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多重困惑：嚴肅文學不受待見？

中國文學中任何一種的小說都可以代表中國走出去。然而，如果在「走出去」的中國文學中沒有嚴肅文學的蹤影，或者說嚴肅文學不受人們的待見，在很大程度上還不能說中國文學真正地「走出去」了。如果我們想以真正的中國文學融入到世界文學中去的話，丟掉了自己民族傳統的文學算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學？如果一個作家抱著為走出去而走出去的心理進行創作，他的小說可能會一時性地「走出去」，但那不過是秀一下「紅地毯」而已。近日葛浩文先生在《文學報·新批評》上發表了《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一文。在該文中，葛先生表達了想與中國讀者切磋一下中國文學該如何走出去的願望。這個提議非常好，葛先生既是大家所公認的中國當代文學最權威的譯者之一，又是把中國當代文學引領到西方文學舞台上的有功之士。這雙重的身份，就決定了他是提出該話題的最佳人選。加之，在世界文學趨向一體化的今天，中國文學到底該以何種形態參與其中，也的確是個亟需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毋庸置疑，這個話題的專業性很強，要談好、談透並非那麼容易。巧的是，近兩年來我們一直在關注著葛先生的翻譯工作，對葛先生的翻譯理路有一點點自以為是的理解，故而決定寫這篇文章參與討論。「走出去」中的「大眾」與「小眾」葛先生在文章的一開篇就提出了三個問題：何謂中國文學？只有嚴肅文學才可作為中國文學向外傳播的類型？中國文學獲得了諾獎就算走出去了？葛先生的文章寫得很是聰明，他用了一連串的問句拋出了自己的觀點，還對讀者表白說：「問這些問題不是因為我有答案，而是希望藉此可以激發大家更深一層的思考和討論。」葛先生不是沒有答案，他只是不願用肯定的方式把答案直接說出來而已，葛先生當然可以如此瀟洒，可我們卻瀟洒不起來。因為倘若想與葛先生的觀點碰撞出火花，就必須得把葛先生沒有直接說出來的話說出來。唯有這樣，才能稱得上是商榷與討論。葛先生設問何謂中國文學？這並不意味著葛先生對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有興趣，而是說葛先生想糾正存在於中國人心中的一個偏頗，即一提中國文學好像就是嚴肅文學的代名詞；　一提中國文學「走出去」，好像只有「嚴肅文學」才有資格「走出去」一樣。顯然，葛先生問何謂中國文學是假，為通俗文學鳴不平是真。否則他怎麼會以瑞典通俗作家史迪格·拉森的「千禧三部曲」為例，來強調這是「近年來瑞典文學走出去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了葛先生在上面所提出的三個問題，其實都可歸結成一個問題：中國的通俗小說到底可不可以「代表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至此，想必對葛先生的翻譯工作有所了解的人不難覺察，葛先生對中國文學的翻譯立場悄然發生了變化。在這之前，葛先生是很少提到通俗文學的，在他所翻譯的作家名單中，也絕對是以嚴肅作家為主體的。有時，他翻譯了一本不夠那麼嚴肅的小說，如春樹的《北京娃娃》，還會特意聲明是出版社特意指定其來翻譯的。如今的葛先生好像對嚴肅文學已產生了失望之情，正如他的追問：「得了諾獎就算走出去了嗎？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曲高和寡，雖然獲得諾獎評審委員會的青睞但不受國外讀者的歡迎，這算不算走出去？中國小說家追求的是什麼？有大批國內外讀者，作者是否就成為通俗作家，是否就貶低了作家的才華和地位？」中國文學到底怎樣才算是「走出去」了，恐怕不那麼好界定，這是個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問題。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得了諾獎的中國文學在西方社會的境遇，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那般美好。總結沒有真正「走出去」的經驗教訓是應該的，可葛先生的「總結」怎麼看怎麼覺得怪異。正如我們通常所了解的那樣，嚴肅文學永遠都是面向「小眾」的，否則也就不必有什麼通俗文學了。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獲諾獎的小說沒有受到國外大批讀者的歡迎，也不算是太意外，更不能成為中國文學沒有「走出去」的標誌。如果按照葛先生的這個「大眾」與「小眾」邏輯關係來推演的話，豈不是說當中國文學征服了國外的大批讀者，而不被諾獎的評委所青睞時，才算是真正地走出去了？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是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因為這不是細枝末節的技術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國的作家該以何種姿態來與世界對話。但是，葛先生始終不正視這個問題，他只是從「小說要好看」的角度，把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點———也極有可能是葛先生下一步要翻譯的重點———悄悄地轉移到了通俗文學上來。如果說葛先生過去是把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底牌押在了嚴肅文學的身上，現在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他更看好通俗文學了。需要聲明一點的是，我們不是說葛先生不能為中國的通俗文學、通俗作家鳴不平，更不是說通俗文學不能作為一種文學類型代表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相反，它們與嚴肅文學一樣有著同樣「走出去」的權利和機會。或許葛先生對中國現階段的通俗文學狀況了解得還不夠全面，認為人們對這類的文學和作家有所歧視，而事實並非如此，如「武俠小說」的代表人物金庸以及「諜戰小說」的代表人物麥家。葛先生把這樣一個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提出來，而且還是在一個特殊的背景下，即中國的嚴肅文學在西方市場賣不上好價錢的時候，就不能不令人覺得葛先生評判中國小說價值大小的標準，完全是以西方市場發行量的標準為標準的，至於文學作品自身的藝術價值是甚少考慮的。換句話說，當葛先生髮現中國嚴肅文學只能贏得寥寥幾個「小眾」的時候，就試圖轉而來借通俗文學來打開西方市場的大門了。我們所擔心的是，或者說促使我們來辨析這個問題的深層原因是，葛先生翻譯標準的偏移，會影響到當代作家創作傾向的偏移———連葛先生這樣一位具有世界性眼光的翻譯家都開始倡導通俗文學了，豈不意味著通俗文學的風頭已壓過了嚴肅文學？我們的擔心並非是空穴來風，葛先生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有著很高的威信，不少人把他的翻譯視為是了解西方文學動態和中國文學該如何創作的風向標。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考慮，我們覺得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嚴肅文學、通俗文學在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社會裡的現狀，以便使中國當代作家從中受到啟示。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在西方國家裡都是「各司其職」的，各有自己的運行軌跡，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但這種存在即是合理的現狀並不意味著這兩種文學所承擔的功能是完全一樣的，相反其界限還是頗為分明的。就日常而言，通俗小說作家要比嚴肅小說作家風光許多，他們不但擁有自己龐大的讀者群，就是所賺取的稿酬也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這絲毫不意味著通俗文學永遠都是運行在嚴肅文學之上的，即一旦具體到獲獎方面，特別是那些高級別的文學獎項時，通俗文學就要靠邊站了。諾貝爾文學獎是這樣的，美國的國家圖書評論獎、法國的龔古爾文學獎，以及英國的布克國際文學獎等都是如此。這說明什麼？說明通俗文學在現實生活中是可以作為消遣、娛樂的主角的，可到了要選取文學獎項，特別是那些大型的具有國際性影響的文學獎項時，就必須得靠嚴肅文學來支撐了。這一條「戒律」幾乎適用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就像也適應於葛先生所列舉的瑞典通俗作家史迪格·拉森一樣。有了「走出去」的瑞典文學的樣板作鋪墊，我們的態度也就很明確了：中國文學中任何一種的小說都可以代表中國走出去。然而，如果在「走出去」的中國文學中沒有嚴肅文學的蹤影，或者說嚴肅文學不受人們的待見，在很大程度上還不能說中國文學真正地「走出去」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讓通俗文學「走出去」去「適應」一下市場，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只能算是讓中國文學儘快「走出去」的一個策略或階段，而並非是整個中國文學創作的策略和終極目的。小說的「不好看」與文學的傳統葛浩文先生認為，中國當代小說，特別是嚴肅小說之所以走不出去，主要是因為小說寫得「不好看」所造成的。而這種「不好看」的根源又可以追蹤到中國文學的傳統中去。一句話，是中國文學的傳統妨礙了當代小說家們的創作，乃至於「走出去」的進程。實事求是地說，葛先生說的有些道理。在當代作家中，的確有不少人不擅長描寫、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還有些作家由於過於推崇天馬行空的創作理念，不注意小說的必要發展邏輯，從而導致了結構混亂，內容經不住推敲等明顯硬傷的出現。莫言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葛先生翻譯過莫言的大量小說，想必對此深有體會，將其當作當代文學之不足提出來批評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能把這些弊端指出來說明他對莫言小說的藝術性其實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只是略覺遺憾的是，葛先生把當代作家中的某些個別作家的（或個體性）缺陷，即原本純粹屬於創作功底和創作理念的問題，歸結到了中國傳統文學，特別是章回小說的不良影響上來。殊不知，葛先生所責怪的這些不足，非但不是中國傳統小說的短處，相反恰是傳統小說的長處。對中國傳統小說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傳統小說中可能會存在著諸多不足，但最大的優點則是「好看」。那些充滿張力或懸念的「套話」，如「欲知端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讓愛之或恨之的讀者欲罷不能，非一口氣讀完不可。而構成這種「好看」的要素主要有兩個：過目難忘的人物是一個；完整、流暢且充滿張力的敘事結構則是另一個。為了能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就以葛先生在文章中所批評的《紅樓夢》為例。葛先生對《紅樓夢》的批評主要是集中在小說的結構上。正如他說《紅樓夢》「不見得能算是偉大的小說（novel），因為書里夾雜太多無關緊要的瑣碎細節，使得敘述不夠流暢。《紅樓夢》或許可以當作是清代貴族生活的記錄，但是否算是一個結構嚴謹的小說（novel）？不該有的都有了，該有的卻不一定都有」。顯然，葛先生認為《紅樓夢》之所以稱不上「偉大」，是因為這部小說的結構不嚴謹。而不嚴謹的原因，則由太多瑣碎細節的堆砌所造成的。用葛先生的話說，「不該有的都有了，該有的卻不一定都有」。該如何看待葛先生的這個評價？什麼叫「該有的」，什麼叫「不該有的」？小說到底該如何寫，似乎是永無定論的一件事，不要說跨文化了，就是同一文化系統中的作家也是難以比較的，如喬伊斯的寫法就完全不同於菲爾丁、薩克雷等其前輩作家；而喬伊斯其後的作家也無法來效仿喬伊斯。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小說創作的技法有著自己的一個演化過程。而且也無所謂此一技法好，而彼一技法不好。好與不好既與作家個人相關，更與時代、地域、文化傳統相關。切不可厚此薄彼，或厚今薄古。有關這個問題就不多加討論了。估計平素繁忙的葛先生沒有太多時間與精力來仔細閱讀、研究中國的傳統小說，對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古典小說的這些偏見，可能更多是從中國當代作家的言談，以及閱讀、翻譯他們的小說時所感受到的。正如他說：「幾乎所有我認識的作家都是讀著這些章回體小說長大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力不可忽視。」這番話所表達的意思無非是：這些作家們都是在繼承著傳統章回體小說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因此他們小說中所顯示出來的不足與缺點，也就是傳統章回體小說的不足與缺點了。其實，葛先生這個邏輯推演是極難成立的。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的當代作家，特別是現在正處於文壇上挑大樑的那批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的作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對傳統的理解與接受是極不完整的。構成這些作家的主要寫作資源是，建國後的中國小說，加上一定數量的蘇聯小說，再外加若干現代歐美小說。儘管他們中的不少人也逐步意識到了傳統的重要性，開始私下裡給自己補課，但這種後天的「補」畢竟是有限度的。或許正因為如此，當代作家中雖有不少人有意識地從傳統文學中汲取營養，如採用傳統的章回體來寫現代小說，但其結果，卻甚少有人取得成功。原因是什麼？是中國文學的傳統太複雜、高深了，當代小說家們能學來章回體的形式，但卻學不來傳統章回體小說中所蘊含的深刻而又獨特的文化底蘊。更何況，中國的小說傳統也不只有一種傳統，從審美情趣與藝術表達著眼，它至少可以分成兩大類，即民間文學傳統和文人創作傳統。葛先生所提到的那些他所認識的當代作家，主要是受到了哪種傳統的影響？這一點對理解、劃分作家的創作非常關鍵，譬如莫言屢次用自己的小說文本來向傳統致敬，但他小說中所體現出的「傳統」，只能追溯到民間文學，特別是說唱文學的傳統中去。也就是說，如果從蒲松齡的「聊齋」等角度來談論莫言的一些小說，如《生死疲勞》或許還有那麼點門道，但是如果用《紅樓夢》來規範莫言的小說，則完全是一場錯位的對話，因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質地和藝術表達的小說。可見，當代作家與傳統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葛先生借《紅樓夢》一書，說明傳統章回小說給當代小說帶來了一些創作上的弊端，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他忽略了當代作家那些用章回體寫就的小說，並不能完全等同於傳統章回小說之事實。再說葛先生提出的另一個問題，即當代作家的創作觀念與傳統之間的關係。葛先生認為，中國傳統的「感時憂國」與「文以載道」思想，束縛了當代小說家們的創作。他在文中解釋道：「中國小說為何走不出去？當代作家太過於關注中國的一切，因而忽略掉文學創作的一個要點———小說要好看，才有人買！」葛先生說的也不無道理。中國有不少的當代作家只會沿著現實的層面，更具體地說是沿著政治大事件的脈絡來寫小說。一旦偏離了這一現實價值維度，就變得無所適從了。當代作家的這種離開了宏大敘事框架就不會寫小說的傾向，到底是不是，或者多大程度上受到傳統文學觀念的影響，還是一件值得探討的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中國的文學傳統是極其複雜的，它既有儒家的文學傳統，又有道家的文學傳統，中間還穿插著一個佛教傳統，至於彼此間的相互融合貫通，就更難說清楚了。總之，中國文學傳統內涵是十分豐富的，不只有「感時憂國」、「文以載道」的儒家思想，還有許多其他的思想。面對這樣一個夾纏的文學傳統，葛先生怎麼就能斷定當代作家唯獨接受了「感時憂國」、「文以載道」的影響，而對其他流派的思想就斷然拒絕了呢？或許從上世紀40年代的左翼文學傳統和建國後的17年文學傳統，來研究當代作家與現實政治之間的關係，比從古代的文學傳統中來得更為貼切與直接。當然，這不是我們要在這篇文章里說清楚的事。我們在此想說清楚的只是，並非所有的當代作家都是沿著「太過於關注中國的一切」的線路來走的。也有不少作家是偏離於這一航道的，像葛先生在文中所說的某些女作家是這樣的，葛先生沒有提到的某些男作家，如史鐵生等也是如此的。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一直都是豐富多彩的，絕非是沿著同一個創作方向走的。關鍵就在於葛先生是從哪個角度切入與選擇了。總之，從瓦解傳統中尋求文學的突圍不是一個什麼新招式。「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使用的就是這個招式，難怪葛先生在文中要把他們引為同道。因此說，葛先生試圖把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障礙，歸結到「傳統文學的結構與寫作方式對當代作家的影響」上，還缺乏足夠、必要的證據。國際性的視野與地域性的文學葛先生對中國傳統小說和當代小說的質疑也不是胡亂質疑的。他有自己的標準的，即操持的是「西方當代小說評論標準」這把尺子。正如他說：「中國作家寫的是小說，但翻譯成英文，英文讀者和批評家是以novel　來看待，用的是判斷novel的標準，因此，中國的小說的一些寫法在中國作家和讀者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但放到西方novel的文學傳統里有時就變成一種缺失。」應該承認，葛先生說的是一種事實。中國的讀者和批評家是敞開心胸，擁抱西方的文學傳統的；而西方的讀者和批評家在面對中國的文學傳統時，則是以一副「排斥」或「責怪」的霸權姿態出現的。他們似乎在宣稱：「我們的傳統才是名正言順的傳統，你們的傳統不過是旁門左道。」所以，一切都必須得以我們的傳統為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說，葛先生儘管對中國文學有著深厚的感情，但在看待中國文學時，大處說，其視野也始終沒有脫離開歐洲中心主義的框架：西方文學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中國文學不過是一種普遍性意義之外的地域性文學；小處說，他所考慮的沒有離開西方「市場」二字。而所謂的「國際公認的文學標準」，也就是「西方小說」的標準。換句話說，世界上只有符合了這一創作原則的小說，才有可能是偉大的或好的小說。反之，其價值就值得懷疑。正是基於這一價值判斷，葛先生才斷言說，中國的小說如果想「走出去」的話，就必須得服膺於這樣的一個原則。我們相信葛先生的這番話是不帶有任何惡意的。之所以要這樣說，就是為了確保中國文學能走出去。正如他說：「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國小說構思嚴謹又具國際性，相信絕對可以走出去的。」中國小說只要改正了自身構思不嚴謹的缺點，再換上一套「國際性」的外衣，就一定能融入進世界文學中去。這個說法頗具有誘惑力，禁不住讓中國作家摩拳擦掌起來，恨不得立即就大幹一場。可是靜下心來一想，會發現葛先生所說的其實只是一個假命題，中國作家無論如何都是難以做到的。首先，西方小說的標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標準？葛先生對西方小說的標準以及所形成的過程，描述得有些籠統。這也難怪，凡是一涉及到與文學傳統有關的事，就會變得舉步維艱，因為西方的novel 誠如葛先生所說的那樣，經過了一個從不定型到定型的長久演化過程。喬叟、卜迦丘、拉伯雷、塞萬提斯的創作無疑已經過時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與如今的西方當代小說沒有關係了，相反他們的創作傳統已經化成了若干準則延綿到了如今的novel中。這也是為何西方的評論家在評論當代西方某些小說家的創作時，也經常會追溯到喬叟等人小說中去的原因。更何況，所謂的「標準」在西方人那裡一直也是有爭議的：人們不但在思想內容的「標準」上不能達成共識，如美國批評家溫特斯、英國作家勞倫斯以及法國思想家、作家薩特等，都曾相繼提出過作家在創作時所應遵循的「標準」問題，但均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可見，在西方社會也並非存在著一個什麼所謂的「國際公認的文學標準」。其次，葛先生要求中國的當代小說要具有國際性的視野和宏偉的世界觀，這完全是正確的。我們也認為，中國當代小說的最大問題就是過於關注本國之內的經驗，而缺乏一些更為恢宏的普適價值思想。這一點的確該好好向西方小說學習。但是，中國當代小說要取得長足的進步，是在繼承、發揚其民族文學傳統基礎上吸收另一種文學傳統的精粹，還是完全放棄自己的傳統，把文學的爐灶完全搭建在另一種文學傳統之上？這恐怕還是需要討論的。按照葛先生的意思，中國小說如果不想「走出去」的話，是無所謂於傳統不傳統的；可是如果想「走出去」的話，就必須得放棄掉「傳統」。顯然，在葛先生的言說語境中，中國的文學傳統與中國文學「走出去」是不可兼容的兩個系統。乍看起來，葛先生的這個主張也不無道理，畢竟是中國文學要走向英語世界，而不是英語世界的文學要走向中國，所以得首先搞清楚了到底是誰屈就於誰的問題。問題在於，獲得了「入門權」後的中國文學又該怎麼辦？按照「西方小說的標準」來仿製中國小說，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出路。這樣一來便會有兩個問題應運而生，第一，擱置下自己的文學傳統，中國作家照著西方小說這個「名牌」，仿造出了另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名牌，這種「走出去」又有何意義？如果不是把「走出去」和「市場性」完全等同起來的話，我們甚至可以問：這樣「走出去」的文學還是中國文學嗎？第二，就算中國作家心甘情願地成為西方小說的「小跟班」，反正「走出去」就是最大的勝利。有著這種信念作支撐的中國作家或許能得到釋然，但是西方的讀者憑什麼放著「正版」小說不讀，反而要來讀這種「山寨版」的東西？一句話，吸引西方讀者閱讀中國小說的理由到底是什麼？事實上西方社會對其傳統，其實一直都是頗為珍視和驕傲的。傳統對西方人而言，是一個異常重要的東西，它是度量某種品質優劣的一個參照點。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了美國當代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也就是寫出「兔子四部曲」的厄普代克，為何會從傳統缺失的角度來批評莫言的《豐乳肥臀》和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的原因。他說：「『中國小說創作沒有類似維多利亞全盛時期文學為其提供規範』，莫言的隱喻是『泛濫而亢進的』，而這兩部小說的主角都似乎是『不成熟的弱者』。」從厄普代克的這番話中，我們可以發現如下幾點：首先，他很驕傲他們的文學傳統。即他認為，他們的文學傳統給他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套「規範」；其次，他認為中國作家，即莫言和蘇童的小說之所以寫得不成功，是因為他們二人的小說，缺乏本民族文學傳統規範的支撐。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辛格說得更為直接。他曾這樣評論俄羅斯作家果戈理：「你可以說果戈理政治上幼稚或反動，但他卻牢牢堅持烏克蘭民族的這個根。這個說法不是用來否認其他民族的東西。……當你談論一個作家時，你總要提到他的民族，他的語言。與其他藝術家相比，作家更是屬於他們的民族，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歷史以及他們的文化。他們既高度個性化，又高度地與他們的血統相連。」毋庸置疑，葛先生所提出的應對策略，在短時期內會發揮作用的，至少可以縮短我們「走出去」的過程。但是，如果我們並不滿於這種投其所好式的「走出去」，而是想以真正的中國文學融入到世界文學中去的話，丟掉了自己民族傳統的文學算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學？還是那句話，我們相信葛先生的初衷是好的，就是想讓中國文學能儘快地「走出去」，但是其思路是值得商榷的：中國當代小說的精神格局狹小、創作技術不純熟，並不是因為傳統的包袱太重，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當代作家生疏於傳統造成的。我們想說的只是，如果一個作家抱著為走出去而走出去的心理進行創作，他的小說可能會一時性地「走出去」，但那不過是秀一下「紅地毯」而已。無論什麼時候，真正的創作一定是要用自己最為熟悉的技法，寫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最為緊密相關的事。中國當代作家的世界性視野的獲得，並非一定得以擱置自己的文學傳統為代價。中國文學要走的路還很漫長，一位作家創作的成熟都需要漫長的時間來錘鍊，不能指望一個民族的文學在一夜之間就崛起。中國作家在「走出去」的問題上，不僅要麻煩像葛先生這樣熱心腸的翻譯家，還應該加強自身的文學修養，包括要學習、借鑒西方小說中那些優秀的敘事技巧和表達策略，更要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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