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被批「台灣之恥」

賺得多的、盤剝工人最多的是蘋果、戴爾、惠普、諾基亞、摩托羅拉等大跨國公司。

郭台銘被批「台灣之恥」

最近，台灣有一百多名學者連署批評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是「台灣之恥」。郭台銘胞弟、正崴電子董事長郭台強日前亦出面為大哥抱屈。他認為學者用詞太重，希望教育界給企業「多鼓勵，少責備」。信息產業是高度競爭的產業，而企業必須要在競爭中求生存。學者的苛責對企業無法帶來任何幫助。其實，台灣鴻海企業在管理上有軍事化、懲罰化等不夠人性的問題，這是企業舊式管理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但是，用「台灣之恥」來作為對郭台銘的評價，不僅對他與鴻海企業不公平，更是顛倒是非的非理性的人身攻擊。

解決80萬勞工就業問題

其一、有人稱，這10多年來，鴻海賺了許多工人的血汗錢。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放過了真正的罪魁禍首。在鴻海產品的生產與鎖售中，真正賺的多的，盤剝工人最多的是蘋果、戴爾、惠普、諾基亞、摩托羅拉等大的跨國公司。過去這些國際品牌大廠賺太多錢，代工廠賺得太少，應該通過這件事讓這些大企業讓一點利出來。

經過10多年的發展，台灣的製造業經過優勝劣汰，大者恆大，小者難以生存。例如鴻海、廣達、仁寶等大型台商代工廠，與國際大品牌己成為共存共利、互為生存的關係，更不可能被國際品牌大廠輕易甩掉，這些台資大代工企業吸收成本的能力較強。

其二、鴻海僱用了80多萬大陸勞工，為大陸解決了相當部分人的就業與生活問題。按勞工人數來看，80多萬勞工為大陸解決了幾乎半個省的就業問題。僅以鴻海新公布的薪資每月2000元標準計，不算加班工資，鴻海一年就可以給中國大陸的勞工提供192億元人民幣以上的薪資，這為多少家庭解決了工作與生活問題。可以設想一下，如果鴻海關門，或者把企業移到台灣或者東南亞地區，要解決這些人的生活問題，大陸政府需要花多少財力與人力。80多萬人沒有飯吃，要解決多少因為生活問題而出現的社會問題，可能會有更多的農民工因為無工可做，或因無錢生活而出現更多的跳樓者。此外，去年以來，全國僅江蘇、廣東、浙江、北京、福建等省市，各省市的外資企業的納稅額就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鴻海與各家外資企業對大陸經濟發展的貢獻，是歷史更是現實，這是不可以任意抹殺的。

其三、自初創鴻海以來，郭台銘的奮鬥目標就很明確，就是要成為「台灣第一、亞洲第一、世界第一」。為實現這一宏大目標，他創造了自己的經營哲學。郭台銘稱鴻海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設備、一流客戶」，他要做的首先是選客戶。郭台銘堅持不做自己的品牌，只做零件供應商。可以說正是這些大廠的訂單成就了鴻海今天的格局。鴻海現在一年有4000億元的營業額，現在全世界每5台計算機中就有一台裝有鴻海的產品。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能出現郭台銘這樣規模的企業和有著世界名氣的大企業家，絕對是當地的「企業之光」與「人文之光」。

「世界工廠」需要轉變

其四、富士康事件的出現，表明大陸開始出現由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的轉型。但是，大陸的經濟轉型要有一個過程，要按照市場規律與經濟法則進行，不是憑一些官員和少數學者的主觀願望，想怎樣就怎樣。崑山漢邦企業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李仁祥認為，從富士康事件了解到，大陸經濟發展確實已到了轉折點，從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

其五、要說郭台銘是「台灣之恥」那是無良的指責。在做慈善事業方面，鴻海可是從來不落人後。僅捐給台大醫院建立癌症治療研究中心的損款一項，就達150億台幣。四川汶川大地震，鴻海一家企業就捐款7000萬元人民幣，是台資企業中的第二高。煙台萊山區的「永銘中學」正是他與母親初永真捐資1500萬元創辦的。幾年來，郭台銘為省、市、縣、鄉教育、助殘、築路、飲水解困、抗擊「非典」捐資8000多萬元。

其六、公正地看，富士康的員工待遇在大陸的台資與外資企業中並不算差。富士康是一個有效率的機器，形成一個工本競爭模式，以高效率的方式生產，達到高效率，以最低的工本打敗競爭對手。這是鴻海可以打敗競爭對手，搶到蘋果iPhone及iPad等關鍵訂單的競爭優勢，更是鴻海規模愈來愈大的關鍵。有人解讀，以鴻海員工數目及自殺率，與大陸的自殺率相比並不高，員工待遇也優於其它車間。但樹大招風，危機會被放大處理，加上國際客戶專註企業社會責任，更可能影響未來下單計劃。

其七、富士康在出現員工連續跳樓事件以來，廠方已採取了加薪一倍、加強安全防範、改善對員工的心理輔導等措施。連續出現員工跳樓自殺，表明鴻海的管理模式確實需要徹底改革。鴻海高層應對發生事件的廠區迅速做個案研究，先將問題限縮在少數廠區，再將解決方案全面推廣，最重要的是重視員工身心不平衡問題，由專業心理輔導人員深入研究。

轉型創造擺在面前

其八、鴻海的轉型與改造，已經提到歷史的層面上來了。鴻海一路走來已經是全球最大代工車間，但這條路已走到了極限，郭台銘亦在持續思考轉型。員工跳樓，不但凸顯富士康依賴的競爭優勢，產生很大危機，更將讓郭台銘下決心，往附加價值更高的產品線及商業模式前進，但改變商業模式卻也是最困難的地方。

事實上，富士康的危機既是台灣的問題，也是大陸在改革開放中存在的問題。過去多年來台灣產業發展都與鴻海類似，以工本做為競爭手段，富士康的危機對大陸和台灣社會都產生警訊。

大陸改革開放30年來，以龐大、低廉又勤奮的勞力，創造了經濟的高成長，民眾所得翻了幾番，也爭得「世界工廠」的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以「泰勒式管理」為主軸的工廠管理，生產在線重複又乏味的工作，每個員工都是一個小螺絲釘。加上過去10多年刻意壓低的薪資，讓大陸生產線的勞動力就如在一個大壓力鍋下。近年來，大陸極力倡導建立「和諧社會」，其實就是希望在維繫低廉的勞動力競爭力的同時，保有社會的安全與和諧。富士康的大幅調薪，可謂掀起了這個鍋蓋。大陸與台灣、企業及民眾都要思考，企業如何從代工製造為主，跨入有創新性及技術能量的商業模式。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