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到符號學： 回顧結構主義

由Sylvain An roux主編的《法國哲學百科全書--概念分析卷》（1990─2002年版）內「結構主義」條目（由J-Munch撰）的按語這 寫到 ：「結構主義運動是在 60年代達至高峰的一種思想運動。結構主義運動處於多種潮流交匯點，包括美學的（新小說），政治的（共產主義和左翼運動），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學、人種學、語言學）。此運動先是由幾位思想界大人物（列維─斯特勞斯、拉康、福柯、阿爾杜塞、德里達、巴爾特）支配，繼而有幾家重要的刊物（《太凱爾》，《批評》，《分析手冊》）參與。此內容組成分歧極大的運動，受到彼此頗不一致的思想之影響，如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尼采和索緒爾。在此運動中可以區分一種自詡為科學性的傾向（拉康、列維─斯特勞斯、阿爾杜塞）和一種較具思辨性的傾向（德里達、福柯），後者導致盎格魯─薩克遜國家被稱作「後結構主義」的發展。儘管有此分歧，結構主義運動大致遵循著一個共同的前提，即結構至上，以及一種懷疑思想。以多種多樣的方式共同表現出來的一種開啟認識論斷裂的抱負似乎鼓舞著該運動的所有理論家，其結果卻導致身份認同方面的嚴重混亂。（第2468頁）此詞條中的科學性和思辨性二分法如果大致恰當的話，具體人物的歸屬則不一定清晰，如將拉康列入科學派和將福柯列入思辨派。同時，兩種傾向可以說不同比例地出現在每一位結構主義運動代表人物身上。所謂「認識論斷裂」傾嚮應該說是法國結構主義思考方式中的最大特色，是使其在學術思想界產生革命性影響的主因。在這裡「認識論」不是指哲學本位的，而是指一般理論性的。結構主義時代思想家大多表現出來一種除舊布新的精神氣概，其成就亦大體可與其抱負相符。當前法國著名結構主義史家Francois Doses在其兩卷 本大著《結構主義史》中按戰後至1967年和1967年至90年代兩個段落回顧法國結構主義的來龍去脈，資料最稱詳盡。90年代在法國思想界是「巨星」光環淡出後中青年一代紛紛對六七十年代進行反思和總結的時期。兩代人之間在精神能量上的落差是顯而易見的。法國結構主義運動的成就不僅未因解構論和後現代主義而損耗，其影響正在擴及全球。因為我們不能根據現今巴黎名流排名榜行市的起落來確定學術成就的高低輕重，也不能只根據學科主流權威意見和教學規範來評價思想創造的得失。

20世紀西方有三大人文學術思想主潮享有著長期性價值：分析哲學、現象學和結構主義。三者之中又以結構主義運動最值得關注，一方面它大量包括了前二者的成果 ，另一方面它最廣泛地涉及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及其未來發展趨向。與前二者相比，結構主義在身份的明確性和方法的嚴格性方面均有不如，但此缺點正好反映了其優點的一面：認識論探索的勇銳性。一般而言，三大潮流應該相互對話，合作共進。事實上分析哲學和現象學之間的對話已經開始多年，但結構主義卻一直被視為哲學界的「異類」，不能成為哲學大家庭的主要成員。結構主義的雜而不純常為哲學家詬病，而哲學家又被認為是因其專科訓練條件所限而難以充分把握結構主義多元方法論的意旨。分析哲學和現象學都是一種有中心（哲學本體）、有外圍（人文社會科學各域的應用）的學術綜合體，其身份的明確源於其哲學中心身份的明確。結構主義則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中心，稱其為一種「哲學」只能是在廣義上或比喻的意義上。實際上哲學只是結構主義理論層次的資源之一，其作用卻有賴於理論的整體結構。結構主義是一種理論活動，卻非以哲學為基礎；它是一種跨學科的理論活動。「身份的混亂」遂堵塞了結構主義和其他正統哲學對話的通道。這種混亂性不是源於思維的無序，而是源於未遵守傳統的學科制度規則；不是因為在對象材料上「撈過界」（何學不如此？），而是因為在理論方法上「撈過界」。因此結構主義的「革命性」特徵也就顯現為它在學術制度上的一種經常違規傾向。

1、結構主義的定義

去年在巴黎和Doses訪談時打算進一步了解他對結構主義、新史學和里科爾哲學的最新看法。Doses非專職教授而著述頗豐，包括剛出版的厚著《利科哲學》。作為思想史家，其研究遍及文史哲各個領域，早在其結構主義史專著出版之前即以其對年鑒派史學認識論問題的批評性研究而引人注目。他本人的學術背景為史學理論，而對人文科學各領域無所不及，視界極為寬廣。這樣的背景和興趣是對結構主義史運動進行總體分析的最佳人選。重要的是如何為結構主義下定義和如何確定分期的標準問題。Doses是按法國地區的時間順序全面敘述學術思想展開的脈絡，涉及結構主義本身和各相關方面，雖然以法國為中心，但相當重視英美觀點，注意挖掘他國學術對法國的影響。布洛克曼則企圖緊扣結構概念和文學美學領域作跨時代、跨地域的概觀。當代一些美國結構主義史研究者擴大了定義，把戰後各國一切重要的結構傾向的人文研究納入，如前蘇聯東歐和北美的相關發展，自然包括了前蘇聯莫斯科─塔圖學派和喬姆斯基，同時也包括了美、德以結構為主軸而提出的若干所謂新結構主義理論。如果單從「結構」概念考察，從不同角度使用此詞者應該說遍及一切學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實際上德國《哲學歷史辭書》就用了四十多頁篇幅把古往今來主要哲學家和理論家對「結構」一詞的用法一一列舉出來，包括現代結構主義運動的人物。（1998年巴塞爾版，第9卷）可見在西方歷史上這是一個相當普通的概念，因此不能如此寬泛地以其作為結構主義的定義判准。如果企圖以結構、系統、整體性、二元對立等範疇作為一種「結構主義哲學」的原則，就不免過於模糊了。符號學方法和人文科學話語的結合應該是法國結構主義的主要特徵，但我們不能將此特徵稱作一種哲學，也不能將任何結構主義者的哲學性議論說成是一種結構主義哲學。如果把握住符號學的本質是跨學科方法論，就不可能再將其理論部分歸入哲學部門了。當然，在個人的人文學術活動中應用特殊結構主義理論者大有人在，第一流的學者不下百十位，如皮阿瑟、喬姆斯基、巴爾特、巴赫丁等人的結構理論。按照學科領域的劃分也十分確當，如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電影理論、文學理論、繪畫理論以及語言學等等。按照不同分類方式進行的結構主義活動描述反映了結構主義思維方向的極其豐富的精神生產力和形態多元化。但在回顧結構主義運動整體時，我們也有必要區分主體、來源、影響、主脈、支脈等不同方面，使「結構主義」的所指域盡量顯示出其廣狹、深淺、高低的層次結構。所謂「結構」這個中心概念，既要涉及結構概念的嚴謹性（如語言學），也要涉及其認識論啟示性（如史學）。在回顧結構主義運動各方面的成就時，使所參照的結構概念之嚴式標準和寬式標準互成辯證的配合是適當的。在此意義上，在廣義的和狹義的結構主義運動之間，我們以狹義的法國結構主義為主體，完全是出於研究主題確當性的考慮。不僅如此，在當代法國結構主義運動中我們還可以再行區分：五六個主要角色（即其代表性作品的總和）和一切相關的結構主義時代（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或整個60年代到80年代）的法國學術貢獻，不僅包括主要的文學理論家和電影理論家，也包括新史學家、解構論以及保羅·利科的解釋學。綜觀戰後法國人文學術史全體，狹義的結構主義運動是最重要的，是存在主義、現象學和解構論都難以望其項背的。儘管十年來，在前有後結構主義的轉向，在後有存在主義的「翻案」，結構主義的意義不是由潮流趨勢來決定的，而是由西方乃至人類人文學術發展總體的內在趨勢來決定的。

2、法國結構主義運動

法國結構主義運動的核心（幾位大師）和基本組成或相關人員（二三十人）的共同特點是不同程度上各自採取的廣義符號學方法論和跨學科視野。前者使其與哲學理論方法論不同，後者使其成為現代學科制度的違規者。前者曾使其不易見重於哲學理論界，後者曾使其不能在學術社會存立。但是這一批人竟然三五年間紛紛脫穎而出，而且迅速地在學界佔據了要津，並隨後衝擊著整個西方學術思想潮流，根本地影響了後來西方理論的發展方向。雖然60年代西方政治和社會動亂環境為結構主義的成功造成了有利的「思想解放」土壤（結構主義運動的學術社會學問題是一個尚有待深入研究的大問題），但其直接原因是學術性的，是西方學術思想史內部結構變遷的產物。法國結構主義大體來說是現代西方人文學術成果在戰後全面進入法國和法國對其加以特殊運作的雙重因果的產物。沒有德國哲學、心理學，英美社會人類學和語言學，瑞士、丹麥語言學，東歐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和現代派文藝實驗等等，就不會出現法國結構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偏偏是法國人，而不是其他國家學者，集中地、不約而同地在同一方向上創造性地運作了現代西方學術思想的整體成果。關於結構主義及法國符號學的永久價值我已在許多論述中反覆加以強調。21世紀之初正是我們進一步認清其價值和加深其研究的恰當時機。

實際上，在「後結構主義之後」，法國和世界都在對結構主義運動進行重新評價。Doses早在其1995年出版的《人文科學的人化》一書中寫道：今日法國學術分裂，人文學者大多關心具體課題，而欠缺普遍的興趣和共同的語言。但實際上，「這種分歧現象隱藏著一種深刻的思想進展，激發著法國精神生活的一種新形式。大思想家的過去留下的不是真空，而是引發了後繼者大量的緊張的研究。」（該書第9頁）後冷戰時期的法國學界，通過20年來美法人文學術的密切交流，開始從全局眼光重新認識結構主義時代。今日法國已不同於20年前的法國，當時的種種創造性機緣今日已不復存在。同理，今日研究者的眼光和立場也需有相應的調整。從全局眼光對其進行反思是必要的。但是今日各地對法國結構主義進行研究的學者的共同任務首先是在新的條件下深入把握結構主義者作品的多種理論意涵，而不是簡單地施以折中主義的調和。因為，結構主義的跨學科方法論絕對不是折中主義的「雜拼」，而是面對時代學術理論危機時以具高度統一性的方法論在各個方向上進行的認識論突破。法國結構主義的根本價值在於：在人類人文科學整體內進行了勇銳的探索並留下了供進一步探索的寶貴經驗。其價值不在於像自然科學一樣提供了普遍適用的正確解答，而在於提供了有價值的解答嘗試。所有這些在人文科學認識論上突破性的嘗試均可成為我們繼續探索的前進踏板（而非什麼基本主義教條）。迄今為止人文科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各種工作所包含的操作方式探索的價值性上，而非表現在其結論的可驗證性上。這就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目前仍須加以劃分的由之一，雖然在材料上二者是大幅度重疊的。

3、結構主義和文學理論

法國結構主義運動是遍及人文科學全體的理論研究活動（以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為名進行的文藝性創作活動並非運動的主流部分），但筆者在文本中側重的是其文學理論和文學思想方面。所謂解構主義企圖把科學和文學結合起來主要是指用理論話語方式來實踐文學思維之意，而不是指理論家額外的創作活動，雖然二者之間的細微區別是功能上的，而非文本類型劃分上的。這一主題的選擇是與布洛克曼此書的主題布局一致的。法國結構主義運動涉及全體人文科學，但「法國結構主義」一詞的第一所指不是哲學現象，而是文學現象；不是一般文學現象，而是文學的理論活動。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不僅是對文學創作採取的研究工作，而且是對文學實踐形態本身的規定：分析取代了創作。而分析家和創作家可能同為「文學家」。毫無疑問，法國結構主義對各個領域的影響中，以文學領域為第一。一切結構主義者均為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活動的理論來源之一。羅蘭·巴爾特在此意義上即可稱為第一位結構主義者。與結構主義者中其他純學者不同，巴爾特具有明顯的文學家本色。因此他以分析（小品文）和理論（符號學）取代了詩歌和小說作為自己文學實踐的方式是有代表性的。

巴黎五巨頭中首以巴爾特和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這不僅因為兩人在時間上出道稍早，而且因為兩人均具有學派爭辯中的象徵性經歷：作為存在主義理論態度和生活態度的批評者。薩特既是哲學家也是文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拒絕其哲學方式，巴爾特拒絕其文學方式。此現象的重要意義在於，傳統上「思想」的主要「載體」不是哲學就是文學。思想史上之所以把存在主義和結構主義相提並論，就是從其時代思想代表身份著眼的。因此結構主義運動不僅是學術活動，同時也是思想活動。結構主義者都曾受到過存在主義精神的熏陶，因此和當前功利主義一代不同，他們得之於存在主義的是追求精神理想的動機。但是後來他們在方法上開拓了全新的方向，並幾乎一勞永逸地排擠了存在主義的哲學詩話語形式。思想是為了認識和體驗人生真諦和社會現實的。19世紀小說成為一種特殊的文體和思考類型，被時代賦予了一種特殊的功能：表達人生理想和社會思想。小說方式遂成為19世紀表達思想的第一手段。社會結構和認知結構在20世紀西方的迅速演變使得小說的上述功能全面衰退。因為虛構故事和表達思想的能力是兩件事。生命認知和現實認知為什麼非需要通過「編故事」來進行呢？難道在此不是需要更精純的知識和分析活動嗎？結果二戰以前西方已經完成了文學功能的轉換：現代派小說中的文學哲理化（與19世紀小說的社會化不同）和小說（以及其視覺轉換形式：電影）娛樂化。但法國現代史中的戲劇性不僅表現在政治史方面，而且表現在其思想史方面。征服國德國為戰後時代遺留下來一位海德格爾，被征服國法國為戰後時代遺留下來一位薩特。兩國同被盟軍「解放」，兩位哲學家共同以存在主義的哲學加文學征服了西方世界。戰後法國思想形態主要是文學表現方式：小說文學、戲劇文學和哲學文學。哲學話語成為文學表現的媒介和工具。

20世紀戰後15年內法國成為西方世界中幾乎惟一的以文藝創作為主要思想表達形式的國家，文學和文藝支配著社會思潮和精神的方向。其情況頗有些類似於19世紀的俄國。19世紀俄國文學有其特殊意義。文學，特別是小說，成為表達社會人生思想的主要工具。虛構的情節和理想觀念藝術性地融合在一起以達到認知和促動的雙重目的。文學批評則是以作品為中心加以構造的：解釋和指導作品。但是19世紀俄國的思想型文學成為探索生存意義的成功典範，成為組織人文思想的有效手段。這種精神實踐歷史和半個世紀來與西歐學術思想界的接觸使俄國文學活動在世紀之交發生了突變。以托氏和陀氏小說為其代表的俄國文學思想形式，實質上演變為以現代派文藝和純文學理論活動為中心了。就現代派文藝而言，俄國二三十年來一直走在歐美世界最前列，表現了豐厚的精神創造力。世紀之交俄國文學主流的變形是美學、知識和社會勢力三者之間相互激蕩的結果。現代派文藝本身必然包含了理論性探索。純理論和創作理論之間存在著積極的互動性。布洛克曼此書生動地描述了革命前後俄國形式主義文藝思想的起落，其意義在於：19世紀小說形式和20世紀初現代派文藝理論之間的關聯性。俄國現實主義向現代主義的過渡反映了時代普遍的文學思想形式的變遷。而「文學」乃時代精神（包括環境和學術）之鏡。20世紀初俄國知識分子率先突進了文學認識論的前沿領域，其中心主題是：形式和內容的關係問題。也可以說，形式和內容的關係問題是整個結構主義思想運動的核心，其目的不僅在於如何通過形式分析更有效地把握內容（意義），而且在於如何操作形式以創造意義。和俄國形式主義流派有所不同的巴赫丁在1924年筆記中就形式和內容的關係寫道：「1）內容只是形式的一個成分，即在藝術作品中認知價值和倫理學價值具有一種純形式的意指作用。2）內容只是材料的一個成分。」（《美學和小說理論》，1978法文版，第48頁）內容和形式的關係結構分析進一步顯示為「內容、材料和形式」的三極符號學關係分析。此文學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主旨首先在於徹底擺脫歷代古典哲學中有關形式和內容之間簡單化了的代表關係理論。世紀之交的現象學、精神分析學、符號邏輯學、結構語言學均為形式和內容的意指關係問題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俄國文學理論家們在歐洲率先將新理論運用於文學分析活動。俄國形式主義只是後來所說的文藝符號學的初起階段，其「認識論斷裂」則具體表現在阻礙了小說形式的直接思想表達，而首先關注於文學形式的形成條件問題。表現演變為分析；表現性認知演變為分析性認知。文學思考的層次提升了。世紀之交俄國文學理論家展現了精細的思辨水準。當時俄國的哲學家遠遠不能和德國哲學家相比，而俄國文學理論家的識悟則明顯超越了德國美學家。文學理論和美學理論均以由具體和抽象構成的張力關係形態為思考對象。後來的法國結構主義則是在更大規模上重複了這一學術思考進路。

布洛克曼描述的結構主義布拉格階段提供了另一幅有關形式和內容關係的文學思考圖畫、形式主義詩學、語言學和哲學共同合作以擴大文學意義研究的深度。雖然藉助了哲學性工具（現象學和分析哲學），思考的領域和對象仍然是文學。廣義的文學仍然是人生意義思考的主要載體，但思考的方式是對文學形式進行的內外條件分析，不是直接關注如何表達和宣傳已知的意義，而是首先探索文學意義的形成肌理。莫斯科和布拉格的結構主義階段都是文學中心主義的，是文學的美學研究。在這裡美學是指文藝形式的研究，形式的研究是為了明確文學思想的構成方式和潛力以便更清楚地理解如何和為何運用文學手段，從而可在一般的層次上提升文學認知。這種需要是新時代兩方面因素促成的：相關知識條件的全面發展和社會條件的全面變化。文學作為實用性工具的階段已然在一般認知的層次上被超越了。以作品內容為中心的實用批評學逐漸轉變為以「文學性」認知為目標的理論批評學。

4、兩種文學實踐：存在主義與結構主義

布洛克曼此書對莫斯科階段和布拉格階段的描述優美而深邃，把學術、思想、文藝、政治、精神的騷動以及時代的動亂等多方面互動因素彙集為一個整體。這兩個階段分別對應於兩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悲劇舞台。人文知識分子在此暴力和理性密切交織的時代氛圍里思考著人生和社會意義。在眾多時代思潮中結構主義代表著理解先於行動，認知先於表現的理性主義實踐態度。等到巴黎階段時，動亂環境背景變為冷戰時代。當時的冷戰氣氛與兩次大戰前夕並無根本不同。我們可以從雅斯貝爾思對第三次世界原子大戰所做的「存在主義反思」感受到同一種時代危機感。存在主義運動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前夕西歐人文知識分子精神不安和脆弱狀態的表徵。文學的哲學和哲學的文學，遂成為存在主義精神實踐的手段。正是薩特把文學變成哲學，又把哲學變成文學。如果詩學的哲學是一種泛文學的話，法國存在主義實質上成為一種文學思潮或文藝思潮，同時也是文以載道的美學（「社會介入」）和知行合一的哲學：寓知於行和寓行於知。薩特一代是行動的一代。但從一開始薩特和法國都立身於一個含混的和尷尬的歷史舞台上。首先是法國本身的尷尬：戰勝國還是戰敗國？抵抗了還是沒有抵抗，還是僅僅象徵式地（就民族參與的規模來說）進行了抵抗。可是法國知識分子突然成了時代真理的代言人，角色卻一直是含混不清的：在東西之間，在德法之間，在美法之間，在政治文藝之間，以及在知行之間。薩特的學術是「六經注我」風格。海德格和胡塞爾都只是他進行哲學式文學創作的材料，實際上他是泛行動家，是行動的文字表現家。這樣他就突然發現了真理：生存的、社會的和歷史的。他就成了戰後西方精神真理的代言人之一。文學和哲學也就成為其凝聚社會文化聲勢的手段。早在結構主義運動興起前十年，巴爾特就在處女作《寫作的零度》（參見李幼蒸編、譯中文版巴爾特文集《符號學原理》，北京三聯，1987；《寫作的零度》，台北時報，1990）中對文學的功能和條件問題表達了和存在主義不同的態度。存在主義用文學形式直接進行主觀的思想表達，結構主義則是對文學形式進行客觀的分解。結構主義文學觀的特點是對文學實踐的方式、前提、功能和條件進行分析，以真實把握文學的意義及其可能性。巴爾特的文學態度和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功能主義流派是一致的，不僅是認知先於行動，而且是先求對行動的工具（而非行動的對象）本身的意義和功能進行準確的理解。（雖然薩特和巴爾特兩人都是思想界的左派，都是親近馬克思主義的，都是批判資本主義的。這是另一個層次上的問題，暫可不論）十年之後法國結構主義運動的序幕拉起，列維─斯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參照1987年北京商務版和1991年台北聯經版）中對薩特的另一陣地發起進攻：所謂的辯證歷史理性。現象學家和歷史哲學家保羅─里科爾曾為「兩造」進行點評，象徵了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的世代交替。如果說薩特的小說、戲劇和哲學詩可劃入文藝表現範疇的話，在其《辯證理性批判》中則是企圖對歷史社會進行「科學的」論證。他所運用的黑格爾語言使其理論話語的邏輯混亂暴露無遺。法國存在主義運用文史哲藝作為宣傳其意識形態的工具，法國結構主義則將文史哲藝中的意識形態表現作為認知和分析的對象。文化和學術的意識形態表現於是在法國結構主義里成為分析的對象。兩三年後巴爾特和麥茨兩人分別在文學和電影領域開創的符號學研究都是直接處理表達工具和意識形態的互動關係的，話語意義分析的最終目的是把握意識形態機制和過程的結構。

那麼什麼是意識形態機制呢？意識形態機制是一種三角關係分析：文藝形式、學術思想、權力格局。法國結構主義共同處理的主題即是形式、思想和權力的關係。其中巴爾特，阿爾杜塞和福柯是直面此課題，列維─斯特勞斯、拉康是間接地，或深層次地分析之。一切結構主義者都感覺到形式（能指，表達面）和意義（所指，內容面）的關係分析是學術實踐和文藝實踐共同的「前分析」階段。對文藝創作而言，對此三角關係沒有準確的認知，如何去表現，又去表現什麼？因此法國結構主義是在人文社會科學基盤大大發展之後的俄國形式主義運動的「擴大版」。俄國形式主義的意義須參照19世紀俄國文學來把握，一如法國結構主義的意義須參照存在主義文學來把握。雖然是相對於文學和哲學提出的新方法論和認識論方向，結構主義的整體主義表現在人文科學全域。傳統文學式的人文世界，現在變成人文科學式的人文世界。文學中的哲學中心性變成了人文科學中的理論性：認識論和方法論探討。

此外，法國結構主義者並非結構教條主義者，並不存在統一的結構觀基礎，雖然結構主義語言學大體為各人提供了類似的參照模型。巴爾特提出過一個符號學框架，但他的大量小品文都是自由分析的產物。列維─斯特勞斯套用過轉換生成語法，但並未推廣為普遍程序。福柯的「認識型」概念不斷地被修改，並未成為指導其本人後來思想史分析的框架。阿爾杜塞的淺層、深層結構觀與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原始模型而廣泛地影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拉康借用了另一套淺層和深層模型：精神分析學。他們的共同處在那裡？簡單的回答是：多元關係分析。各自在不同的領域材料中運用著來自不同領域的方法論工具，但均注重對象的層次性關係和個體性關係，而非表層的個體經驗性。各類現實均為關係網的現實。在處理關係網描述和分析時各人自由地選擇著不同的模型、原型、比喻（語言學的、哲學的、心理學的、人類學的等等）。結果，法國結構主義者的思考對象是：意義關係、因果關係、評價關係和權力關係。雖然分析哲學、現象學、解釋學、西方馬克思主義都涉及類似的研究方法，結構主義者所獨具的符號學態度表現在對語言工具本身的全面形式分析的首要性原則上，這是其他哲學方法論流派所不具備或未曾予以突出的。

5、結構主義的評價

結構主義若如此優秀，那麼為什麼又會「衰退」，會「被超越」，會被後人不斷加以批評和修正呢？回答是：第一，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其成果不是確定無異的或一勞永逸的，而是需要不斷被修正和改進的；第二，和其他哲學或方法論相比，特別是和存在主義相比，結構主義的持存性和生命力幾乎是前所未有的。不再是以康德、黑格爾的哲學教條主義方式，而是以其對人文現象的觀察、描述和分析的准實證主義科學性。在結構主義思想中體現的「科學性」正好與傳統哲學的「玄學性」形成象徵性的對比。存在主義曾經批評結構主義之實證主義實質。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時代實證主義為各方所批評，以至於後現代主義時代人文領域內一切科學式和實證性思想均被批評為膚淺、片面和幼稚。但在筆者看來，法國結構主義的持久生命力正表現在其深層的理性主義和科學性的追求上。無論是結構主義全體還是每位結構主義者都可能表現出各種不同的風格傾向，同時包括著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科學傾向和藝術傾向、左傾和右傾、正確判斷和錯誤判斷等等。重要的是其認識論和方法論主體的方向和潛力，而非具體判斷的得失（我們正須從福柯大量偏頗錯誤的史學論斷話語中挖掘其背後的「解釋學資源」）。概略而言，結構主義基本上是理性主義朝向的（包括其批評和克服各種教條理性主義的言論），後結構主義則基本上是非理性主義朝向的。結構主義是科學方向的（包括其批評和克服各種狹義科學主義的言論），存在主義則是「玄學」方向的。

法國結構主義在人文科學認識論上的突破特別實現於其跨學科方向上。跨學科認識論即非哲學中心主義認識論。與傳統學術的這種認識論「斷裂」等於向人類人文科學結構本身提出挑戰，這才是結構主義精髓所在。結構關係思想自然導致跨域、跨科的角度和方法。現實的「地圖」和學科的「域圖」不一定相符。結構主義者大多經歷過個人學術事業追求的曲折，即大多經歷過與學科制度和學界輿論的衝突。60年代西方的社會動蕩為結構主義者提供了跨學科突進的環境。他們不僅取得了一時的成功，而且根本上參與了、推動了法國乃至西方人文學術的大變局。結果60年代成為西方20世紀思想變遷的分水嶺，其中法國結構主義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雖然作為運動的整體，結構主義過去了，結構主義開創的跨學科認識論、方法論思考方向也在新一輪的學科再制度化時期停滯下來，但是跨學科理論實踐的模式和方向已經建立並在學術史資料庫中永久留檔。結構主義運動前後的思想史也為我們提供了真理探索和學科利益之間張力關係的明晰樣例。法國的意識形態分析還應包括批評者本身的名利權動機因素。目前頗有影響的法國歷史符號學家R.Chartier去年曾對我解釋說，他無意仿效年鑒派建立什麼學派，因為他認為學派的建立往往為了爭權奪利。在其德文版文集《未完成的過去：歷史和世界解釋的權力》中他早就指出學術方向和學派存立的關係，「思想爭辯往往只是隱蔽的權力衝突（在學派、專業、民族傳統之間）」（1989柏林版，第10頁）。以學術為媒介進行的權力之爭豈止限於學派爭論，如今更是通過全面學術制度化而普遍化了。黑格爾和柯耶夫不僅早已承認此事實，而且企圖證明其正當性。但是學術活動的名利權效果和學術活動的基本動機是兩回事。權力動機和權力效果為兩回事；學術的權力效果和以權力為條件的學術經營亦為兩回事。我們不難看出，結構主義運動一代和其後之時代的一個顯著差異正是表現在學術動機方面。當初的認識論突破者無不以求真求實為主要目標，而非以名利權之求為主導動機。後冷戰一代學人的功利主義意識和學術競爭商機意識漸成主導，調整後的西方學科制度格局重新成為競爭遊戲的法定途徑。為了正確認識結構主義，我們不可受制於現行西方學術輿論和權威輿論。如果我們把當下西方正流行的觀點，把當下學科會議中的主流，把圖書市場的方向，把專家的權威主張，當作我們主要的或惟一的標尺，並用以經營我們自己在國內的學科地位及利益，結構主義運動史對於我們就算不了什麼，不過是西方眾多流派之一而已。如果我們反過來走向另一極端，將結構主義者的結論當成定論，當成某一學科的權威教材，所獲得的只是思想史教學方面的成就而已。結構主義運動的真諦體現在其理論方向和探索精神上，而非在其一時的具體結論上。例如福柯的哪些斷語和結論是不可置疑的呢？但是他的視角和方法的啟示性是具有持久的、普遍的意義的。例如福柯和巴爾特的「作者論」分析法就是英美德諸國理論家極不可能構思出來的。拉康行文儘管刁鑽古怪、晦澀絕倫，其「主體論」分析是哲學現象學家必須研究的。阿爾杜塞的新教條主義使其在結構主義者中聲譽最差，其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已失效，但是其有關文化意識形態分析的方法論和多元社會關係決定論都包含著重要的啟迪價值。他們共同衝破了兩百年來建立的西方學術秩序，留下了永久的、有創發性的思想印記，為下一波人文科學重組階段準備了知識條件。就此作用而言，60年代巴黎的「學苑群星」的貢獻可以說是極端優秀的；或者說甚至可以比擬於法國啟蒙主義一代。

6、結構主義和中國未來學術?

「文革」結束後結構主義的迅速進入中國，除了其引進新知新學的作用外，還有著重要的跨文化象徵意義。一方面是西方前沿人文理論和文學理論進入了三千年的文學中國，以其理論分析式話語對比於後者的形象虛構式話語，形成了文學話語世界的雙張力場：故事話語和分析話語；意識形態利用和意識形態思考。結構主義是分析哲學、現象學、存在主義之後西方學術思想的最新發展，1977年底此書中譯本譯出時此運動雖已近尾聲但尚未結束。當時一方面我們要認真地、如實地學習西方，一步步地全面補課，另一方面我們要批評西方，決不亦步亦趨。認真的就自然是批評的。因為我們在挑選優秀對象的同時就看出了其缺點和局限，而沒有一個西方專家不是想把自己和盤托出、希望被全面肯定的。特別是當我們看出學科制度化的勢力成為思想材料交流過程中的真正組織者時。因此結構主義既不是什麼靈丹妙藥，也不是什麼應予推銷的法國學術文化瑰寶。法國文化本位主義卻總是要這樣來在全球推廣其民族性精英學術，而忽略了法國思想在世界環境和人類整體文化建設新境界中應不斷被重新解讀和定位之必要。結構主義的程序就是拆解和重構，這一程序同樣在全球化過程中適用於法國結構主義本身。實際上應當把法國結構主義學術看作是供我們在自己搭建的跨文化理論框架中予以有效再讀解、再拆解、再組合的材料。當然，一方面我們要像布洛克曼，Doses和利科那樣注重法國以外相關因素的補充和糾正作用，特別是在跨文化轉向之後的非西方中心主義文化環境內；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關注英美德人士所容易忽略的法國特色（如巴爾特和拉康的某些源於法國文化特質而產生的卓知睿見）。學術思想的運作是一個多方面因素相互配置的問題，智慧表現於配置的方式，而非表現於被配置的內容材料。比較研究中的策略配置則是我們具體方法配置的一般框架。同一組對象材料對於不同的策略配置方案程序而言具有不同的解釋學潛能。比較研究因此是擺脫學科本位主義的第一步，「比較」則可以涉及不同的對象方面：個人、學派、學科、國別、時期、文化、歷史等等。不同的觀察角度和程序的配置相當於不同的視界、目標和方法組合。就結構主義對象而言，非西方的立場，特別是中國的立場可能在某方面產生更具生產性的觀察和分析結果。法國結構主義本身是在歐美文化世界內進行的最廣泛、最深入、最成功的比較學術理論實踐。而比較研究的精神必然是朝向全體人類舞台拓展的。在此意義上，法國結構主義勢將參與全球文化環境內的學術對話。正像啟蒙主義運動的後果是全球性的一樣，結構主義運動的後果也應是全球性的。應該注意，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結合才是法國結構主義運動的完整表述：結構主義的符號學（因此不是美國符號學）和符號學的結構主義（因此不是當前美國的認知結構主義流派）。二者均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研究現代化過程中的有益工具，也是跨文化人文科學整體化過程中的有效工具之一。對中國來說結構主義不僅是展望的窗扉，而且是交流的橋樑。結構主義可以成為有效引入當代西方學術有生力量的媒介，而且還可以反過來有效地將中國古今人文學術引向世界。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可能作用也就超出西方學科專家的視野了。1977年時，通過《結構主義》這扇小小的窗扉我們實際上透視到了三重風景：歐洲結構主義者的「實景」、西方人文科學整體革新的「背景」以及中西比較研究的「前景」。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