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經濟行不通，中國經濟崛起需要自己的理論體系

　　經濟學模型與現實相距很遠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全球經濟一片凄風苦雨中頒發。債務危機和「二次探底」的陰雲使得這個傳統獎項光芒黯淡。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分享了這一獎項。一位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與銀行專業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另一位是紐約大學經濟貿易專業教授托馬斯·薩金特。據稱，本屆兩位學者均以計量經濟學見長，研究領域以宏觀經濟與政策為主。西姆斯發展出一套財政政策對價格水平影響的理論，而薩金特則被認為是「理性預期學派」發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從弗里德曼開創「貨幣主義」以來，為了給日益複雜的金融衍生品進行精確的定價和分析，經濟學家們越來越喜歡用數理模型和定量計算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這成為一種傳統，也幾乎變成一種教條。

　　比如這一次，美國經濟復甦疲軟、失業率居高不下，新獲獎的西姆斯教授就表示，雖然他贊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運用的「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不過他還是認為，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讓經濟學經典理論在現實中奏效」。

　　他對歐元債務問題的看法也缺乏新意。他認為歐元如果想繼續存在下去，歐元區就需要一個更為集中的財政體系。這不過是那些在金融危機期間束手旁觀的經濟學教授們總在重複的觀點。但是，關鍵在於，歐洲仍然是主權分散的幾十個國家，讓這些國家放棄經濟命脈，把最要命的財權交給別人，這個工程難度太大。如同在一個人快要餓死的時候卻讓他鍛煉身體一樣，缺乏現實感。

　　薩金特教授的「理性預期理論」認為，公眾對於政策的預期將會影響政策制定本身。同樣，現實政策反過來也會影響預期。對於美國經濟，他認為：「即將發生的事將部分取決於公眾對於即將發生的事情的預期。」

　　薩金特教授的學術成就主要是設計了一個數學模型，證明了政府管理貨幣或者財政變數對於就業、產出和利率沒有任何預期效果，政府拯救經濟的政策是無效的，它只會讓該來的蕭條變得更加漫長。

　　這個模型也許是嚴謹的。但是看看現實：從2008年以來，世界上給金融體系最大拯救和最大幹預的就屬美國政府。其他各國情況相似，沒有政府的救助，世界經濟可能掉到溝里去了。政府可能會辦錯事，而市場也絕不是完美的。政府與市場之間應該達成協調一致，一個講道德的政府和一個講規矩的市場結合起來，經濟才能運行在正常軌道上。

　　諾獎只能錦上添花

　　據稱，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接到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電話時都十分驚詫，西姆斯獲獎時還在家裡睡覺，而當有人問他將如何在當前金融動蕩的局勢下花掉其500萬瑞典克朗(74萬美元)獎金時，他表示「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兌成現金放起來，然後從長計議」。有人評論說：「看來諾獎得主也不知道該投資什麼，世界經濟到底要誰來拯救呢？」

　　從根本上說，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們難以解釋「佔領華爾街」遊行中提出的問題：為什麼99%要反對1%？為什麼美國民眾說，過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

　　只有一位叫做斯蒂格利茨的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站出來參加遊行。他指責，「金融系統正在讓美國社會承受損失而使得私人獲利」。能夠用數理模型將這一觀點做出解釋的經濟學家，是否能獲得下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經濟學不是數學，也不是形式邏輯學。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張茉楠認為，在分析國內經濟運行時，不僅要考慮本國政策的影響，也要考慮他國政策溢出效應的影響。現實的情況是，大多數國家都在採取「以鄰為壑」的態度，「自身得病，讓其他國家吃藥」，各國的貿易戰、匯率戰、金融戰已經上演，人禍超過了天災。而這些往往不是陽春白雪的經濟學純理論所能關照到的現實問題。

不少人指出，當今的經濟學危機只是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的危機，並非整個經濟學的危機。因為經濟學一直是在各種危機中不斷進化。19世紀誕生的古典經濟學主張，應將所有一切交給市場，而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後，主張政府應該介入的凱因斯主義經濟學成為主流。

然而，20世紀70年代末發生石油危機時，雖然政府出錢干涉，但經濟仍未出現復甦跡象，反而是物價不斷上漲，這種現象引發了人們對凱因斯主義經濟學的反省，強調市場作用的新古典經濟學成為主流。

繼新古典經濟學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成為主流派經濟學，但是，不承認經濟泡沫存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卻沒能預測到全球金融危機。而非主流經濟學一方從很早以前就不斷預告經濟出現泡沫，金融危機即將爆發。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希勒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學者，他從2005年前後開始發出警告：「美國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紐約大學教授魯里埃爾?魯比尼在美國發生次級貸危機之前的2006年發表題為《央行為何應打破泡沫》的論文，提出了「應在泡沫進一步擴大之前將其打破」的主張。

經歷全球金融危機後，經濟學界開始提高對主流經濟學的反省，因此有人預測新的經濟學即將誕生。《資本主義4.0》的作者安納圖?卡列茨基指出：「強調不可預測性的經濟理論今後將成為核心原理，同時強調民間和政府作用的混合型經濟將成為代替方案。」

首爾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宋丙洛表示：「現有經濟學比較重視在沒有政府管制的情況下，企業展開自由競爭。但是今後，擺脫這種模式、追隨熊彼特思想（強調由革新企業引領增長）的理論將成為主流。」

　　事實上，諾貝爾經濟學獎並非諾貝爾遺囑中提到的五大獎勵領域之一，而是由瑞典銀行在1968年為紀念諾貝爾增設，並不屬於自然科學序列。而過去十年以來的經濟學獎，越來越變成諾貝爾獎的「衍生品」了，它似乎離實際很遠很遠。

　　早在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出爐後，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員鄒平座就提出，對金融危機要從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層面進行反思。他認為，中國現在的經濟崛起必須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如果在經濟理論上還是抱著西方模式不放，就會影響經濟政策的正確性。「前蘇聯和阿根廷就有這樣的教訓，它們不是被自己的制度打倒，而是被西方的經濟理論打倒，大危機給了我們反思的機會。」

　　經濟學家李才元(博客,微博)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連續出版了基於中國本土視角觀察全球經濟的三部著作《成人經濟學》、《出軌的紙幣》和《金融內戰》，力求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構建中國的經濟學理論。他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是西方經濟學發展的象徵，而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它的倒下。首先，在經濟學工具層面，建立在理性預期和數理模型推導下的主流方法，已經被證明失敗了；其次，戰後西方經濟學以弗里德曼的貨幣哲學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觀念和學派，也在金融危機中漏洞百出。最關鍵的是，西方經濟學一直堅持的市場與政府的關係，發生了質變。

　　「如今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要麼發給哲學家（貨幣哲學），要麼發給數學家（應用數學），但他們都缺乏對經濟現實的關注。」李才元說，中國本土某些經濟學家更像「文學家」，除了英文講得好，就是對西方經濟學做了些「搬運工」的工作，這些「文學家」對西方經濟學不過做了些獵奇式的包裝和想像，其實還處於盲人摸象的階段。

　　不過，也許不能完全看輕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長期價值。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就說：「別用中國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學術就是學術，不問現實意義。前兩天頒出物理學獎，獲獎人證明宇宙在加速膨脹，有何現實功用？胡適早就說過，"短見的功用主義乃是科學與哲學思想發達的最大阻力。"

　　在他看來，本屆諾將得主薩金特主張「政府政策無效論」，從長期看，建議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不折騰，無為而治」，這其實很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