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百年大學教育的得與失

作者 | 陳平原

辦大學和辦企業不一樣，不可能立竿見影。辦學要有長遠的眼光。用辦企業的思路來辦大學，導致在中國的大學教育中，普遍存在著急功近利的傾向。給教授和學生們留點讀書的時間， 給大學留點成長的空間，這比拚命地拔苗助長要好。

廢除科舉的影響

1905年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以廣學校」，清政府詔准自丙午（1906年）起停辦科舉，至此，自隋代開始，實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壽終正寢」。撇開意識形態的紛爭，20世紀中國教育的大格局，其實是在晚清一代手中奠定的。

最近十年學界風氣有所變化，頗有為科舉制度鳴冤叫屈的。談論科舉的貢獻，不能說過頭話，尤其是不該否定晚清廢除科舉的意義。沒有廢除科舉制度，就沒有20世紀中國大學的輝煌。所以，廢科舉才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走上正軌。為什麼晚清的政治及教育改革，必須落實在廢除科舉？請看袁世凱、張之洞1903年《奏請遞減科舉折》：「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於各國。」

廢除科舉不久之後，嚴復在環球中國學生會演說，這篇初刊1906年1月10日《中外日報》的《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稱：「不佞嘗謂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嚴復還在《救亡決論》（1895年）和《擬上皇帝書》（1898年）中痛批科考。章太炎和林紓也談及科舉，其核心思想是，學術是民間的事情，政府過度干預會對學術造成傷害。

科舉的作用是取士，至於育才的工作，主要由書院或學校承擔。我對20世紀中國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賞，但對其拋棄悠久的書院傳統則深表遺憾。不知不覺，中國兩千多年教育沿革的這條線被掐斷了。

五四運動的意義所謂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包括思想啟蒙、文學革命與政治抗爭。除了其在文學史、思想史、政治史上的意義，我還希望強調其在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作用——確立我所理解的「大學精神」。1917年1月4日，新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到校視事，五天後發表公開演講，稱「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希望學生摒棄「做官發財思想」。大學以文理為中心在今天還有很多爭論， 大學以什麼為中心？商學院是不是中心？商學院不可能成為大學的中心，如果以商學院為中心，大學的發展是不正常的。

至於蔡先生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一般人可能會注重思想自由，我卻更看重兼容並包。大學恰好就是要包容人，讓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說在大學裡面自由發展。蔡先生沒有刻意鼓吹哪一種思想學說。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以北京大學學生為首的學生運動一時興起。理想的大學，不僅僅追求學問與養育人才，還探索精神、服務公眾、參與政治，乃至直接影響社會進程。現代中國大學，不再只是傳授知識、培養（科技）人才、創造科研成果的場所，它已深深介入了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建設。讀書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在參與實際政治運作中的複雜性需要關注。學生群體易受鼓動，實際效果值得注意，並非每一個都如五四運動值得表彰。

五四之後，新教育、新文化與新政治在北大等大學互相激蕩。傳統觀點歷來將學生運動作為北大校史的主線。而蔡元培等極力網羅的眾多當年全國第一流學者，其「傳道授業解惑」， 以及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學研究方面的貢獻，在校史中只能「退居二線」。「研究所國學門」的大名，對於今日的北大人來說，已經不再是「耳熟能詳」。

大學內遷之壯舉

八年抗戰，漫天烽火中，中國大學大規模內遷。對比十年「文革」的荒廢學業，或近二十年的急起直追， 抗戰八年中國大學的教學狀態可圈可點。著眼於對當下中國大學的啟示，我特彆強調以下三點：第一，以教學為主；第二，注重師生關係；第三，堅持學術標準。抗戰中中國大學大批內遷具有重要意義：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

具體說來，戰時中國大學的內遷有如下特點：第一，不是個人逃難，而是集體行動，且一路上弦歌不輟；第二，教學上，不是應急，而是有長遠打算，所謂「戰時如平時」，更多著眼於戰後的建國大業，保證了戰時培養的大學生的質量；第三，學術上，不是倉促行文，而是沉潛把玩，出有思想的學問，有情懷的大學者，這在人文學尤其明顯；第四，廣大師生因大學西遷而見識中國的遼闊與貧困，於流徙中讀書，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大後方傳出的朗朗讀書聲，代表某種文化自信與道德優勢，召喚無數淪陷區的青年學生，穿越重重封鎖線前來求學；第六，除了具體的學術成果，大學內遷為西南西北播下良好的學術種子，此舉對於中國教育平衡發展意義重大。

談及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的貢獻，容易說的是有形的，如培養人才、推動科研以及投身戰場；不太好說的是無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何凸顯某種高貴的精神氣質。在中國大學日漸富有、也日漸世俗化的今日，談論那些已經隱入歷史深處的、「破破爛爛但卻精神抖擻」的西南聯大等，也算是「別有幽懷」。

「院系調整」的功過

1949年12月，馬敘倫在《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指出：「中國的舊教育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產物，是舊政治舊經濟的一種反映，是舊政治舊經濟藉以持續的一種工具。」 一場院系改革在五十年代蔓延全國，主要包括：政治課建設如新民主主義論等課程的增加，否定民國教育體制及課程設計如接管公立大學，聘請蘇聯專家指導，走專業化道路，要求大學直接服務於經濟建設。從1950年醞釀，1951年開始，1952年全面展開，至1953年這場浩蕩的院系改革基本完成。《關於1953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的計劃》顯示，當時的大學由205所減少到182所；綜合大學13所，高等工業學校39所，高等師範學校31所，高等農業學校29所，高等醫藥學校29所，高等政法學校4所，高等財經學校7所，高等藝術學校15所，高等語文學校8所，高等體育學校5所，少數民族高等學校2所。

五十年代的院系調整，對各大學的影響不同，有的得益很多，有的則損失慘重……最受詬病的是大學都以專業為中心，專業面太窄，致使以文理為中心的傳統受到挑戰。近十年來，專科性的大學有意識地進行填補，比如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在內的一些大學對於文科、 理科、 法科的引進。相信再過五十年，中國大學會調整到比較合適的位置。

恢復高考的故事

1977年冬天，中國五百七十萬考生走進了曾被關閉了十餘年的高考考場。當年全國大專院校錄取新生二十七點三萬人；1978年夏天，六百一十萬人報考，錄取四十點二萬人。史稱「七七、七八級大學生」。七七、七八級大學生踩著時代的鼓點，「走進新時代」，因此，恢復高考制度與思想解放運動，二者可以合論。

我在《永遠的1977》的序言中寫道：「本書的作者，儘管境遇和立場不太一樣，但基本都是『恢復高考』這一決策的直接受益者。這就決定了其敘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說全書瀰漫著某種『成功人士』的『躊躇滿志』，不算太刻薄。可這主要不是作者的問題，而是文體的特性決定的——三十年後『追憶逝水年華』，很容易就走到這一步。」

「五四」一代和七七、七八級大學生不一樣，前者的「光榮和夢想」是自己爭來的；我們的「幸運」，則很大程度是時代給予的。日後被提及，人家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則是大轉折時代的受益者。也正因此，在隨後漫長的歲月里，「五四」一代有能力在一次次飽含激情與深情的追懷與敘述中，或多或少地延續了其青年時代的夢想與追求，或強或弱地挑戰著當時的主流思想，他們是歷史的創作者。而七七、七八級大學生的幸運很大程度是時代給予的，是大轉折時代的受益者。某種意義上七七、七八級大學生不如「五四」一代，後者的前途和成功是自己創造出來的，前者得益於時代轉變。

「世界一流」與「大學擴招」之張力

理解當下的中國大學，必須關注一個特殊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有兩件大事，對當下的中國高等教育影響巨大。一是提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由此產生了一個我們今天都熟悉的名詞——985大學。二是制定了以「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為目標的大學擴招計劃，第二年開始正式實施。此後連年擴招，到2012年錄取六百八十五萬人後，才基本保持穩定。也就是說，最近這十六年，中國的高等教育其實是兩條腿走路，一是努力做強，追趕世界一流；一是盡量做大，擴大辦學規模。應該說，兩條腿都在用力，也都很有成效，可惜努力的方向不一樣。

「大學」在變化，這並非中國所特有，某種意義上，這是世界性現象。密西根大學原校長詹姆斯·杜德斯達在《21世紀的大學》一書中提到：「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高等教育出現重大變革的時期，大學努力回應它們所面臨的挑戰、機遇和責任。」一千多年來，大學為我們的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進入21世紀，沒人懷疑，大學還會繼續發揮類似的作用。但是，各種改革的努力，將使「大學」的形式及內容發生很大變化。而當代中國大學的諸多變革，必須放在這個大背景下來談論，才能有比較清晰的思路。

其實，中國的大學只要認準目標，找准方向，不要走太多的彎路，步步為營，就一定能辦好。辦大學和辦企業不一樣，不可能立竿見影。辦學要有長遠的眼光。用辦企業的思路來辦大學，導致在中國的大學教育中，普遍存在著急功近利的傾向。給教授和學生們留點讀書的時間， 給大學留點成長的空間，這比拚命地拔苗助長要好。學現代史的都知道，五四運動中，蔡元培曾引《風俗通》中的一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作為辭職時的理由。以目前中國大學的水平，很難承受政府及公眾希望其迅速變成「世界一流」的期待與厚愛。還不如把腳步放緩，把路走正，那樣的話，中國大學或許還能走出自己獨特的風采。

來源：《社會科學報》2015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