻家庭的系列研究，折曉葉有關《村莊的再造》的研究，劉達臨、潘綏銘等人關於中國人的性觀念的研究，徐安琪等人關於婚姻質量的研究，風笑天關於獨生子女的研究，沈崇麟、楊善華等人關於城鄉家庭的研究，全國婦聯關於婦女地位的研究等等。在方法上，這些研究相對來說更為規範，也更為成熟。

概括地說，20年來，國內社會學界在研究方法運用上大致經歷了下述發展過程： 在社會學恢復初期（1979—1982年）， 研究者主要運用傳統的以定性為特徵的調查方法；在此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中（1983—1991年），研究者以西方定量研究方法中的調查研究方法的運用為主，傳統的社會調查方法也佔有一定比例；而到了發展的第三階段，雖然經驗研究中採用定量方法的仍保持較高的比例，但研究方式已開始突破簡單化、單一化的局面，出現了若干運用其他定量方式的研究；同時運用西方人類學方法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進行的研究也不斷增加。從總體上看，第三階段社會學界的研究方法水平明顯提高，其特徵是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更加註重方法對所研究問題的適合性，注重方法對研究對象和研究結果的理解能力。

　三、方法的研究

我們先用一組統計數字來描述20年來社會學界對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的概況。周貴華曾根據《全國報刊資料索引》對1979—1987年所發表的社會學類文章進行統計，結果表明，方法類論文占論文總數的6.2 ％（風笑天，1995）。筆者的研究生以同樣的方式對1988—1998年的統計表明，方法類論文共198篇，占論文總數的比例為3.1％（通過對1987年論文的再次進行統計，並與周貴華統計的結果進行比較，發現周貴華統計的標準略寬， 因而其所得比例可能比實際狀況略高）。 魏屹東等人對1986—1995這10年間《社會學研究》所發表的論文進行了統計，結果表明，「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兩類論文佔全部論文總數的11.7％（魏屹東等，1996）。根據兩類論文的比重估計，大約方法類論文只佔4 ％左右。筆者的研究生也專門對《社會學研究》1988—1998年中的方法類論文進行了統計，結果表明，10年中所發表的方法類論文共28篇，占論文總數的3％。

20年來，國內社會學界有關方法問題的研究涉及到眾多方面的內容，大體上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幾個大的方面：

（一）方法論

從社會學恢復開始，社會學界就開始了有關社會學方法論的研究和探討。並且，在這20年中，無論是從所發表的文章數目，還是從發表的時間範圍上看，這方面的研究都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不過在不同的時期，研究者所討論的方法論問題有所不同。

在前10年中，關於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與西方社會學方法論之間關係的探討較多，這是這一時期方法論研究的突出特點。這些研究形成了若干主要的觀點：有人指出，馬克思主義分析社會的方法論很多，比如唯物辯證方法論、理論邏輯方法論、唯物史觀方法論等，從而克服了西方社會學兩大社會分析方法論的缺陷；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社會學研究的指導思想，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研究方法的第一個層次；還有人認為，社會調查的方法論由三個不同層次的方法論構成，即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以及邏輯方法論（張宛麗，1989）。「但對於社會學方法論的認識卻是十分一致的，都認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根本指導思想」（參見戴建中，1989）。

在第二個10年中，有關方法論的研究進一步深化，涉及的內容也越來越廣泛。這其中既有對方法論層次問題的探討，也有關於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分析，同時還有對韋伯的方法論思想的專門研究。比如李小方對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比較分析、張小山對實證主義方法論所面臨的挑戰的分析、張網成對實證主義範式與現象學範式的比較分析、林彬對社會學方法論發展趨勢的探討、以及項葵從「價值中立」、整體觀等方面對社會學方法論的思考等等，就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參見風笑天，1995）。

近幾年則有下列一些較重要的研究。李建立從社會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兩個方面對韋伯的社會學方法論進行了評述。他認為，韋伯的方法論及其理論，充斥著實證主義和非實證主義、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矛盾，這些矛盾都有其社會環境和哲學方法論、認識論的淵源。他的方法論既體現出人文主義的傾向，又有實證主義的影子，二者相互交叉，相得益彰（參見風笑天，1996a）。

侯鈞生從「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這兩個概念入手，分析了韋伯的價值思想。他指出，韋伯的「價值關聯」和「價值中立」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同時並存的兩個方法論原則，它們既對立又統一。二者異曲同工，目的都是要求研究者將「形而上學」和世界觀的認識從科學活動與科學結論中清除出去，以保證科學研究的客觀性（侯鈞生，1995a）。他還在另一篇論文中分析了價值立場的客觀前提和價值要素在社會學理論中的地位，並指出，社會學知識是否具有客觀性，不決定於價值立場是否進入科學研究領域，而決定於價值立場是否與特定的社會發展方向能保持一致（侯鈞生，1995b）。

焦永剛認為，「對社會現象的性質的不同認識，是社會學中兩種對立的根源」。社會現象或社會現實兼具主觀性與客觀性，是主客觀上的統一。「社會現象的外在性可作兩種理解，一方面指對象化的過程中與主體在意義上的分離，另一方面指符號體系本身的可分離性使各種成體系的規則等社會現實在空間上與人分離」（焦永剛，1995）。

覃方明則從科學哲學和語言哲學的理論視角對社會學方法論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他認為「社會學方法論的二元對立實質上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內方法論分裂狀態的反映」。「傳統上被認為構成了社會學方法論之根本對立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間的對立只在發現的程序層面上存在，而在驗證的邏輯層面上消失。因此，兩者間不存在本質的對立。而理解的方法與實證的方法則在驗證的邏輯上分別對應於本質上不同的方式，它們之間的對立才是根本性的」（覃方明，1998）。

何友暉等從社會心理學角度探討了作為方法論的關係論的基本觀點。他們指出，「個人行為必須放在關係境遇中來理解，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心理學，基本上不適合於用來分析社會行為。因此，心理學中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偏差妨礙了心理科學的發展，使得心理學難以解釋人類行為的複雜性。以關係的觀點來看待人類生活，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個人意志如何受到社會關係網路的制約」；「方法論的關係論並不否認文化差異的存在，相反，以關係論為基礎，我們可以對文化差異有更深入的認識」（何友暉等，1998）。

（二）社會調查的概念和體系

與實際研究中社會調查方法的普遍運用相聯繫，在對方法的研究中，有關社會調查的概念和體系的探討也佔據了很大的比例。對於社會調查的概念，學者們的認識存在著兩個基本的差異。一個差異表現在對這一概念的名稱或提法不同。有的稱之為「社會調查」，有的稱之為「社會調查研究」（儘管大部分學者在使用這兩種不同的名稱時，所指的內涵完全一樣）。另一個差異則表現在對概念內涵的界定有所不同。有的認為社會調查只是一種收集資料的工作；有的認為社會調查既包含資料收集的工作，又包含資料分析的工作（即把社會調查等同於社會研究）；還有的則認為社會調查僅指那種「運用自填問卷或結構式訪問的方法，系統地、直接地從一個取自總體的樣本那裡收集資料，並通過分析這些資料來認識社會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過程或活動」（風笑天，1996b ）。

社會調查的方法體系也是前10年特別是恢復初期討論較多的一個問題。在這方面比較一致的結論是：社會調查方法體系可分為三大部分，即方法論、基本方式、具體方法和技術。但是，對於每一部分中的具體內容，不同學者之間的看法有較大的不同。如在方法論方面， 主要有5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認為社會調查的方法論由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研究方法論三部分構成；第二種認為由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方法論、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邏輯方法論三者構成；第三種認為它是一種研究社會調查如何貫徹一般科學方法的邏輯程序的學問；第四種認為它是社會調查的指導思想，是調查者在調查活動中始終要遵守的一些原則；第五種則認為它是指導調查研究的基本理論和原則以及具體的理論框架。又如對社會調查的基本方式，也有兩種不同看法。較多的研究者認為，社會調查有 4種基本方式，即普遍調查、抽樣調查、典型調查、個案調查；另一些學者則將這一層次稱為基本調查方法，其內容則包括觀察法、實驗法、問卷法、訪問法、個案法、典型法、抽樣法、普查法、比較法等等（風笑天，1995）。

社會調查方法與社會研究方法之間的關係，都是與前述的社會調查的概念以及社會調查方法的體系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內大多數社會學者都認為社會調查方法與社會研究方法是一回事，因而他們往往用「社會調查方法」或「社會調查研究方法」來表示社會學研究方法。只有少數社會學者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為二者不是一回事，社會調查方法只是社會研究方法的一個部分。筆者也曾專門撰文對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別和聯繫進行分析。在區分這兩個概念之間關係的基礎上，筆者指出：在認識上將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等同於社會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其內容體系和結構上的某些混亂現象。那種將實驗研究、文獻研究和實地研究與問卷法和訪問法同等看待，並列作為社會調查中收集資料方法的做法是不科學的（風笑天，1997）。

在恢復重建的初期，社會學界對毛澤東農村調查方法也進行了比較集中的研究。陸學藝等人分析了毛澤東調查研究理論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歷史性貢獻及其這種貢獻的5點具體表現。蘇駝在論文中指出，毛澤東不但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思想，還提出了不作正確的調查研究同樣沒有發言權的思想；同時他認為，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不但從高層次方法論上研究調查方法，而且很重視低層次的具體方法和技術問題。嚴家明指出，毛澤東農村調查方法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它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以矛盾分析法和階級分析法為根本方法，包含觀察法、訪談法、座談會、實地調查等內容；作者還認為它與西方社會學調查方法的關係是前者（毛澤東農村調查方法）對後者的包含關係，是基本方法同一般技巧的關係。盧光明等人則對在毛澤東農村調查方法基礎上形成的、以典型調查、個別訪問、開座談會等為基本方式的傳統調查研究方法進行了反思，認為該方法具有調查對象非確定性、程序非規範性、結論推廣的盲目性、分析方法的思辨性等缺陷（參見風笑天，1995）。

（三）問卷法與抽樣方法

正如前面所總結的，問卷調查的方法在社會學經驗研究中的應用十分普遍，應用中所暴露出的問題也不少。盧漢龍對社會調查中問卷的意義界定進行了探討。他指出，在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如果沒有吻合度較高的意義結構，調查者如果未能確切地把握影響資料真實性的各種因素，研究結果的有效度和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因此，問卷設計應採用常識理論來界定問卷中問題的意義，問卷中問題操作化的基礎應當是常識。同時，調查者要使自己的意義界定體系與被調查者的意義界定體系盡量取得一致（參見風笑天，1995）。筆者曾對問卷設計的原則、方法，問卷調查中的障礙，問卷設計中容易產生的問題等等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提出問卷設計要為回答者著想等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出版了一本專門探討問卷設計方法的著作（風笑天，1990）。另外，劉德寰對問卷法的題型設計進行了探討。他通過對目前普遍運用的各種封閉式題型進行了歸納和分類，並列舉了實例說明每一種題型所具有的優點和不足，指出它們各自的適用範圍，對調查研究人員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劉德寰，1995）。

對於廣泛運用的抽樣方法，許多研究者也進行了探討。盧漢龍指出，人們認識到抽樣調查的優越性，但卻不明白抽樣調查本身需要一整套嚴密思索和符合數理原則的選樣程序才能保證調查結果的使用價值。因此，要注意社會調查中的科學程序問題，主持社會調查的部門應加強對調查程序的審核，要提倡撰寫調查報告時對調查程序和方法作明確的表述。盧小廣針對某些調查用非概率抽樣的資料去推論全國總體狀況的做法指出，這樣做構成了對社會調查科學性的一種隱患。筆者同樣針對國內一些大規模抽樣調查中的失誤指出，儘管有些調查的樣本規模很大，但這並不是保證調查結果能真實反映客觀現實的依據。不科學的抽樣方式，不明確的調查總體，缺乏代表性的樣本，有可能使研究報告中用來得出結論的眾多數據失去意義。另外，抽樣方式決定的是所抽樣本有沒有代表性的問題，而回答率則是告訴我們，在實際調查的樣本與所計劃抽取的樣本之間，會不會存在很大差異的問題。抽樣中的「隨機」並非是指「隨意」、「任意」，它有一定的程序和規則。不按這種程序、不遵守這些規則，即使是不帶任何主觀偏見，也不能保證抽樣的隨機性和樣本的代表性（風笑天，1995）。

（四）定性研究方法

20年中，除了對毛澤東農村調查方法的探討外，對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探討基本上都集中在定量的研究方法上。只是到了最近幾年，才出現了幾篇對定性研究方法進行介紹和探討的論文。陳向明從定性研究的定義、理論基礎、研究過程、具體方法、檢測手段等方面比較系統和詳細地介紹了國外日益興起的「定性研究方法」（陳向明，1996）；並撰文對定性研究（她後來改稱「質的研究」）中的「局內人」與「局外人」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她指出，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十分重要。研究者個人的角色身份必然會對研究結果的「真實性」產生影響。不論是作為「局內人」、「局外人」還是「雙重人」，研究者個人的身份都與研究的其他維度有一定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是否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視並且給予了有意識的協調，這對研究的質量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是多元和動態的，既可以從『內』到『外』，也可以從『外』到『內』；既可以由近及遠，也可以由遠及近；既可以是單一的，也可以是多重的。研究者正是在與被研究者之間這些豐富的互動關係之中一起協商和構建著一個構成性的、不斷往前發展著的『現實』」（陳向明，1997）。

此外，筆者與研究生通過對1986—1996這10年間發表在《社會學研究》上的實地研究報告進行系統的分析，評述了實地研究在國內社會學經驗研究中的使用狀況和主要特徵，同時對這種社會學經驗研究中唯一具有定性色彩的研究方式進行了一定的探討。作者指出，10年來實地研究方法的運用能和定量研究方法相互補充，在方法的運用上更加規範化和標準化，是突出的發展和進步；而對實地研究方法運用中與理論的關係問題注意不夠、對個案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不作說明、資料的收集方法上深入性不夠、研究報告中對方法的說明簡單等等，則是在實地研究方法運用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風笑天等，1998）。

（五）具體方法與技術中的方法論問題

丁麒鋼以社會學中理論檢驗的程序為線索，從概念操作、資料檢驗、證據與理論連接中的證實和證偽關係三個方面，探討了蘊涵於其中的方法論問題。他認為，在概念操作化的挑戰面前，社會學自身無能為力，需要藉助更高層次的方法論突破；經驗假設在樣本資料範圍內得到的確證，並不意味著理論預設已得到證明；在一次具體的理論檢驗研究中，不要使用「證實」或「證偽」的概念，而應代之以「接受」或「排斥」的概念。對於在社會學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的問卷調查法，筆者也從方法論角度進行了探討。筆者認為，問卷調查法在本質上是一種實證的方法，這種實證的特徵決定了問卷、隨機抽樣及統計分析三者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可以說，問卷調查法的廣泛運用，為社會學研究從定性走向定量、從思辨走向實證、從微觀走向宏觀，提供了一條可行的途徑。蔡禾等人對社會學的實證研究傳統及其我國社會學界在認識上所存在的誤區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儘管社會學的實證研究傳統由來已久，但這並不等於說社會學是一門實證學科。反實證主義同樣在社會學中有它的地位和歷史。同時，實證研究也並不等於經驗層次研究，它是一種方法論；既有對理論層次研究的要求，也有對經驗層次研究的要求，實證研究的核心是「假設檢驗」模式。針對中國社會學的現狀，作者指出，社會學是一門多範式的學科，實證主義只是其傳統之一。中國社會學應對各種反實證主義傳統理論和方法加以研究，即使在實證研究方法中，「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模式也只是其中之一（參見風笑天，1996a）。

筆者曾撰文從樣本抽取、概念測量、資料收集，以及解釋能力4 個方面，探討社會調查方法所面臨的若干挑戰。筆者認為：研究者一方面要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調查在各種挑戰面前所作出的讓步和妥協，從而在看待和陳述調查結果時保持客觀、清醒的頭腦，留有充分的餘地；另一方面，則是要通過科學地設計、周密的實施和精確的分析，來努力克服社會調查方法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減少實際運用中的讓步和妥協，提高社會調查的質量。在這種努力的過程中，最為關鍵的四個環節是：如何根據現實社會生活的客觀條件，嚴格貫徹樣本抽取的隨機性原則；如何通過科學的操作化程序，提高社會測量及問卷設計的效度；如何設計和控制資料的收集過程，克服自我報告方式所存在的弊端；如何利用多種統計分析方法和同一時點的橫切資料，將相關分析推向因果分析（風笑天，1996c）。

（六）其他方面的研究

方文在《重審實驗》一文中，以內在效度與外在效度為維度，構造了一種社會心理研究方法的評價框架，並分析了社會心理研究中的反應性。在此基礎上，作者集中研究了基本的實驗邏輯，以及對實驗研究的種種批評。作者指出，作為一種方法，實驗無法取代其他方法，它也不可能被其他方法所取代（方文，1995）。針對現有操作化理論的不足，張小天提出了一種關於操作化的看法。他指出，可以將變數分為兩群，一群是社會研究者無法可靠地測出的變數，另一群是可以可靠地測出的變數，操作化就是為屬於前一變數群的某個變數在後一變數群中找到對應的變數（即指標），以便能夠用操作測量方法可靠地測量這個變數。操作化是通過定義和命題來建立變數間的聯繫的，不同的聯繫，其有效度不同。而操作定義則是在某些情形下社會研究者定義出新的變數的方式。他對統計分析中顯著性水平的意義進行了認真分析，澄清了這一常用概念的確切含義。他指出，「顯著性水平是針對假設檢驗而言的一種犯錯誤的概率」，「是指零假設為真的情況下，假設檢驗這種方法形成結論以及犯錯誤的概率；是指零假設為偽的情況中，假設檢驗形成正確結論的最小概率。而最重要的是，顯著性水平是指假設檢驗這種方法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中形成結論的最小概率，以及犯錯誤的最大概率」（張小天，1997）。蘇力則以自身進行田野工作的經驗為基礎，運用「反思社會學」的方法，對社會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的方法論提出了一種質疑。他通過對這種社會調查知識進行反省，揭示了這類知識背後的權力——支配問題，從而為確定「權力邊界」，給人一種新的啟示（蘇力，1998）。

四、若干問題的探討

在思考新世紀我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時，筆者想就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與廣大社會學界同仁共同探討。

首先，關於研究的隊伍。社會學者是研究領域的主體，社會學者的方法訓練、方法素養、方法意識、方法水平，決定了社會學經驗研究成果的成敗優劣。「社會學者應該提高自身的方法素養，如同提高自身的理論素養一樣。正是這種素養能夠使我們明白，對各種不同的研究問題應該採用什麼樣的方法，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以及採用這種方法的好處和局限。這種素養還能使我們在思考所研究的現象和問題時，自覺地從探討的可行性、設計的周密性、方法的合適性等角度來進行綜合判斷，從而有效地幫助我們從問題走向答案」（風笑天，1999a）。20 年中國社會學研究方法水平的提高過程，實際上是社會學者研究水平逐步提高的客觀反映。目前，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已經達到或接近國外社會學研究的水平，但就社會學界整體來說，大部分研究者的方法水平尚差一個層次。方法方面的基礎訓練還要進一步加強。在這方面，我們要客觀地認識國內社會學研究隊伍的現狀和特點，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筆者認為，定期舉辦方法培訓班，或許是做到方法普及的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和一種能收到實效的方式。而召開研究方法方面的學術研討會，則是及時進行總結、交流，以便不斷提高的最好辦法。

其次，關於方法的運用。理想的經驗研究應該具有一定的理論背景和明確的概念框架作為支撐，在變數的操作化（或變數的概念化）、問卷的設計（或訪談計劃的擬定）、樣本的抽取（或研究對象的確定）、資料的統計分析（或理解分析）等方面都應該力求規範、嚴謹、科學、恰當。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筆者認為今後在研究方法的應用上要特別注意以下兩點：

（一）強化研究設計意識。實地操作只是社會學經驗研究的一部分，而在具體操作之前的研究設計在某種意義上則是更為重要的一部分。「社會學研究不只是按固定的程序進行一系列具體操作活動的過程，其靈魂和核心，是研究者的研究思路、研究策略和研究藝術。那些具體的操作，則是這種研究思路、研究策略和研究藝術的外在表現形式」（風笑天，1995）。可以說社會學研究既是科學，也是藝術。作為科學，社會學研究不同於日常生活中隨意觀察的地方就是它需要設計，需要系統的、周密的、有針對性的和可行的研究設計。一項研究的價值大小，除了題目本身的重要性外，研究設計的質量也是關鍵的影響因素之一。而作為藝術，社會學研究講求構思，講求精緻，講求完美，講求創造。任何不注重研究設計的經驗研究，任何簡單化、形式化的粗製濫造，都不可能產生高質量的研究成果。

（二）強調論文發表的規範要求。這是目前較為薄弱的一個方面。筆者認為，經驗研究的論文必須有問題提出的背景、相關文獻的評論、主要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設計、研究結果的理論討論等基本內容。這種對研究報告的規範要求，是社會學知識的交流、累積和創造的前提條件，也是衡量和判斷一項具體研究的價值和意義的重要標準。「經驗研究的規範性是促進經驗研究與理論對話的重要一環」（楊善華等，1998）。在這方面，學術刊物的作用十分關鍵，也十分重要。因為它不僅是一種篩選，是一種評價，更是一種導向。希望新世紀的中國社會學在這方面能有長足的進步。

最後，關於方法的研究。對方法的研究是基礎性的，但它卻是直接為應用研究服務的。沒有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支撐，我國社會學的整體發展是難以實現的。在研究方法領域中，需要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很多。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涉及到方法與理論、方法與方法論、方法與中國社會的問題更應該高度重視。

1.經驗研究與社會學理論。經驗研究與理論研究的相互分離，是我國社會學研究中最具潛在性影響的弱點。正是由於許多經驗研究缺乏與理論的銜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低水平、低層次的重複研究，以及一些缺乏系統性、理論性、累積性的零散研究。這種狀況不僅影響到社會學經驗研究的質量和發展，它還影響到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發展。「由於基礎理論方面的研究缺乏與經驗研究的『對話』，使基礎理論的發展猶如『空中樓閣』」（楊善華等，1998）。一些社會學者已意識到並多次提出這一問題（林彬，1994；風笑天，1995；楊善華等，1998；風笑天，1999a），但它的重要性還遠沒有被大多數社會學研究者所認識，對這一主題的探討也還未開始。

2.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如同客觀事物本身具有質和量這兩個方面一樣，對社會現象的研究也需要我們採用定量與定性兩種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方法。定量方法與定性方法本身並無好壞優劣之分，關鍵在於恰當運用。因此，如何更清楚地從方法論層次認識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本質和特徵，認識二者各自的長處與局限，是今後方法研究領域中一項重要的任務。與這一問題相聯繫的是，需要對社會研究方法體系中各種不同的研究方式和方法的特點及其適用範圍進行探討和分析。通俗地說，就是要弄清楚社會研究的「工具箱」中，各種不同的研究工具所具有的「特點」和「功能」是什麼。這種探討對於我們在實際研究中恰當地運用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研究方法的「中國化」。社會學研究方法作為社會學者探索社會世界奧秘的工具，與自然科學中的工具有著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是由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內容、過程和特徵所決定的。社會研究的方法本身包含著特定的社會和文化特質，受到特定的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因此，有必要認真探討各種社會研究方式和方法在中國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的適用性和局限性，探討它們在中國人心理上所可能產生的各種反映，並在此基礎上對研究方法進行調整、改進和創造，使之能更好地接近中國社會的現實，接近中國人的心理世界。相對而言，目前社會學界在這方面的探討顯得更為薄弱一些，今後在這方面的任務也更為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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