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
大國崛起 要有令世界折服的道德水準 20070401 中評社香港4月1日電／環球時報日前刊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孔寒冰的文章指出，中國欲成為有所作為和負責任的大國，必須使國民擁有與國家地位相稱或更高並令世界折服的道德水準。文章轉載如下：
從古至今，大國都是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備受關注。然而，人們對大國地位的判定和發展過程的描述多半從政治、經濟、軍事著眼，主要看的是其政治變革、經濟發展和軍事實力。所謂的大國崛起，也主要是從這些角度來論證的。毫無疑問，這些方面都是大國崛起的重要指標。可是，除了這些，衡量大國崛起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尺度，那就是道德。 道德觀念更新是崛起的前提 道德是由傳統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維繫的，是以善惡進行評價的原則規範、心理意識和行為活動的總和。由於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因此，很難用固定的標準來衡量它好與壞、先進與落後。 但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道德水準應當與它們在某個時期的整體發展相適應。早在上個世紀，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就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並為一談。他把資本主義的發展視為「世界市民化」的過程，其外在層面指的是社會倫理的合理化和契約化，而內在層面指的是信實、勤儉、禁慾的德行。另一名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也提出，資本主義首先不是財產分配製度，而是整個生活和文化的制度。只有當資本主義類型的人及其精神失去了存在的根據，改造資本主義制度才有可能。時間更早一些，法國人拉貝萊說得更直白，政治無道德就是社會的毀滅。不管如何評價這三個人的觀點，他們從道德視角來觀察大國的興衰，卻是有一定道理的。 每個民族和國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觀念，但是，這些道德觀念既有無時代限制的傳承性，又有受時代限制的更替性，前者如核心價值觀，後者如具體的行為規範。於是，傳承和更新道德觀念就成了大國崛起的前提。以西歐國家為例，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和成為世界大國固然是它們崛起的標誌，可別忘了，在它們出現之前發生的卻是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人們可以從多方面解讀這兩個事件，但是，它們最大的意義就在於衝破了中世紀宗教道德觀念的羈絆，解放了思想。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天主教徒崇信的帶有集體性格的良心，被以匹夫匹婦個人為主的良心所取代，道德觀念完全更新了。正是由於樹立起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道德觀念，這些國家才開始了對外進行擴張、征服，對內無情地斬斷「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的崛起過程。 道德規範塑造是崛起的內容 除了基本的價值觀念之外，每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還有帶著時代特徵的道德規範。以自我為中心的道德觀念雖然是西方大國崛起的前提，但是，它在形成之初帶有矯枉過正和不完善的特點，因此，動態地塑造新的道德規範也是大國崛起的重要內容之一。 在崛起之初，那些西方國家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扮演著魔鬼和天使的雙重角色。比如，它們多用血腥手段將世界上落後地區的國家拖入近現代化的過程，用「羊吃人」和血汗工資的方式推動著社會進步。然而，隨著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成為聯結世界、傳播文明的載體，隨著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西方國家扮演的魔鬼角色在變小、在淡出，而天使的角色在變大、在凸顯。在這過程中形成的不僅有靠強制手段來約束的法律制度，還有靠傳統習慣和內心信念來維繫並以善惡進行評價的道德觀念。就後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個人又回歸了社會，即我先是某一國的人，然後是一國之內某一地區的人，最後是某一具體單位的人，同時還形成了誠信守譽、博愛助人和遵守社會秩序的自覺。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比較普遍而堅實的道德觀確保了西方的市場經濟能夠順利發展到今天。總之，在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除了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經濟上的市場機制的構建之外，與這種民主制度和市場機制相適應的道德觀念也在不斷完善。 世界對大國道德水準要求高 道德水準指的是一國國民的文化教養、品德修養程度。大國就是國際大舞台上的公眾人物，對國際事務的影響是中小國家難以相比的，因此，世界對大國的道德水準的評判更為苛刻。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國際社會除了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之外，還盯著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比如，近些年來，國外對中國遊客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不遵守公共秩序、衣著行為不得體等陋習的反應越來越強烈。外國人在嘖嘖地讚歎中國物質層面上的奇蹟的同時，對道德規範層面則頗有微辭，進而影響到他們對中國的總體評價，這也成為 「中國威脅論」不絕於耳的原因之一。套用先哲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中國欲成為有所作為和負責任的大國，必須使國民擁有與國家地位相稱或更高並令世界折服的道德水準。從這個意義上說，外國人的責難與偏見也是中國人自我校正的一面鏡子，是對中國崛起提出的道德方面的更高要求。 中國崛起更需注重道德尺度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GDP總量、大城市的繁華程度、交通工具和通訊手段的現代化程度已經接近世界先進水準。然而，如今的中國是否也擁有與這種水準相適應的道德水準呢？現實的情況是，經濟發展和道德水準出現了失衡。從以往大國崛起的經驗看，中國要想保持持續發展，最終成為世界強國，必須重視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必須找回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所謂核心價值觀指的是歷史上傳承下來的並且至少是社會絕大多數成員都能認可的道德標準，它能夠成為人們的精神路標。中國歷史悠久，文化豐厚，思想深邃，可是，今天要說明到底什麼是中國的核心價值，人們突然發現不僅很難找到，而且現實與先哲們倡導的諸如仁愛、敬誠、忠恕、孝悌、信義之類的說教相悖之處甚多。沒有核心價值觀，中國的崛起就缺乏精神支柱，結果難免重走要麼學蘇聯，要麼學美國，失去自我的老路。 其次，中國要剷除陳腐的道德觀念。前面講了，道德觀念的更新是大國崛起的前提。現在的中國找到核心的價值觀不易，但應當下功夫改造許多過時的甚至阻礙社會發展的道德觀念。比如，凡事先講情再論理後說法，於是，情大於法，情大於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摻雜了大量的人事因素。再如，商業上的欺詐和社會誠信的缺失的現象，金錢萬能、人情冷漠的現象比比皆是。 最後，中國要塑造與崛起的大國相適應的道德規範，這是最重要的。面對中國經濟崛起與整體道德水準之間的巨大反差，許多人都在疾呼中國要道德重建，認為這是中華民族真正復興的關鍵之所在，進一步說，也是中國能否真正崛起的關鍵之所在。 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中國重建道德的內容又是什麼？人們還在爭論，還在探索。在這種爭論、探索的過程中，中國人將找回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塑造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秦暉：中國模式特點是非民主平台
中國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為「皇上」考慮，而不是為老百姓考慮——問題在於他們生存的平台不一樣
——《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一
現在議論「中國模式」變得很熱鬧。有人說已經有了這麼個模式，有人說還沒有。在說有的人中，有的說這是個好模式，有的說它是個壞模式。而在說好的人中，有人說它可以推廣，有人說它只適合我們的特殊條件，不宜到處鼓吹。而所有這些爭論的前提，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究竟是什麼？什麼是「中國模式」？
我覺得中國當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長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說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世界上都不只中國有，就是兩者結合的「第三條道路」、「中間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經濟」，也幾乎可以說是普遍現象——畢竟現在「純資本主義」或「純社會主義」在這個地球上可以說都找不到，各國都可以說是混合經濟，而且從更多點資本主義到更多點社會主義的各種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見到，我們談不上有什麼特別。
當然，中國也有一些特點，無論叫它「中國特色」、「中國道路」、「中國經驗」還是中國模式，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出來的概念。而這個比較的主要參照系，應該說就是西方。無論是所謂「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對舉，還是「中國走出了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說法，說的都是中國與西方的不同。
問題在於其實「西方」內部也千差萬別。前不久北大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說「中國模式」體現了與「西方」的不同，那當然不是說與西方某一個國家例如美國的不同，而是與所有西方國家、至少是主要西方國家不同。如果我們在所謂的西方，即從美國到瑞典的那些國家歸納出某些他們共有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中國恰恰沒有。同時中國又有一些東西是那些國家——從美國到瑞典——都沒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國模式了。
這次危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這些「特點」的難得機會。我們知道所謂「西方」其實是個萬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樣比中國還要「社會主義（社會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國家，也有像美國那樣講究自由競爭、市場開放的「右派」國家，而且他們每個國家內部也是萬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裡爭論。但一個共同點是他們現在遇到了難題，而且兩派都沒有萬全之策。「金融危機」以來國外左右兩派吵翻了天，左派說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監管不嚴之過，右派說左派搞凱恩斯主義赤字膨脹弄得國家財政破產了。
其實摒除派別的偏見，左派和右派所主張的那些理論各有優缺點，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情況不是這兩種毛病的任何一種。現在西方，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這次爆發危機的核心問題就是民間和國家借債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資金鏈斷裂了。民間借債比較複雜，但根源和國家負債的根源是一樣的，對此我另外寫了文章討論，這裡從略。而國家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負債呢？不管是左派主張的高稅收高福利，還是右派主張的低稅收低福利，儘管各有缺點，但理論上都是賬面平衡的，凱恩斯主義承認赤字財政，也是要可控的嘛。為什麼會搞成現在這樣？
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的左、右派都處在一個民主的平台，雙方都要為老百姓說話。左派主張高福利時理直氣壯，主張高稅收時就吞吞吐吐的；右派強調低稅收時理直氣壯，說要降福利了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稅收，或者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有這種情況。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稅收、高福利，當然就成了財政大窟窿了。他們的左派一上台就說國家要為老百姓花更多的錢，右派一上台就說國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麼多錢。這麼折騰幾次，國家財政不破產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麼用呢？這本來就是你們兩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這樣運作，早就破產了。
我當然認為民主比專制好（用更為低調的說法，作為一種制度，民主比專制的壞處小）。那麼為什麼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運作？其實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財政真要出了一些問題，本來很快就會反映到社會上，造成一些小危機，老百姓感受到了，覺得這是個問題了，那麼無論是稅收增加，還是福利減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實民主制度實行一兩百年以來，稅收是明顯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稅，豈能維持到現在？福利也是一樣，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麼，這幾十年為什麼不這樣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為什麼不是這樣呢？這與全球化在深度與廣度上的大幅進展有關，同時更與這種全球化在性質上的扭曲有關。
所謂深度，就是經濟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為金融的全球化，原來在全球做買賣，問題不大，現在可以全球借錢、全球透支，這就有問題了。因為債務窟窿通過透支來填補，就反映不到社會上，老百姓感覺不到危機，自然會把「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遊戲玩下去。尤其是美國，憑藉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厲害。但是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後一旦爛包，就不是小危機了。
所謂廣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他們的殖民地，現在發展中國家加入進來，冷戰結束後「前計劃經濟國家」也加入進來，全球透支的對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是他們的最佳透支對象。
「中國模式」的特點不在「主義」而在於那個平台
因為中國正好跟他們相反，這就是「中國模式」了：中國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國的左右兩派理論，比如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也都是從西方傳來的，老實說談不上什麼「特色」。中國的特色不在於「主義」，而在於那個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國的左右派卻是在一個相反的平台上。於是中國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為「皇上」考慮，而不是為老百姓考慮——我這並不是進行「道德譴責」，中國的左右派也許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問題在於他們生存的平台不一樣。於是他們無論左右，所派扮演的角色就都與西方截然相反：咱們的左派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拚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咱們的右派就說國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過去說我們的做法是「打左燈，向右拐」。其實西方也有類似的問題。只不過方向相反：咱們的政府擁有「社會主義式的權力」卻只承擔「資本主義式的責任」，而他們的政府只有「資本主義式的權力」，卻要承擔「社會主義式的責任」。
用我們以前的一句話來講，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讓老百姓「不找市長找市場」。這句話很有意思。其實理論上講，市場經濟應該要限制政府權力，是「市長不找，市場找」，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下「市長」不能隨便找老百姓的麻煩。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藉助市場。
比方說「市長」喜歡官辦企業，計劃經濟下他可以找民營企業的麻煩，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官辦企業只能在市場上與民企競爭。計劃經濟下哪張報紙惹了「市長」，他就可以「找」上門去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你不喜歡它，你就得自己辦一張老百姓更愛看的報紙，在市場上把它競爭垮嘛。這就叫「市長不找市場找」！這就是西方的市場經濟。
但是在我們這裡，這樣說，「市長」不愛聽。於是只好撿他愛聽的說：計劃經濟下老百姓什麼柴米油鹽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煩不煩？現在搞市場經濟，就可以讓他們自生自滅，不會「找市長」您的麻煩了!於是「限權」就這樣變成了「卸責」！責卸了，權還不受限；「市長」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長」，多好！
可是，問題在於市場經濟下要你這個市長幹什麼？就是給老百姓提供服務的，怎麼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場」？「市長」可以隨便找老百姓收稅，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長」要福利，如果是這樣的話，哪個國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講的富的流油是講國家財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錢包。我們現在看到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什麼？就是政府特有錢。他們（西方）的政府捉襟見肘到處化緣，我們的政府花錢如水揮金如土。我們一個鎮政府的豪華大樓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廳還闊的多，我們的城市充滿「形象工程」，奢侈得讓那些「富國」來的遊客目瞪口呆。「大褲衩，水煮蛋，別人不敢，咱們干！」就這樣錢還花不出去，正好美國要透支，不借給他，藏著掖著咱們也不放心呀！
這就有了咱們的「模式」！其實中國並不比別的國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過，中國「左」起來給政府擴大權力很容易，但追問它的責任卻很困難；中國「右」起來呢？推卸政府的責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權力卻很困難。這樣搞，當然也有優越性，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速度快，此外應付事態的能力也特彆強，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錢，要搞刺激經濟計劃當然容易，要擺平什麼人什麼事，出手也特別闊綽。可是這樣搞的後果是什麼？通常人們都會說像這樣加速投資會不會加劇產能過剩，壟斷部門謀取利益會不會導致兩極分化的加劇，人為壓低居民消費導致內需不足，以及權力集中的種種風險等等。這些我們就姑且不論。現在我要講的是：假如這樣的模式，以及以這種模式和前面說過的西方那種模式的互動為特徵的、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的話，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將會怎樣。
秦暉：西方經濟學家為何都誇中國
他們表揚歸表揚，要學中國都學不了，除非他們廢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簡單，在他們那個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幾乎根本做不到
——《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二
現在國際上社會學界、政治學界對中國批評還是有的，但是在經濟學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讚揚聲，一開始是「左派」、凱恩斯主義者讚揚，說中國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後來「右派」也跟上來，說中國不搞福利國家，真行！奈斯比特（J.H.Naisbitt）1997年在中國出了一本書叫《亞洲大趨勢》，後來有人寫了書評題曰：《亞洲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嗎？》。這本書說全世界現在都給福利國家搞壞了，只有中國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奮鬥，因此特別吃苦耐勞，創造了經濟奇蹟。其實他當年寫這本書是專門跑到中國，及時讓人翻譯成中文本出版，在中國炒成暢銷書大賺一筆，卻沒有先出英文本。那時他發表這些言論還不太有底氣。但是最近他又寫了本《中國大趨勢》以英文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高調推出，又把這觀點進一步膨脹，這時是信心滿滿了。中國的確行，在世界上開創了一條衝破福利國家的道路。
可是老實說，他們表揚歸表揚，要學中國都學不了，除非他們廢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簡單，在他們那個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幾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們就真想這樣？其實他們左右兩邊不過是拿「中國奇蹟」當自己的論據來敲打對方：左派誇獎中國低自由是要證明福利國家有理，右派誇獎中國低福利是要證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們是不去想的。
當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體現出「競爭優勢」，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後才出現的。如果兩個模式關起門來競爭，我不認為這種模式有什麼優越。北朝鮮就是一個例子，中國改革前也是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打開國門，在一個市場、投資行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權標準沒有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競爭，那這種模式的「優越性」就體現出來了。因為自由經濟真正的優勢是它的創新激勵，要講讓人玩命地幹活它就未必敵得過鐵腕體制。福格爾（R.W.Fogel）曾經論證過內戰前美國南方奴隸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馬（E.D.Domar）也曾論證過17世紀以來東歐「二度農奴化」經濟比自由農民經濟有效率。當然那都是在大市場背景下（福格爾講的是在全美經濟一體化情況下，多馬講的是向西歐市場出口的東歐商業化農奴制莊園）。其實奴隸制下也可以有「物質刺激」，並非「干多干少一個樣」，主人完全可以重獎奴隸中的「勞動模範」。人們經常談論的監督成本問題，如果說在福格爾與多馬探討的農業中都可以解決，製造業應當更有可能。自由經濟不是憑人們拚命幹活、而是憑它活躍的不斷創新去勝過鐵腕體制的。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條件下，前者創新出來的東西後者可以學，後者的鐵腕卻是前者沒法學的。於是後者不僅在一定意義上有「優勢」，而且我認為的確有一種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運作中會形成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這裡我只講可能，我從來不認為歷史有什麼「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認為這種可能有多大的實現概率，因為畢竟這種做法的積弊明顯可見，其可持續性很成問題——但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也的確面臨困境，很難說哪一邊的問題先爆發，所以這種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縱向有進步，橫向有落差」與「低人權優勢」
當然相反的趨勢也存在。中國如今這種「模式」的積弊，識者已講的夠多了。尤其這一波危機發生後，外需萎縮了。轉而靠投資拉動，投資形成產能後又會造成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去年提升內需據說是頗有進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這主要是政府消費而非居民消費、是「官內需」而非「民內需」的提升佔了很大比重，也潛藏著隱憂。總之，如今「轉變增長方式」（其實就是轉變體制的委婉說法）已經勢在必行。
同時這種轉變也不是沒有條件。
其實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嘗不是如此？種族隔離時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時代，乃至種族隔離時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權狀況都是有改進的。尤其是1978後的幾年間，這種改進還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們批判「流動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徵發勞工制更糟糕。人們批判「宿舍勞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種族隔離晚期黑人勞工家居化程度已經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國高。就經濟高增長而言，在指出黑白懸殊的嚴重不平等的同時，也不能說黑人從增長中絲毫沒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縱向比以前增加、橫向比南部非洲周邊各國黑人更高，甚至與白人的差距也在縮小。其實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突如其來，它也是積「量變」為「質變」的過程。而且這也是此前黑人民權運動漸進推動的結果。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排斥人們對整個這一時期的南非人權狀況持批判態度。
而所謂橫向比較意義上的「低人權優勢」，也並不是要否認縱向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率的正面作用（對經濟增長質量或增長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幾乎無爭議，這裡就不談了。）中國改革時代相對於改革前的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當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們說「流動工人」這種低人權勞動方式對南非經濟增長有作用，但從「流動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徵發勞工制而言仍算進步這個角度講，也可以說是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起了作用。
問題在於：僅僅這樣說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在橫向比較中人權進步明顯更大的那些國家，增長率反而(至少在相當一個時期)相對較低？例如，為什麼民主化了的中東歐國家經濟增長率沒有中國高（儘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沒有中國好）？為什麼非洲一些民主國家經濟增長率也沒有種族隔離下的南非高?為什麼國際資本不是爭相投入中東歐，而是爭相投入中國？為什麼巨量廉價商品不是從中東歐、而是從中國湧向世界？所以，只有把縱向比較的人權進步和橫向比較的「低人權優勢」都考慮到，才能對「奇蹟」有可信的解釋。
中國並非「專制國家實行自由經濟」典型
有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篤信經濟越自由越能帶來高增長，他們說中國儘管不那麼民主，但由於地方政府進行GDP競爭，因此往往會實行比西方更徹底的經濟自由政策。的確，一些民主國家由於更偏好社會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麼「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專制國家倒可以在經濟上更加自由，這種現象無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歡「新自由主義」的「左派」看到一些專制國家比民主國家經濟增長快就大喜，委實有點莫名其妙。
但是中國有所不同。中國固然不像這些「左派」想像的那樣偏好福利與平等，但並不屬於「專制國家實行自由經濟政策」的典型。這並不是否認中國經濟比改革前更自由化並因此推動了經濟發展，而是說，那種所謂中國經濟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長更快的說法違背了起碼的事實。儘管中國在為公共福利和弱勢者保障而限制經濟自由的方面的確遠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國，但是在為權貴、壟斷寡頭和特權利益集團而限制經濟自由的方面不僅超越了美國，甚至也遠遠超越了在「右派」看來經濟很不自由的瑞典！
舉例而言：瑞典所謂不自由主要是指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限制了財產積累，但稅後的財產還是有充分保障的，不可能發生像中國司空見慣的強行「征地拆遷」那樣赤裸裸的產權侵犯。瑞典的工會可能限制了僱主任意解僱員工的自由，但中國禁止自治工會和取締罷工權利不是從另一方面限制了勞資之間的自由博弈、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奴工」制嗎？更不要說戶口管制、否定遷徙自由、對進城農民搞野蠻「城管」這類南非式的「流動勞工」制度對正常勞務市場的干擾與衝擊了，從這個角度講，這樣的勞務市場難道比瑞典更自由？瑞典的福利性住房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商品房自由交易的空間，但中國的「負福利」住房、土地壟斷和對低水平住宅的任意「清理」、即「既不給福利、也不給自由」的驅趕窮人政策，難道不是更加扭曲了住房市場？
上面所說的自由主要是對窮人而言，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因為現在認為支持自由（指經濟自由）就只能「為富人說話」、和認為自由只對富人有利，因此必須反對，這一右一左的兩種誤解都很盛行。而我卻認為至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窮人受不自由（包括經濟不自由）之苦不亞於富人，窮人需要自由也不亞於需要福利。而且至少在中國這樣的「負福利」國家，窮人的自由與富人（指平民富人，而非權貴）的自由並不是對立的。有些人認為的中國「比西方更自由」主要是就富人的自由而言。但即便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說法也仍非事實。即便就是像瑞典這種通常認為經濟自由較少、尤其是富人的自由更少的國家，他們的自由積累受到「高稅收高福利」的限制，但我們的窮人雖然沒有高福利，我們的廣義高稅收難道比瑞典少？我們的平民富人受國家聚斂、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輕嗎？瑞典富人的經濟行為受法律的約束，而我們的富人也許更有本事鑽法律的空子，但他們受種種官場陋規與「潛規則」的限制難道少嗎？瑞典的資本家也許惹不起工會，但他們不會在官員面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闆固然不能隨便解僱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隨便對老闆搞抄家沒產、「國進民退」！當然這種現象一方面導致中國的「資本外逃」、「投資移民」現象比所謂富人不自由的瑞典嚴重得多，另一方面卻完全不影響中國「招商引資」，因為只要搞定了政府，權貴富人或「紅頂商人」不要說比在瑞典、甚至比在美國都更「自由」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如果說「窮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衝突，「官自由」與「民自由」卻一定是衝突的。官府不受制約，民眾無論貧富必無自由！這也是無論「福利國家」還是「自由放任」的主張者都承認的吧！
秦暉：學習西方的「社會主義」
要罵美國人的「惡習」，更要學美國人的民主；要維護中國人的權益，就要改革中國的體制
——《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三
其實皇上「對所有人都一樣」，不像代議制政府總是要顧及他們的選民（左派的窮人選民或右派的富人選民）——這種「中性政府」理論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來描繪不同於「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徵。俄國的極右翼思想家薩宗諾夫(Г?Π?Сазонов)當時說：西方的「統治機關是選舉的，選出來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們欺壓窮人。俄國的統治機關不是選舉的，一切都由專制沙皇來管，沙皇高於一切人，既高於窮人也高於富人，……沙皇對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論對窮人和富人都一樣」。（轉引自《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115頁。）
然而，問題在於這個窮人與富人都無法制約的「中性沙皇」自己就是個強勢利益主體，他玩起自我謀利的「政府公司主義」來蠻不講理，也是「不論對窮人和富人都一樣」。無怪乎據說是代表富人的俄國自由派固然嚮往西方的代議制，自認為代表窮人的列寧當時也羨慕代議制的西方，並大罵「中性沙皇」：「這種話完全是撒謊。哪一個俄國人都知道，俄國統治的公道是怎麼回事。……可是在歐洲其他一切國家裡，工廠的工人和種田的僱農也都能參加國會：他們在全體人民面前自由地講工人的貧苦生活，號召工人團結起來，爭取比較好的生活。誰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講這種話，沒有一個警察敢動他們一根毫毛」。（《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116－117頁。）
所以，中國不是福利國家並不能證明中國就比西方更「自由放任」，正如中國壟斷、管制與特權的發達也不能證明中國是個福利國家一樣。事實上，陳志武、李維森等先生近來一再指出的中國政府聚斂財富佔到國民財富如此高的比率，就與所謂「比西方更自由」的經濟完全是相反的圖景。
的確，中國地方政府競相入市牟利的所謂「政府公司主義」現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統制下的死氣沉沉，確實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權力「自由牟利」與民間的經濟自由完全是相反的東西，這應該是任何經濟學尤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常識。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不是20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但也不是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如果一定要在歷史上尋找相似性的話，它倒更類似於17世紀原始積累時代、「重商主義」時代或「舊濟貧法」時代的「資本主義」。眾所周知，那個時代的「重商主義」不是民間工商業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視對工「商」活動的管制與壟斷，甚至重視自己入市牟利！那個時代的「舊濟貧法」不是窮人有權利要求政府救濟（如同民主時代的「新濟貧法」那樣），而是政府有權強行收容、圈禁、管教、懲罰窮人（因此當時又被稱為「血腥立法」）。而那個時代的官辦經濟，無論是國家（皇家）企業還是國家（皇家）特許壟斷公司（如東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經濟中與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權利的市場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務的財政承擔者，而就是「公權私用」的聚斂機器。無怪乎不僅今天自由經濟學的鼻祖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等古典學派對此反感，社會主義的祖宗馬克思也認為這樣的「國家干預」與「國有經濟」比自由放任更反動！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確出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似乎「20世紀的資本主義」競爭不過「19世紀的資本主義」，「19世紀的資本主義」又競爭不過「17世紀的資本主義」。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未必可持續，但是它應當引起關注。那種以「地方政府競爭」來解釋「中國奇蹟」的說法倒是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好多地方不擇手段地競相「招商引資」，其提供的條件的確具有任何民主國家（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偏重自由競爭的國家）無可比擬的吸引力，這條件當然包括低工資低福利，但也同樣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遷帶來的用地便利、野蠻城管驅逐窮人創造的「高貴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謂「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沒有哪個經濟學家，無論「新自由主義」者還是凱恩斯主義者，能夠把這些謂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20世紀、19世紀與17世紀資本主義」的競爭？
但就是這些條件促進了「中國奇蹟」。其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並不是個太深奧的問題：如果說「招商引資」方面的「競爭力」在全球化市場經濟背景下對增長率至關重要的話，那麼一個沒有工會、可以任意圈地的國家比工會發達、圈地困難的國家（如中東歐國家）哪個更能「招商引資」，這不是明擺著的嗎？
至於血汗工廠比福利國家有「優勢」，就更不用說了。不要說國際競爭，國內競爭就明擺著：美國的汽車業，工會強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會主義汽車廠」現在都陷入谷底，而美國南方那些工會弱、福利少的日韓資「資本主義汽車廠」日子都還可以，要是他們再像我們那樣用「農民工」搞「原始積累時代的汽車廠」呢？那還不興旺死了，能有我們中國汽車業的戲？最近沃爾沃的故事更能說明問題：高福利國家瑞典的沃爾沃幾年前就不行了，賣給了低福利國家美國的公司，現在美國又不行了，再賣給負福利國家中國的公司，整一個故事剛好坐實了張五常的那句話：天下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
過去他們為什麼行？不是因為他們的工人比我們的賣命，而是因為今天好汽車所仰賴的一切，從原理、技術、材料到款式都是他們的發明創造（這就是他們「模式」的優勢）！我們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賣命也只能造些沒人要買的「老牛車」。但是現在全球化使我們能夠把他們創新的那一切都學得來，而我們能使工人如此賣命，他們卻學不來。於是我們就顯得比他們行了。道理不就那麼簡單嗎？
問題就在於：如果我們靠這種「優勢」真能把他們競爭垮了（前提當然是我們自己要繼續為這「優勢」付代價，而且由此積累的矛盾不會爆發），全球汽車業就靠我們這種「賣命模式」一家獨大，那今後誰來創新呢？全球汽車業的未來在哪裡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廠，沒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購買力，我們的產量再大又讓誰來買？我們「模式」最大的問題即產能過剩的問題到那時不會蔓延到全世界嗎？
這樣的「低人權優勢」的確存在著「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我曾徵引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福格爾對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制經濟「效率」問題的研究來說明這一點。而相反的趨勢，即全球化條件下也存在著「高人權」地區對「低人權」地區狀況改變的作用。我曾引證當年歐美在南非的企業實行「蘇利文原則」（外資企業不搞種族隔離，並引進西方式工會等）促進了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瓦解與黑人權利的進步來說明。我把這兩者分別稱為「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總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的互相影響明顯增強，但哪一種影響最終勝出，並沒有一種決定論的答案。
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誰「學」誰？
事實上無論政治關係如何，只要經濟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兩種影響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邊講的：今天西方那種「左起來國家要為百姓多掏錢，右起來國家要向百姓少收錢」的體制形成民眾高消費高透支（歐洲表現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勵，而中國那種「左起來國家就向百姓多收錢，右起來國家就少為百姓掏錢」的體製造成民眾低消費高生產、正「需要」有人來透支他們。於是「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尺蠖這種「弓腰蟲」是一種無脊椎動物，行動時一屈一伸像個拱橋；而「尺蠖效應」就是說，尺蠖一會兒收縮，一會兒放直，可是無論收與放都只朝著一個方向——在中國就是爽了利益共同體而坑了普通老百姓的方向。)就形成了所謂Chimerica（中美互補，其實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補）現象，而且還似乎產生了某種程度的「互相依賴」。西方通過透支維持高消費並緩解其債務困境，中國通過「被透支」獲得高增長並克服其過剩危機。但是這次危機使這樣的全球化互動方式顯出其不可持續性，於是在兩邊都出現了變革的要求。
由於目前階段的危機在西方更為突出，而且西方言論自由，社會情緒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們首先表現得亂了分寸。美國要加強監管，歐洲要降低福利，那種「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好日子難以為繼，而民眾也深感煩躁。於是有人說，美國也要向中國「學習社會主義」了。
但說實話，美國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與其說是濟貧不如說首先是「救富」，這連福利國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談「社會主義」？至於奧巴馬醫改倒確實有福利國家的趨向，說是「社會主義」也可以，但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會主義」，說是學歐洲還庶幾近似。說是學「負福利」的中國，豈不南轅北轍？
我曾指出憲政民主、尤其是普選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傾向。反對民主的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國正在出現的低保、全民醫保和廉租房這類並非按特權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貧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與過去的強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濟制度，才是我們改革前從未有過、如今向西方學來的東西。
但是，這當然不是說西方就不可能「學中國」。相反，自由與福利儘管都很重要，但目前這場與西方民眾「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相關的危機的確使人眼熱中國：那裡的馬兒可以不跑，而民眾還必須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
當然，這決不是向中國學「社會主義」。但「世界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老實說，張五常這句話不是一點譜都沒有。上海的
但是美國人能願意嗎？！就算他們願意，美國恢復血汗工廠來與我們競爭，對我們究竟有什麼好處？我們會因美國如此向我們學習而感到很「光榮」嗎？
假如西方「學習中國」：關於「昂納克寓言」
說實話，中國無論政府還是民眾確實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動機，因為我們的血汗工廠就是在別人學不來的條件下有了競爭力的。別人不學我們，我們儘管吃苦還能賺個「競爭力」和高增長，別人要學了我們，我們連這也賺不到，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們並不願意別人也這麼干。但問題是全球化競爭中「劣幣驅逐良幣」的壓力客觀存在。民主國家民眾並不是當代才想「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的冤大頭可供他們透支後他們才被慣成了這樣。「福利國家病」並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國家發揮「低人權優勢」後，嬌生慣養的福利國家才真正遇到了過不去的坎。近來一些歐洲國家由於危機壓力下出台減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動蕩的現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種「中國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國朋友講了個「昂納克寓言」：東德前統治者假如沒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羨慕「紅磨坊」而放棄了烏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牆的情況下開放經濟，用「專政」手段「招商引資」，把全東德變成個大號血汗工廠，那邊的資本全給吸引過來，這邊的廉價商品再覆蓋過去。那時就不是東德的失業問題，而是西德的失業危機了！如果危機大爆發出了亂子，甚至東德統一了西德都不是絕無可能！即便不至如此，西德為了與東德競爭也必須學習「低人權」，實際上也就是被東德所「演變」。當然那就不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而是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17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20世紀的資本主義，或者說是「專政資本主義」打敗了「民主社會主義」！但是，你們東德人願意看到這樣的「勝利」嗎？
顯然，儘管民主統一後東德由於變成了和西德大體一樣的高工資高福利高人權國家，西部資本寧可不遠萬里投奔中國，也不願去東德「剝削」那裡的民眾，致使如今一些東德人因製造業不振失業率高而頗有怨言——但是，我描述的那種「勝利」他們更不願看到。尤其是如今怨言更多的東德左派，就更不能接受血汗工廠的「勝利」。而西德人不能接受就更不用說。所以那種「勝利」其實是雙輸之局——既是東西雙輸，也是左右（社會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雙輸。
這與當年福格爾論證全美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南方奴隸制經濟的「效率」有點類似：按他的邏輯，如果南方真獨立了，也就是沒有了與北方的經濟一體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南北方經濟一體化之下，北方卻未必能靠「經濟效率優勢」改造南方（這是他真正的創見和引起爭議之處）。甚至按他的「反事實推論」繼續延伸的話，我們說北方反而會被南方所改造也說不定——如果北方資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隸受束縛，是無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價商品湧入北方，從而在北方引起大失業與混亂，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學習「低人權」，否則沒法贏得這種條件下的「競爭」）。當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為自由經濟真正的優勢是它的創新優勢，沒了創新也就沒了經濟進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進北方技術創新導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這樣的「競爭」可能是雙輸之局。顯然，福格爾認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為改造南方的動力。他實際上是以此證明南北戰爭的必要：只有北方通過戰爭強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經濟一體化下「低人權優勢」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危險，北方的創新優勢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當然還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當然如果南方能夠自己完成改造，那就是南北雙方之幸，也不會有什麼「南北戰爭」了。美國的歷史沒有那麼幸運。但今天的「經濟全球化」應當能夠避免當年「經濟全美化」的舊轍，因為走出舊體制、改變「低人權」的動力就在於我們自己！
假如中國學習西方：關於如何「反美」
總之，在如今這種全球化互動中，他們向我們學「社會主義」是根本沒影的事，他們向我們學「低人權」在邏輯上倒是有可能，但那對他們對我們都不是好事。那麼，假如我們學他們呢？如果通過「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的努力使我國的自由與福利都得到持續的進步，這實際上也就是上面講的那種所謂與西方相反的「中國模式」的淡出和中國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過程。
問題是如今的「金融危機」出自美國，大家罵他還來不及呢，你反而要學他？！
但這有什麼不好理解的？中美的「病」既然是兩個極端，則他們的「病因」就是我們的「良藥」，這又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攝入熱量太多，我們乾瘦病人學習他們多攝入一點熱量，不恰恰是對症下藥嗎？
如果讓歐洲、日本人學美國，那絕對是拆爛污。因為他們已經比較肥胖，當然不能愈發增肥！而我們攝入再多熱量，離肥胖病還遠著呢。別說什麼「都像美國人那樣消費得有20個地球」，其實誰都清楚，中國無論搞什麼「主義」都不可能消費到那種程度。但是，改變一下我們只當苦力不消費的現狀，不應該嗎？咱們操心拉動「內需」已經十幾年而苦無良策，美國的「內需」卻旺盛得壓都壓不住。我們學學他那兩下子，如何？
有人說：美國人靠先透支後賴帳剝削全世界來維持其高消費，太缺德，我們不能學。這話很對。
可是我們已經分析過：美國能夠這麼「缺德」一是靠美元霸權，別說我們，即便歐、日，沒有這玩意也是想「學壞」都學不來的。即便就算我們建立了「人民幣霸權」，像今天的美國一樣，但是我們又上哪裡去找另一個「中國」讓我們透支呢？世界上「低人權國家」倒還有不少，可是都太小，供不起如此透支，否則美國也不會這麼賴上咱們了！
所以我們即便再學美國，也不可能去透支別人。但是美國要透支我們也就不行了。他們的「惡習」不就被制住了嗎？
如果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我們也能積极參与「人權全球化」，無論是「左派人權觀」主張的社會保障，還是「右派人權觀」主張的經濟自由，還是左右派共同主張的人權觀強調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發展。左手爭福利但決不壓自由，右手爭自由但決不壓福利——這一套在西方導致了「自由福利雙過分」的「反向尺蠖效應」，但在我們這裡，這不恰恰能夠消除導致我們「自由福利雙不足」的尺蠖效應嗎？有保障的人敢花錢，有自由的人會花錢，我們的「內需」還會是個問題？而可惡的美國人還能借我們如今對「外需」的依賴來「剝削」我們嗎？今天很多人恨美國，但要說「反美」，這才是反到點子上了。這也叫「師夷長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卻是另外的兩種「反」法：
或者堅持市場全球化但抵制所謂「西方人權標準」，繼續堅持我們的「低人權優勢」，繼續憑藉這個條件低消費高出口讓別人透支，也就是繼續玩現今的這種「Chimerica」遊戲，甚至玩得更過火（否則補不了危機中暴露的美國窟窿）。那美國人恐怕會偷著樂呢！或者由於「反美」乾脆連經濟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像以往的北朝鮮那樣關閉國門。那美國人當然不樂意，問題是我們自己樂意嗎？
簡單地說，就我們自己而言，出路在於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當然，這不能僅僅理解為開黨禁、搞選舉這些狹義的民主。我過去說過，憲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規則，但其實質都是要使統治者權受限而責可問。我們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體問題上未必激進、但卻持續地朝這個方向努力，包括具體的民生問題。通過在這些問題上「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逐步推進權責走向對應，也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消除「左手壓自由，右手壓福利」的尺蠖效應，產生「左手爭福利，右手爭自由」的「反向尺蠖效應」。當然，這未必能夠保證繼續維持以往那種GDP的「奇蹟」式增長，但那種增長本來就難以持續，我們完全可以在追求正常增長的同時通過「自由、福利雙增加」實現消費率的提高，使國內的增長成果分享更為合理，國際的全球化進程更為健康。
既學西方的自由主義 也學他們的「社會主義」
自從美國實行反危機的國家干預政策以來，我們一些人突然感到很牛氣：「現在美國也搞社會主義」了！但是我前面就講過，要講照顧窮人，要講「他們工人有力量」，要講福利國家和分配正義，甚至要講對於「公有」財富（例如公共預算）公共性的保護，他們哪點不如我們？在左派看來美國也許不如歐洲（尤其是北歐），但是比起我們，何止「現在」？過去他們就一直比「負福利」的我國更「社會主義」！
就以住房、醫療而論，改革前中國與美國這兩個領域的「福利」覆蓋率差不多，但是，覆蓋的方向卻相反：他們從最弱勢者覆蓋起，而我們從最強勢者覆蓋起，這兩種「社會主義」能一樣嗎？
因此在學習自由主義的同時，我們就不能學學他們的「社會主義」？
最近建設部領導提出要推進廉租房建設，這就是向他們學習「社會主義」嘛。要知道過去我們從來沒有這種制度。美國的住房福利與歐洲相比覆蓋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們過去哪有這種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單位」按特權等級配給，農民沒有份（但他們的「宅基地」卻莫名其妙地被沒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輕企業」沒有份，大中型國企工人名義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實，只有黨政文教機關尤其頭頭是有保證的。這覆蓋率也就是10%左右吧。但那些沒有「單位」、因而也往往沒有收入的可憐人，在他們那裡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蓋的對象，在我們這裡卻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來的，他們自己搞個「窟」還被犁庭掃穴，還敢妄想什麼福利房！現在建設部要搞針對窮人的廉租房了，還說「最後」也要考慮農民工的問題。這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最後」是何時且不論，在仍然堅持南非式的「清除貧民窟」政策的情況下，就算到了「最後」，這廉租房讓誰來申請呢？如果住在窩棚里不是要求廉租房的理由，而是被趕走、被「清除」的理由，難道讓住豪宅的人申請廉租房？或者窮人尚未進城就預先給他們一套廉租房？或者不由申請，乾脆抓人來住廉租房？
醫療問題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發達國家福利有高低，所謂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窮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國就是這樣。所謂高福利就是福利覆蓋率大，不那麼窮的人也管。例如美國通常被認為是福利過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醫療保障覆蓋率比歐洲國家都小。它只覆蓋兩種人：一個是65歲以上老人，一個是保貧困線以下的窮人，兩種人佔美國總人口的18%。這個制度確實有問題，但為什麼奧巴馬的醫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麼難通過呢？很簡單，就是因為美國原來那套制度已經解決了最弱勢的18%的人的醫療，因此這18%的人並不支持奧巴馬的醫改，他們認為新增加一大筆開支會減弱國家將來為我們進一步搞福利的能力。而富人當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對美國醫改的人最振振有辭的理由就是，沒有醫保的這一部分人是美國的次弱階層，不是最弱的。明明買得起而你不願買，讓國家買單，讓國家買單又會引起各種各樣的副作用，這是反對醫改者的一個主要理由。
美國的醫療制度的確有毛病，實際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們這些國家所謂低福利就只保最窮的，所謂高福利是指不那麼窮也可以保。而我們呢？我們國家提供的福利性醫療覆蓋率有多高？改革前不會比美國高，美國是18%，我們那時享有公費醫療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應該說很少，農民沒有，二輕企業沒有。大中國企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屬沒有，而且大家知道報銷標準有非常大的差距。前衛生部副部長退休後說中國的公費醫療資金80%用在領導幹部身上。你說這是低福利還是高福利呢？覆蓋率並不高，但覆蓋的方向和美國正好相反，不是覆蓋最低的，而是覆蓋最高層的，而且是從最高往下覆蓋的。
中國最近幾年在醫保方面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大家都知道現在農民也開始有醫保了，這個新農合和以前人們津津樂道的文革合作醫療不一樣，以前的合作醫療國家不買單的，現在的新農合是國家買單的。2007年時，江蘇省的新農合是走在前頭的。當時國家規定新農合的醫療基金要達到每人50元，江蘇省就超額達到每人76元。4300萬農民參加了新農合。但他們能使用的福利性醫療資源其實還是很少的。而享有全額公費醫療，也就是可以任意動用國庫不管花多少錢國家都給你報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員，當年只有14萬人，享有的福利性醫療資源每人6千元，加上其他幾個階層，用基尼係數算一下，福利性醫療資源在江蘇省分配的基尼係數是0.7，而江蘇省初始分配的基尼係數不過0.4左右，這是什麼概念呢？這就是說二次分配以後江蘇省的不公平不是減少了而是擴大了。
即使這樣我仍然認為江蘇省的醫療改革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原來農民醫療保障一點都沒有，現在無論如何還給了他70塊。從這個角度講現在0.7的福利資源分配，負福利的成分比過去要小了，過去可能是0.8。現在中國的進步就在於負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離「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後進入「正福利」了，才談得上低福利還是高福利的問題。
可見在我們這裡，推進自由與推進福利絕不是矛盾的。當然，我們不能學到慣出了他們「惡習」的「自由福利雙過分」的程度，但是要知道，我們離這種「雙過分」有多遠？
就福利而言，美國「為窮人當業主給全球投資者下套」當然太過分了，但我們對「農民工」的住房不僅根本不承擔責任，還要禁止他們自己解決問題的做法不改，就連廉租房也談不到，何況談「業主社會」？
就自由而言，美國民營金融業的「過度創新」確實是要管管。可是我們對正常的民間金融、尤其是國有金融不過問的農村民間金融也不給生存空間，這不是另一極的「過分」嗎？
結論是兩句話：
要罵美國人的「惡習」，更要學美國人的民主。
要維護中國人的權益，就要改革中國的體制。
秦暉：中國要崛起 中國模式不應崛起
中國如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維持「低人權優勢」下的發展，實際上也就是以自我剝削的方式成為別人透支的對象
——《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四
現在有兩種對中國未來的預言，我都不希望其變成現實：一種是中國崩潰論，說中國這樣幹下去總有一天會天下大亂。老實說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能量和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勢頭，如果中國崩潰，恐怕世界也要跟著崩潰。即使現在達不到這樣的影響，將來也不能排除這種趨勢。中國崩潰肯定不是中國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好事。可是中國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維持「低人權優勢」下的發展，實際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剝削的方式成為別人透支的對象。這個優勢有什麼好？對世界不好，對中國人就真的好嗎？我想只是對一些寡頭好。
所以，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完全是兩回事。說中國崛起就會威脅世界，這樣的「中國威脅論」我們要堅決反對。不要說作為中國人我們都希望國民富強，即便並非站在中國利益的立場上，在今天「中國的崩潰」對世界的威脅肯定也比「中國的崛起」更大。
但是「中國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著「低人權優勢」在世界上風行起來，
所以，如果「對華友好」的意思是對我們的政府友好，那麼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也是兩回事。而如果「對華友好」的意思是對我們的國民與同胞友好，那麼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就豈止是兩回事，而且肯定是截然相反的兩回事！把自己人當人的西方人曾經把我們不當人，因此激起了中國人的正義抗爭。即便這樣，他們「把自己人當人」這一點仍然值得我們學習。但是相反，假如西方人也學會「把自己人不當人」了，他們難道還會把我們當人嗎？
無怪乎多年以來，我們這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們認為的「友好國家」乃至「兄弟國家」，對我們的同胞——華人、華僑和華商大都態度很壞，而且似乎國家越「友好」，對我同胞越窮凶極惡！反之，我們當成敵人的那些國家，對華人、華僑與華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國家的敵人」，對我們的同胞越好。就以東南亞為例。在這個素有排華虐華傳統的區域，印尼、越、柬、緬、馬，都曾有過那種紀錄，只有泰國，對華人、華僑與華商應當說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改革前的年代，泰國曾是我們在東南亞的頭號敵人，我當年在插隊的那個山旮旯里也經常收聽到「泰國革命之聲」，這個在我國支持下設立於昆明的電台天天號召要推翻「他儂-巴博反動集團」（即泰國政府）。而我們稱為「同志加兄弟」的某國，卻對華人採取嚴厲的剝奪政策，而且早在與我們交惡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還不是最糟。與號稱是我們「毛主席的最好學生」的紅色高棉相比，該國算客氣的了。而紅色高棉，對華人就不是什麼剝奪而已了，而是屠殺與滅絕。而且紅色高棉不僅屠殺一般華人，還尤其把我國在華人華僑中培養的「僑共」幾乎斬盡殺絕！但就在這同時，紅色高棉卻是我國政府認為的第一號鐵哥們，為了救它，我們簡直不顧一切，甚至不惜與「同志加兄弟」的某國發生一場血戰！
今天我們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可是這種奇怪的「國際地位」似乎並未結束，君不見今天在工業化國家中，對華人、華僑、華商最開放最友善的是誰？不就是那個被我們視為「世界首惡」的國家么？比例如此少的華人卻能進入社會主流，大批
換一種模式：爭取中國國民的崛起
怎麼會有這麼古怪的邏輯呢？我倒不是說對華人最好的國家就一定能與中國達到國家關係也最好。善於利用華人華僑華商的人力資源，與在國際政治及國家關係中跟中國競爭乃至對抗，也許不一定構成矛盾。也就是說，善待我們的同胞與公民也許並不是在政府層面與我國形成友好、親密關係的充分條件。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前者肯定是後者的必要條件！善待我們同胞與公民的國家未必一定是我國的友好國家，但虐待、屠殺乃至大規模殘殺我們同胞與公民的國家必定是我國的敵對國家，而絕不可能是什麼「友好國家」——如果我們這個國家搞外交真的是為了我們的「民族命運」，而不是僅僅為了「皇上」的面子。
只有那種不是為國民辦外交、而只是為皇上辦「洋務」的體制，才會遵循這樣的邏輯：只要恭維好了皇上，虐待幾個草民算什麼事？如果再殷勤些，奉承得皇上龍心大悅了，就是對吾華草民大開殺戒，皇上照樣會青眼有加！
我們當年和今天都在為中國的崛起而奮鬥。但撫今追昔，我們所追求的到底應該是何種「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種邏輯我們「崛起」了，結果把那些我們討厭的高人權國家（因而也是善待我們同胞的國家）成功地壓了下去，而使那些我們喜歡的低人權國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國家）大行其道、越來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之際，我們的同胞在這個世界上還有立足之地嗎？
這樣看來，我們怎樣才能實現真正的中華崛起呢？
中國當然要崛起，但必須是換一種模式的崛起，而不能是現在這種「模式」的崛起！不要說我們今天只是GDP總量增長很快（還不知道能持續多久），人均水平還差的老遠，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我們在軍事上把人家打敗了又怎麼樣呢？當年沙俄打敗了拿破崙，俄軍佔領了巴黎，但是俄軍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裡一看：法國人生活得多麼有尊嚴！而我們俄國人把自己當人了嗎？於是勝利者羨慕失敗者之餘，回國後他們就成了開創俄國變革與自由之路的十二月黨人！
而我們離「俄國打敗法國」那種狀態還有多遠就更不用說了。中國應該改變，改變老實說也很簡單，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學習。政治自由的意義自不待言，經濟自由也還要增加，要反壟斷，改變「國進民退」的做法。其實不要以為這是什麼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這其實是中國共產黨的老主張。1949年以前共產黨把那時的國有資產叫「官僚資本」，而私營企業叫做「民族資本」。「官僚資本」被列為罪惡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時的「國進民退」被共產黨叫做「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所以讓「民族資本擺脫官僚資本的摧殘」其實也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的專利。
至於說到福利國家，的確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國還遠遠沒有到所謂的福利病那種程度。我覺得中國在福利問題上最應該避免的就是負福利現象。我們的福利和自由都應該更多，現在我們沒資格講什麼福利國家病，首先把我們的負福利問題解決了再說。如果你是自由主義者，你首先應該否定特權福利，但是，在中國老百姓的福利剛剛才起步，反什麼？而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你應該首先應該推動國家對弱勢群體承擔責任。
這裡我要講，這是責任，不是皇恩浩蕩。福利國家和「皇恩國家」一個最大的區別在於：後者那個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賜的，給了你要謝恩，不給你也不能跟他要的，這種狀態一定要改變。像瑞典人從搖籃到墳墓都是國家包的，哪個瑞典人會因此高呼「萬歲」，稱頌「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經有右派政府不喜歡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為這是國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應該的，不做就要被問責，所謂福利國家就是這個意思。
瑞典式的福利水平我們中國現在顯然還做不到（也有人說不該做，這姑且不論），但這種國民可以進行福利問責的機制並不是高福利國家才有，低福利的美國也一樣是「只需問責，不必感恩」的。這樣的公民權利和政府責任，我們為什麼就不該有？「只能感恩不許問責」也許就是中國既不同於美國也不同於瑞典的獨特「模式」吧，但憑這樣的模式我們能走出「負福利」狀態嗎？
至於自由應該增加就更不用講了。如果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都不斷進步，中國與世界就有希望了。
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
作 者： (英)馬丁·雅克，著，張莉，劉曲 譯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
內容簡介
「中國絕對不會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會選擇一條不同於西方世界的發展模式；中國的崛起將改變的不僅僅是世界經濟格局，還將徹底動搖我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
過去200多年的時間裡，我們一直生活在西方製造的世界中，生活在一個「西方」概念等同於「現代」概念的時代里。
馬丁·雅克，一位學貫東西的全球頂級學者以深邃的目光透視了中國發展模式和西方模式的根本異同。他認為，21世紀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紀，隨著非西方國家力量的迅速興起，西方將不再佔據主導地位，一國實現現代化的方式也將多種多樣。在這個充滿「現代競爭性」的新時代里，中國將成為全球競技場上的核心角色。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已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一直為國際社會津津樂道，但是其影響力遠遠不止這些：中國的崛起標誌著西方民族國家在全球主導地位的終結，同時也表明一個運用多種不同方式塑造的新型世界的崛起。
這部極富遠見性的著作中，作者敏銳地觀察到，中國絕不會變成一個西方式社會，它將保持高度鮮明的本國特色；西方發達國家代表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目前主導世界，但將受到中國所代表的「另類發展模式」的挑戰，直到有一天「東風壓倒西風」，中國模式主導世界；隨著中國的崛起，西方將喪失文明操縱權，世界將按照中國概念重新塑造……
馬丁·雅克以讓人極其信服的觀點預測到，如果說英國曾是海上霸主，美國是空中和經濟霸主，那麼中國將成為文化霸主。中國的崛起將改變全球，世界將由西方塑造走向更多的中國塑造。
一部還在創作階段就已經轟動全球的書，一部瞬間讓「中國崩潰論」、「歷史終結論」變得如過眼雲煙的書，一部預言中國正在改變世界軌道的書究竟擁有什麼樣的獨特魅力，評判甚至撻伐的權利還是要讓與親愛的讀者朋友。
作者簡介
馬丁·雅克，學貫東西，中國人民大學訪問學者。是LSE IDEAS的高級客座研究員，同時也是倫敦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曾在京都立命館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創辦英國智庫Demos，亦有豐富的新聞從業經歷，做過《泰晤士報》、《星期日泰晤士報》、《衛報》和《新政治家》的專欄作家，以及《獨立報》副總編輯，為BBC撰寫稿件並主持過多次電視節目。馬丁·雅克與人合編和合著了多部作品。
圖書目錄
第一部分 西方世界的終結
第1章 西方的興起
1800年的東方和西方，究竟誰更擁有經濟優勢？為什麼東方又很快落後於西方世界？是必然因素還是偶然因素？歐洲的優勢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塑造我們世界的歐洲現代性和美國現代性有什麼不同？中國現代性的形成將具備什麼樣的特色？中國當前經濟突飛猛進的基因源於1800年之後的近代？未來的世界，全球的主導力量是中國還是西方？
是先決條件還是特徵？
歐洲例外論
歐洲的優勢
美國的崛起
第2章 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
對東方來說，日本是個另類，它總在標榜自己的獨樹一幟，它總想著脫亞入歐、入美；對西方來說，日本也是個另類，從明治維新到向西方全面轉變，它總是不遺餘力，但無論如何，它也擺脫不了東方的特質。日本——究竟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
日本從哪裡來？
明治維新
對歷史的傳承
向西方轉變
第3章 中國：動蕩的歷史和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從1300年之後開始步入了衰退期？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為什麼無法延承下去？中國未能實現工業革命，究竟有多麼可惜？中國改良運動的失敗源於中國人對西方越來越強烈的恨意？1949年，中國終於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進行了一次輝煌的改寫歷程。
輝煌的世紀
中國人眼中的「國家」
內憂外患
1949年之後
經濟騰飛
第4章 中國與西方：相互融合，還是相互競爭
西方對現代性的壟斷將隨著東亞的崛起而被徹底擊破。究竟是東方西方化，還是西方東方化？文化的差異有多麼的根深蒂固？語言、服飾、飲食、政治權力，西化的成份有多少？中國現代性的出現，很快剝離了西方國家的中心位置，並使其處於相對弱勢的境地。這就是為什麼說中國的崛起將會帶來如此深遠影響的原因。
東亞現代性的興起
轉變的速度
如何界定現代性
文化的決定性影響
西方化有多深
與生俱來的現代性
現代性競爭
第二部分 中國世紀的來臨
第5章 中國：超級經濟大國
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國終於以一個經濟大國的姿態屹立於世界。而面對經濟發展的瓶頸，中國如何才能實現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後金融危機時代將是中國模式薄發的時代？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
中國如何才能實現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
環境的兩難困境
低科技還是高科技？
中國模式
大規模的優勢
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
第6章 文明國家
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不了解中國的歷史、政治、文化和傳統，就無法理解中國崛起的真正含義。中國政治的本質是什麼？脫離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西方民主並不適合中國，中國應該擁有自己特色的民主體制！
文明國家
中國——一片新大陸
中國政治的本質
中國與民主
共產黨的領導
一個與眾不同的國家——中國
第7章 大國心態：中國人在想什麼
西方人想知道：中國人到底在想什麼？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和持續性是一般國家所不能比的。中國要依靠文化改寫世界秩序？中國人民族自豪感的根源不在於中國是一個民族國家的經歷，而在於中國悠久的文明歷史。
從多樣性到同一性
從天下大同到民族國家
中國人與種族問題
海外華人
中國如何對待差異
第8章 中國與周邊國家：愈加緊密還是錯綜複雜
中國將再次回到亞洲的舞台中央？鄰國都在搭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朝貢體系將再次主導東亞秩序？台灣問題是容不得討論的問題，日本已經很「受傷」，美國這頭站在中國身邊的「巨象」將何去何從？
中國重新回到舞台中央
向中國傾斜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台灣——容不得討論
日本——很受傷
美國——站在中國身邊的一頭「巨象」
第9章 中國：正在崛起的世界強國
依靠與西方發展模式有著根本不同的中國模式，中國已經崛起為世界強國。非洲、中東、伊朗、俄羅斯、印度、美國將在中國的崛起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未來的國際體系將由誰來主導？
非洲
中東和伊朗
俄羅斯
印度和南亞
歐洲
崛起的大國和衰落的大國
衝突的加劇
國際體系的未來
第10章 當中國統治世界
中國真的將要統治世界？中國拿什麼統治世界，文化、思想、經濟，還是其他？作為全球經濟的引擎，中國經濟給世界貢獻了什麼？作為世界大國的中國該如何作為？中國的崛起將是西方沒落的開始？
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
作為新全球之都的北京
文明國家的興起
朝貢體系再現
用數字說話
中國的種族秩序
中華聯邦？
全球經濟引擎
作為世界大國的中國如何作為
新型的政治標杆
價值觀爭論
你會說漢語嗎？
中國大學的崛起
作為軟實力的中國文化
北京奧運會
中餐和中藥
西方的沒落
結語：界定中國的八大特性
中國現代性的八大特性是什麼？各國實現現代性的模式絕不是一種模式，中國的崛起標誌著西方主導的世界已經是過眼雲煙！但沒落的西方也不會就此罷止，世界將會出現新的競爭。未來的世界誰才是最終贏家？
【更新】2010-04-05已更新至54章【本冊章節】第1-54章【簡介】過去200多年的時間裡，我們一直生活在西方製造的世界中，生活在一個"西方"概念等同於"現代"概念的時代里。這部極富遠見性的著作中，作者敏銳地觀察到，中國絕不會變成一個西方式社會，它將保持高度鮮明的本國特色；西方發達國家代表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目前主導世界，但將受到中國所代表的"另類發展模式"的挑戰，直到有一天"東風壓倒西風"，中國模式主導世界；隨著中國的崛起，西方將喪失文明操縱權，世界將按照中國概念重新塑造..馬丁.雅克以讓人極其信服的觀點預測到，如果說英國曾是海上霸主，美國是空中和經濟霸主，那麼中國將成為文化霸主。中國的崛起將改變全球，世界將由西方塑造走向更多的中國塑造。一部還在創作階段就已經轟動全球的書，一部瞬間讓"中國崩潰論"、"歷史終結論"變得如過眼雲煙的書，一部預言中國正在改變世界軌道的書究竟擁有什麼樣的獨特魅力，評判甚至撻伐的權利還是要讓與親愛的讀者朋友。[1]第1節：前言(1) 前言 《當中國統治世界》是馬丁·雅克先生的最新著作。作者憑其多年的東亞國家遊歷，以豐富的歷史知識、智慧幽默的文筆，對當今時代的發展潮流發表了獨特的見解，取得了很大的市場成功，《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等各大媒體的紛紛報道，充分說明本書引起的廣泛重視。在寫作過程中，馬丁曾在中國人民大學歐洲中心做過訪問學者，筆者也有幸多次與之交流。 乍聽書名，不禁有聳人聽聞之感，但細讀本書後，發現全文分析持平、冷靜。馬丁是為數甚少的對中國有所偏好的西方作者之一，所以在描述中國的情況時，大量選用中國方面的材料，更加貼近中國的現實。 作為一個學者，筆者認為本書在理論上存在幾個鮮明的特點： （1）世界上實現現代性的方式絕非只有西方模式。作者在第4章中提到：未來世界不只存在一個佔主導地位的西方現代性，還會有很多其他的現代性。雖然馬丁不是第一個提出這種觀點的學者，但他列舉中國的例子來證明這個觀點，顯然很有新意。 （2）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從1648年國際關係進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組成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並習慣於用「民族國家中心觀」來分析問題，但這並不適合於中國。已故麻省理工學院白魯恂（Lucian Pye）教授曾有一段經典言論：「中國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國家，她更是一個有著民族國家身份的文明國家。中國現代史可以描述為是中國人和外國人把一種文明強行擠壓進現代民族國家專制、強迫性框架之中的過程，這種機制性的創造源於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變。」這段話為中國研究開闢了全新視角，在如今很多西方學者和海歸學者都繼續沿用「民族國家」單位來分析中國問題的背景下，本書作者堅持從文明國家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實乃對中國研究方法論做出的一大貢獻。 （3）作者關於「中央王國心態」（mentality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分析，也是對中國特性研究的一次勇敢嘗試，且不論其觀點到底有多麼準確，至少能讓中國讀者了解到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起到兼聽則明的效果。 在本書觀點中，最容易刺激西方人神經的觀點，應該是「中國崛起遠遠超出經濟的範疇，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國崛起的影響遠大於美國崛起的影響」。筆者個人認為，要準確判斷當前中國所處的狀態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目前中國處於工業化的高速增長時期，經濟發展勢頭堪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媲美，但是同時社會卻陷入了嚴重失序（disorder）的境地——舊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國是當今大國中情況最複雜、內部矛盾最多的國家。這給社會科學各領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畢竟現有的社會科學都是根據北美、西歐等地區人們的集體心理和集體行為總結出來的，所以在解釋中國問題時顯得比較蒼白，缺乏信服力。在此，筆者建議用「雙重特性方法」（dual identity approach）分析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2]第2節：前言(2) 中國是處在現代化中的巨型國家，用一般意義上的「大國」來形容中國不甚妥當。根據農業專家的觀點，從糧食消耗量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人口實為14億，相當於包括俄羅斯歐洲部分在內的整個歐洲的2倍。另外，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極快，過去60年中國現代化的成就基本上等於歐洲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200年。經過百年的探索，中國目前已經基本適應工業文明，在農業文明時期表現卓越的中國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過程歷經痛苦，但是取得的成就也非凡無比。隨著中國的崛起，工業文明的歷史正在進入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工業化與歐洲千萬級人口的結合；第二個階段是工業化與美蘇1億級人口的結合；而在當前的中國，工業化正在與10億級人口結合，其世界史意義無論怎麼估計都是不過分的。這些都是中國故事的一個方面。 中國故事的另一方面，便是龐大的巨型國家內部面臨的眾多現實挑戰和不確定性，現實方面的挑戰媒體和學術界天天在述說，這裡就不談了。筆者更看重的是中國古代傳統和近代傳統中的問題。自宋朝之後，中國內部開始出現勢力強大的文明腐敗（非社會學和政治學意義上的「腐敗」），導致內部衰敗和外部入侵。儘管中國文明在接受現代化洗禮的過程中，採用了反思、革命、改革等多種手段遏制文明腐敗，但結果如何卻仍無法知曉。另外，從晚清開始，中國精英層就開始反思中國的文化，其中還出現過兩大反思高潮，即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新文化運動」思潮和80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思潮，近百年的反思使中國文化取得了斐然成就，使我們能夠用現代學理來梳理傳統文化，但也不乏錯誤思潮，「文學家式的批判主義學統」便是其中之一。這種思潮的特點是感性而非理性地看待中國，雖然能準確意識到中國存在的問題，卻無力理解、分析和解決問題，所以最終只能「我罵故我在」，以激憤的批評代替冷靜的分析，以偏概全，以點帶面，其邏輯錯誤在於將中國人在一段時期內未能成功應對工業文明挑戰的現實歸結為中國人不行、中國文化不行，犯下「不完全歸納」的邏輯錯誤，造成中國人由此喪失自信、喪失主體的惡果。也正是由於這些因素，中國人後來學習蘇聯時變得比蘇聯還「左」，學習西方時變得比西方更「右」，完全丟失了自己的根基，沒有了自己的特性。馬丁的書提醒中國人從這個意義來看待自己的根，如果最後真能發揮這樣的功效，那將是馬丁的貢獻，中國學術界的悲哀。上述種種歷史和現實問題使我們對自己國家的前途處於一種不太確定的狀態。 總之，中國在走向工業文明的過程中，已經取得了初步成功，如果中國能夠作為一個成功的農業文明重演工業文明的輝煌，那將是人類歷史的奇蹟。對於今天的國人來說，重要的應該是進一步努力，使自己的國家完全實現工業化；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不僅應該從理論準備、知識儲備和產業技術等方面參與現代化進程，而且應該向國內人民和外部世界解釋好自己國家的文明和路徑，減少彼此文化理解中的障礙，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使崛起的中國更早更快地被世界接納，同時也為全球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金燦榮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3]第3節：導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1) 導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 「全球化遠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它其實相當複雜：美國可能是全球化競技場上最有影響力的『球員』，能夠對數輪全球貿易談判施加很大的壓力，但最終的贏家卻是東亞，最大的受益者則是中國。」 1945年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的主導力量。即使在冷戰時期，美國的經濟實力也遙遙領先於蘇聯，其經濟規模是後者的兩倍，軍事實力和科技能力也無比強大。「二戰」以後，美國是創建一系列國際或全球機構的主要推動者，例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些舉動都證明美國已經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實力和權威。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瓦解了，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增強。同時，還促使蘇聯解體後的部分領域和國家開放了各自的市場，並轉而尋求美國的幫助和支持。 一個國家擁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力，在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即使當年處於最鼎盛時期的大英帝國也無法與當今美國的綜合實力相提並論。美元成為世界通行的貨幣，絕大多數貿易都是以美元來進行的，絕大多數國家的貨幣儲備也都是美元。除聯合國以外，美國主導了所有的重要全球機構，其軍事影響力遍及世界各個角落。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似乎無懈可擊，新舊世紀交替之際，人們習慣用「超級實力」或「單極」等詞語來描述這支新興的、獨一無二的力量。 全球最強實力的接力棒，在傳到美國手中之前，一直都是由歐洲掌控的，尤其是主要的歐洲國家，例如英國、法國和德國，還有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從18世紀末葉的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到20世紀中葉，歐洲一直以一種影響極其深遠的方式塑造著世界歷史。工業化是歐洲活力的動力，殖民征服是歐洲擴張的慣用模式。雖然「一戰」之後，歐洲的地位日益衰落，尤其是1945年之後，更是急劇下降，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美國作為新崛起的力量，實際是歐洲文明的產物。美國充當了舊世界和新世界溝通的橋樑，一方面使其表現出西方的一些理念，另一方面也舒緩了同英國的潛在競爭關係。200多年的時間裡，全球一直都為西方所主導，首先是歐洲，後來是美國。 現在，我們正在目睹一種歷史性的變化，儘管這種變化還相對處於初級階段，但是它最終必將改變整個世界。在經濟規模方面，發展中國家正在急速地撼動著100多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美國、加拿大、西歐、澳大利亞、紐西蘭和日本的主導地位。1973年，發達國家約佔全球GDP 的60%，而到了2001年，這一比例下降為50%。當然，哪怕是發展中國家中最先進的國家，要想獲得與發達國家同等成熟的經濟和技術實力，也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因為它們擁有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而且它們的經濟增長率大大高於發達國家，所以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已經導致了全球經濟重心的偏移。當前有幾種現象可以闡釋這種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4]第4節：導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2) 世紀之交的時刻，過去20多年來持續下滑的商品價格終於開始回升，這正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的結果，直到遭遇全球經濟衰退，這一趨勢才得以逆轉，至少從短期來看確實如此。與此同時，東亞經濟體在經濟領域的出色表現，給它們帶來巨額貿易盈餘，也使其外匯儲備急劇膨脹。這些國家把部分外匯儲備投資於主權財富基金，尤其中國和新加坡，旨在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大宗商品生產國，尤其是那些盛產石油的中東國家，也從它們的巨額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投資於類似的基金。由此，主權財富基金獲得了強大的資金優勢，它們手中掌握的資源，顯然正是西方金融機構所缺乏的。2008年9月，華爾街幾家金融巨頭的倒閉，加劇了世界經濟重心從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態勢。一些資金受困的金融大亨轉而向主權財富基金尋求支持，同時美國政府極力挽救住房抵押貸款巨頭房地美和房利美，部分也是為了消除中國等國家的疑慮，因為這些國家向房地美和房利美投入了巨額資金。如果投資國撤資，美元必然會大幅貶值。金融危機生動地體現出東亞國家與美國之間的不同，前者資金富足、多年盈餘，而後者資金短缺、數年赤字。 如下圖所示，根據高盛的預測，到2050年，全世界最大的三個經濟體，將是中國、美國和印度，然後是巴西、墨西哥、俄羅斯和印度尼西亞。只有兩個歐洲國家位列全球前十大經濟體，即英國和德國，它們分別居第九位和第十位。在當前的G7組織中，只有四個國家位居前十。普華永道也做出了類似的預測，認為到2050年的時候，在經濟規模上，巴西將超過日本，而俄羅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等經濟體也將超過德國、法國和英國。如果這些預測或類似的預言果然成真，那麼在未來的40年里，世界將會呈現出一幅完全不同於當前的景象。 對國民經濟規模的預測* *?對國民經濟規模的預測以2006年的GDP為基準。 這種情形，與人們在2001年時的想法大相徑庭。「9?11」事件之後，美國不僅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且還嘗試在全球扮演一種能反映其全球影響力的新角色。為了開創新美國世紀，切尼、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等人於1997年成立了新保守主義的智囊團，他們通過了一項原則聲明，表達了有別於以往的信條，為布希政府奠定了基礎： 「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美國成為世界的超強動力。在領導西方贏得冷戰之後，美國面臨著機遇和挑戰：在過去幾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美國是否具有繼續馳騁縱橫的遠見？美國是否有決心塑造一個遵守美國原則、維護美國利益的新世紀？」[5]第5節：導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3) 2004年，極具影響力的新保守主義者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寫道： 「1991年12月26日，蘇聯解體，世界形勢大為不同。美國作為其他國家無法匹敵的唯一力量主導了單極世界，其決定性的影響力遍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是人類歷史自羅馬帝國衰落以來的又一次意義深遠的大變局。」 全世界人民都深深地意識到，新世紀已經到來了，未來的世界將是美國一國獨大。新保守主義者喜歡從蘇聯解體、美國擁有舉世無雙的軍事優越性的角度來解釋世界，而對經濟多極化的發展趨勢卻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新軍事準則著重強調美國保持領先於其他國家的軍事實力，以便遏制潛在對手的重要性，以及美國應當尋求自身利益而非受對手或國際條約的限制。在後冷戰時代，美國的軍費開支幾乎相當於世界其他所有國家軍費開支的總和（見下頁圖），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對其他所有國家存在如此巨大的軍事優勢。與先前的政府相比，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反恐戰爭成為首要任務，美國與西歐盟友的關係退居次要地位，任意詆毀國家主權原則、堅持聲稱政權更迭、入侵伊拉克的行為將布希政府的這些政策推向了頂點。但是，美國並沒有主導和重塑全球事務，它很快就發現自己陷入了伊拉克戰爭的泥潭，國際社會的支持率也下滑至1945年以來的最低點。事實證明，在伊拉克實施強大的軍事威懾效果並不明顯，相反還損害了美國1945年以後慢慢積累起來的「軟實力」——用約瑟夫?奈（Joseph Nye）的話，軟實力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未能理解更深層次的經濟趨勢的含義，加上對伊拉克局勢的錯誤判斷，布希政府過高地估計了自身的實力，所以其制定的外交政策只能取得適得其反的結果：不僅沒有提高美國的全球地位，反而嚴重地削弱了它。新保守主義的觀點是對歷史的一種災難性誤讀。 2008年全球軍費開支的分布狀況（億美元） *?澳大拉西亞，指大洋洲的地區，例如澳大利亞、紐西蘭和鄰近的太平洋島嶼。 軍事和政治實力都有賴於經濟實力。正如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中所說，一個國家行使和保持全球霸權的能力，最終取決於它的生產力。美國之所以擁有當前超級大國的地位，正是它1870~1950年間經濟快速增長，以及20世紀下半葉成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經濟體的結果。這種經濟實力鞏固了其政治、文化和軍事實力，並使美國的綜合實力從1945年起變得令人驚嘆。按照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1870年，美國佔全球GDP的8.8%，隨後經歷了一段比較壯觀的增長期，該比例從1913年的18.9%上升到1950年的27.3%，緊接著又出現了緩慢的下降，到1973年約佔22.1%，現在則保持在20%左右。考慮到美國人口只佔世界總人口的4.6%，這一比例仍然相當可觀，但是其長遠趨勢卻已經顯而易見。人們很容易將美國的情形與1850~1914年間維多利亞時代的不列顛帝國聯繫起來，因為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所以它享有領先於其他所有國家的巨大經濟優勢。但是，與美國1944年經濟達到頂峰時約佔世界GDP的35%（雖然當時的世界深受戰爭的蹂躪）相比，英國1899年經濟狀況最好時，還不到世界GDP的9%，到1998年則下滑至僅約3.3%。隨著經濟地位的迅速惡化，英國作為曾稱雄半個世紀的世界大國的地位也急劇下降。即使英國追隨美國征戰伊拉克，它能做出的軍事貢獻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稱霸全球，打造一個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國，前提條件就是雄厚的經濟實力。至少從長遠來看，這是一個客觀的尺度——但是江河日下的列強們似乎總是在否定這一事實。當前的情形與1918年後英國的情況很相似，布希政府（也許奧巴馬政府不是如此）沒有看清形勢，沒有看到美國正在走向衰落，在世界舞台上的權力正在大大縮水的事實，而是一相情意地認為在一個新美國世紀，美國將會主導整個世界，在這方面，美國犯了與英國同樣的錯誤。[6]第6節：導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4) 據估測，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花費的總預算和經濟成本大約為3萬億美元。即使軍費開支如此之高，軍隊還是感覺捉襟見肘。部署時間越來越長，重新部署的次數越來越多，長期服役的士兵越來越少，招募標準不斷下降，軍隊失去了很多非常優秀的士兵，選擇早早離開的軍官也不在少數。這便是美國入侵伊拉克的高昂代價，更別提政治方面的惡劣影響了。而如果再入侵伊朗，其財政負擔將會更加龐大：實際上，由於軍事原因和政治原因，布希政府已經無力在其他兩個它所謂的「邪惡軸心國」伊朗和朝鮮實施類似的軍事行動。擔負著維持龐大的全球軍事存在的重任，加上800多個美軍基地星羅棋布地散布在世界各地，正是美國發生巨額經常賬戶赤字的重要原因（2006年，美國的軍費開支約佔其GDP的6.5%）。未來時期里，美國將會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兌現這種軍事承諾。美國已不再是主要的製造商或製成品的大規模出口商，東亞國家正在穩步佔據這一位置。最近，美國一直處於入不敷出的境地：政府的支出超過儲蓄，家庭也是如此，自1982年以來，僅有一年例外，其他時期美國的進口一直都大於出口，由此導致巨額經常賬戶赤字和負債。當然，經常賬戶赤字是可以慢慢彌補的，但是只能通過放緩經濟增長速度和減少負債的方式。這將會進一步削弱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作用，而且侵蝕美國的金融力量。這並不表明短期內由於金融制約，美國必須減少其軍事開支：實際上，鑒於軍事在美國佔據重要地位，以及美國外交政策著重強調軍事實力，削減軍事開支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身為「帝國」，這本身是一項耗資巨大的工程，隨著其相對經濟實力的持續下降，在未來的某一節點，美國自然無法維持這樣的軍事承諾，也無法保持目前壓倒性的軍事優勢。 外國機構對美國巨額經常賬戶赤字帶來美元持續貶值的擔憂一直在增長，這一趨勢持續到2008年，而且在未來的某個時點，這種擔憂還會捲土重來。 2008年，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公司警告說，除非美國立即削減政府開支，否則在未來10年美國將喪失頂級的3A信用評級——3A信用評級是於1917年首先授予美國國債的。這是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而接下來，隨著美國政府拿納稅人的錢拯救金融部門，美國的債務負擔又將急劇擴大。 一個全新的世界 我們很快將要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但是已經能感受到要接受一種新鮮事物是多麼困難：我們早已習慣了當代世界處理問題的套路，從骨子裡認定它們都是理所當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現實，絕非長期的歷史周期變化的一部分。考慮到美國的全球霸權延續了幾十年，西方的霸權地位更是歷史悠久，這種想法不足為奇。我們習慣稱當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國的」，很少想到除這兩種叫法以外的其他情況。而且，在其他國家仰慕的目光中，西方國家在世界範圍內享有很多既得利益。自然而然，霸權力量企圖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條約灌輸給附屬國，後者將會因地制宜地進行調整和變革；如果後者沒有做出令其滿意的回應，它們就會將那些價值觀和條約強加在附屬國身上，必要時甚至採用武力等極端方式。因此，無論從心態上還是利益上，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都很難設想或接受一個自身影響力不斷遭到削弱和縮減的世界。[7]第7節：導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5) 以全球化為例。西方國家普遍認為，全球化是一個世界其他國家變得越來越西方化的過程，也即實行自由市場，接受西方資本、私有化、法律法規、人權制度和民主規範的過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西方國家確實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同時，競爭、市場和技術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強勁壓力，促使世界許多發展中城市都出現了集中性和同質性，摩天大樓、高速公路、行動電話等就是典型表現。然而，由於各個社會的特定歷史和文化之間存在著強大的對抗力量，所以最終會發展成各具特色的機構體系，例如家庭、政府和公司。此外，隨著國家的日益繁榮昌盛，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和歷史更加自信，越來越不願意效仿西方。全球化遠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其實相當複雜：美國可能是全球化競技場上最有影響力的「球員」，能夠對數輪全球貿易談判施加很大的壓力，但最終的贏家卻是東亞，最大的受益者則是中國。全球化進程涉及無休止的衝突：一方面，包括西方政治壓力在內的全球力量不斷融合；另一方面，各國也因碰撞而產生離心和本土化的趨勢。 1960年之前，與世界其他基本上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相比，西方國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經濟優勢，這主要體現在農業方面。但是從那以後，一批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東亞國家和地區，逐漸縮小了與西方的差距。結果，現在越來越難以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例如，韓國和台灣地區，目前都被看成發達的地區。但是隨著這些國家和地區逐步達到西方的發展水平，它們會變得更像西方，還是更不像西方，再或是兩種情況的結合體呢？顯然，趨同的壓力體現了前者，而分歧和本土化的力量又表現出相反的趨勢。以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極大不同，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上。只有當這些發展中國家都能達到西方發展水平的較低層次時，探討趨同或分歧的問題才比較恰當。西方主流觀點認為，只存在唯一一種實現現代性的方式，那就是走西方式的道路，包括接受西方制度、價值觀、習俗和信仰，例如法律法規、自由市場和民主規範。人們可能會補充一點，這是認為自己比他人更加先進和文明的民族和文化的典型特點：落後國家只有按照先進國家的發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趕上。 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擁有影響力的世界來說，這場討論的意義是深遠的。如果它們最後發展成類似西方的國家，換句話說，即實現西方現代性，那麼新世界將與我們早已習慣的當代世界沒有什麼區別，因為：以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這四個國家為例，它們在本質上幾乎無異於西方。這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設想的未來，他預言後冷戰時代將建立在一種體現自由市場和民主等西方原則的全新普世主義上。如果它們實現現代性的方式有別於甚至完全迥異於西方模式，那麼它們主導的世界將與我們當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製造」的世界完全不同。正如我所要講述的，正是工業化進程使現代性變成了現實，直到20世紀中葉出現了少數例外的情況，這一看法才有所改變。所以，在20世紀下半葉之前，西方國家實際上享有壟斷性的現代性（其中日本是個特例），因為只有這些國家經歷了經濟騰飛。可能有人認為，前蘇聯模式也是一種現代性方式，但是從人均GDP、農村人口所佔比例以及技術水平等方面來衡量，蘇聯與自己聲稱的正好相反，它依然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此外，儘管蘇聯是個歐亞國家，但它卻是一個傳統的歐洲國家，沿襲了很多西方傳統。[8]第8節：導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6) 日本是一個特例，我將在第2章中予以探討。「二戰」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並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世紀70年代它才開始了工業化進程。但是1945年以後，在經濟方面，日本一躍成為西方國家的一個強勁對手，到80年代，更是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日本總是試圖表明自己具備成為西方國家的特質，盡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後一直為美國佔領，直至1951年。日本接受美國制定的憲法章程，無權設立軍隊（日本的安全防護主要依賴美國和日本1951年締結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它即使沒有淪為美國的附屬國，也只享有有限的主權。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使得日本儘管在文化方面與西方國家存在極大的差異，但是它依然不屈不撓地試圖強調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到前不久，除了日本以外，現代世界的成員幾乎清一色地都是西方國家，包括歐洲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換個說法，便是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筆下的「西部分支」：歐洲國家本身、歐洲移民定居的國家以及歐洲後來征服的國家。所以，西方現代性，或者說我們迄今為止所知道的現代性，只構成了人類歷史的一個小小的階段。這些現代性經驗或者是歐洲的，或者源於歐洲，它們完全或大部分共享著同樣的文化、政治、思想、種族和民族特徵。西方經驗的狹隘性和由此導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被人們忽視，而這正是過去200多年中西方國家享有的主導優勢。但是隨著那些擁有異於西方文化、歷史以及文明遺產的國家的現代性進程的啟動，西方經驗的獨特性和局限性就越來越明顯。 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我們正處於這一過程的最初時期。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第一批東亞國家和地區——韓國、台灣地區、香港地區和新加坡，才開始了經濟騰飛，到70年代，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其他一些國家才加入了這一行列，再後來是中國。一些特徵曾經或多或少僅局限於東亞國家和地區——我指的是東北亞國家和地區（例如日本、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香港地區和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例如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越南等），現如今已擴散到其他地區，尤其是印度。1950年，美國GDP幾乎是東亞國家的三倍，所有亞洲國家的二倍。而到了2001年，美國GDP僅僅是亞洲的2/3，同時也遠低於東亞的水平。在本書第一部分，我將詳細討論現代性的本質，我認為世界上實現現代性的方式絕非唯一，我們正在見證一個豐富多樣、相互競爭的現代性並存的世界的誕生。這正是21世紀的全新特徵，我們迎來了一個我稱之為「現代性競爭」的時代。[9]第9節：導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7)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目前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蓬勃發展，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才是最重要的經濟體。她是新世界的開創者和驅動力，對新世界擁有日益強大的支配權，短短十多年的時間，其影響力已經遍及了東亞、中亞、南亞、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國大陸與韓國、台灣地區等早期的亞洲新興國家和地區不同，它從來都不是美國的附庸，同時還擁有龐大的人口規模。所以，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影響，是亞洲其他新興國家所無法比擬的。然而，直到現階段，西方國家還存在著一種共識，即無論是作為現代性的結果，還是作為現代性的前提條件，抑或是這兩種情況的結合體，中國最終將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家。過去30多年裡，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以這種信念為基調的，它為美國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對中國的出口開放市場、贊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允許中國成為日益成熟的國際組織成員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觀點認為，從根本上看，中國的崛起不會對世界產生太大的改變。這種看法基於三個關鍵假設：從本質來講，中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在適當的時候，中國會變成一個典型的西方國家；隨著中國加入國際組織，接受並遵守其規章制度，國際體系仍然會一如既往。這些假設都是錯誤的。中國的崛起將會以影響極其深遠的方式改變整個世界的面貌。 現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影響，尤其是次貸危機之前許多消費品價格的持續下降和商品價格的上漲。中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四倍，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了兩位數，高盛公司預測，到2027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儘管那時的中國依然處於向現代經濟體轉變過程的相對初級階段，這些經濟預測可謂驚心動魄。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假定中國的影響本質上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呢？新崛起的國家憑藉經濟實力來追求更為遠大的政治、文化和軍事目標，是國際社會的鐵律，這正是霸權力量的意義所在。中國也必將成為這樣的一支力量，但是要西方國家去想像這種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由於佔據全球支配地位的時間太長，西方國家已經用這些假設禁錮了自己的思想，已經無法做到從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它們習慣於用西方化的標準來衡量一個國家取得進步的程度，西方國家一直自認為是人類發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形容顯得名副其實，而其他國家進步與否、進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異，被視為落後的代名詞，他們認為這將隨著經濟現代化的進程逐步消失。但是，認為中國將會順理成章地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與西方几乎毫無共同之處。除非撇除歷史和文化的影響，將世界簡化成只關係到經濟和技術的時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國變得越來越西方的結論。[10]第10節：導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8) 在第5章中可以看到，東亞國家雖然在經歷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歐洲殖民統治後，又被美國權勢籠罩了半個世紀，但是它們事實上並沒有西化太深，實在令人稱奇。如果這個說法適用於整個東亞地區，那它就更適合中國的情況了。這裡有四個主題，每一個都植根於中國的歷史，它們共同刻畫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不同點，其意義非但沒有減弱，反而可能在中國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問題上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這些主題構成了本書第二部分的內容，在此我簡要概括如下。 首先，不應該僅把中國看成一個民族國家，即使目前她是這樣看待自己的，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看待她的。中國在現有的疆域內存在了差不多2 000年之久，但只在20世紀才開始認為自己是民族國家。中國人的特性早在斷定自己是民族國家以前就已經形成了，這一點與西方不同。在歐洲和美國，人們的特性主要都是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表述的。通過不斷地提及自己擁有5 000年的悠久歷史，中國人意識到界定他們的不是國家意識而是文明意識。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不應該被首先看做民族國家，而更應該是文明國家。這個表述的含義是深遠的：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國與其他國家大同小異。我將在全書尤其是第6章中詳細探究這個問題。 其次，在民族觀念上，中國與印度、印度尼西亞和美國等人口大國同樣也有所不同。儘管程度各異，但後者普遍認為，它們生來就是多民族國家。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佔世界總人口的1/5）的國家，起先由眾多民族組成，不足為奇，其中最大的民族是佔全國總人口92%的漢族。歷史悠久、獨具特色的中華文明，可以解釋這個現象，它激發了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同時推動了幾千年來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國在對待民族問題的態度上存在意識形態的成分：19世紀末葉，中國日益陷入了歐洲、美國和日本等列強的包圍之中，民族主義者為了抗擊外來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統治，提出了「漢族」這一說法，獲得了人們的廣泛支持。但實際上「漢族」一詞的作用，比起中國漫長歷史帶來的影響，實在是微不足道。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們容易忽略的話題，但是對待民族和種族問題的態度，卻是理解各個社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我在第7章中闡述的那樣，它們塑造和界定著中國人看待境內外的外國人的方式。中國人對待差異的態度，是決定中國作為一支全球力量將如何作為的強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多年前，整個東亞地區都處於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所謂朝貢，是指鄰國通過向中央王國（即中國）繳納貢品，來表達對中國文化優越性和強大國力的敬意，以換取中國的仁愛和保護。眾所周知，朝貢體系遭到了歐洲列強在東亞地區的殖民統治的破壞，被威斯特伐利亞民族國家體系（Westphalian Nation-state System）取代。那麼，朝貢體系還有可能在該地區再生嗎？一如從前那樣，中國仍舊是該地區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歐洲很久以前就遠離了東亞地區，美國在該地區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當然地認為遍佈於該地區的洲際體系將繼續沿襲威斯特伐利亞的版本。如果說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不同於以往的世界，那麼從新生中國的角度來看，東亞已經處於被重新構築的過程中。我將在第8章思考朝貢國家體系過去和未來的本質。[11]第11節：導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9) 最後，中國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特徵，那就是她的統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認為，中國將會以一種類似於前蘇聯的方式解體。這種觀點源於對中國根本性誤讀的基礎上。2 000年來，中國的疆域一直相對穩定。當羅馬帝國分裂成眾多小國的時候，中國正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她統一的進程一直持續至今，儘管歷史上曾出現過很長時期的割據現象。所以，中國可以成為一個容納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這深深地影響了她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認識，也為她提供了（至少是潛在的）特殊的力量。龐大的人口規模將中國與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其他國家區別開來。對中國統一性的本質和演進的探討將貫穿本書，尤其在第3、6、7章著墨更多。 且不論我將在書中討論的其他觀點，單從文明國家、民族、朝貢體系和統一性這四個方面來看，顯然中國歷史極為獨特，完全不同於西方。任何一個國家，都習慣於憑經驗去看待世界，如果中國崛起為世界最強國，她就會試圖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喜好去塑造世界。因此，認為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實在有些過時，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會產生無比深遠的影響。中國未來給世界帶來的影響，將可與20世紀的美國媲美，甚至有可能會超越美國。 這給我們大家提出了一個問題：從長遠來看，中國是否會像現在這樣接受國際體系，還是會試圖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體系？目前我們還無法對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為中國仍處在崛起的早期階段。自1978年以來，中國逐步成為國際共同體中守規矩的一員，她付出了諸多努力，向西方國家證明自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負責任的大國」。極具影響力的美國國際關係專家約翰?埃肯伯里（John Ikenberry）提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二戰』後的西方秩序是獨一無二的。任何一種由一個強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都是恩威並用，既有自願隨從也有被迫無奈，但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卻獨具特色，比起帝國，它更加註重道德的力量，而且易於被人們理解和接受，其合法性更強，也更持久。其規則和機構體系都紮根於全球範圍內民主和資本主義的日益強大，後者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前者的完善。隨著越來越多的參與者和利益相關者的加入，它日益膨脹。它可能產生高速的經濟增長，也可能發出限制增長的信號，總之，所有這些特徵使得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很容易，推翻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卻很難。」 埃肯伯里認為，當前美國創造的國際秩序，擁有吸納中國並使之成為其中一員的潛力，從長遠來看，它也不會被中國領導的國際秩序替代。這是考量中國崛起之意義的關鍵晴雨表。迄今為止，任何一個新的全球霸權力量的出現，都會導致國際秩序的重大轉變，英國和美國的情形都是如此。關於中國，人們很容易接受一種看法，即中國的崛起最終將預示著一種全新的國際秩序的誕生。這是我將在本書末尾重新回歸的問題。[12]第12節：導讀(1) 第一部分 西方世界的終結 ◆導讀◆ 1800年的東方和西方，究竟誰更擁有經濟優勢？為什麼東方又很快落後於西方世界？是必然因素還是偶然因素？歐洲的優勢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塑造我們世界的歐洲現代性和美國現代性有什麼不同？中國現代性的形成將具備什麼樣的特色？中國當前經濟突飛猛進的基因源於1800年之後的近代？未來的世界，全球的主導力量是中國還是西方？ 對東方來說，日本是個另類，它總在標榜自己的獨樹一幟，它總想著脫亞入歐、入美；對西方來說，日本也是個另類，從明治維新到向西方全面轉變，它總是不遺餘力，但無論如何，它也擺脫不了東方的特質。日本——究竟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 中國從1300年之後開始步入了衰退期？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為什麼無法延承下去？中國未能實現工業革命，究竟有多麼可惜？中國改良運動的失敗源於中國人對西方越來越強烈的恨意？1949年，中國終於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進行了一次輝煌的改寫歷程。 西方對現代性的壟斷將隨著東亞的崛起而被徹底擊破。究竟是東方西方化，還是西方東方化？文化的差異有多麼根深蒂固？語言、服飾、飲食、政治權力，西化的成分有多少？中國現代性的出現，很快剝離了西方國家的中心位置，並使其處於相對弱勢的境地。這就是為什麼說中國的崛起將會帶來如此深遠影響的原因。 到18世紀下半葉，人類生活本質上沒有太大改觀，當下的生活僅僅被視為過去的翻版。同樣，人們認為未來並非變幻莫測，只不過是歷史的重演或再造而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陸地上，陸地上的變遷著實緩慢，因而人們對歷史的經驗深信不疑。物質環境和日常經驗深化了人們複製和崇拜歷史的哲學和宗教信仰。從日常生活、藝術、宗教和文學中傳承下來的是經驗、智慧、身份等級以及傳統。只要變化不威脅到這些寶貴的歷史遺產，它便是可以接受和合法的。即使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歐洲兩大重要歷史事件，從字面上看，代表的也是對於過去的懷念，哪怕它們事實上承載著許多有前瞻性的新奇內容。比如，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認為，儘管他們致力於改變人們看待歷史的方式，但是人們對歷史經典的熱情也被重新點燃。從16世紀開始，這種回顧歷史的思維方式開始拓展，不僅在歐洲，在中國、印度、日本和伊斯蘭世界也都有所體現，只是這個變化過程在歐洲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科學知識的日漸增長，科學方法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世俗主義的傳播以及商業活動的日益普及，讓人們開始質疑這樣一種觀點，即「現在和未來只不過是歷史的重演」。[13]第13節：導讀(2) 18世紀晚期，隨著現代性的到來，一種完全不同的觀點開始深入人心。現在的生活已不同於以往，未來也會更加豐富多彩。改變成為歷史範式中的變數，它獲得了一種全新的權力和承諾，並被作為開創一個前所未有的未來的手段。進步、變化、現代化、原因、啟示、發展和解放等一系列新詞和概念，成為「現代性」內在價值觀的代名詞。這種態度同諸如傳統、習俗、遺產、經驗、保守等陳舊的思維方式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衝突，現代性—傳統的劃分，變成了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 現代性的來臨不是一個歷史階段，不是某個國王的統治，或者某個朝代，再或者一場戰爭，或者工業革命。它的起始時間不是某個具體時間點而是某段時期；它似乎並沒有確切的終點而更像是一個永不停歇的過程。工業化標誌著現代性的到來和傳播，現代性更像一個不斷擴展的天地萬物，堅持不懈地向前推進。 戈蘭?瑟伯恩（G?ran Therborn）認為，現代性標誌著面向未來的新紀元的到來。克里斯托弗?貝利（Christopher Bayly）則認為，現代性是一個不斷發展、無窮無盡的過程，「從18世紀末葉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如果現代性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還是一個新穎的事物，那麼現在它已經變成了引人注目的萬能故事，橫掃了前方的一切障礙，以其「新穎」魔力般地激發大眾的想像力，影響遍布從北美到歐洲、從中國到日本的諸多地區。現代社會諸多衝突無非都是「激進」與「保守」或「傳統主義」之間的矛盾，這些衝突的程度凸顯了現代性與社會血液的融合度。 對於現代性來說，其決定性時刻仍然是經濟騰飛和工業化的來臨。在這一時刻，新的思維方式——定位於變化和不確定性，認為未來將不同於過去，從影響小部分精英擴展到改變全人類的心態。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田地轉移到工廠，人類居住的中心從鄉村轉移到城市。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都逐步發生了轉變：生活標準、家庭結構、工作條件、知識技能、自組織、政治傾向、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時間觀念以及對人類存在的看法。如同現代性本身，工業革命作為現代性的主要驅動力，引發了一場經久不衰的經濟變革。 即使有人能將歐洲的現代起源追溯至16世紀，其變革的決定性時刻也毫無疑問地發生在19世紀，當時工業化進程橫掃所有的西北歐國家，歐洲國家的經濟實力大為提升，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誕生，實際上整個世界都被帶入了一個由歐洲主導的全球體系中。所有這些趨勢的融合，標誌著人類組織發生了質變。從那時起，現代性的影響力開始遍及全球，人們追求現代性的慾望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並認為自己是現代的——從服飾和命名方式，到懷錶、雨傘等個人物品——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歐洲和北美，甚至連亞洲和非洲國家的精英群體也深受影響，當然，普通民眾所受影響不大（日本除外）。[14]第14節：導讀(3) 從那時到現在，現代性進程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依照過去的標準，1780~1840年的英國工業革命，速度已經相當驚人；但是對比後來的例子尤其是亞洲四小龍的發展速度來評價的話，它其實極其緩慢。相繼發生的每一次經濟騰飛，其速度都是越來越快，伴隨著現代性進程的城市化過程和農業就業機會的急劇減少的速度也在不斷地加快。儘管在人們關於後現代性的爭論中，歐洲表達了自己對於現代性的疑慮，但是從全球視角來看，現代性進程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它席捲了整個亞洲大陸，那是世界上60%人口的家園——對現代性的看似永無止境的追求，仍然是我們當今時代的支配力量，實際上，這種追求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相比，歐洲對未來的信心和信念可能不那麼明朗，但是美國卻依然在慌忙地致力於探索進步和未來，如果有人想了解「擁抱未來」在實踐中的真意，那麼最好的地方莫過於中國。 歐洲是現代性的誕生地。1750年之後的兩個多世紀里，歐洲現代性的觸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體制、價值觀、宗教、語言、意識形態、習俗和軍隊，給世界其他地區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現代性和歐洲是不可分割的，彼此已經融為一體，難以想像沒有對方的情形：它們似乎是一對同義詞。然而，儘管現代性孕育於歐洲，卻沒有沾染上歐洲的內在特性：除了在這裡誕生，它同歐洲以及歐洲文化之間，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聯繫。過去半個世紀中，隨著現代性在東亞國家的紮根，它吸取了歐洲現代性（確切地說應該是西方現代性）的經驗。然而，東亞現代性並非歐洲現代性的簡單翻版，它極具特色，其體制、習俗、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都是根植於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在第一部分，我將探討現代性是如何與歐洲（廣泛地說是西方）建立起不可磨滅的聯繫，而東亞國家又正在如何突破這種聯繫。[15]第15節：西方的興起(1) 第1章 西方的興起 「美國成功地創建了一種世界體系，它是當之無愧的霸權國，同時也秉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蘇聯解體之後，這種體系發展得愈加成熟，中國也逐步參與了進來。」 到19世紀中葉，尤其是1839~1842年鴉片戰爭中英國入侵中國的事實，生動地說明歐洲對東亞國家的優勢已經明顯確立。但是這種優勢是何時開始的？人們會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時期。持這種想法，部分原因在於明朝之後——特別是產生多項發明創造的宋朝滅亡之後，中國在創新方面越來越不盡如人意。對於清朝，歷史學家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認為：「在科技領域，中國變得越來越遲鈍，它故步自封，無意創新。」所以，他認為：「於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歐洲將中國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一方面，與過去的輝煌歷史相比，中國對自己的現狀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時期的歐洲卻正在活力四射地穩步增長。大約從1400年開始，部分歐洲地區就開始顯示出穩步的經濟增長趨勢，同時文藝復興的醞釀為後來的科學和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不過從更長期的角度來看，這些發展的意義可能被所謂的「後見之明」誇大了：當時人們都認為，由於歐洲19世紀初葉就獲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級統治地位，所以它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期，其實不然。於是，出現了一種並不流行的認識，有些人認為歐洲獲得對中國的領先地位以及中國自身的衰落，都比實際情況發生得更早一些。 認為1800年歐洲輕鬆地領先於中國和日本的觀點，日益受到歷史學家們的質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提出，1600年後的東亞並沒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後來300年的時間裡，還出現了勞動密集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增長，被稱做「東亞奇蹟」——他稱之為「勤勞革命」，這種經濟成就完全可以與後來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歐洲奇蹟」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維新以前，日本農業表現出很強的創新能力，農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產力的大幅提高，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的，18世紀晚期，中國的市場顯然比歐洲的更加先進和成熟。例如，中國糧食產量中被遠距離運輸到市場上的比例遠高於歐洲。中國市場在早期之所以能獲得發展，一個關鍵原因在於土地可以買賣。中世紀的歐洲，農奴都被束縛在土地上，既不能離開也不能任意處置土地；而中國農民只要擁有足夠的資金，就能夠自由合法地買賣土地及其農作物。 1800年，中國城市化的程度至少與歐洲旗鼓相當，據估測，18世紀的日本，約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歐為10%~15%。1800年之前，無論從資本存量還是經濟機構的角度來看，西歐都未享有超過中國和日本的絕對優勢，當時許多中國公司都是股份制的。即使在技術水平方面，歐洲和中國看似差不多，但是在灌溉、紡織織造、染色工藝、醫藥和瓷器製造等領域，歐洲還是落後於中國。中國很久以前就使用紡織機器，它們與多軸紡織機和飛梭只存在細微差別，後者曾為英國以紡織業為首的工業革命提供過動力。中國很早就對蒸汽機不陌生，而且還創造出類似的各種類型的機器；只是與後來詹姆斯?瓦特的發明相比，這些機器是用活塞驅動飛輪，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點毋庸置疑，英國的工業革命一開始，對資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就快速提升了生產力水平，創造出一系列技術、革新和增長，這也使得英國能在科學技術方面獲得不斷進步，並盡享領先於中國的優勢。中國則正好相反，事實證明其「勤勞革命」並沒有拉開工業革命的序幕。[16]第16節：西方的興起(2) 1800年，在中國和西歐的一些中心地區，生活水平是大致相當的，可能日本略高一點，人均壽命和卡路里攝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壽命是衡量繁榮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除了最富裕的地區，歐洲大部分地區的人均壽命都到19世紀末葉才超過中國。保爾?貝羅什（Paul Bairoch）計算得出，180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領先於西歐，亞洲作為一個整體落後於西歐，但超過了歐洲。當然，提起中國和歐洲，我們必須牢記一點，這兩個地方都聚集了眾多人口：1820年，中國人口多達3.81億，西歐人口達到1.33億，歐洲總人口達到1.69億。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們普遍認為18世紀末葉，中國最發達的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與英國等西北歐最繁榮的國家處於同等發達水平。鑒於最發達地區在工業騰飛中所起的先導作用，需要對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做出具體的比較。 1800年，西歐遠沒有取得遙遙領先於中國和日本的經濟地位，事實上，當時經濟水平並無多大差距。從這個角度來看，認為工業化是一個持續了幾百年而非幾十年的歷史變化過程的產物，不禁令人懷疑。相反，在大多數情況下，工業化看上去更像是相對偶然的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然而，這仍然遺漏了一個問題：1800年左右，為什麼是歐洲而非日本和中國，能夠如此迅速地把財富聚積起來，然後在19世紀取得如此令人讚歎的成就呢？ 在此，重要的並不是所謂的「唯一原因」，偶然因素才是關鍵。1800年左右，包括中國和歐洲在內的舊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區，都發現保持人口增長是一件越來越困難的事情，根本問題在於，糧食、燃料和建築都在競相爭奪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尤其嚴重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心臟地帶位於黃河和長江之間，由於土壤肥沃，該地區孕育了眾多人口，但是由於資源的過度使用，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上新開墾的土地質量不高，所以問題日益突出。歐洲——具體地說是英國，之所以能夠避開中國的問題，打破這種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英國發現了大量的煤炭資源，這有助於緩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而且為工業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國的煤炭主要蘊藏在距離人口中心區較遠的地方，尤其是西北部，而非紡織工業集中地和長江下游流域。 其二，更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區，幅員遼闊，勞動力充足，食物和原材料豐富：以曼徹斯特的早期經濟增長為例，如果沒有奴隸種植園大量便宜的棉花供應，這種增長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英國沒有從新世界進口棉花，而是靠養羊產羊毛來生產紡紗，那麼就需要廣大的牧地（1815年約為900萬英畝，1830年則超過了2 300萬英畝）。總之，據估計1830年，為滿足英國的進口需要，新世界國家種植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積，大約在2 500萬~3 000萬英畝之間，這甚至超過了英國所有耕地面積和牧場面積的總和。在這樣的背景下，殖民地所發揮的作用提醒著人們，歐洲工業化絕非一個內源性過程。新世界和在英國發現的大量煤炭資源，減輕了對土地日益增長的壓力，消除了歐洲經濟發展的瓶頸。中國則沒有這麼好的運氣。因而，其影響是深遠的，正如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說：「英格蘭避免了變得像長江三角洲一樣，二者看起來如此不同，以至於現在很難發現它們還有什麼相同點。」[17]第17節：西方的興起(3) 在關鍵時刻，新世界殖民地為英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原材料，這純屬偶然，但是在過去的200多年裡，英國使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卻不是偶然的。殖民地也讓歐洲在其他許多方面長期受益匪淺。對殖民地的爭奪，歐洲內部的大大小小的戰爭，加上它們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歐洲民族國家被磨鍊成了名副其實的戰鬥機器。因而，19世紀，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歐洲民族國家具有更雄厚的軍事實力，其殖民擴張的野心日益膨脹。大規模的軍事開支，怎麼估計也不過分。在海軍上將納爾遜（Nelson）指揮的1805年特拉法爾加海戰（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中，皇家海軍的勝利，付出的代價相當於5個亞伯拉罕?克勞利鋼廠——英國工業革命的一個大規模投資項目。殖民地貿易還為公司組織和融資系統的創新提供了支持，以荷蘭為例，它創設聯合股份公司，便是為了這一目的。沒有奴隸貿易和殖民統治，歐洲不可能取得這樣的突破性成就。 誠然，從1644年到18世紀末葉，中國的疆域也在擴大，但是這些地域處於歐亞大陸的內部，既沒有幅員遼闊的土地，也沒有眾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樣提供豐富的原材料。東南亞資源富碩，本應該是在中國的新世界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最佳選擇。15世紀初葉，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乘坐的船隻之龐大要遠遠勝於當時歐洲建造的船隻，這表明中國並不缺乏技術能力和財力，但是中國對待海外利益和財富的態度，與歐洲國家極為不同。儘管大量的中國人移民到東南亞，但是與歐洲不同，中國無意為被其臣服之地提供軍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關注中國北部和西部的內陸地區，這些都反映出一個事實，中國認為自己是大陸文明而非海洋文明。 這引發了一個更為廣泛的問題，就是歐洲和中國，以及兩國①的精英分子，其態度到底存在何種程度上的差異，最終使得中國沒能取得歐洲那樣的突破性成果。中國的國力當然不是問題，我們在第3章將會看到，中國一旦把經濟和自然資源利用起來，就完全具備創建豐功偉業的能力。高度發達的糧食倉儲系統、長達1 794公里的京杭大運河、疆域政策，都表現出清政府強有力的治理能力。清政府在遠途運輸大宗物品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完全有能力勝任。但是，中國優先考慮的不是煤炭，而是糧食、鹽巴、銅礦，因為這些物資對於維護國家穩定和團結、維持百姓生活是至關重要的，它們始終是政府最為關注的層面。 實際上，這裡存在一個顯著的差異：政府往往把重點放在維持秩序和均衡發展方面，對商業行為和工業化進程關注較少。政府極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把奢靡的行為看成有損於儒家倡導的和諧價值觀的表現。這並不是說政府禁止市場活動和商業行為，而是說它大力支持農業發展。但是，除了那些從事鹽業和外貿等壟斷活動的商人能從中享受到一些好處，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沒有起到促進商業資本主義的作用。相反，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對新興產業更為支持。同樣地，清政府不允許各省之間展開競爭，認為那樣顯然會造成不穩定的局面，而在歐洲，這種競爭已經轉化為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導致中國和西歐國家心態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歐洲，隨著商業階層的擴大，它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逐步步入歐洲統治階層；而在中國，商業階層一直難以進入統治階層。商人沒有根基，主要依靠政府資助和扶持來保護和促進大型商業企業的發展。西歐國家，首先以英國為例，更傾向於以工業發展為導向；而在中國，行政階層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仍然佔主導地位。[18]第18節：西方的興起(4) 因此，1800年英國相對於中國來說擁有兩大長期優勢並非偶然。英國（其他歐洲國家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中國更傾向於工業化，而且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歐洲內戰為西歐提供了豐富的戰略資產，尤其在原材料和軍事能力方面。但是，殖民地化為18世紀末葉的英國解決了日益嚴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問題卻純屬偶然。因此，關鍵點仍然在於1800年的中國（還有日本）發現自己處於一個與西歐非常相似的經濟地位，也擁有實現經濟騰飛的類似潛力。兩者之間的決定性區別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國家的資源、相對充足的煤炭供應使英國資源受限較小、英國政府對工業化的支持態度。中國未能擁有這些偶然因素，結果發現自己深陷困境，而且以鴉片戰爭為開端，隨著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的入侵，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所處的局勢嚴重惡化。歷史的結局難以預料：1850年的中國和1750年一樣，還是農業社會，而到1950年，農業經濟水平甚至有所下滑。據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估計，中國1820年的GDP是2 286億美元——幾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時僅微升至2 413億美元，幾乎沒有什麼增長，而到1950年時，卻下降至2 399億美元。 如果說中國1800~1949年的災難性遭遇發軔於1600年前後，而不是1800年前後，那麼中國當前經濟活力的先兆並沒有消逝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而是恰恰相反，它始終存在於近代的社會進程中。這使得中國自1978年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的經濟變革的成就更有據可查。1800年的中國經濟絕對不是一無是處，相反它在各個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中國社會依然具有極強的競爭力，農民體現出強勁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商人擁有極強的商業敏銳性。在列強入侵的年代，這種特徵可能相對處於休眠的狀態，1978年以後，它們再次登上中國社會的舞台。為此，我們得出一個更深層次的當代觀點。1800年，全球經濟並不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實際上它呈現出多中心的特徵，亞洲、歐洲和美洲共享著全球的經濟力量，其中中國和印度是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目前，全球經濟重新變得日益多極化。不要認為這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相反我們應該看到，過去200年里經濟力量集中在歐洲和北美等少數國家手中，是一種歷史脫軌的非正常情況。而且，殖民地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過提供一些先決條件，使歐洲獲得了普羅米修斯式經濟增長，同時還賦予歐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區經濟發展長達100多年的力量和機會。 是先決條件還是特徵？ 對於18世紀末葉來說，如果西歐擁有與中國非常類似的地位，那麼對於我們了解那段歷史和隨後發生的事件，將具有深遠的意義。歐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與相對短期的因素有關，並非漫長的幾個世紀的漸變所預先註定。換句話說，我們需要重新思索歐洲數個世紀以來所獲得的、經濟騰飛前夕所具備的整體特徵，即人們通常假定的經濟騰飛的先決條件。它們也許是可行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經濟騰飛真的只是一個幻想嗎？日本、中國和印度並不是沒有取得類似的經濟突破，但是它們的政治和文化歷史完全不同於歐洲。如果最終的結果是它們獲勝、歐洲失敗，那麼它們後來發展道路的特徵，以及它們孕育的機制和價值觀，肯定與歐洲的大不一樣。的確，正如我們在後文中看到的，這些國家在實現現代性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點，與歐洲範本之間存在極為顯著的差異。[19]第19節：西方的興起(5) 從前半個世紀的歷史來看，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快速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經濟騰飛的過程和條件，主要適用於西歐，實際上，實現經濟騰飛的方式和路徑多種多樣。正如歷史學家彼得?珀杜（Peter Perdue）說的：「工業增長並不一定是在西北歐發現的特殊技能經過幾百年的長期積累而形成的結果，通往經濟現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條，英格蘭只是走了其中的一條。」舉個很小的例子，發生在英國鄉村的階級分化的本質，包括農民地位的急劇下降，就沒有出現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實際上其他很多國家都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這讓我們認識到了歐洲通往現代性過程中更為廣泛的政治、文化和知識基礎。歐洲文明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希臘民主、羅馬法律和猶太教–基督教信仰。實際上，把它們作為歐洲現代性的先決條件和特徵，已成為一種共識。雖然希臘民主的影響力被誇大了——到19世紀末葉，除了一些少數民族，西方國家並沒有採納它——但是希臘文明，尤其是其遺留下來的判斷是非的方法、辯論和演講的傳統、獨立公民概念、民主思想，都貫穿於從古至今的歐洲歷史發展過程，說它們對西方文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一點兒都不為過。還有一個更常見的例子：希臘建築中的柱式主要有多利克式、愛奧尼克式，到了羅馬帝國時期，科林斯柱式成為首選的建築風格，試圖傳達一種永恆的權威，從大英博物館到最高法院無一例外。與之相類似的，羅馬法律的發展——在11世紀和12世紀主要體現在天主教中，有助於建立獨立的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在後來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後，基督教為歐洲注入了強大的普遍主義意識，不僅塑造了大陸國家的自我認知，也形成了它們對其他文化和種族的看法，在殖民心態和教化使命意識的成型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認識到文明的延續比較容易，但是卻很難找到理由來證明這些都是國家騰飛的必要條件。文化特徵無疑有助於塑造歐洲的現代性，但不能與先決條件混為一談。同樣的說法也適用於西方個人主義和西方家庭。例如，根據後見之明，許多不同類型的家庭都與工業化進程並存。歐洲在科學領域明顯具有優勢，主要基於越來越多的知識探究自主性、科學活動的普及性、研究的規範化及拓展。但是很多其他歷史悠久的國家，尤其是清代的中國和伊斯蘭國家，也興起了各種形式的爭論、辯論和經驗主義觀察，它們絲毫不亞於當時歐洲正在興起的科學理性主義。另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在其他文明中，仍然存在著一種很強烈的傾向，就是試圖在新興觀點和傳統權威觀點之間尋找折中點，而並非徹底地拋棄後者。[20]第20節：西方的興起(6) 1800年，歐洲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文化資產，例如法律法規和議會政府的建立，但這些都不是經濟突破的關鍵，它們應該被視為歐洲現代性的特徵而非其先決條件。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擁有個性的其他文化不能在現代性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畢竟自1960年以來，其他文化實現現代性的情形時有發生。克里斯托弗?貝利得出一個結論：「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如果說1800年以前歐洲和中國的區別只在於歐洲國家大量使用煤炭，以及存在一個廣闊的通往歐洲的美國腹地，那麼歐洲內在的政治文化優勢，看上去將要被拋棄了。」 歐洲例外論 歐洲遠不是現代性的範本，也不是後來的每一次變革應該遵循的榜樣，更不是衡量其他國家現代性的標準，儘管在實現現代性的問題上，歐洲是當之無愧的先行者，但是歐洲的經驗應該被看成是特殊的。不過，在現實生活中，歐洲對自身的看法與別人對它的看法很相似，認為它是一個普遍模式。這並不奇怪。長達200多年的超級全球霸權，使歐洲原本獨有的特徵也具備了一定的普遍性。那麼，在歐洲實現現代性的道路中，到底存在哪些獨特的特點呢？ 儘管歐洲國家在內戰中消耗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是16世紀中葉以後，歐洲在實現現代性的過程中幾乎沒有遭到外敵入侵，只有奧斯曼帝國曾入侵歐洲東南部，但是到17世紀，奧斯曼帝國已被步步擊退，到19世紀，它最終失去了巴爾幹地區。唯有歐洲才享有這種特權。後來的現代性追求者——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面臨和遭受過現代歐洲國家的入侵。甚至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北美的歐洲移民也紛紛反對英國殖民當局，建立主權國家，以便為經濟騰飛創造條件。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歐洲很久以來很少設身處地為其他國家著想，只會考慮自己的利益，尤其在殖民地方面更是如此。直到最近，這種情形才開始相對有所變化。 事實上，歐洲的殖民歷史，是歐洲區別於其他國家的更深層次特徵。從16世紀到20世紀30年代，歐洲國家通過實行大規模擴張和征服，非同尋常地（另外的唯一一個國家是日本）打造了巨大的海上帝國，其觸角延伸至世界各地。殖民地，尤其是那些新世界國家，以及印度和馬來半島國家，都成為列強們豐富資源和巨額財富的源泉。就像我們所看到的，沒有它們，歐洲就不可能以那樣的方式實現經濟騰飛。除了1868年以後的日本，沒有哪個非西方國家在19世紀實現騰飛，結果，大部分國家都變成了歐洲列強的殖民地。 雖然人們普遍認為，要達成現代性，就必須經歷一個從農業社會發展為工業社會，然後再過渡到服務業社會的轉型過程，但是我們找到了歐洲例外論的另一個例子。歐洲國家（共16個）——英國、比利時和德國依次處於領先地位，它們是世界上僅有的幾個經歷過特殊發展階段的國家，該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工業就業人數多於農業人口和服務業就業人口。1911年，英國的工業就業人數達到了頂峰，占當時總勞動人口的52.2%，相比之下，美國1967年高峰期時的工業就業人數所佔比例為35.8%，日本1973年達到了37.1%。工業社會讓現代歐洲具有很多最鮮明的特徵，尤其是階級衝突的集中性和工會的重要性。從全球範圍來看，在就業方面出現了一條與歐洲不同但更為常見的道路，即不經過工業階段，直接從農業社會轉變為服務業社會，目前美國、加拿大、日本和韓國走的就是這條道路。[21]第21節：西方的興起(7) 用以往經濟變革的標準來衡量，歐洲實現工業化的速度非常迅猛，但與後來實現騰飛的國家（包括美國）尤其是東亞國家相比，其進展就顯得很緩慢了。西歐轉型歷史彌久，畢竟，英國經歷了兩個多世紀才具備了今天的面貌。由此導致的一個結果是，西歐國家的現代性與其傳統之間的衝突一直相對比較緩和。歐洲城市完美地將現代性與傳統結合起來：它像是一種地質遺迹，又像是一個新老建築物共存的時代，還像是一個擁有數百年歷史的博物館；相比之下，北美的城市都是新建的，東亞國家更甚，在東京、首爾、新加坡、上海、吉隆坡和中國香港等城市，幾乎找不到歷史的印記。 歐洲的另一個獨特特徵，就是一連串的歐洲內戰。也許這種現象可部分地歸結於外部威脅的相對缺少，它意味著主要的斷層線發生在歐洲內部，而不是發生在歐洲與外部（包括殖民地社會）之間。這些內戰最初是由宗教衝突導致的，發端於1054年東部基督教與西部基督教之間的鬥爭，1517年後，由於天主教與基督教之間劃清了界限，使整個歐洲以南北軸線為中線分裂開來。持久的宗教衝突，使得神學和後來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認識轉變成強烈的理論學說。這種特徵在歐洲最為顯著，例如，幾乎每一個重大的「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共和主義、君主主義、新教主義、法西斯主義，都源於歐洲。 從16世紀40年代到17世紀90年代，歐洲內戰主要關乎早期現代國家的鞏固和加強。法國大革命之後，階級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從19世紀早期到20世紀晚期，階級成為歐洲政治和社會的詮釋語言，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絕無僅有的。從1792年到1870年左右，民族國家的建立在歐洲內戰中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到19世紀末葉，這些民族國家已經發展到在全球尤其是非洲爭奪殖民地的階段，並由此導致了「一戰」的爆發。「二戰」也是源於歐洲內戰，儘管戰爭中心仍然在歐洲，但是戰火很快蔓延至全世界。對內戰的嗜好在冷戰中也得到了體現：意識形態將冷戰的世界劃分成兩部分，當時的兩大主義——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相互圍攻。最終，事實證明對於歐洲來說，渴望內戰是幾近致命的：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國家的損耗極大，普遍被戰爭折磨得精疲力竭，其全球力量也基本上成為強弩之末。 最後，個人主義也是歐洲轉型過程中的一大特點。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對個人主義進行了這樣的描述：「社會是由自主、平等的單位也即獨立的個人構成的，最終，這些個體比任何較大的團體都更為重要。」這與東亞和南亞文化存在著極大的差別，後者認為，集體而非個人處於中心的位置。以家庭為例，英國的家庭制度可以追溯到13世紀，通過朝聖者的傳播，它奠定了北美家庭制度的基礎。這種強調核心家庭的個人主義體制，與中國和印度的大戶人家、包辦婚姻、血緣關係維繫的傳統家庭體系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所持的價值觀及其特徵，一直持續到今天，沒有隨著城市化和家庭規模的縮小而有所改變。所以，在西方社會，婚姻本質上是兩個個體的結合；而在中國和印度文化里，婚姻是兩個家庭的結合。[22]第22節：西方的興起(8) 在實現現代性的過程中，歐洲面對的是極為特殊的形式：外部威脅的相對缺乏、殖民主義、工業優勢、相對緩慢的增長、歐洲內戰和個人主義。因此，我們不應該感到奇怪，歐洲的現代性比人們通常接受的更具特色。但是，因為歐洲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力如此巨大，以至於人們很難對特殊性和普遍性做出區分。不足為奇，歐洲人長期以來一直認為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必須得到推廣，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普及和應用，必要時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只有隨著一系列新型現代性的興起，才有可能對歐洲經驗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做出區分。 歐洲的優勢 19世紀初葉，西歐和北美海岸國家的人均GDP大約是南亞國家的2倍，相當於日本、中國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的水平。到1900年，西歐和北美海岸國家的人均收入至少是中國的10倍。18世紀後期，無法克服的經濟限制讓中國付出了無比沉重的代價，與此相反，歐洲正處於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到處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歐洲轉型的關鍵是工業革命。1800年以前，英國的經濟蒸蒸日上；到19世紀下半葉，許多歐洲國家都取得了類似英國的長足進步。先前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像冰川移動般緩慢，現在西歐的複合增長率則遠遠超過了除美國以外的其他所有國家。除了北美、舊白人殖民地和1868年以後的日本，19世紀的歐洲享有或多或少的工業化壟斷地位，這種情形給其他國家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歐洲與其他國家拉開的經濟差距，大大增強了其稱霸世界的能力。殖民時代原本興起於17世紀，但是自18世紀中葉以來，隨著對印度的逐步佔領，殖民時代迅速膨脹起來。憑藉基督教、文明、種族優越論的幌子以及舉世無雙的陸軍和海軍，英法領導的歐洲國家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國家，其綜合實力在1914年之前對非洲爭奪戰的幾十年中達到頂峰。白人國家和中國、印度、北美、澳大拉西亞、南非等非白人國家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戰爭，後者通過戰爭表明了自己的最終立場：反對歐洲殖民者對其宗教和統治者的攻擊，以及對他們土地和資源的掠奪。尼爾?弗格森寫道： 「西方霸權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非對稱性現象之一。總的來說，所有西方帝國——美國、比利時、英國、荷蘭、法國、德國、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都市僅佔世界總面積的7%，人口也僅佔世界總人口的18%，但是它們的領土卻佔全球總版圖的37%，財富佔全人類總財富的28%。」 如果我們將俄羅斯也看成擴展到亞洲的另一個歐洲帝國，那麼西方帝國佔世界土地總面積和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一半。」 作為世界的主導力量，英國試圖根據自身的利益塑造全新的全球貿易體系。它主要通過大量出口製造業產品和以最低的價格進口食品和原材料來獲取財富。自由主義並不只是一個抽象的原則和無私的政策。通過這種方式，英國希望利用自己在製造業方面的壓倒性優勢，阻止其他國家通過收取關稅以保護本國新興產業的發展。英國倡導的國際自由貿易制度，對除西北歐和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都產生了抑制性影響。殖民地世界的工業發展，多是極其緩慢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因為歐洲列強一直都設法先發制人地保護本國生產者，阻止競爭者的出現。「無論殖民者的言論是多麼冠冕堂皇」，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認為，「殖民地和非正式附庸國，都旨在為殖民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補充，而不是充當其競爭者。」[23]第23節：西方的興起(9) 城市人口是工業化程度的一個主要衡量標準，1900年亞洲和北美的英法殖民地人口，仍然維持在總人口的10%左右，這與19世紀的前殖民地時期幾乎沒有什麼不同，那時人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00年還要高。印度——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18世紀中葉處於東印度公司的殖民統治之下，1857年被英國正式佔領），1700年的人均GDP為550美元，1820年降為533美元，1870年仍然是533美元，這說明印度1870年的人均GDP低於1700年，甚至還不到1600年的水平，雖然後來在1914年升至673美元，但是到1950年又回落到619美元。在長達250年的時期內，印度大部分地區都受到英國某種形式的統治，但是印度的人均GDP僅僅增長了5.5%。而印度獨立之後，人均GDP在1973年上升到了853美元，到2001年的時候，更是一路飆升到1 957美元，這與獨立前的水平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 1800年以後，歐洲經濟騰飛不僅採用了一種規避亞洲的方式，而且有時候還綜合運用經濟和軍事手段強制阻止亞洲國家走相同的道路。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839~1842年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向中國輸入了大量產自印度的鴉片，鴉片貿易一方面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另一方面給英國和其印度殖民地帶來了巨額利潤。鴉片的流毒毫無疑問給中國人民的健康狀況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但是在英國人眼中，「自由貿易」才是更高的原則。中國無力阻止西方打開中國的大門，清王朝日益衰落，19世紀末20世紀初，舉國上下都陷入了一種極度絕望的衰弱狀態之中。1900年，當歐美的遠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時，中國顯然無力抵抗，其命運與非洲一樣，即被列強瓜分。 荒謬的是，沒有什麼比日本的崛起更能生動地說明歐洲力量的勢不可當。日本曾經面臨過西方列強的入侵，也懷有唯恐遭受與中國同樣命運的恐懼，但是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小心謹慎地迎來了一個快速現代性進程。它派出專家小組到歐洲學習其先進的教育體制、精銳的海軍和陸軍系統、發達的鐵路體系和完善的郵政制度等。日本不再認定自己是亞洲的一部分，反而覬覦別國能接受它是一股西方力量。它甚至效仿西方的殖民主義模式，佔領朝鮮和中國部分地區。明治天皇的現代性計劃，是對歐洲霸權綜合特徵的實踐。生活在歐洲影子里的所有其他國家，無論願不願意，都被迫接受和效仿歐洲的部分特徵，否則就會面臨殖民化的威脅。 歐洲的崛起改變了其他人的遊戲規則，但它帶來的影響也並非完全消極：重要的是，歐洲的經歷證明了工業化進程中可能出現的情況，世界也由此面臨著現代性的必然選擇。雖然列強們將殖民地看成滿足其需求的僕人，而且絕不允許它們與主人競爭，但是這些殖民地也從主人那裡延續了很多後來發展所需的基本條件。英語成為印度的通用語言，台灣地區延續了日本的教育體制，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居民學會了西方的商業模式。但是，正如早期的經濟表現以及絕大多數殖民地對外來統治的敵意所體現的，殖民主義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尤其在非洲國家，其影響幾乎完全是消極的。一個特例是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紐西蘭等白人殖民地：因為民族和種族原因，它們受到了完全不一樣的待遇，所以最終獲得了極其繁榮和興旺的發展。[24]第24節：西方的興起(10) 儘管直到20世紀30年代，義大利仍然設法霸佔著阿比西尼亞，但是歐洲列強殖民勢力最強勁時期可能是在「一戰」以前。那時，美國已經開始作為歐洲列強的繼任者出現在世界舞台上，不僅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而且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也日益增強。不過，這種崛起產生的所有影響，仍然被其孤立主義和對歐洲的偏愛遮掩。1850~1930年歐洲向美國的大規模移民，1900年時已佔到歐洲總人口的12%，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隨著帝國的迅速瓦解和急劇崩潰，中國的解放以及印度次大陸、印度尼西亞、非洲大部分地區和馬來西亞的相繼獨立，1945年以後的歐洲明顯地走向衰落。民族國家的數量猛增了3倍。如同19世紀所發生的那樣，世界地圖再次被重新描繪，但是這次是以更快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轉變。這些國家的獨立導致了許多新的可能性，儘管事實證明這些可能性是極其分散和不對等的。前面引用的經濟增長數據顯示，印度的情況有所改變，但是經歷奴役和殖民主義之後，非洲的整體實力大大削弱。據估計，由於強行販賣和自然死亡，非洲人口在奴隸制下減少了一半。相比之下，東亞遭受殖民主義侵害的程度遠低於非洲，所以處於相對有利的境況。考慮到1950年以後前殖民地出現了如此巨大的經濟變革，很明顯在「二戰」後的頭20年，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大大低估了非殖民地化和國家自由化的意義。可以說，這是20世紀頭等重要的大事，它為絕大多數人變成21世紀競技場的核心球員創造了條件。正如亞當?斯密關於歐洲人發現美洲和所謂的東印度群島的預見性言論： 然而，對於東西印度群島的本地人來說，從這些事件中獲得的所有商業利益都在帶給他們的巨大的災難中煙消雲散了……在發現這些地方的特殊時點，歐洲人恰好擁有如此巨大的經濟和軍事優勢，因此，他們可以毫不受約束地侵犯這些偏遠國家的利益。但之後，殖民地的本地居民也有可能會變得強大，歐洲有可能會江河日下，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有可能會獲得和歐洲人一樣的勇氣和力量——那種能夠把獨立國家之間的相互侵犯轉變為相互妥協和尊重的勇氣和力量。 美國的崛起 美國和歐洲的現代性往往被人們一併視為唯一的西方現代性，實際上兩者頗為不同。它們的聯繫在於1607年最先到達美國的殖民者是歐洲人。到1790年，美國共有392.9萬人，其中69.8萬人是奴隸，他們不被視為美國社會的一部分：80%的白人是英國人（剩下的20%主要是德國人和荷蘭人）。一波又一波的歐洲移民帶來了他們的價值觀、信仰、風俗習慣、知識和文化。他們的目標是在新世界國家重新建立起一個舊世界。但是，與歐洲資本主義還保留著封建殘餘不同，歐洲移民不受先前存在的社會結構或風俗習慣的限制。實際上，他們可以忘記歷史，一切從頭開始。當然，這也使美國印第安人在所謂的「種族清洗」運動中蒙受重創。[25]第25節：西方的興起(11) 當歐洲長期陷入土地不足的泥沼時，美國的歐洲移民根本不受土地約束，而且由於美國原住人遭到大規模屠殺，他們神話般地向西推進，領土範圍不斷擴大。在歐洲人擁有強烈的版圖意識的地方，美國人沒有形成相應的忠誠感，因為他們不需要那樣做。美國如同白紙，可以隨意制定規則和設計體制：從一開始，美國就沐浴在新教的春風裡，美國人民被抽象原則吸引，這在憲法和後來強烈的普遍主義和全球使命意識中得到了體現。 歐洲移民帶來了強有力的價值觀和宗教信仰，但卻拋棄了他們世代相傳的階級性，這讓美國人產生了一種認同感。非洲奴隸被排除在美國主流社會之外，加上美國印第安人遭到屠殺，這讓歐洲移民的身份認同打上了深深的種族烙印。無邊無際的沃土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機會，持續擴展的邊界給國家灌輸了一種強烈的樂觀主義情緒和勇於變革的精神。美國國內市場不受當地和本地區偏好的限制，盛行於歐洲的階級差別、地位尊卑，在美國變得平和，美國人比較容易接受。勞動力的相對稀缺，刺激人們不斷地引進節省勞力的機器和提高生產力。不像歐洲，美國沒有出現任何抵制機械自動化的現象。因此，美國經濟對技術革新、機械化、生產的標準化、勞動過程的持續改進和規模經濟的強烈渴求，遠非歐洲所能及。美國模式的鮮明特色是全新的大眾市場和大眾消費者，以及在廣告等領域隨之出現的創新。所有這些事實都證明，從19世紀晚期開始，美國的資本主義遠比歐洲的更具活力和創新能力。 1820年，美國僅佔世界GDP的1.8%，而英國高達5.2%，德國也達到3.9%。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到1870年時，美國佔世界GDP的比例已經上升到8.8%，而同期英國是9.0%，德國是6.5%。到1914年的時候，美國這一比例一路上漲為18.9%，而英國只停留在8.2%的水平，德國也只有8.7%。1950年是美國經濟的全盛時期，佔全球GDP的比例達到27.3%，相比之下，英國是6.5%，德國是5.0%，其他所有西方國家加起來為26.2%。 儘管兩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極大的創傷，但是1870~1950年的美國經濟還是大大超過了歐洲的水平，這為1945年之後的美國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奠定了基礎。美國完全逃脫了「歐洲殖民地」的命運，成為第一支真正的全球力量：美元被奉為世界貨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等一系列新型全球機構也體現出美國的經濟霸權，同時美國的空中軍事優勢更是前所未見。美國成功地創建了一種世界體系，它是當之無愧的霸權國，同時也秉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蘇聯解體之後，這種體系發展得愈加成熟，中國也逐步參與了進來。到了1960年（可能更早），美國已經取代歐洲成為一個令世人矚目的典範。憑藉好萊塢和電視肥皂劇，還有可口可樂和李維斯牛仔褲等消費產業的標識，美國顯示出一種新的文化霸權和影響力。美國大學彙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最優秀的學者和學生。在諾貝爾獎獲得者名單上，美國永遠名列前茅。當英語成為世界通用語言而流行於全球時，其背後隱含的是美國巨大的影響力和吸引力。[26]第26節：西方的興起(12) 美國已經成為現代性的一個新隱喻：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毫無負擔、善於革新、擁有新邊疆精神①。它誕生於當下，並且從未過時，行為準則體現在憲法中，全社會都致力於一個永不停歇的再造過程，源源不斷的移民不停地改變著國家的構成和國民的身份。矽谷的興起、人們對整容手術的嗜好、拉美裔人口日益增長的重要性，雖然體現在美國社會的不同方面，但都是美國精神的最新表現形式。美國現代性的特徵與歐洲的如此不同，以至於人們將美國當成一種外來物，但是從美國確實源於歐洲的事實，又意味著兩國之間的結合力和凝聚力，特別是在全球背景下，會一直都很強大，而且很可能保持下去。血統、種族、歷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掩蓋了彼此之間深刻的分歧，「西方」一詞的普遍使用已經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它意味著美歐之間的親近，不僅僅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更重要的是它們之間的文化、種族和民族上的親近，「西方人」一詞，栩栩如生地刻畫出所有這些潛藏的含義。 無論歐洲和美國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分歧，它們都會繼續保留價值取向和身份的共識；的確，非西方國家及其文化的興起，可能也有助於增強這種相似性意識。當然，歐洲新興少數民族的逐漸增多和美國非白人少數民族重要性的日益增長（奧巴馬的當選折射出這一點），正逐漸地改變著這些社會，但是這種進程不應該被誇大。要讓大西洋一岸的絕大多數白人改變主導他們的社會，還需要漫長的時間。 西方塑造了我們生活的世界，雖然現在它越來越多地受到中國的影響，但是西方國家仍然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壓倒性優勢的主導力量。西方對世界的影響如此之深，以至於難以想像如果沒有它，或者所有這些從來沒有發生過，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認為西方霸權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和無所不在），我們不知不覺就認為它的存在是非常自然的。歷史學家J?M?羅伯茨（J. M. Roberts）自信地寫道：「顯然，西方文明的故事現在成了全人類的故事，其影響力的傳播範圍如此廣泛，使過去那些反對者和對立者都變得黯然失色、毫無意義。」不過這也不盡然。西方霸權既不是自然的產物，也不是永恆的，相反，在某個時期它將會自行終止。[27]第27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1) 第2章 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 「當明治維新的目的最終達成，下一步做什麼？日本沒有答案，該國陷入了一種生存主義危機。人們一直習慣於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說明日本的泡沫經濟，但是這裡也存在著一種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釋：這個國家及其機構，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在東京過馬路，是一種特別的體驗。幾乎每一條街道，哪怕它非常窄，都設有一些交通信號燈。過馬路時，即使沒有汽車，人們也會耐心地等候綠燈，無論男女老少都鮮有闖紅燈的情況。人們都習慣了遵守交通規則。作為一個慢跑者，我發現東京的交通讓我心裡很糾結：密密麻麻的交通信號燈嚴重阻礙了我的跑步節奏，但是每次想要闖紅燈，我的內心都會產生一種負罪感，所以最後都能忍住衝動，哪怕當時身邊一輛車都沒有，甚至一個人都沒有。這是一個遵守規則的社會，這種特性會傳染給身在其中的每個人。 像防晒霜和蚊香一樣，在某個特定的日子，泳帽會出現在所有的超市裡，過一段時間，它們又會突然消失。無論身處哪所學校或哪座城市，所有學生都穿著同樣的制服，唯一的區別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制服有所不同，一旦某件產品獲得了5%~10%關鍵群體的認可，它便立刻像野火一樣隨風蔓延開來。對於90%的美國人來說，彩色電視夢想，等了20多年才實現；而在日本，卻用了不到10年，1970年前後，日本的彩色電視需求呈直線上升。青少年雜誌《Cawaii！》的編輯Yoshiyuki說，只要5%的小女孩喜歡某樣東西，一個月內它就會得到60%的年輕人的支持。儘管日本的年輕人都非常注重打扮，但是他們的時尚潮流體現出強烈的一致性，缺乏個性。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的經濟學家Sahoko Kaiji解釋道：「在日本，你可以放心地把車停在大街上，即使忘了上鎖，第二天早上它還依然原封不動地停在那裡。你即使把立體音響放在汽車的儀錶板上，把手提包放在座位上，也不會發生任何事情。」地鐵上，女士們可以開心地享受旅途，哪怕她們的錢包就放在打開的手提袋的最上端，也無須擔心；擁擠的汽車上，男士們可以將手機放在牛仔褲的後兜中，根本不用擔心會被偷。Kaiji接著說：「日本人總是那麼友善和守信。如果你在某家商店訂購商品，並被告知大約需要兩周的時間才有貨，一旦商品提前到達，他們一定會給你打電話，而且十有八九商品會早到。」在日本，你很少能看到亂扔的垃圾，即使是在每天接待200萬乘客的日本新宿車站。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例外，便是在名古屋附近的豐橋車站，我看到地上有一張小紙片，當我對日本朋友表達我的驚訝時，他告訴我：「別擔心，人們立刻就會撿起來的。」 日本人非常有禮貌。見面時，人們總是向你致以最誠摯的問候，並鞠躬行禮。當你來到超市或商店，門口總有人迎接。這裡不存在傲慢或粗魯的行為。無論是排隊還是走出電梯，你的個人空間永遠都會受到尊重。你會感覺到自己真的是那麼回事兒。人們的參與意識已經深深地影響到日本的社會態度。日本著名的社會學家中根千枝（Chie Nakane）對我說：「失業不僅僅是失業者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的問題。」日本是一個很重視個體的國家。在東京成田機場，身穿制服的乘務員會禮貌地示意你按秩序排隊，當你正在躊躇自己到底該站在哪裡時，地上塗好的腳印會打消你的疑惑。無論車站和機場有多大，你都不會迷路，因為日本人在提示方向時細心周到。在細心周到方面，還表現在日本人對準時的格外重視。在地鐵站，站台指示牌不僅預報下一班地鐵到站的時間，還會預報停站時間，而且地鐵也非常準時，幾乎與預報毫秒不差，人們可以根據日本的地鐵來調準自己手錶上的時間。[28]第28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2) 表面上看起來，日本與西方國家極為類似，但實際上卻大不相同，套用中根千枝告訴我的一句話：「日本表面上『很西方』，但骨子裡卻『非常日本』。」 日本是唯一一個19世紀便開始工業化進程的亞洲國家，也是唯一一個順利闖進排外性極強的西方國傢俱樂部的亞洲國家。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日本在效仿西方的嘗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4年之前迅速實現工業化，1939年之前又佔領了大部分東亞地區，並一直佔領這些殖民地到1945年，到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其人均GDP已經領先於許多西方國家。當東亞一些發展迅速的國家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實現經濟騰飛的時候，日本的經濟模式已經很有影響力了。如果我們想了解亞洲現代化的本質，日本是最佳的研究樣本，因為日本是最早實現現代化的亞洲國家，而且它現在仍然是亞洲國家中最發達的典範。不過，雖然日本是東亞地區的一部分，但這並不表明它就是這個地區的代表，相反，我們將會看到，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獨一無二的。 日本從哪裡來？ 日本的形成，得益於兩次對當時最發達文明的融合：15~16世紀的中國，以及19~20世紀的西方。早期的日本深受鄰國中國的影響，這一點不足為奇，畢竟中國當時已經是一個相當發達和成熟的國家。在吸納中國文明之前，日本甚至沒有自己的書法藝術，但是後來它吸收了很多中國元素，並將其融入自己創造的文字中。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傳統文化逐漸為日本文化奠定了基石。大約6世紀左右，中國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或多或少地經由高麗（今天的朝鮮）傳入日本。道教與日本的泛神論融合成神道教，而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情形和在中國一樣，變成了佔主導地位的統治思想。應當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可謂是當時最先進的理念，它最偉大的成就是放寬了對人們接受教育和文化的限制，而在那之前，讀書識字、學習知識的權力專屬於貴族。中國對日本的影響持續了許多世紀，直到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才被日益崛起的西方影響力替代。因此，日本在中國的影子里生活了幾乎長達14個世紀，這給日本民眾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孕育了日本國民一種潛在的自卑感，同時還夾雜著某種防禦主義、早期的激進主義，以及民族主義。 儘管中國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但這些影響都是融入日本自身的經驗和傳統中，才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思想。很明顯，日本儒學與中國儒學在各方面都是風格迥異的，中國儒學的核心價值觀中包括仁愛之心和善行，而日本儒學則更強調忠誠。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之間的差別越發明顯。忠誠和孝敬長輩——基於權威、血統和年齡，是等級關係最關鍵的特性，它們長期以來一直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國和日本都受到皇族的統治，但是它們大為不同。[29]第29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3) 首先，中國可以改朝換代，中國歷史上就出現過36個朝代。與此相反，日本的天皇家族被視為神聖不可冒犯的。在日本1 700年的歷史記錄中，一直都是一個家族盤踞天皇的寶座。其次，中國王室享有絕對權力，而日本天皇則沒有。歷史上只有1/3的時間——除了遠古時代和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天皇家族名副其實地統治著整個國家。在其他大部分時間裡，日本一直都在接受雙重或三重政府的統治，天皇實際上被迫與別人一起分享權力。最典型的形式是雙重政府，對政治權力的有效控制要麼掌握在軍事首領手中，要麼就掌握在有軍事力量支持的首相或首席顧問手中。換句話說，永久掌握政權的代價，就是扮演一個影響力大大減少的政治角色。 在德川時代（1603~1867年），真正的政治權力是由幕府將軍控制下的軍隊行使的。天皇僅具有象徵性和禮儀性的意義，儘管在形式上，軍事首領仍然對天皇負責。露絲?本尼狄克特，在她對日本的經典研究著作《菊與刀》中發表了一些令人感興趣的言論：「日本天皇的概念，是在太平洋島嶼之間反覆再三才形成的。他是一個神聖的首腦，可能參加也可能不參加政府內閣的事務。在某些太平洋島嶼，他會參加，而在另外一些太平洋島嶼，他會下放自己的權力。但是他的人格總是神聖的。」換個角度來看，要了解日本，我們必須把它放在太平洋和東亞的背景下進行研究。 明治維新之前統治日本長達250年之久的德川時代，見證了一個權力高度集中和正式的封建制度的創立過程。自皇室家族和大名以下，整個社會分為四個等級，其等級制度如此森嚴，使當時的社會具有某種種姓的特徵：四個等級分別是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嚴格地說，部落民——即從事屠宰業、皮革業等所謂賤業者和乞丐遊民，他們一直都被看成社會的隱形人，是社會中可有可無的角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在日本，人們的身份等級是以世襲原則加以世代傳承，千百年來一成不變。每一個家族的首領，都需要在自家門道里張貼自己的階級立場，並詳細地說明自己的世襲地位。他與生俱來的權力決定了他能穿什麼樣的衣服，吃什麼樣的食物，住什麼樣的房子。大名每年都從農民那裡收繳一定比例的糧食，除了滿足自身的需要，還要給下屬的武士分發一部分。武士沒有土地，他們的正式職能是保衛大名及其土地和財產。他們是唯一被允許佩劍的社會成員，比起地位更低下的階層，他們享有廣泛而獨斷專行的權力。在德川幕府時代，大名主要對將軍負責，而將軍至少在形式上又要對京都的天皇負責。日本的儒家思想與中國的不同：後者尤其重視優質教育，官話便是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的產物；而在日本，最卓越的稱謂都給了武士，幕府時代尤其讚美武士道精神。在德川時期，中國實際上是一個重視平民儒家思想的國家，而日本則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重視軍事儒家思想的國家。[30]第30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4) 德川家族是從17世紀初葉開始統治日本的，上台不久，他們便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切斷日本與外界的聯繫，並鎮壓基督教，反對外國勢力對日本習俗和宗教傳統的干涉。歐洲船隻不許使用日本的港口，只有荷蘭可以把出島作為貿易港口。日本人被禁止建造或經營大型船隻，否則要受到嚴懲，這些規定嚴重阻礙了日本沿海的貿易活動。統治者制定這些政策的原因，似乎是希望能以此來限制商業活動，同時也表現了他們對外來影響的恐懼，尤其是從歐洲進口的槍支，統治者認為它可能會動搖將軍之間微妙的權力平衡。儘管這些行為讓日本倒退到專制主義時代，但是德川時代也出現了很多充滿活力的變化。隨著語言的日益標準化，不同地區的人們的認知和生活習慣趨同，日本社會日益朝著一元化的方向發展。 總之，當時的日本已經開始具備形成現代民族國家所需的條件。新建的公路網進一步發揮了促進國家統一的作用，沿著這些交通樞紐興起的商業區，逐步變成了充滿生氣的貿易中心：到德川家族統治末期，江戶，也就是今天的東京，其城市規模堪與倫敦相媲美，人口也超過了100萬；而當時日本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大阪、京都、名古屋和金澤，也具備了相當規模的人口。如我們在第1章所描述的，1800年的日本經濟與當時的西北歐相比，更為發達，在1868年明治維新的前夕，除了缺少一個致力於此目標的政府，日本已經完全擁有經濟騰飛的條件。 最後，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一點：武士的職能和作用不斷變化。雖然他們最初的目的是保衛大名，但是隨著後來必須承擔越來越多的管理責任，並負責保護大名的財產，以及代理主子大名與其他大名和幕府之間的談判協商和簽訂議定書的事務，所以他們的地位日益重要。事實上，在明治維新前夕，他們就已經從一個軍人階層轉變成日本社會裡一個關鍵的管理階層。儘管沉湎於儒學的管理治世思想，但是他們的認知和癖性本質上還是傾向于軍事和科學技術，而不像當時的中國主要側重於文學和學術理論，這種目標和傾向，對後明治維新時代日本的特質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明治維新 1853年，美國海軍上尉佩里率領「黑船艦隊」，出現在江戶灣（今東京灣），粗暴地打破了日本國德川時代相對和平與穩定的局面，佩里夥同其他歐洲列強，特別是英國，要求日本打開國門進行貿易活動。日本長期實行的孤立政策，再也無法持續下去：如同19世紀其他許多國家那樣，日本再也不能無視西方及其瘋狂搶掠的變態行徑了。1858年，面對外國的持續侵擾，日本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列強由此打開了日本的貿易之門，並對日本的主要港口實行治外法權，從而使西方列強逍遙於日本法律之外。這些不平等條約，包括治外法權，嚴重削弱了日本的主權。1859年，日本被迫取消已經執行了300多年的對基督教的禁令。[31]第31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5) 英國、美國、法國、荷蘭等西方國家的干預，引起了日本國民的強烈反感和憤怒，國內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排外浪潮。面對日益動蕩和騷亂的局勢，德川政權陷入了幾近癱瘓的困境。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兩年，並於1868年達到了頂峰，隨後，幕府——有效統治日本的軍事體制——被薩摩藩和長洲藩的聯合勢力推翻，天皇下詔將江戶改稱東京，後遷都東京。至此，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便建立起來了。武士是德川政權倒台的發動者和新明治政權建立的主謀，後者是以1868~1912年的統治者的名字來命名的。明治政府致力於創建一個現代國家，武士為了鞏固新生政權，提升新政府的威望，自己做出的犧牲就是廢除陳舊的封建特權，被剝奪了隨身佩劍的權力，以及以實物付款的壟斷權，改為以現金付賬，至此，武士原來享有的特權大為削弱。 長達兩個半世紀的德川幕府統治結束了，這個富有戲劇性的政治變化並沒有受到任何政治藍圖、政治目標或政治遠景的驅使。剛開始，日本國內從上到下都瀰漫著濃厚的反西方情緒，但是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部分統治精英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孤立不是上策：如果日本想要從西方國家的野蠻行徑中倖存下來，它就必須對西方強加的種種挑戰做出回應，而不是簡單地忽視它們。先前還充滿仇外情緒和孤立情結的統治階層，經歷了一場徹底的政治轉變，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共識，明確了自己需要做的事情，並決心迅速實施。現代君主國家創建了首席大臣輔佐天皇的制度，但是實權都集中在首席大臣手中。到1869年，婚姻和工作可以自由選擇。1871年，日本的封建體制事實上已經解體了。1873年，日本頒布徵兵令，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徵兵，徹底廢止了武士隨身佩劍的特權。政府立即著手建立工廠，由先前的武士負責運營，這些舉措使日本迎來了一個極具特色的經濟時代。 如果說早先吸收中華文明的精髓，對日本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那麼遭受西方威脅的親身經歷，則有力地說服了日本新的統治階層：如果日本希望維護國家獨立，不重蹈中國的覆轍，就必須儘快向西方學習，而當時剛經歷了鴉片戰爭的中國，正在逐步喪失國家主權。明確了發展方向，日本新政府便開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探險，在缺乏明確周詳的行動方案的情況下，其行動的快速、執行目標的堅定不移，政策覆蓋面的廣泛性和綜合性，的確令人稱奇。 在這激動人心的20年里，日本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國家，迅速建立起一系列新機制。它派出特使和代表團到歐洲，甚至還到美國，研究到底應該學習什麼，借用什麼，吸收什麼。一切都以高度系統的方式運行，其目的在於明確哪些國家在哪些特定領域能提供最多最有價值的信息和經驗。恰當快速地學習和吸收西方的經驗是當時日本最為緊迫的任務。日本1873年引入的教育體系，是模仿法國學區制的結果；其海軍的建制，先是效仿英國海軍，後來又相繼借鑒了法國和德國的陸軍系統才得以完成；日本修建的鐵路是以英國為範例的，創立的大學則是效仿美國而成。1871~1876年，大約300名歐洲專家被政府部門和相關機構邀請到日本，協助日本進行設計和施工。其結果便是外國經驗的集成（這成為日本的一大典型特色），並不知不覺地融入日本的民族特性中。[32]第32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6) 從19世紀70年代後期，政府開始低價出售新建工廠。由此，日本開創性地孕育出資產階級。政府以發行債券等方式逐漸取消俸祿，消滅了武士階層，他們可以用債券購買新建的工廠，而且通過這種方式取代了他們原先以實物付款的封建做法。因而，日本的資本主義業主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兩個顯著的特點，並且在明治維新以後，一直作為日本的標誌延續至今：首先，他們能夠存在，並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主要得力於日本政府的慷慨贈與和大力資助，所以背負著艱巨的責任和義務；其次，依據他們的背景、接受的訓練和品性來判斷，這些新興資本家更像是管理者而非企業家。 在許多方面，明治維新所倡導的內容都是極具革命性的，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消除封建殘餘。新的統治精英不是從大名當中提拔起來的，而是主要來自武士，其中包括部分併入武士階層的農民，還有一些商人。階級力量顯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與歐洲不同，日本的新興階層——商人，既不會煽動這種變化，也不會親自挑頭去促成這種變化，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並沒有與陳舊的制度發生衝突。相反，明治維新的領導人，也即武士階層，已經逐步轉變為更廣義上的統治階層。為了強調歷史的延續，同時也為了取得大眾的支持和為新政權提供合法性，武士將天皇重新尊奉為日本民眾生活中更為核心的角色，天皇遷都東京，便是一個極富象徵意義的舉動。與其說明治維新是日本人民自下而上的起義，還不如說它是一場自上而下精心策劃的政變，它其實是一次以將日本從外國的威脅中拯救出來為名，行維護現存精英權力之實的行動。其目的在於，要努力使這場變革運動在保守主義的指導下，盡量採用非激進的、有所保留的方式進行。 日本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國家，其連續性遠遠強過非連續性：甚至在1868年，當非連續性成為一種必要的時候，它也沒有像法國和中國那樣——兩國都實行了革命，最後以和解而告終。它是由懷揣著實現根本性變革的理想，但在實踐過程中又儘可能保留舊秩序的精英們建立的。因此，與大多數革命相比，維新過程中的流血犧牲相對較少也就不足為奇了。統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保留了生活習慣、傳統、習俗、家庭結構、等級關係和層級結構。明治維新證明了日本精英階層的靈活性、實力、適應能力以及在必要的情況下改變時局的能力。 歐洲的革命與日本的明治維新變革相比，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差別。比如，除了其他的情況以外，法國大革命是對資產階級興起這一內部威脅的回應，而明治維新則是源於對外部威脅也即西方列強的反應。當然，這是歐洲和其他地區最根本的地緣政治差異，歐洲是領導者，因此也是奴役者，對此，其他國家必須找到一種對付歐洲列強和其擴張行徑的方法，這個差異也有助於解釋明治維新怎樣以及為什麼由一部分精英統治者而非當時正興起的敵對團體發起。迫使日本改變局勢的不是商人階層的興起，而是西方國家的威脅。[33]第33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7) 對歷史的傳承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主動迎接現代化的國家，一種在西方強權和本國特性之間做出權衡的現代化。日本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也是該國自覺並刻意在西方化和日本化之間走鋼絲的過程。然而，與後來的其他亞洲國家現代化的例子相比較，它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就是能自由地做出抉擇，這一點在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後來者可能無權進行選擇。因此，日本現代化是一個引人入勝的研究案例：一個國家的現存精英統治者為了保護國家的本質，對西方化做出了自願並適當的選擇。 儘管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期，日本幾乎與世隔絕，但是在關鍵時刻，日本對待外國影響並非採取盲目排斥的態度，而是表現出一定的開放性和適應性，從5~6世紀日本與中華文明的關係中就可以看出這個特徵。在必要的時候，願意吸收外來影響力，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的潛在力量。斷然拒絕被完全同化，希望在吸收外來影響力的同時，保持日本的「本質」或民族情緒，已經在試圖界定日本作家吉野耕作（Kosaku Yoshino）所描述的「我們自己的領域」，也即傳統習俗、體制和價值觀的過程中得到體現。正如吉野耕作所說： 「為了堅守『我們的領域』，人們堅守著重大的差別，不僅要區分『我們』（日本）和『他們』（值得借鑒的其他國家），更重要的是，要強調『我們的領域』的存在，從而表明『我們』的民族作為一個文化實體的連續性。這樣，歷史就可以延續。日本聲稱對『我們』的這種文化領域保持獨家所有權。」 日本的獨特性可以用兩種方式來分別加以界定並保留：第一，在日本獨有的認知領域，保留著那些被視為具有排他性的和真正意義上的日本要素；第二，由各種各樣的外國影響力和那些被視為具有日本獨特性的要素結合而形成的獨特產物。正如有人認為，日本的「領域」概念遠不止於日本自身的「混血性」。儘管日本文化很獨特，例如榻榻米、日本清酒、相撲，但是日本的特性歸根結底還在於日本人為何會行為特別，也即日本人和其他國家的民眾的根本的認知差異何在。這種二元性允許固有本質和外來影響力的共存，也廣泛地紮根於從飲食和服裝到電影和婚禮等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兩者以某種方式共存，它們之間基本上少有激烈衝突，日本吸收外來影響的精髓然後加以重構，與之融合形成自己的特色。故而，日本現代性是一個相當複雜、不協調、有時候甚至有些怪異的現象。它的融合可以追溯到中國影響力時代，但是在西方化時代，這種特徵表現得最為明顯，日本所受的精神創傷也是最大的。這種融合是如此根深蒂固，使人們理所當然地將它看成日本最自然、最固有的特性。[34]第34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8) 經歷了極端的西方化時代後，日本人和西方元素的關係，一直是人們認真思考和激烈爭辯的主題。1868年後，日本經歷了西方化和日本化的交替。明治維新後的頭20年，日本國內許多領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1900年，這種現象讓位於內省和尋求國家本質定位。在這場辯論中，日本國民性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界定：天皇制度、武士精神和家庭社會觀念（天皇即父親）。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失利並被美國佔領後，再一次進入了瘋狂追趕西方經濟的西方化時期。隨後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又邁向了更深層次的重新定義日本國家本質的階段。然而，歷史從來都不會故步自封，在這節骨眼上展開的日本「國民性」概念，與其在20世紀初葉的意義完全不同。20世紀70年代關於日本國民性的討論，大多認為日本是一個以集團為主導的單一同質社會，日本國民的一致性是難以言表的、不合邏輯的。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種看法不足為奇，「二戰」後美國對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日本仍然固守著自己的「國民性」。 當然，日本國民性的本質實際上不能用如此簡單的詞語來描述。日本性（Nihonjinron）是針對西方影響而做出的具有政治創造性的文化回應。它讓我們了解了日本人的許多心理，他們希望與眾不同的願望，但是它也只能部分地揭示出日本固守的差異性。在《菊與刀》中，露絲?本尼狄克特提出： 在研究西方國家的過程中，如果沒有比較各國文化，就會對整個行為領域不得要領。研究者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沒有必要去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瑣事，這在電視熒屏上司空見慣。殊不知，正是這些瑣事決定了國家的未來，而不是外交官簽署的諸多條約。 日本的獨特性恰恰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從人際關係的本質到引導人們行為的價值觀，都很容易被人們忽視。 日本的人際關係，要遵循嚴格的等級制度，這種等級制度主要基於人們的階層、性別、年齡來做出劃分，每一種人際關係都可以根據以往的接觸頻率和熟悉程度，按照這些標準來精確地分出等級。等級制度的重要性，最初都是從家庭中習得的，父親毫無爭議地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每個家庭成員的地位都是註定的。家庭是整個社會的縮影：天皇被視為國父，公司也是按照家庭的思路設想出來的。等級在語言的使用中也得到了體現，比如，表達「你」的時候，要根據對方的社會地位來選擇詞語。語言也是分性別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使用不同的詞語和稱謂。日語中有很多敬語，尤其微妙的是日本有一套嚴格按等級設定的鞠躬體系，鞠躬的程度取決於對方的身份地位，公司經常建議員工們根據他人的地位來確定鞠躬的程度。[35]第35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9) 日本不僅要求尊重等級制度，而且還存在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責任系統。日本存在兩種類型的義務，比方說對自己父母承擔的義務是無限的和終身的，而情理則是有限的。這些義務和責任構成了日本社會的核心，日本所謂的貞德是從承擔義務的角度來定義的，而不像西方社會那樣，通常用金錢來衡量美德。如果一個人不夠擔當，他會有一種羞恥感。從廣義上講，文化可以劃分為（類似基督教衍生出來的）負罪文化和羞恥文化。一方面，負罪文化源於原罪的觀念，即人本質上都是有罪的，它是依據事實來判斷；另一方面，羞恥文化是通過站在他人的立場上審視自我，從而進行自我約束的產物。日本的恥辱文化根深蒂固：與一個人自己的良心相比，他如何被別人評價，才是最為重要的。罪惡感可以通過道歉來減輕；而羞恥感則正好相反，幾乎是無法減輕的，它會導致一種非常獨特的行為方式。比如，在西方社會，自殺作為一種自私的舉動，被視為人所不悅的行為；而在日本，自殺卻被視為敢於擔當的終極方式，因此是一種崇高的行為。在日本社會，自殺現象更為常見，平均每100 000個男性中35.6個會自殺；而美國只有17.9個，英國只有10.8個，德國則為19.7個。 日本的人際關係，是以等級和責任為基礎的，它體現在從「數代同堂」的大家庭到公司、學校、政府等所有日本機構。以企業為例：大型企業與對大型企業有所依賴的中小型企業之間的關係就呈現出明顯的等級特徵。終身僱傭制，仍然在大型企業中佔主導地位，體現出公司和員工雙方的一種責任觀念，這與合同制（往往是短期的）完全不同，而後者一直為英美所推崇。公司被看成是與家庭類似的，公司對僱員承擔許多義務，而僱員——幾乎都是男性，從職業生涯來看，會長期服務於公司。資歷體系，在日本的公司中廣為應用，反映出日本社會的年齡等級。一個人可以隨著年齡的增長，穩步地爬上公司的高層職位，享有日益增加的收入和權力，而不像西方國家的公司，到了一定歲數便被解聘。 獨具特色的日本人際關係還體現在工作和生活的許多方面。例如，日本人竭力避免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主要是因為他們不喜歡對簿公堂。因此，日本的律師很少，無法與歐洲相比，就更別提美國了。幾乎所有的民事衝突，都是採用調解的方式來解決的，要不在法庭之外，要不在任何司法判決做出之前。從表2–1、圖2–1、圖2–2和圖2–3，可以對日本的人際關係有所了解。 表2-1?日本人對待性別的態度 認為男人應該出去工作， 女人應該留守持家 認為男人和女人有平等的[36]第36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10) 工作權力 日本（東京） 16.2 46.4 美國（紐約和洛杉磯） 10.5 81.2 英國（倫敦） 10.5 81.8 法國（巴黎） 3.2 91.3 德國（柏林） 2.6 92.1 瑞典（斯德哥爾摩） 3.2 80.4 圖2–1?日本人的工作責任感（%） 圖2–2?日本人對工作場所的期望（%） 圖2–3?日本人對規定的態度（%） 人們應該不會對日本的這種獨特性感到意外。即使只是偶然地接觸日本社會，也會有這種感受。儘管事實上日本和西方的發展水平大致相當，但是兩者的文化和價值觀卻是截然不同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第一個理由幾乎不需要重述：文化差異影響深遠，日本社會根植於一種獨特的文明。第二個理由是歷史原因：因為明治維新並不久遠，日本仍然保持著頑固的封建特徵。此外， 1868年後的精英統治者自覺並蓄意保留日本的歷史特點。而且，新的統治集團核心是由武士組成的，這意味著其部分價值觀會延續到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並貫穿後來的歷史。「二戰」後的日本，與後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一樣，一直由管理階層即武士的後裔統治，真正運營大型企業的不是那些企業家，而是他們；他們主宰自民黨；他們支配內閣；誠然，正是他們建立了在日本治國過程中發揮著中心作用的官僚機構。 甚至連統治方式也深深地烙上了歷史的印記。據日本歷史記載，大多數時候，權力都被分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中心，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今天。天皇從事禮儀性和象徵性的國事活動。國會只享有少許真正的權力。日本首相的權力遠遜於其他任何主要發達國家總理的權力，任期相對短暫，之後可能便被執政自民黨的其他成員替代。內閣會議主要是禮儀性的，會議持續時間不會超過15分鐘。儘管日本擁有正式的多黨制度，但是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自民黨便盤踞權力的寶座，享有長久未衰的執政權，該黨內的各個派系實際上發揮著比其他各黨都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的權力分散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機構中，類似的情形在日本歷史上俯拾皆是。從美國佔領行將結束開始，日本一直被西方視為一個民主國家，但是實際上，它與任何西方民主國家都極為不同，讓人們不禁開始懷疑，用「民主」這個詞來形容日本，是否妥當。日本可能從1868年就開始發生變化，但是歷史的影響力卻持續存在，經久不衰。 向西方轉變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使命是跨越歷史的鴻溝，拉近與西方的距離，效仿西方國家，取得它們的尊重，至少要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趕上西方國家。趕超西方變成了這個國家新的行動指南。在日本人心目中，1939年以前的西方主要意指歐洲國家；而1945年之後，美國便以壓倒性優勢取代了歐洲，成為西方代表。當然，核心問題是經濟增長，但是日本始於明治維新時期的殖民擴張，也應歸功於效仿歐洲的願望：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日本必須擁有自己的殖民地。正是覬覦領土的野心，將日本捲入了太平洋戰爭，直至最終戰敗投降。那是一個極其羞辱的時刻：明治維新最初的目的恰恰在於防止西方國家對本國的統治，而此刻這個目標已經被破壞殆盡。1868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極力地效仿西方，在佔領殖民地方面也不甘落後，這最終造成了慘痛的災難。[37]第37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11) 然而事實證明，戰爭只是日本歷史上最壯觀的一段經濟增長時期的前奏。1952年，日本的GDP小於殖民地馬來西亞。經過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已經從農業國家轉變為成熟的工業化國家，1950~1970年人均GDP增長率高達8.4%，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已經超過美國和歐洲，並具有最強大的金融實力。這是一場非同尋常的變革，但是沒有持續下去。20世紀80年代末期，日本的經濟泡沫最終破滅，在隨後的15年里，經濟幾乎停滯；與此同時，美國創造了一種新型經濟模式，在一系列新興行業和技術領域（特別是互聯網行業）展現出相當的活力。日本對此的反應都頗具啟發性——無論是從人們對日本的評論來說，還是從所有非西方國家趕超西方的過程中固有的困難來看，都是如此。 20世紀80年代日本取得自明治維新後最為顯著的成就，它最終趕超了西方國家，但同時也埋下了日後危機的種子。自1868年以來，日本的首要目標便是趕超西方國家，1945年以後，這種雄心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但是，當這個目標最終實現，當趕超或多或少地完成，當日本在許多方面都成為名副其實的最發達國家，甚至在一些方面具有絕對領先地位時，又將發生什麼呢？當明治維新的目的最終達成，下一步做什麼？日本沒有答案，該國陷入了一種生存主義危機。人們一直習慣於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說明日本的泡沫經濟，但是這裡也存在著一種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釋：這個國家及其機構，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見圖2–4）。 歷史並沒有賦予日本改變前進方向的能力和基礎。自1868年開始，日本的每個歷史轉折點，都表現出該國對其長期目標的持續追求和堅韌不拔的非凡能力。日本可能被人們描繪成依賴單一路徑，其制度保證日本能夠堅持走自己道路。這產生了一種強大的內部凝聚力，使該國能夠極其有效地實現長期目標。然而，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日本在多重路徑上顯得經驗不足、能力有限。最具說服力的例子是1868年明治維新，那是對嚴峻的外部威脅做出的反應。 圖2–4?日本人對日本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悲觀認知（%） 泡沫危機之後，日本經濟步入了很長時間的停滯狀態，舉國上下開始進行自我反省，民眾普遍感到憂鬱和沮喪。有些人竟然提出，日本已經遭受了兩次挫敗：一次是在1945年，另一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悲觀情緒席捲整個國家，揭示出當代日本國民心理的脆弱性。在最終實現自己的目標之後，對於下一步該做什麼，他們滿腹疑問。隨著美國經濟逐漸恢復了活力，而日本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卻顯得相對平靜，這讓人們形成了一種共識，即目標至多只是一種幻想，日本註定將永遠生活在西方的陰影中。日本國民面對泡沫經濟的心理脆弱性，直接警示著世人：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說，趕超西方的過程異常艱難、困難重重。用任何標準衡量，日本取得的成就都是顯著的，在很多方面，它或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或更勝一籌。它很輕鬆地超過了歐洲的絕大多數國家，而這些國家曾經是它極力效仿的偶像；它建立了引人矚目的世界頂級研究機構、世界知名的大企業，它已變成經濟實力排名第二的國家，然而，在燦爛輝煌的時刻，它同樣對自身充滿了懷疑。[38]第38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12) 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解日本自我認知的本質是非常重要的。與歐洲或美國將普遍性和世界性作為自己的願望和對自身的定位不同，日本人在思量本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時，其視角是獨特的，長期以來將日本定位為處於主要文明的邊緣和外圍，而且認為這些主要文明已經創建了普遍性的規範和準則。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和西方構成了日本效仿的兩個對象，同時也是日本堅守「國民性」時所反對和排斥的兩個主要行為體。「對於日本人來說，」吉野耕作指出，「向中國和西方學習，成為日本獲得『普世』文明的一種經歷和體驗。在此，日本人一再強調他們之間的特殊差異，就是為了將他們自身與具有普遍性的中國人和西方人區分開來。」換句話說，這個特點，不僅將日本與持續了兩個世紀的西方普世文明區別開來，而且，正如我們在後文要探索的那樣，還將自身與中國的不同也放大了無數倍，要知道，從普世性角度來講，中國人一直視自己的文明是2 000年來最精華的部分（見圖2–5）。 圖2–5?日本人對「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與一個外國人結婚， 你作何感想？」問題的回答（%） 日本1868年後轉向西方的舉動，僅僅是其新式統籌戰略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表現在它對待亞洲大陸的態度上。這種態度融合了對西方的擁護和對亞洲的拒絕。在轉向西方的過程中，日本湧現出許多知名作家，最著名的是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他在1885年發表的一篇題為「正在遠離亞洲」的文章中寫道： 「我們沒有時間等待鄰國的啟示和開導，以便大家能夠共同努力促進亞洲的發展。離開亞洲國家的隊伍，把我們的命運與西方文明國家的緊密相連，對於我們來說更好。至於如何處理與中國和朝鮮的關係，不需給予什麼特殊的待遇，只因它們碰巧是我們的鄰國。在如何對待它們的問題上，我們只需要簡單地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即可。任何一個珍視壞朋友的人都將無法逃脫惡名。我們要直接將亞洲的壞朋友們從腦海中抹掉。」 日本人很快便將這一想法付諸實踐。1894~1895年，日本出兵佔領了中國台灣。1910年，他們奪取了朝鮮。1931年，他們吞併了中國的東北地區；1936年，佔據了中國主要省份；1941~1945年，他們攫取了東南亞大多數國家。在1868~1945年的77年間，日本參與了10次大規模戰爭，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以犧牲亞洲鄰國利益為代價，這些戰爭累計達30年之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整個德川時代，日本從未參與過任何一場戰爭。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不僅打算實現經濟現代化和效仿西方，而且還實行領土擴張政策，這些從其口號「富有的國家和強大的軍隊」中便可窺見一斑。儘管日本曾於20世紀30年代提議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表面上是對抗西方來為亞洲謀利益，但是實際上，這只是日本企圖征服亞洲以實現其帝國主義利益的一個策略。[39]第39節：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13) 日本人順理成章地將世界的本質與日本社會中深刻的等級特性等同起來。它以崇拜的目光仰視著西方，渴望變得像西方國家那樣強大，同時貶視亞洲的落後和劣等，企圖征服亞洲，達到日本富強和擴張的目的。曾幾何時，它認為中華文明是何等優越，現在它則認為，中國人是一個劣等種族。日本看待世界的視角中，種族等級觀念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到今天，這種傳統觀念仍然沒有被打破，這一點可以從它與東亞鄰國的關係中得到佐證。白種人仍然處於頗受尊重的地位，而黃種人則被視為二等公民。種族觀念的思維方式，依然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尤其堅持「日本人民的同質性」（即使存在著很多少數民族）和「日本人種」（即使日本經歷了許多人口遷移運動）的想法，普遍認為日本人的「血型」與其文化行為的特定模式是緊密聯繫的。在日本關於「自身」以及經由暗示的「他人」這兩個概念中，種族、民族和國家的類別幾乎是完全重疊的。後者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於1986年發表的臭名昭著的評論中得到了說明，該評論認為美國人的智力水平比日本人的低，因為前者是種族混合的產物。即使在今天，日本也沒有任何反對種族歧視的法律。 然而，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東亞已經從落後的狀態轉變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區域，日本已不再形隻影單地穩坐亞洲經濟第一名的寶座。但是日本對東亞國家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延續著明治時期的扭曲觀念。日本仍舊傾向於把自己看成西方國家而非亞洲的一部分：我清楚地記得，歐洲和日本於1999年在東京主持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大家很嚴肅地提出，日本可能會考慮申請加入歐盟。在東亞國家逐步轉變，並開始在日本今天所面臨的危機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背景下，日本未能重新考慮自身與東亞的關係，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在第8章予以更充分的探討。 日本的現代性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用任何標準來衡量都是極其成功的，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它還同時設法保持了自身的獨特性。但是，其十足新穎的現代性卻從未得到過應有的承認，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亞洲。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首先，自1945年以來，日本一直在煞費苦心地強調它與西方國家的相似性而非差異性。戰敗之後，日本被納入了美國的勢力範圍，失去了任何獨立的外交聲音，基本上成為美國的保護國：在這樣的情形下，其做法是低調的，它也不希望強調其獨特性。其次，與東亞的關係令它深感不安，這意味著日本從來沒有在亞洲地區擁有過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任何政治和文化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依然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有些變質。再次，日本一直視自身為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它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他人學習的榜樣。 事實依然是，日本是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東亞國家，大部分地區現在已經從沉睡中醒來，跟隨日本的腳步，邁步走向現代化。如果沒有日本，亞洲四小龍能否在經濟方面如此大出風頭，是值得懷疑的，同時如果沒有亞洲四小龍，中國的現代性毫無疑問地會進一步延遲。在眾多的發展道路中，日本的選擇可能是一個例外，但卻頗為成功：目前亞洲的眾多國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效仿著這個典範，間或伴隨著一點急性不適的癥狀。如果說英國是歐洲現代性的先驅，那麼日本在亞洲也應享有如此殊榮。[40]第40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1) 第3章 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1949~1978年，新中國成立的第一階段扭轉了中國一個世紀以來的衰敗局面，實現了先前的政權無法創造的經濟騰飛，而且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中國轉型的基礎是在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歷史證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於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 遵從喬治三世的命令，第一個英國貿易使團於1792年9月離開英國前往中國。他們給這個遙遠的封建國家帶來了許多稀奇古怪的禮物，比如望遠鏡、鐘錶、晴雨表、裝有彈簧懸掛裝置的馬車和氣槍。貿易使團乘坐一艘裝有66門火炮的軍艦和兩艘補給艦來到中國，任務是向大清乾隆皇帝展示本國工業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湛技術。這個700人的使團中包括外交官、商人、軍人、科學家、畫家、園丁等，不論對國家還是對個人而言，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尋找機會。代表英國政府的東印度公司（實際是英國的海外公司，統治印度直到1858年），非常希望打開中國市場，但他們之前的努力都付之東流，所以本次使團出訪之前進行了精心的長期準備。英國人抵達澳門後，發現葡萄牙早已在這裡建立了一塊基地，於是又花費4個月的時間向北航行，與清朝皇帝的代表進行了一番談判，並左等右等，才見到他們此行最想見的人——乾隆皇帝。 1793年9月，英國公使馬戛爾尼進京拜見乾隆，希望獲准在通商口岸廣州從事貿易，並願意上繳關稅。但乾隆不為所動，貿易使團的努力化為泡影。乾隆皇帝沒有給馬戛爾尼明確的答覆，而是向喬治三世發布了一道敕令，稱清政府沒有必要擴大對外貿易，因為中國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其他國家的東西。乾隆這樣寫道： 「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 自恃擁有不斷強大的國力和工業革命的早期成果，英國十分傲慢自大，但是81歲的乾隆皇帝對此卻一無所知，英國人也頗為費解。遭拒後，兩手空空的馬戛爾尼只能通過走陸路到廣州的唯一路徑離開中國。在這次航程中，他堅持作了大量的記載，其中有一條寫道：「中國是一個古老、瘋狂的國家，它擁有一流的軍艦。那些足智多謀、謹小慎微的政府官員固守著150年來的陳舊思想，試圖以自己的大國地位威懾鄰國。」他對大清帝國的未來非常悲觀，認為其命運註定是要「在海岸上被撕得四分五裂」。 馬戛爾尼指出，中國拒絕英國的要求是沒有用的，因為「遏制人類知識前進的步伐是徒勞的」。一個時代行將結束、另一個時代即將來臨的看法，不僅表現在馬戛爾尼的過於自信中，也表現在清朝皇帝對英國新製造技術的無知中。同時，文明的碰撞在外交禮儀爭端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中國要求馬戛爾尼拜見皇帝時行三跪九叩大禮，但後者卻一再堅持只行脫帽禮和吻手禮，並表示如果中國官員也向喬治三世行同樣的禮節，他就願意給清朝皇帝叩頭。對於中國來說，這顯然是無稽之談：皇帝是「天下」的統治者，根本不可能與一個遙遠的藩王平起平坐。甚至圍繞著英國帶來的物品也產生了許多爭論：根據有1 500多年歷史的中國傳統，外國只能作為朝貢國進貢，中國人認為馬戛爾尼只不過是向朝廷進貢的使者，但後者卻再三堅持自己應該擁有與清朝地位平等的外交使節身份，兩方各不相讓，就這樣，處於兩個時代的兩種文明在未能相互理解的情況下不歡而散。[41]第41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2) 貿易使團最後只能以失敗而告終。馬戛爾尼關於中國命運的預測也許是中國人無法想像的，但是當時實力不斷增強而且富有侵略動機的英國顯然已發出了某些暗示。馬戛爾尼出使北京的時候，東印度公司已經開始從印度販賣鴉片到中國，這個行當很快就被證明一本萬利。1829年，中國明令禁止鴉片，英國對此大為惱火。隨著兩國關係漸趨惡化，英國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憑藉大炮讓中國的南方城市屈服。在《南京條約》中，清政府被迫割讓香港島，而且還首次開放了5個通商口岸並支付大量賠款。中國 「屈辱的世紀」從此開始。 如果說日本是19世紀開始工業化進程的唯一東方國家，那麼中國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即便1800年時它仍與日本處於同一起跑線上，但後來卻沒有踏上工業化的道路。結果，19世紀的中國被當時的歐洲和美國遠遠地甩在了後面，隨後又被日本超越。1800年以後——特別是19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經濟日漸衰弱、幾近崩潰，整個國家承受著分裂、失敗和被外國列強瓜分的屈辱，主權大量淪喪。1949年以後，中國開始出現轉折，特別是1978年後更是出現了巨大的轉變。但是，中國現代性的動力來自歷史而非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儘管當時沒有出現這樣的跡象，但現代性的過程肯定不是簡單的「屈辱的世紀」就能解釋的。不過，這一時期的確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創傷。跟日本一樣，中國的現代性之路與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著非常大的差別。 輝煌的世紀 耶穌誕生前數年，中國就已經出現了現代的雛形：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的勝利，標誌著戰國時期的結束和秦朝的開始。截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邊界廣闊無垠，我們所認為的當今中國心臟地帶的大部分地區都包括在內，其中還包括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之間人口密集的區域，向南延伸至越南南部，向北擴展到長城以北。可以毫不誇張地認為，現代中國誕生於公元前221年。秦朝的衰亡之後，漢朝的邊界繼續迅速擴展，並於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實現了領土擴張的最高峰，東北至朝鮮半島，南至中國南部和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在後來的1 000年里，中國的領土範圍向北、東北和西北，向南和西南，均有所擴展。中國穩步獲取的龐大規模，與其大陸地塊的自然邊界有關，北至西伯利亞大草原，其海岸線至南部和東部地區，丘陵地區延伸至東南部。 大規模的內部遷徙、交通設施的不斷完善和長達幾個世紀的國家統一（或大體上統一）狀態，有助於大量分散的人口創建一種相對同質的文化。秦朝——雖然其壽命可能算不上長久，但是它建造了6 400多公里的交通要道，這是可以與羅馬帝國相媲美的一大豐功偉績。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一種成熟的治國方略，深深紮根於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對2 000年來的中國政治和道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秦始皇的統治下，書同文、車同轍、度量衡、貨幣都實現了統一。中國的獨特習俗——知天命盡人事的思想、依靠恪守孝道形成的家庭結構、使用共同符號和象徵的語言、基於崇拜先祖觀念的宗教，在這個時代都已經確立起來了。在第一個千年里，中國基本上擁有——考慮到它實際上已經融合了多民族的事實——一種了不起的文化同質性。[42]第42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3) 中國歷史上一直都存在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儘管它遭受了來自北方族群的多次入侵，尤其是13世紀的蒙古族和17世紀的滿族，但是所有這些入侵者，一旦統治得到穩固，便試圖學習漢族人的習俗和價值觀，並且按照中原人的原則和制度來進行統治，這都證明了漢族人當時所享有的聲譽和威望。漢語的堅持不懈和穩步傳播是文化力量的一種象徵：雖然遭受北方持續不斷的入侵，但居民的遷徙，避免了漢語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同時讓中國人自己更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從而也更加保護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像我們今天所熟知的那樣，早期出現的中國國民特性，對於中國來說，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為關鍵，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特性的話，中國就不可能保持超過2 000年之久的統一，同時其規模多少也會遭到削弱。 從歷史來看，相對先進的農業形式，能夠確保社會維持大規模人口以及社會的有組織性，中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資料顯示，中國在12 000年以前就已經開始種植穀物，比美索不達米亞的農業文明早了8 000年。雖然中國北方通常採用旱地種植穀物，但也已引入了水田種植。穀物種植在第一個千年發展緩慢，但後來迅速得到普及，這不但推動了中國農業的大發展，還促使經濟重心從關中平原轉移到長江流域。這一時期發明了水稻種植新方法，包括育種、早稻、種子的系統選擇、帶踏板水車和許多先進的灌溉工具。新技術和新工具使得中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水稻種植技術，極大地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 到宋代時，先進的農作技術已在中國的廣大土地上得到推廣，並穩步推動南部邊境的進一步拓展。農業繁榮促使人口迅速激增，1000~1300年中國的總人口幾乎翻了一番。500~900年，磚砌路沿著大中華帝國的中部鋪開，使得從帝國的首都到其他任何規模相當的城市，都只需要8~14天的時間。意義更為重大的是，河運（包括運河）、海運等水上運輸方式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各個水路體系連接成一個網路，為1200年全國市場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正如歐洲最大的海港城市威尼斯居民馬可波羅13世紀晚期所觀察到的：「我保證自己所說的句句屬實，這條運河如此之長，經過的地區和城市是如此之多，要是測算它所能承載的航運量及其交通價值，那意義將超過所有基督教徒的河流再加上他們的海洋。」 到12世紀時，紙幣在北方和南方的地位已經非常穩固，中國經濟逐步走向商業化的道路。奢侈品和大米等必需品的大型跨區域貿易都很發達。在宋代，沿海貿易蓬勃發展，貿易範圍遠至日本和東南亞地區。城市化進程也相當迅速，例如，13世紀晚期，中國當時最大的城市杭州，已經擁有近700萬人口：截至那時，中國成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會，城市人口大約佔到全國總人數的10%。然而，這些城市在政治中心和個人自由方面，並沒有發揮像歐洲城市那樣的作用：自治地區城市的發展受中央集權結構制約的模式，直到20世紀才有所改變。由於政府的鼓勵，在宋代特別是北宋一個半世紀的統治時期內，出現過學習和發明創造的浪潮。這個有時被稱為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階段，見證了傳統考試製度的發展、新儒家思想的誕生、火藥的發明、灰泥和雕板印刷術的使用、書籍的廣泛發行以及數學、自然科學、天文和地理等學科的重大進展。其中大型紡紗機的問世，儘管從理論上來說，未能開闢一個類似英國數百年後經歷的工業革命那樣的時代，但是其意義幾乎不亞於後者。中國不僅是當時世界上文化修養最高和數學水平最強的社會，其發明創造也是首屈一指的。相比之下，北宋結束長達兩個世紀之後，歐洲的文藝復興才姍姍而來。[43]第43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4) 雕版印刷圖書的發行、大百科全書的出版、日益增多的進京趕考者、數學領域取得巨大進步（尤其是代數的發展）以及學者階層的出現，使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能識字算術的社會。相比之下，只有伊斯蘭世界可以同日而語，那時的歐洲還處於望塵莫及的境地。中世紀時期，歐洲國家還大量借用中國的新式發明，包括紙張、指南針、獨輪手推車、船尾舵、手紡車和雕版印刷術。截至那時，中國依然是東亞最先進的文明國家，對其鄰國擁有巨大的影響力，這些國家長期以來都是向中國皇帝進貢的中華附屬國，都對中華文明的優越性表現出虔誠的敬意。 1300年以後，這段非同尋常的繁榮時期逐漸步入衰退期，中國中世紀的經濟革命開始讓位於一段時期的經濟停滯，這個過程直到1500年才結束。蒙古的入侵標誌著宋朝的滅亡——這個從多方面評價均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就此划上了句號，中國被蒙古帝國吞併，開始進入元朝。這是一段極不愉快的歷史，中國人民發現自己被置於異族的統治之下，淪落到卑微的境地。經濟之所以停滯不前，有幾個原因。南部邊疆原本擁有肥沃的未開發耕地，為中國經濟提供了發展的動力，但是此時開始湧入來自北方的移民，可想而知對資源尤其對糧食物產生的壓力日漸加大。科學上取得的蔚為壯觀的進步，此時也開始日益乾涸。貿易的緩慢下滑和與外國聯繫的漸漸中斷，中國開始逐步轉向自身，內向性愈發明顯。而在明朝之前的幾百年里，中國都是或多或少地參與到持續的外向性過程中。中國向南擴展腹地，包括開拓肥沃的新農地。 宋朝統治者相當重視貿易和與外國人交流的重要性，特別是日本和東南亞，而且不止中亞、印度次大陸，甚至抵達非洲東海岸。而到了明朝，這一進程開始進入緩慢的逆轉期。1371年，由於大規模的日本海盜對中國船隻構成了威脅，明代明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1390年的一項法令宣布：「今兩廣、浙江、福建愚民無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貿貨物，故禁之。」在接下來的3個世紀里，明朝統治者又相繼頒布了禁令，首先禁止私營貿易，然後是政府貿易。正如馬戛爾尼所抱怨的，到1757年，廣東（今廣州）成為允許進行合法貿易的唯一港口城市。 1411年大運河的成功重建，連接了中國北方與長江邊的稻米之鄉，成為歷史上的一個關鍵事件，它標誌著對沿海航運以及海軍需求的大大降低。在將近四個半世紀的時間裡，從宋朝帝國江山的穩固到明朝早期出色的海上探險活動，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國家——擁有多層甲板帆船（多達4個甲板、4~5個桅杆和12個帆），使用船尾舵駕駛，有航海圖和指南針，可容納500人左右。15世紀，鄭和下西洋，是一次偉大的航海壯舉，其航行範圍到達東南亞、印度洋和非洲東海岸。他所乘載的輪船，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但是，從此之後，中國的海上實力便急劇下降。1436年，政府禁止製造適於遠航的船艦，減少小型船隻的建造。為何會出現越來越嚴重的孤立和內省傾向，其原因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後人未能延續鄭和下西洋的偉大壯舉，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因：明朝政治態度的轉變；由於首都1421年從南京遷往北京，統治者對北部邊界更為關注，對沿海的興趣日益減少；更加關心航海的成本和為對抗北方蒙古而進行的軍事探險的相對失利。統治者確實也存在一些擔憂，因為沿海中心城市與其他陸地接壤，有可能成為動亂的發源地，畢竟維護社會秩序始終是中國統治者關心的頭等大事。而且，中國當時的統治階層驕傲自大，總認為他們的文明遠遠勝於那些野蠻人（即中國人以外的人），使得這種專斷獨行和孤立主義的觀點似乎完全是自然而然和符合邏輯的。此外，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也使以大國自居的思想持續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44]第44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5) 然而，1500~1800年，經濟停滯讓位於經濟的蓬勃發展和適度繁榮。國家的糧食供應穩步增加，一方面是因為種植面積的擴大，尤其是西部和中部省份移民安頓下來所產生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生產力的提高，包括一些新型農作物（例如玉米和花生）的種植，以及更好的水利灌溉系統。各方面的綜合發展，促使中國人口在1400~1800年增長了5倍；而1300~1400年的時候，它還是呈急速下降態勢的。中國在這一時期的表現往往容易被忽視：它被中世紀早期的經濟革命掩蓋，經濟增長也只是伴隨著相對較少的新發明，遠不如宋代發明創造的規模和成果，另外，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中國最終未能實現工業革命，這成為1800年後對所有經濟體進行考量的最真實也最無情的標準。不過，18世紀的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其次是印度，歐洲充其量只是經濟大球場上中等水平的球員。正如亞當?斯密1776年觀察所說的：「中國比歐洲的任何國家都更為富有。」確實，一直到1850年，倫敦才取代北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正如我們在第1章中看到的，18世紀末葉，英國通過運用其殖民地的資源和本國充裕的煤炭供應，擺脫了日益增長的資源受限，但是中國一無所有，那麼這片土地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呢？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當時擁有足夠的可用資本，尤其是考慮到英國在參與棉花產業起飛的過程中，只消耗了相對較少的資本這一事實。儘管中國的商人無法享有英國商人那樣的獨立和權威地位，但是他們仍然受到了廣泛的尊重，毫無疑問不會處於劣勢地位。與歐洲相比，中國對投資的支持相對更少，但是中國也存在數量眾多的大型國有企業。中國市場的成熟度比歐洲還高，建立的時間也更長久。伊懋可（Mark Elvin）認為，中國失敗的原因在於他所謂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①。中國資源短缺的問題日益凸顯：人們越來越缺乏木材、燃料、衣服、家畜、金屬、還有肥沃的良田。整個19世紀都存在盲目的森林砍伐行為，在一些地方，木材短缺如此嚴重，以至於人們幾乎無柴可燒，只能拿玉米秸稈做燃料。在河南、山東等人口大省，森林覆蓋率下降為土地總面積的2%~6%，而同時期的歐洲國家（例如法國）這一比率高達8.3%~25%。在技術相對停滯的情況下，人口的持續增長給土地和其他資源帶來了很大的壓力，由於沒有資源豐富的海外殖民地，中國不具備能使其渡過日益嚴峻的資源受限難關的外生手段。 隨著勞動力價格的下降、利潤率的下滑以及市場處於停滯的狀態，人們沒有足夠的動力投資於能夠大量節省勞動力的機械，相反只能鼓勵節約資源和固定投資。在這樣的背景下，從技術飛躍到標誌著英國工業革命的工廠制度，幾乎沒有什麼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說的：[45]第45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6) 「在融合了一種強烈的經濟理性意識、一種對發明者的崇拜心理，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機械化天才的文明背景中，技術進步一直在推進。」 隨著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英國國內對節省勞動力的機器的投資，是一種完全理性的行為，它實現了發明、應用、日益提高的勞動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相反，中國依然沉浸在陳舊的生產作業里。在英國，小規模家庭作坊被證明是後來工廠體制的先驅，而在這種農村工業化水平至少與英國持平的中國，卻沒有發生類似的事情。英國的經濟邏輯揭示了家庭作業與工廠體制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是英國的情形並不適用於中國：廣泛的農村工業化進程沒有帶來中國的工業革命。 中國人眼中的「國家」 歐洲和中國之間最顯著的差異，不是它們對各自工業化進程時機的把握，而是兩者政治構成的本質存在深刻的不同，這種狀況至少持續了2 000年，而且其影響難以計數。畢竟，這能夠解釋為什麼在理解中國時歐洲模板顯得那麼貧乏無力。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哪怕拿破崙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歐洲也沒能夠對幾乎整個大陸行使中央集權控制的帝國政權統治。相反，政治權威轉移到了許多小國手中。甚至在統一的進程和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創建的過程中，歐洲仍然保持著分裂為多國家制度的特徵。與此相反，中國從未喪失過帝國的國家制度，這種體系是經歷了緊張的諸侯間爭鬥後顯露出來的。實際上，除了外蒙古以外，今天的中國，仍然或多或少地與其在清朝達到最大地理範圍時所獲取的國家保持著共同的邊界。中國的平衡狀態是一個統一的農業帝國，而歐洲則是一個由諸多國家組成的團體。 由此可以得出中國人和歐洲人態度上的根本差別：在中國人視統一高於一切的時候，歐洲人更相信民族國家而非歐洲範圍內的主權——儘管成立了歐盟。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的興起，導致古老帝國的分裂和眾多新型國家的建立，而中國並未發生類似的事情，甚至連絲毫可能發生的跡象都找不到，這些事實都體現出中國渴望統一的內在動力。中國能夠致力於統一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國家和人民把統一作為優先考慮的根本事項；期望國家在確保統一的過程中發揮核心作用；中國人強烈的身份認同感為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並不是說中國的統一就是理所當然的：歷史上大約一半的時間，它都處於不同程度的分裂狀態。考慮到中國的幅員遼闊以及遠遠多於歐洲國家的多樣性特徵，我們不用對此大驚小怪。由於高度重視國家的統一，所以中國大體上逃脫了幾百年來籠罩歐洲歷史的內部戰爭，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時期，它往往要付出戰爭和饑荒的慘痛代價，尤其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中國處於長期的分裂狀態中。國家頻繁地出現分裂，加上由此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有助於增強中國人對統一的嚮往，統一的傳統來自春秋時期的孔子，由於生活的年代正值中華大地飽經戰亂之時，孔子深深意識到和諧的重要性。[46]第46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7) 中國和一些地位相當的歐洲國家之間，還存在另一個重要區別，即中國從來沒有面臨過試圖限制其權力的貴族精英的競爭。到10世紀中葉，當時的貴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毀，其後果是沒有一個精英能夠享有獨立於國家的權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賴於國家賞賜給他們的地位。這種情形的關鍵機制是科舉考試製度，到唐朝時，科舉考試製度已經稱得上很完善了。雖然貴族在這些考試中享有一定的優勢，但是科舉考試還是為社會的各個階層打開了大門，成為皇朝招賢納士的有力手段。對於那些考生來說，儒家經書是考試的重要內容，這有助於強化共同的價值觀。在歐洲，除了一些極端的時期（例如戰爭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對擁有一定的自主權；而在中國，由於精英都是由國家錄用的，而且有效地成為國家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往往按照國家的旨意來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時根本不用擔心來自宗教團體（9世紀查封佛教徒的財產後）、司法機構、貴族成員、軍隊或城市中產階層的挑戰。不過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們像孔子一樣洋洋洒洒地寫出驚世駭俗的文章，卻與社會日常生活越來越脫節。 故而，與歐洲的情形不同，中國從來都不受強有力的精英的制約，它享有廣泛存在和不受挑戰的權威。因此，在歐洲，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界限被明確地勾勒且爭議不斷，中國卻不存在類似的情況；在中國，邊界始終是模糊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沒有必要去界定它們，因為中國不存在互相競爭的社會團體。界限，只是一個組織約束和資源限制的實際問題。相比之下，在歐洲，自主、競爭的精英——貴族、牧師和市民，都在為限制國家的權力而戰鬥。歐洲國家和精英之間的競爭，與教堂和階級緊密相連；但是在中國，學者、農民、商人和藝人的功能分化，並沒有轉化為獨立的權力基礎或制度化的聲音。 要治理的疆界太過廣闊，中國沒有——也不能——單純依靠或主要依賴武力高壓政策來行使其統治。那樣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實施起來所需要的資源也是極其可觀的。與日本相比，中國的武裝力量確實仍然顯得比較薄弱，至少到20世紀初葉還是如此。相反，國家權力主要依靠通過高壓政治來強化服從觀念。在明朝和清朝，封建政權想盡辦法向國民灌輸在儒家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共同價值觀和文化體系。相比之下，歐洲恰好相反：歐洲人並不把灌輸價值觀和文化思想當成國家的責任，19世紀末葉以前這些職責一直都由教堂來履行。無論是中國的普通民眾還是精英人士，都認為這種道德教義本身是可取的，而且也是行使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對精英層而言，國家要求學校必須教授儒家經書，同時它還成為科舉考試的應試科目。另外，它還促使普通民眾遵守儒家教義，就連皇帝在處理社會等級和納稅等事務需發布敕令時，也頻繁地採用道德的論調。中國還試圖宣揚對神靈的尊崇，同時極力壓制那些它認為會造成社會動亂的潛在因素。[47]第47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8) 除了宗教控制，中國在這些問題上比歐洲先進數百年，後者是到19世紀末葉現代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出現之後，才開始關注這些問題。正如歷史學家王國斌所說：「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正因為缺乏對教育和道德教化的關注，歐洲的統治才會遭遇根本限制，教育和道德教化在歐洲統治中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政治體制可能在中國發揮的作用。」同樣的說法可以用來描述中國實行戶籍登記制度以便維持社會秩序和預防社會動亂。進行社會控制的關鍵是家族和血統，這一點從古至今都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特徵，中國對家族和血統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歐洲。家族或血統關係盤根錯節，均以追溯男性祖先為特徵（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還只有不到500個姓），它們都是建立在正式成員關係基礎之上的。每個家族都享有很大的權力，通常會排斥外姓人，因而也會造成社會的分化。 封建國家非常清楚善政的重要性和剋制的必要性。善政思想與儒家傳統密切相連，後者著重強調統治者的道德責任。例如，皇朝統治的一個持續性特徵在於一種認知，即稅收必須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以便農民豐衣足食，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避免抵制和反抗。這裡也不缺乏問責制：皇帝的權力拜上天所賜，因此只要統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權力就可能被剝奪。在周王朝統治期間，周王首次闡明他治理國家是遵「天命」，自己是「天子」，民眾要忠於天子的統治，宣稱統治者必須對引導人類社會的最高道德力量負責。 中國人的天子概念，不同於西方人認為宇宙是由神明創造和控制的看法，對於中國人來說，天子勝於一切，但他並非造物主。與西方人「君權神授」學說不同，天建立在「生」的基礎之上，上天的子民通過道德獲取力量，這一做法使人民不會質疑統治基礎，只去思考皇帝的道德統治及其政策是否合理。連年的收成不佳、日益嚴重的貧困現象、一系列自然災害（例如洪水、地震）發生之後，人們可能會質疑皇帝的統治權力：這種日益增長的合法性危機，可能導致和經受聲勢浩大的民眾暴動，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暴動，是19世紀的太平天國反對清朝統治的運動，那時，上千萬的民眾都開始相信：天命已經召回。 中國關於道德作用的假定，只是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責任這一極其廣泛概念的一部分。天命意味著，國家在干預社會生態和經濟問題的同時，還要調節人民的生活，這是他們的職責。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國家管理糧倉儲備以確保糧食的供應能相對滿足人們的需求，從而保持糧價穩定，這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國家還對一些從時間標準來衡量可謂規模龐大的基建項目，例如為防止乾旱而治理黃河、建設大運河等承擔責任。在上述每一個問題中，中國人眼中的「國家」責任與歐洲的都大相徑庭，歐洲人在隨後幾個世紀中都認為國家責任僅僅是立法。以上情況也有力地說明了，中國的發展是獨特的，這也駁斥了其他國家必須遵守以歐洲為中心的發展路徑的單一觀點。[48]第48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9) 總之，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很久以前就獲得了一個「現代國家」的許多特徵，與歐洲的歷史進程相比，它應該已經完成了向現代國家的轉型。此外，從後來的17世紀起，在這些力量的驅使下，歐洲民族國家的擴展逐漸向外向型轉變——戰爭的危急、國家對財富的追求、政治代表的呼籲，這些都與中華帝國形成和發展的因素截然不同。與歐洲不同，官僚機構在中國已經存活了1 000年；它很少與鄰國發生戰爭，大部分時間都與鄰國相對和平地共處，雙方維持著朝貢體系內的關係。甚至在辛亥革命爆發後、清王朝的統治已經走向滅亡時，公民身份對於中國來說還是一個很陌生的概念。在中國和歐洲，國家創造的活力幾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著深刻的差別。 內憂外患 19世紀的最初幾十年，清王朝面臨的問題開始逐一顯現。它第一次嘗到的苦痛，是最終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在後來的19世紀中葉，隨著經濟困難開始增多，加上一系列地方起義和四次影響巨大的起義活動（即1855~1873年的雲南回民起義，1862~1873年西北地區突厥後裔發起的另一場回民起義，1853~1868年北方的捻軍起義，以及1850~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清朝統治開始動搖。 在所有這些叛亂中，太平天國運動是影響最大的一次起義。由於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與英國交鋒失利，王朝政權的統治基礎已變得岌岌可危，加上1848~1850年發生的嚴重洪澇災害和饑荒，太平軍首領認為舉事的條件已經成熟。太平天國運動最先從中國南方開始，隨後跨越長江下游的許多肥沃地區，輾轉到北部和西部，直逼北京：據估計，這次起義造成了大約2 000萬~4 000萬人死亡。太平天國運動的創始人洪秀全極力向眾人說教自己對基督教《舊約全書》的看法。保羅?柯文將太平天國的思想體系描述為，「一種融合了福音派基督教、原始共產主義、性清教和儒家烏托邦主義的怪誕鍊金術」。起初，這場運動得到了從北方遷至南方的各少數民族尤其是客家族的大力支持，並包含一股強烈的反滿族勢力（清王朝是滿族人的天下）。運動持續了幾年，但結果一直不甚明朗，最終為清王朝和英法聯軍所鎮壓。儘管清王朝最後取得了勝利，表明它仍然擁有非常強大的力量，但是其道德權威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損害，而且再也沒能恢復。 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西方國家日益增強的勃勃野心和侵略行為，逐漸成為19世紀70~80年代的清朝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清朝設法抵制英國的要求，但未能成功，最後只能允許進口產自印度的鴉片，並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簽訂的許多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個，它涉及賠款、割地（損失香港島）和設立4個通商口岸等內容，英國在這些口岸享有特許權。不過，鴉片戰爭失敗造成的影響是有限的。鑒於英國入侵的事實，清朝政府沒有被迫重新考慮自身的態度：實際上，這個王朝國家繼續對英國和其他國家一視同仁，無論是北方草原還是中亞地區，再或者是其在東亞和東南亞的附屬國，例如朝鮮和越南。中國人的優勢心態和自信意識仍然頑固地存在。這種狀況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才開始有所變化，在這場戰爭中，英法聯軍洗劫併火燒圓明園，最終與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這些條約導致了一連串新的通商口岸的出現，在通商口岸地區，西方公民被授予治外法權；容許其建立外國軍事基地；傳教士享有在中國境內旅行的自由；給予更多的賠款。中國開始失去對一些重要管轄區域的控制權。[49]第49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10) 1884年，在對越南戰爭中，法國成功粉碎了中國海軍。在歷史上，越南長期保持與中國的朝貢關係，如今卻被法國殖民統治顛覆。海軍之戰暴露了一個發達的歐洲工業國家同一個農業大國之間的懸殊差距。戰鬥剛開始，中國的旗艦就被魚雷炸沉，不到一小時，所有的中國戰艦都被摧毀，從此，法國控制中南半島的道路變得無比通暢。 但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轉折點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如同與法國的戰爭那樣，這關係著中國對其附屬國的影響力，朝鮮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與中國關係最近的附屬國之一。面對工業強大、越來越咄咄逼人的鄰國，中國遭受了屈辱性的失敗，被迫與日本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賠款超過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朝鮮變成了日本的「保護國」，中國失去了台灣和東北地區，並進一步開放了4個通商口岸，日本贏得了在現有的多個通商口岸中建造工廠的特權。日本的勝利讓西方列強看到了希望，它們紛紛對中國提出進一步的要求，並逼迫中國做出一系列讓步。到20世紀的時候，隨著英國、法國、日本、德國、美國、義大利、奧匈和俄國等八國侵入中國境內，中國的主權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和制約。 強加給中國的主要不平等條約 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1842年） 與英國簽訂的《虎門條約》（1843年） 與美國簽訂的《望廈條約》（1844年） 與法國簽訂的《黃埔條約》（1844年） 與俄國簽訂的《璦琿條約》（1858年） 與英國、法國、俄國、美國簽訂的《天津條約》（1858年） 與英國、法國、俄國簽訂的《北京條約》（1860年） 與普魯士、德國海關聯盟簽訂的《中德通商條約》（1861年） 與英國簽訂的《煙台條約》（1876年） 與葡萄牙籤訂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1887年） 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1895年） 與俄國簽訂的《中俄密約》（1896年） 與英國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年） 與英國、美國、日本、俄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奧匈、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簽訂的《辛丑條約》（1901年） 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1915年） 在日益高漲的反西方情緒刺激下，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並受到1861~1908年享有實權的慈禧太后的暗中支持，起義者對外國傳教士及其他西方勢力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最後，英國、日本、法國和美國組成的一支外國聯軍侵犯北京，鎮壓了這次起義，並在紫禁城駐兵一年多。清政府被迫做出更多讓步，其中包括新一輪的賠償。雖然中國沒有陷於殖民統治，但實際上它已淪為半殖民地社會，外國軍隊可以自由進出。其通商口岸類似於小型殖民地，傳教士擁有特許權，可以到中國境內任何一個他們想去的地方進行傳教和勸誘改宗的活動。外國公司有權在中國建立子公司，不用繳納任何賦稅或關稅。中國蒙受了極大的恥辱，變得日益窮困。但是，即使後來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並向南征服了大片土地，中國也從來都沒有淪為殖民地，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對於中國1949年之後的復甦來說，無疑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50]第50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11) 中國政府在面對日益增長的外國干涉面前顯現出來的無能為力，刺激部分有志之士發起了一系列旨在讓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改良運動。然而，與日本不同，中國清政府實施變革的決策，是由極少數精英做出的，並且從來沒有獲得大眾的廣泛認同和一致同意，所以其最終結果只能是，這些改良一直在猶豫和零碎中進行著。除了一些文人和諸如康有為那樣的有著廣泛社會關係，而且精於新思維和傳統儒家教義的學者之外，此次改良運動的發起者還有清政府的一小部分官員。問題在於，除了1898年的短暫時刻，他們從來都沒有得到過統治者的支持。中國政府既不理解也不接受現代化的必要性，更不用說會發出一種緊迫感，他們仍然採取消極的或者積極反對的態度，不像1868年後的日本政府那樣，是現代化進程的關鍵動力。然而，這是關於武裝部隊和各個政府部門的改良，包括首次在倫敦和巴黎等大都市建立外交場所，進入20世紀之後，還對教育課程進行了修訂，加入了西方的科目。當1898年改良運動達到高潮時，它終於受到清王朝統治集團的鼓勵，但是這種認可僅僅持續了幾個月。 改良者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現代化進程逐步變得與西方國家密切相關，而當時，西方國家正在對中國實施殖民統治，整個國家蒙受了百般羞辱，所以，這幫改革者被統治者視為受到西方蠱惑，更為糟糕的是，他們被當做國家的叛徒。結果，中國人民對西方國家發出來的越來越多的敵意和不滿，一併反映在反對改良運動的進程上。中國擁有單一的和高度集中的政府體系的事實，也阻礙和扼殺了推動本身就搖搖欲墜的改良運動的發展，相比之下，日本的權力更加分散。在儒家思想統治下，這個問題是混合存在的，使得其他思維方式很難享有一席之地。直到1900年前後，改良的想法才被實際納入了儒家思想的框架內，並受到廣泛的爭辯——堅持區分中國「本質」和西方「方法」（另一種說法即張之洞的名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那之後，其他思維方式才開始佔據一席之位，包括各個派別之間的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這個過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並最終在1911年的革命中達到頂峰。儘管在此期間，儒家思想的地位開始下滑，但是它並未消亡。人們也不應該認為它與變革無法協調。不過，它確實迫切需要像早期與佛教和道教所發生的那樣，同其他的思想相互融合以重獲新生。 在20世紀的最初幾年，清王朝面臨著深刻的權力危機，主權十分有限，需要不斷地尋求佔領國的批准。由於被迫支付大量賠款，其經濟狀況日益惡化，政府不得不依靠從外國銀行貸款來履行義務，這意味著它經常處於財政窘迫的狀態。清王朝賴以粉碎各種叛亂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的軍隊，也表現出越來越多的離心傾向，同時其體制還面臨著越來越強烈的民眾的不滿和失望，對抗清朝的反滿情緒不斷蔓延。[51]第51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12) 清王朝在辛亥革命後徹底垮台，這個統治中國長達266年之久的朝代，最終讓持續了2 000多年都未被改寫的王朝體系在中國大地上落下了帷幕，中國這段漫長的王朝統治經歷，創造了世界歷史上最為長久的連續統治的奇蹟。它被孫中山建立的國民黨政府替代，但是卻無法迎來一個全新並充滿更多希望的時代。孫中山創建的體制，被證實是中國後來出現的軍閥割據局面的前奏，在軍閥割據中，有限主權讓位給一種更為糟糕的東西，即慢性的多重分裂主權。孫中山處於一種非常軟弱的境地，既沒有軍隊受其指揮，也沒有政府機構供其支配。他讓位於袁世凱，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1916年袁世凱死後，他委派到各省的軍政府首長們彼此爭吵不休，在各國列強勢力的支持下共享統治大中華的權力。1916~1928年是軍閥混戰時期。不僅當時整個國家——如果不從法理的角度而從事實角度來看的話——已經分裂，而且這也是幾百年來頭一次出現軍事勢力和外國存在變成中國未來仲裁者的情況。 僅僅在1928~1937年的9年時間裡，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被推上國民黨領袖的位置，中國才變得相對統一。但是即使在這段時期，蔣介石的權力也受到了限制，因為日本佔領東北地區，其他外國列強也在中國境內駐紮。他的政權缺乏農村地區的支持，而共產黨在南方地區匯聚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還於1934~1935年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試圖躲避國民黨對他們的正面攻擊。1937年，這個國家還面臨著進一步的精神創傷，日軍從東北大本營向南推進，佔領了中國富饒肥沃的東部省份——在那裡聚集了中國大部分的產業。蔣介石早期將所有精力都放在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上，還默許日本人對東北地區的佔領，到最後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價。日本對中國實施了以南京大屠殺為代表的極其殘酷的殖民統治，這對中國人民的心靈造成了巨大的創傷，甚至直到今天，它還困擾著中日關係的發展。在1937年之後，共產黨以愛國者的身份成為抗日戰爭和爭取中國獨立的中堅力量。1949年，由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最終上台執政。不像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實質上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逗號，是後來出現的將近40年的權力劃分和外國佔領的前奏，事實證明，1949年才是具有決定性的歷史轉折點。 從這段中國歷史上最痛苦的時期，人們可以總結出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從來都沒有解體呢？儘管發生了這一切，為什麼至少從長期來看，西方和日本佔領對中國的影響還是相對有限呢？ 1911~1949年，中國分裂的可能性是真實存在的：1911~1916年，實際上曾經出現過三次地方政權宣布從中央政府脫離出去的情況。然而，這些舉動只是為了對中央政府的某些特定行動做出回應，而沒有涉及原則問題。實際上，在當時的情況下並不存在另一種足夠強大的認同能夠為分裂國家的形成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基礎。在中國遼闊的心臟地帶，類似的分裂或獨立運動從來沒有取得過任何進展。實際上，在19世紀末葉，受反滿情緒的影響，漢族身份的認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排外性更強，而地區性認同不得人心，也沒有得到任何民族主義的支持。而且，隨著中國進入由西方主導的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它也受到了現代民族和國家主義的約束——而外國的佔領和統治給中國人帶來的苦難經歷又強化了多個世紀以來由獨特的農業文明孕育的文化認同感和凝聚力。[52]第52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13) 為什麼其他地方例如非洲和中東地區的經歷證明，外國佔領會給本國帶來嚴重的傷害，而在中國，這種影響卻是如此相對有限呢？首先，由於幅員遼闊，中國從來沒有被完全殖民化，甚至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都沒有過這樣的經歷，這也許是因為，除了日本之外，其他佔領國都沒有將中國變成殖民地的想法：整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繼續在中國的主權下運轉。除了東北以外，被外國持續佔領的主要是通商口岸，它們實際上是中國廣闊無垠的農村腹地背景下的一小撮飛地。其次，到1800年之前，中國是一個先進的農業經濟實體，擁有廣泛的農村產業化、規模龐大的商業化和相當成熟的市場。一旦外國佔領走到盡頭，中國可以利用這種文化、技能和傳統，來實現其工業化進程。再次，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先進的政治體制和治國策略，這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可以高效使用的巨大資源，它們在整個國家的建設過程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這與非洲和中東的後殖民地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那些地方，現代國家的建立基本從零開始。強大的中國認同感，顯然有助於中國人抵制西方和日本殖民主義所帶來的許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負面影響。中國人對西方列強和日軍的到來，始終保持極其敵視的態度，並對自己被迫做出的讓步抱有一種深深的恥辱感，舉個例子的話，這與印度的情況就完全不同，印度學會了適應英國的統治。儘管這樣，中國人從未失去對他們自己的歷史和文明的內在自信，或稱優越感。 1949年之後 到1949年時，中國已經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主權削弱的狀態。實際上1911年之後，中國遭受的不僅僅是有限主權，還是多重主權：中央政府不得不與佔領國（多重殖民主義）和國內的割據勢力一起分享國家權力。可能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這種情形讓人難以接受，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獨立歷史，尤其是執著於統一體制長達2 000年之久的國家來說，這種狀況簡直無法容忍，它嚴重地吞噬了這個國家的自豪感。共產黨人面臨著三個相互關聯的任務：主權的回歸、國家的統一和單一政府的重建。儘管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是日本人一直到「二戰」結束才投降並撤離中國。1949年，隨著共產黨取得勝利，中國終於取得統一。正是共產黨實現了國家獨立和國家統一，因此1949年的共產黨政權獲得了廣泛支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這是毛澤東最偉大的一個成就。 經歷前40年的劫掠、帝國的覆滅和國民黨的失敗之後，共產黨肩負著建立一個全新執政體制的艱巨任務。自西方崛起以來，中國在現代化問題上面臨一系列戰略選擇：改革傳統的封建體制，但1911年以前這種嘗試未能獲得成功；效仿西方的模式，但是這種做法在1911~1949年遭遇嚴重失敗；借鑒外國歷史來創建新的體制。事實上，最後一種選擇變成了共產主義者的行動方案，雖然部分靈感源於前蘇聯，但是總體來講，毛澤東思想是在本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產物，而不是舶來品。共產黨人從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較小的革命根據地，從1937年後抗日戰爭中他們所控制的不斷擴大的根據地中，還從1945~1949年內戰中他們管轄的地區里，積累了很多施政經驗。無論是晚清帝國，還是孫中山和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都面臨著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對政府收入失控。在這種情況下，新中國迅速重申中央政府對收入和支出的控制權。雖然從18世紀以來，財政收支的實權一直保留在地方政府的手中，但是中央政府再次收回了財政大權。[53]第53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14) 共產黨是新執政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一種高度有效的管理機制，當然，這都是相對於晚清政府和國民黨來說的。在此，有個關鍵人物，即毛澤東。作為革命的設計師和新中國的創始人，他在贏得民心和新政權合法性等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即使到今天，他仍然是許多中國人崇拜的人物。1949年之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支持者是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群眾，國民黨的勢力則主要集中在城市。這與布爾什維克完全不同，後者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城市，農村勢力較為薄弱。新政權所表現出的根本實力和應變能力，主要體現在毛澤東去世後共產党進行自我革新和修正「文革」所導致的災難方面。儘管「大躍進」和「文革」給整個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重建了在國民心目中的合法性，隨後又著手進行了一項獨特而成功的經濟政策，引導中國走上了經濟快速、持續發展的道路，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和西方國家，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評價1949年以後的時代，但兩者都非常強調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個新的起點，中國連續性和傳統習俗的一個分界點。不難理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中國共產黨強調他們創建了一種全新的制度。畢竟，那才是革命的本質所在，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對一些傳統不良習俗表現出極大的改革決心，從婦女長期遭受壓迫到儒家的等級觀念，並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實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與此同時，除了「二戰」期間的短暫時期外，西方國家始終把共產主義政權視為魔鬼的化身和怪胎，從歷史到當代皆是如此。他們很少嘗試在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國，也很少試圖體會中國與先前歷史的連續性而不僅僅是中斷性。因此，出現了這樣的傾向：忽視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與歷史上王朝時期之間的強大連續性。正如王國斌指出的，儘管儒家思想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分歧很明確——等級觀念與平等意識、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但是它們之間也有很重要的相似性。例如，儒家傳統也強調減少不平等現象、限制土地規模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必要性。同樣，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國家必須為人民負責，這是中國的一項古老傳統，只不過共產黨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延續了這個傳統。在經濟和社會安全領域，國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毛澤東時代，國有企業必須向員工提供住房、教育、保險以及穩定工作。 另外，兩者在政治上也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儒家思想和共產主義的統治模式，都涉及人們與國家之間的隱含契約：如果國家未能履行其義務，那麼農民就有孟子所倡導的反叛權利。在皇朝年代，這種思想的表現形式是天命；在社會主義時代，則是以階級鬥爭即無產階級抵禦和戰勝資產階級的名義體現出來，在毛澤東時代，這成為實行自上而下大規模動員的一種輿論，並在「文革」時期達到了頂峰。國家與這兩個傳統問題之間的關係，是專制的和等級的；這與西方國家直敘政治權力和正式代表機構的傳統截然不同。儒家思想和共產主義傳統之間的連續性還有更深層次的表現。兩者都面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巨大分歧的問題，並且都力求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來管理它們。儒家傳統是通過科舉考試的手段，招募一個由高學歷、高素質的精英人才組成的管理團隊；而共產黨人還通過採用發展黨員的方法來為國家招募賢才。[54]第54節：中國：動蕩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15) 因此，共產黨傳統和王朝歷史之間存在很強大的連續性。新中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王賡武的觀點相當明確，他認為新共產主義國家是「對舊皇朝帝國的取代」，並且「毛澤東有效地恢復了關於領導人魅力的觀念」。國際關係專家趙穗生提出了與此類似但略有不同的論斷： 「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立起來的。然而，與共產主義的普遍原則相比，它與中國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的重創輝煌，與中國未來的現代化更為相關。」 正如我們將在第二部分看到的，中國現代性的輪廓不僅留有共產主義的痕迹，它背負的更多是中國的歷史印記。 經濟騰飛 中國與西方列強和日本，大約是同一時期踏上工業化道路的，但是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最後以失敗而告終，19世紀的中國為此遭到嚴重的打擊。大約從1860年開始，中國就出現許多工業發展水平與日本相當的顯著例子，尤其是上海地區。但是，考慮到中國的遼闊地域，其工業進展又顯得太瑣碎、太分散。尤為重要的是，中國缺少日本現代化的兩個關鍵要素：強大的現代化政府和可以為工業化提供盈餘資金的富足的農業。更糟糕的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後，巨額的賠付條款和面對西方國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項無理要求時表現出來的無助，幾乎讓中國元氣大傷、瀕臨破產。西方列強通過劃分新的勢力範圍和獲取「租界」，繼續剝削已經傷痕纍纍的中國。隨著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數量的急劇膨脹，外國資本不斷流入中國，它們熱衷於在這種幾乎毫無限制的背景下去賺取高額利潤。1920年，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寫道： 「整個中國經濟都依賴於上海、香港、青島、武漢的大型外資銀行和一些實力強大的外資公司……海關、鹽稅的行政管理部門和郵政服務都由外國人經營，他們攫取所有利潤。在神州大地上，西方國家和日本的軍艦及商船隨處可見——遍及港口、海岸和長江流域。除了少許的中國公司……整個現代工業部門（服裝廠、煙廠、鐵路、水運、水泥廠、肥皂廠、麵粉廠，在城鎮還有煤氣、自來水和電力以及公共交通），都處於外國公司控制之下。」 中國的人均GDP，1820年為600美元，1850年沒有變化，1870年甚至跌至530美元，1890年為540美元，1913年為552美元，這些數字生動地說明了中國這一期間所處的困境。1950年，僅為439美元，是1820年的73%，比1850年的還要低。這都說明中國經濟在過去120年里的災難性表現，而其中外國勢力的侵入和佔領是最主要原因。所以，中國現在只要提到1850~1949年這100年，就將其稱為「屈辱的世紀」——這個說法很能說明問題。日本明治維新後約80多年，也是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一個多世紀之後，中國才剛剛開始走上經濟騰飛的道路。 除了恢復國家統一以外，新中國面臨的中心任務便是工業化。為此，它實施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和建設大型公社的方案，以收取農業稅的方式從中提取農業盈餘，然後投資於重工業部門的建設。其經濟政策較為特殊，就是避免運用市場的力量，主要依靠國家和中央的統籌規劃，這與蘇聯模式如出一轍。儘管毛澤東的領導經歷了滄桑變遷——尤其是「大躍進」和「文革」——但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中國還是令人驚奇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50~1980年，其年增長率達到4.4%，整個國家的GDP翻兩番，人均GDP翻一番。相比之下，印度較為遜色，同一時期印度的GDP只增加了不到3倍，人均GDP僅增加50%。中國的社會表現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於重點強調教育優先、掃除文盲、促進平等和改善醫療，其人類發展指數提高了4.5倍。中國還設法規避了困擾其他許多亞洲國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問題，如人口增長、農村地區的貧窮、巨大的貧富差距、男女不平等、城市居民大量失業、教育和衛生經費薄弱。 共產黨第一階段的執政，徹底扭轉了中國的國家命運。這一時期取得的成就，為工業化和現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20世紀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失敗已經困擾中國歷史近百年。從1949~1978年，新中國成立的第一階段扭轉了中國一個世紀以來的衰敗局面，實現了先前的政權無法創造的經濟騰飛，而且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中國轉型的基礎是在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歷史證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於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未完待續~~~--本部分結束--張頤武、馬丁·雅克談中國崛起與中國模式
《當中國統治世界》作者馬丁·雅克做客強國論壇照片
【張頤武】：各位網友，大家好！非常高興今天能夠跟各位有一個交流的機會，共同探討馬丁·雅克先生這本書。 【馬丁·雅克】：今天很高興能夠在中國第一次在網上跟網友進行交流，我很期待能夠今天聽到網友的積極反饋，在之前兩次在中國的訪問當中跟中國人進行了很多討論，從中受到很多的啟發也學習到了很多東西。
隨著中國的不斷強大，我們必須更加註意「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響
[一天一地一廣仔]：請問嘉賓，「中國威脅論」等論調並沒有過去，對於這些論調是置之不理呢還是予以駁斥？ 【馬丁·雅克】：中國不能迴避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會對中國的認識產生影響，中國必須時刻注意自己的行為，這樣才能避免西方國家對於中國這種崛起的恐懼，中國到目前為止對自己的行為還是比較敏感的，所以導致西方的中國威脅論雖然存在，但是目前不是那麼流行。但是隨著中國的不斷強大，我們必須更加註意中國威脅論的影響，我們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行為保持敏感性，才能避免理論的蔓延。 [淺水魚]：中國崛起了嗎？老外在忽悠咱們吧。 【張頤武】：這個問題很好。很多人也都這麼看，這本書的標題有點刺激性，讓很多中國人感覺不適應、不習慣，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國內部存在著很多問題和挑戰，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發展也是讓世界矚目。如何理解中國發展的成果、如何思考中國的未來，世界都在探索和思考。馬丁先生這本書的標題的刺激性讓我們很多中國人感覺評價過度。但是它的內容其實是非常具體地探討了中國發展所具有的歷史、文化的多重因素，也對中國30年的發展有相當嚴謹的思考。馬丁先生是英國著名學者，我們不必把他的思考當做金科玉律，但是他給了我們一個思考的角度。我們既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自我貶低。客觀地看到中國的複雜問題，同時也看到中國發展成就，理性而客觀地認識這個問題就很重要。 [一天一地一廣仔]：請問嘉賓，中國聲明「永不稱霸」，西方國家又想讓其承擔更大責任，中國應該如何平衡？你對「G
著名評論家、文化學者張頤武做客強國論壇照片
中國的未來發展，將會對世界的發展都具有一定的意義
[暴水]：張教授，您覺著中華文明的向心力在當代是加強了還是削弱了，至少當下網路上的情緒化表達讓人深表憂慮呀，您怎樣看待這種狀況？ 【張頤武】：現在中國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臨界點，一方面有前所未有的成就和高度，另一方面也有非常複雜的挑戰和問題。網路上的情緒化有不同的走向，都需要我們深入的了解，它也是社會情緒的一個部分。但是，我們既不必把這種情緒忽視或者是簡單化，也不必把這種情緒擴大或者複雜化。理性地看，網路的表達是由於網路的特性所決定的，一方面在網上每天發言的多數是年輕人，有統計表明，每天經常發帖的人大概25歲以下的佔到70%多，所以他們代表了很多年輕人在現實中遇到困擾的表達。另一方面，網路往往由於它匿名和表達比較短小精悍，所以很難進行比較複雜的探討。因此，有些情緒的表達比較簡單化，也是難以避免的。這就需要一方面既避免對於問題的過度情緒化，也需要正視情緒化表達所反映的社會心態。 中華文明的向心力，在現代以來遇到了新的情況，一方面由於對於中國的認同仍然是很強烈的，但是我們往往並不熟悉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形態。我們的傳統流失得很快，但是我們的民族感情仍然很深，這就形成了一種複雜的狀況。在今天各種社會心態都在網路上匯聚，都在網路上呈現出色彩斑斕的形態，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人們對於中國的感情仍然很深，但對中國的許多問題的看法有很多差異性。但是中國目前所呈現的新的平台其實給了我們眾多的新的機會的可能性。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具體方面有了展示的可能，比如「國學熱」，就是我們大家，特別是年輕人試圖接觸傳統文化的一種努力。馬丁·雅克先生這本書所進行的探討，也給我們一個側面的啟發，對於我們理性地看待中國所達到了歷史高度有相當的價值。 [野葛]：請問嘉賓，現在你談中國崛起是不是棒棒糖政策？你認為一個國家崛起有哪些必要標誌？ 【馬丁·雅克】：我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一件好事，在這一點上是毫無保留的，在書中讀到什麼都是我真實的意思表達，沒有其他的任何目的，因為我的書中不僅討論了中國目前的崛起，還討論了中國的未來發展，將會對世界的發展都具有一定的意義，只要讀了我的書就知道我對中國的崛起是持支持態度的。我認為衡量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有兩個指標，一是GDP總量，二是人均GDP，中國近年來的確發展很快，因為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我們的GDP總量在世界排名第二。但是就人均GDP計算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一天一地一廣仔]：請問馬丁蜀黍，研究中國為什麼要強調跟西方比較呢？您的書里還特別提到了日本，想說明什麼，是因為它介於中國與西方之間嗎？ 【馬丁·雅克】：因為我們是共同居住在同一個世界，中國並不是孤立的，中國是國際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在經濟方面的發展以及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影響，必須要同西方國家進行比較，這樣我們才能了解中國的現狀，以及在未來得發展。我在書中提到日本，並且把它作為獨立一章的原因是我想用日本來介紹現代性的本質，至1950年之後日本是第一個實現現代性的非西方國家，也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非西方國家，所以正如我在書中所說的，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種西方模式的現代性，日本就是這方面最好的一個例子。 [我愛巧克力]：張教授，目前社會矛盾激化，有些人採取極端的方式去報復社會，這是否和中國人普遍缺乏宗教信仰有關？ 【張頤武】：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也是值得關切的。目前中國的發展確實有很多複雜的挑戰，比如說貧富分化、年輕人的就業、住房等等，都構成了非常具體的現實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社會給予高度的重視和認真地解決，但是這當然不是用極端方式報復社會的理由，任何社會都會存在有極端心理的反社會的人，任何社會也都會存在各種問題。社會矛盾需要重視和解決，心理的問題也需要疏導，但堅定地制止極端分子報復社會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中國社會確實存在著信仰方面的問題，應該做深入的探討。在東亞社會宗教問題有非常複雜的形態，中國所面對的問題一方面是市場經濟極度發展所產生的許多內心的焦慮，另一方面也是原有的很多價值觀受到衝擊所產生的精神的困惑。這些問題既要放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狀態下考慮，也要借鑒世界各國發展中間的一些經驗。在解決這種社會焦慮的過程中，東亞的社會都有一些豐富的經驗。對於我們建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價值和倫理，同時，探討中國人對信仰的認識，都有借鑒的意義。 [魯西老叟]：嘉賓：我覺的現在有些人炒作「中國模式」如其說看重的是「中國的成功」不如說是表達了對西方模式的失望。你覺的有道理嗎？ 【馬丁·雅克】：其實這兩方面都應該包括進來，西方國家針對發展中國家提出的發展方案也就是華盛頓共識，其實是完全失敗的，很自然在這之後西方國家想要尋求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模式就必須借鑒中國的經驗，因為中國在這方面可以提供不同的經驗和方向。 [農科大123]：請問嘉賓：全球氣候變暖，各種極端性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對於中國的崛起，是巨大的挑戰？還是極大的機遇？ 【馬丁·雅克】：這個氣侯問題不僅對中國產生影響，對世界各國都有影響，今天我們面臨前所未遇到的問題，比如說氣侯變化，假如科學家的預測是正確的，不光是中國，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都有必要改變目前的生產及消費模式，這樣才能保護我們的地球實現可持續發展。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目前眼所面臨的問題，而不是10年或者是多少年之後才遇到的問題。
中國人期望在經濟方面影響世界，也希望讓世界體會到新的文化創造
[強國論道]：請問嘉賓：一個國家的崛起和模式的形成，應當是她的新文化的形成，你以為中國現在已經完成了這種進程了嗎？ 【張頤武】：當然，中國的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大家討論中國的模式還是一個相當初步的雛形。我們的文化建設還有很多空缺，我們對自己的期許和我們所展現的文化現實還有巨大的反差，但是現在中國已經告別了100多年來失敗和屈辱的歷史。在全球的影響力，既體現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作為大國的分量已經舉世矚目。另一方面，我們也充分意識到了在文化方面的不足，因此加強探討中國軟實力建設的諸多問題便成了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中國人期望不僅僅在經濟方面影響世界，也希望中國在文化歷史中間所積澱下來的美好的東西能夠更多地讓世界了解，也期望100多年來中國人艱苦奮鬥的歷史所付出的努力讓世界體會。我覺得中國的新的文化不僅僅建立在自己的傳統之上，也建立在100多年來中國人為自己社會的復興所作出的努力上。在這種努力中，中國人從來沒有欺負過其他社會和民族，都是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體現出一種價值高度。這其實也是我們重要的文化資源，也還是我們的價值的世界意義，值得我們在未來的發展中認真地汲取和感受。我們的新的文化創造其實是期待著幾代中國人共同來努力，尤其是中國的年輕人，我們在文化方面的貢獻的弱點和局限還有待我們的年輕人在自己的未來創造中努力。 [暴水]：雅克先生，當代世界政治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未來是否會突破這一範式？國際交往原則會因為中國的崛起而改變嗎？ 【馬丁·雅克】：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儘管在過去的這些時間裡中國一直把自己說成一個民族國家，至少中國更多的是一個文明國家，這一點是因為中國的歷史決定的，是不會改變的，隨著中國越來越強大，中國這樣一個非民族國家逐漸成為世界體系的中心。在我看來意味著民族國家的體系隨著發展的時間會慢慢發生改變，這種改變的力量就是中國崛起。 [不懂外語]：張先生：你認為馬丁先生的書有無取悅中國的嫌疑？你如何評價這本書？ 【張頤武】：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也有很多人做了這樣的評論。這我們可以理解，因為這個題目相當有戲劇性，讓大家產生這樣的猜疑。但是我覺得馬丁先生是一個認真的學者，也有很完備的知識背景，他在亞洲也生活過很多年，在我國香港、台灣生活過很多年。他的經驗和感受以及他的理論思考，都足以讓他的這本書具有高度的價值。我不認為他在討好我們，而是一個學者從外部觀察中國的成果。可能這個題目是不是過分刺激，讓中國人感覺到有點不好意思。這是我們可以探討的。但是，我們只要仔細看了這本書的內容，你就會發現他在認真地思考中國崛起帶來的世界變化，以及中國崛起和中國與世界歷史的關聯，這些思考都需要我們來感受和體會。中國現在正在學習自己的崛起，世界也在適應中國崛起帶來的變化，這個過程會非常漫長，我覺得馬丁先生這本書是在今天的歷史環境下，對於這個問題的獨具慧眼的思考。我們不必看到別人說好話就欣喜若狂，但也不必妄自菲薄，認真地看這本書，你的感受會和僅僅看題目大有區別。 [農科大123]：請問嘉賓：《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如果讀這一本書的時候，應該注意那些問題？ 【馬丁·雅克】：我在書中主要提出了兩個論點：一是中國在不斷崛起，並且在未來可能成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這種影響力可能超過美國，二是中國採用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現代化，因為這種現代性是由歷史和文化來決定的，不光光是由市場、競爭和技術來決定的。我在書中提出了很多問題，最意思的一個是「對於中國和外國人來說都比較有意思的一個問題是要深入思考中國在哪些方面與西方有不同，比如說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比如說中國的朝貢體系，中國的國家在國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 [六份錢]：馬丁·雅克先生隨著中國的崛起我認為俄羅斯2025年前會加入歐盟，請問你怎麼看？ 【馬丁·雅克】：我不是這麼看的，俄羅斯同歐洲的關係一直有很多問題，比如說俄羅斯某種程度上是歐洲國家，某種程度上又不是歐洲國家，在過去的最近50到60年之間它同歐洲國家的關係一直不太好，並且歐盟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所以他們壓根兒就不會考慮俄羅斯加入歐盟的這個提案。 [不懂外語]：張先生：你認為現時期中國的經濟轉型會一帆風順嗎？假如遇到嚴重挫折，會導致中國的經濟倒退嗎？ 【張頤武】：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因為中國人對經濟發展有強烈的渴望，目前所進行的轉變生產方式、轉變發展模式的進程確實存在著不少變數和風險，同時如何保持高速成長的同時，形成一種可持續的、全體人民分享的發展模式，也使得出口和內需有更多的平衡的發展，這些都是中國面對的複雜的挑戰。如何讓我們的年輕人更加積極，充滿希望地參與到中國的發展中間，讓「中國夢」的光芒使他們展現出更大的活力，都是我們需要現實面對的問題。但是我想，中國的發展會有波折，也可能發生我們難以預測和設想的問題。但是，我想30年前我們開始起步的時候比現在要困難得多，那個時候我們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壓抑走向繁榮、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變數和風險與今天一樣大，甚至比今天還要大得多，但我們走得很穩。這是由於中國人改變自己命運的願望從來沒有像那個時候那樣強烈。今天我們如果重新激發起30年前我們開始走向改革開放的時候那股勁頭，讓中國夢激勵年輕人，有更大的雄心和更堅韌的奮鬥，我們的未來就不會在曲折中沉淪，就不會在困難中失敗。中國的發展遠遠沒有到底，中國的機會仍然很多。這就需要我們一是堅定，二是明智地對待內外的問題，防止倒退，做更多的探討，未雨綢繆，防範風險。大處樂觀，小處謹慎，我們就會走得更好。
著名評論家、文化學者張頤武做客強國論壇照片
中國模式既有中國的特殊性，也有世界的普遍性
[忽閃閃]：張教授，你眼中的中國模式是個什麼模式，什麼都說中國特色，這個特色和先進到底體現在哪了？ 【張頤武】：我想，中國模式還不成熟，還在發展的過程中間，大家都在探索。但是提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馬丁先生這本書里認為，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興起，而是一種文明的興起。那麼，從中國自身來看，它的傳統是非常悠久的。它曾經在東亞整個文化中間，有過重要的貢獻。現在看，中國人都期望中國的復興能夠給世界添加來自中華文明的新的貢獻，不僅在文化上和發展模式上，而且也在對於整個人類文化的思考上。所以，現在看30年來我們的發展還是在一個和西方密切相關的全球結構之中，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西方模式。但是，已經體現出中國模式的特色了。這種中國模式特色一是來自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比如說和的傳統。另一方面，也來自於中國現代歷史發展中間所形成的對西方文化的挑戰的應戰中的歷史經驗和文化積累。人們會認為，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是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提升，而且是一種新的文明在提供著新的可能性。我想，這還是可以深入探討的。 [斯蒂文]：馬丁先生，您覺得中國崛起可以借鑒的有哪些國家的成功模式？要避免走哪些路？ 【馬丁·雅克】：很明顯，中國目前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最為感興趣，因為在中國看來，美國為世界各國構建了一個先進的標準，現在我們在學習這方面一定要特別謹慎，因為這些國家不光有好的經驗，也有壞的問題，比如中國不應該學習美國的醫療衛生體系，因為他們的體系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我認中國要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不斷向其他國家學習，比如不光要學習美國，要學習歐洲，歐洲有世界上最好的福利體系，我們也可以學習日本的公交體系，可以向其他亞洲四小虎學習，比如韓國。另外以一種不寬泛的方式進行思考，中國也應該學習印度，印度與中國有不同差異，中國現在應該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開放態度去學習借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 [樂天星]：雅克先生：您認為中國以十倍於日本人口；二十五倍於日本的土地；百倍於日本的資源；以透支人口紅利和犧牲環境為代價取得的成績，於日本比，算不算成功？ 【馬丁·雅克】：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們不能拿現階段中國的情況以及發展跟日本相比，因為日本現在已經一個極為發達的國家，他們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只進行了一半，中國現在還是一個較為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自然而然，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定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我們可能會付出一定的環境代價，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西方國家在發展的最初階段也有同樣的問題，當然目前不斷的增加這種科技的發展投入，中國減少環境與資源的消耗，中國的確可以從日本，不光西方國家，學習一些經驗，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效率顯然更高，這就是發展的意義所在。 [人人慰問]：馬丁·雅克 你真正了解所謂中國模式的形成和內涵嗎?談到中國模式,其實我們非常不好意思,你明白嗎? 【馬丁·雅克】：很顯然我是一個外國人，不是一個中國人，我肯定不會對中國的所有一切都有深入的了解，我在這一點上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給大家提供的是我做了大量研究調研之後的一個研究，一個看法。這種看法可能對於中國來說是比較有意思，因為我是一個外國人，是一個外人的視角來看中國，但是不能認為我會像中國人這樣對中國有深入的了解。 [漫遊世界]：在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中，除了這「中國模式」之外，還有哪些其它模式呢，諾大世界不可能只有「中國模式」吧？ 【張頤武】：當然，西方模式是最主要的模式，世界各國目前的發展仍然難以擺脫西方模式的重大影響，我們的發展方式的基本參照系還是西方模式，我們借鑒的西方500年來大國崛起的經驗，就是西方模式的一種展現。但是，中國的發展確實在努力嘗試創造自己的模式，其他的新興國家和轉型國家也都在努力按照自己的現實條件尋求自己的發展方式。這種發展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說，也可以說是尋找自己發展模式的嘗試。我想，巴西最近發展很迅速，印度也呈現出新的發展的勢頭，這些國家都試圖給世界添加新的因素，而像俄羅斯、東歐各國這樣的轉型國家，也都在尋求自己的新的發展形態。而從目前看，西方模式也有不同的形態，比如美國的發展形態就和歐洲有了許多不同的反差。歐洲人更注重社會福利、環保、低碳、動物權利等方面的觀念，就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西方模式的新形態。當然，最近的歐洲面臨的危機也為這一形態提出了新的挑戰，但世界各國在自己的發展中，都在用自己的路徑來發展，其特色都有值得大家學習的方面。中國模式既有中國的特殊性，也有世界的普遍性，但它還在成形的過程之中，我們既不必過度肯定自己，也不必過度否定自己在發展中所形成的優勢和長處，我們應該對於世界做更多的貢獻，我們應該形成更多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自覺是清醒，自信是樂觀。中國的發展模式在經濟方面已經對世界各國形成了很多啟發，能否在文化方面形成更多的啟發，還需要我們做艱苦的努力，但現在中國所展示的前景已經讓世界矚目。我們需要對自己有很多反省和批評，但我們也需要對自己有很多肯定和期許。 【馬丁·雅克】：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這場交流對我來說意義重大，眾多網友思考問題的廣度和深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個問題給了我很多驚喜，因為這些問題從來都沒有人問過我，我祝願廣大網友在未來一切順利。 【張頤武】：各位網友，由於馬丁先生這本書，我們大家有了一個相聚的機會，來共同探討中國的發展的意義和價值，今天的探討既讓我們直面中國的問題，也看到中國發展的新的可能性，我們還是需要中國夢，引領我們走向更加遠大的未來，還需要中國人用樂觀的精神、堅定的信念和清醒的認識面對自己、面對世界。網友們給了我許多啟發和教益，謝謝大家！我也希望繼續和各位有進一步的探討，期待各位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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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評論家、文化學者張頤武為客強國論壇題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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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國統治世界》作者馬丁·雅克為強國論壇題詞 |
嘉賓簡介
張頤武 著名評論家，文化學者。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學中
中國沒有完成崛起 美國沒有開始衰落
中國的「崛起」有始無終，美國的「衰落」無始無終
作者：劉亞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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