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民族千年的遷移與苦難史

07-03

猶太民族千年的遷移與苦難史本文摘自《震驚世界的日子》作者：胡果·達文波特在這個民族漫長的流浪過程中，猶太人一直被猜忌、壓迫和歧視。

即使在古老的時代，中世紀時期，猶太人就開始被指控具有神秘的圖謀。他們受到了君主和權貴們的剝削、驅逐，並受到納粹這樣的種族恐怖主義的迫害。到如今，就算是身處他們自己的國家以色列的國土上——那仍然是一片受到分裂衝突和民族仇恨煎熬的國土——他們也要當心那種隨時可能發生的旨在同歸於盡的自殺式襲擊！

在18世紀西歐的許多地區，在經歷了多少世紀以來的憎恨、懷疑和迫害之後，啟蒙運動為猶太人帶來新宗教制度的希望。與宗教迷信不同，這一標誌著人類新紀元的運動將強調的重點放在人類理性的力量和科學方法上——最重要的是放在普遍人權這一思想上。這個強調的重點，無論是對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來說，都是一個諾言，一個將人們從過去的黑暗生活中解救出來的諾言。

對於猶太人來說，這是一個特別意味深長的年代，因為一些有影響力的歐洲思想家和作家開始支持他們的事業。當這些主張與那些更加久遠和難以駕馭的各種偏見交織在一起時，看起來，由新教改革所播下的歐洲人文主義的種子可能終於要結出果實了。這將允許猶太人毫無保留地進入到那個幾百年來一直排斥他們的社會。這個社會一直認為猶太人是險惡的具有毀滅性的局外人，並且認為他們是撒旦的同盟。

法國是這個新趨勢的中心。社會和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1689—1775）在1748年提出這樣的主張，他認為從中世紀以來，基督教對猶太人所有權的限制歪曲了他們的貿易天才。實際上，猶太人的納稅對基督教皇室的富有做出了很大貢獻。他總結說，基督教徒希望別人怎麼對他們，猶太人就應該怎麼被對待。羅伯斯庇爾評論道，「猶太人的邪惡是你們使他們陷入其中的，當他們能夠發現身在其中的一些好處時，他們就會變好。」盧梭在將猶太人作為「最卑鄙的人」批評時，還極力主張要寬容。雖然伏爾泰（1694—1778）在抱怨猶太人的無知與野蠻時對天主教的偏執表現出類似的鄙視，但他隨後又更理智地說，「我們不應該焚燒他們——猶太人。」

法國並不是新寬容風行的惟一國家。更早一些，在英格蘭，生於愛爾蘭的自由思想家約翰·托蘭得認為屬於猶太人的真正的基督教已被更多的非猶太人壓制和破壞。他對猶太人移民的支持使他受到亞歷山大·蒲柏（1688—1744）的嘲弄。諷刺家喬納森·斯威夫特奚落他是「反基督教的偉大聖賢」。甚至在德國的18世紀後期，當普魯士的歷史學家凡·多姆強烈主張取消對猶太人進入除了商業以外其他行業的限制時，戲迷還可以看到以反映猶太人請求宗教上的寬容（儘管這樣的請求只是一種遮遮掩掩的請求）為內容的新穎的戲劇演出。

這些變化不僅僅是一些空想家的烏托邦沉思，因為它們指向了深遠的政治上的變化。1782年，神聖的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頒布了《寬容法令》，承認了猶太人通過移民入籍成為公民的權利，並企圖將在奧地利和匈牙利帝國的不同民眾混合起來，以實現分散的領土的融合。不到10年之後，在1791年，法國的猶太人被宣布解放了。之後，儘管拿破崙·波拿巴對他所認為是膽小民眾的猶太人並無好感，但他還是向前邁了一大步。在對猶太人的經商活動做了一些嚴厲限制的條件下，他提出了一個正式的權利法案，並在1807年召集全法國的猶太人領袖來審查他們的公民地位，巴黎的猶太人組織大公會成為其高潮。

18世紀末，在德國的部分地區，猶太人中一些富有的同行加入到柏林的上層社會，這為猶太人展開了新的地平線。與此同時，猶太人自己也採取行動，使自己傳統的敬神方式適應當時的情況。這些行動包括翻譯宗教經文，甚至接受基督教的洗禮，並倡導了一次現在仍在繼續的充滿活力的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同化問題的辯論。進入19世紀，宗教與民族性的舊連接越來越被人們所忽略。在法國和德國的猶太人稱自己為法國人或德國人，就宗教而言是猶太人，而不像過去，稱自己為居留在這些國家的分散的猶太民族的一分子。

在這些激變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巴魯克·斯賓諾莎，是一個猶太人。他是一個徹底的17世紀荷蘭籍猶太裔思想家。由於他的反宗教聖辯，他被拉比法令開除了教籍。他原是一個鏡片拋光工，後來逐漸贏得了令人欽佩的知識分子聲譽。在他的著作中，他反對任何的「神的選民」的信念，並辯論到任何的宗教都應該由理智之光來評判。由啟蒙運動所推動的最終的轉變是如此的巨大，德籍猶太作家摩西·海斯勒激動地寫道：「感謝這個哲理的世紀，那個一提到『猶太人』這個詞就露出鄙夷怪相的野蠻時代已經過去了。」然而，在距希特勒執掌大權的3個世紀之前，這句歌頌理性的啟蒙力量的話和它有利的社會效應最終被證明是致命的、過於樂觀的。

在東歐的半封建地區，情況卻大不相同。雖然從中世紀開始就有波蘭人和平共處的悠久傳統，但在17世紀的後期和18世紀的早期，在波蘭和烏克蘭，野蠻的哥薩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卻依然存在。在這些地方，猶太人被當地的農民視為貪婪和暴虐的貴族的代理人。而波蘭籍的猶太人也在抵制通過暴力轉變他們的企圖。在俄國沙皇的統治下，有兩個多世紀，俄國官方禁止猶太人進入到境內。 1772年在波蘭領土被吞併後，這些沙俄敕令沒有涉及的猶太人後來被允許在波羅的海和黑海間的安置區居住。他們在當地取得了一定的自治權，卻在50年後因為當地農民的貧窮和農村沙皇封建制度的腐朽而受到譴責，繼而被驅趕出來。

隨著19世紀的到來，這兩批猶太人的前景更加不同。在東歐，哥薩克人的大屠殺推動了一個新的教派，哈西德教派的出現，這個教派由於他們的克白拉信仰（Kabbalistic beliefs）和奇特的宗教儀式而受到了正統派的拉比的批評。當大屠殺激起人們對復國救主的渴望時，一個彌賽亞及時出現了，雖然他後來變成了伊斯蘭教徒。對此，他的跟隨者感到惶恐不安。儘管這樣，與一個更加非宗教的歐洲文化的結合是當時的趨勢。在500年間，無論是東歐的猶太人還是西歐的猶太人，全部被大屠殺所吞沒——這使得18世紀的希望變成了一個荒唐的笑柄。

當猶太人加百利·瑞瑟爾無情地批評這些通過擁護基督教來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穩固他們的職業的德國基督教徒時說：「相信我，仇恨就像死亡天使一樣能發現自己的人，無論他叫什麼名字，它都能認出他來。」

從更廣泛意義上考慮，問題依然存在：在如此不同的社會和歷史軌道上的兩批人如何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時間內，共同承擔起一個共同的命運？對於許多歷史學家來說，答案就嵌在對猶太人的偏見和壓迫的歷史中。這個歷史可以追溯到耶穌誕生之前，以「神的選民」的出現為起點。

「反猶太主義」一詞雖然是從1879年才被提出來，但這一詞所指的現象卻早就存在了。一些歷史學家用其他的詞來替換反猶太主義這個詞，比如說對猶太人的厭惡或是簡單的常用的對猶太人的憎恨。歷史學家還將反猶太主義的表現形式追溯到古埃及。公元前3世紀，一個亞歷山大港的名叫摩那索的埃及大主教在摩西率領猶太人出埃及事件發生1000年後，留下了一個不同於那個令人激動的希伯來傳說的新報道，這個報道認為，不像《舊約》《出埃及記》中記載的那樣——猶太人在神的引領下獲得解救。他聲稱，猶太人被驅逐出埃及實際上是因為他們像其他到處遊盪的衣衫襤褸的移民一樣，他們患有各種各樣的傳染病，包括麻風病。在摩那索看來，這，而不是猶太人那種將自己視為從大眾中分離出來的「神之寵兒」（神的選民？）式的自視清高，才是猶太人避開其他人的根源，正因為如此，埃及人曾經有一次把他們當作賤民驅逐出境！

當猶太人還在識別古典派作家對猶太人的厭惡的不同表達方式時，早期教父對猶太人的鄙視為迫害歐洲的猶太人奠定了思想基礎。雖然耶穌和他的門徒都是猶太人，一些猶太族的權威人士卻為耶穌所受的苦難和折磨以及他的死亡而承受著各種各樣的責難——《新約》里記載，一個腐敗的祭司機構曾故意抵制耶穌的新約，還把他交付給羅馬人。出賣了偉大的耶穌之後，這個民族因此再也不配享受神的恩寵。也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的後代將會永遠受到神的懲罰和世人的謾罵，除非他們會為他們的邪惡而悔過或是真心地接受耶穌·基督的審判。貫穿《舊約》，則是一個個被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共用的神聖經文，經文里有關於猶太人與其他部族爭端與報應的故事，不僅是猶太人過去的傳奇式生活的記載，也預示著他們將來多舛的命運。

公元4世紀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約翰·屈梭多模是最狠毒的早期指控者一員。他聲稱，自摩西時代以來，猶太人就拋棄了他們的信仰。他把猶太教堂描繪成妓院，並把猶太人說成是醉鬼和貪食者。他認為這些背信棄義、好色貪婪、殘忍的猶太人玷污了所有的貞潔，還把自己的孩子燒焦後當作供品獻給惡魔。到5世紀，將猶太人與撒旦視為一體的思想已蘊涵在全歐洲的基督教教義中。這為在中世紀把猶太人當作被驅逐者和褻瀆者對他們進行道德上的詆毀和肉體上的迫害提供了背景。

在中世紀，歸咎於猶太人的聳人聽聞的罪行擴展到：在宗教禮儀中，為達到施魔法和治療的目的而屠殺小孩；褻瀆聖體，當人們還是從字面上理解聖餐麵包和酒會變成耶穌的身體和血液這個信仰時這是一個極可怕的罪行；通過往井裡投毒傳播黑死病。一個早期的針對猶太人的歐洲大屠殺發生在1096年，基督教徒聚集在德國萊茵地區的史派亞小城，組成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在沃爾姆斯的猶太人得到消息，避難在大主教的邸宅中。拿著武器的攻擊者沖了進去，在把猶太人拖出去之前扒光了他們的衣服。據說，一些人為了不讓孩子受洗禮，親手殺了他們。

在兩天多時間內，共有800名猶太人被屠殺，在接下來的幾天中，又有700名猶太人在美因茲死於非命，有謠言說猶太人為了逃避他們的折磨者就互相了結了性命。雖然十字軍東征的表面目的是為了把聖地從異教徒手中解放出來，但他們總是煽動對住在歐洲的猶太人的襲擊。1146年，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消息的傳來引起了對在德國和法國許多小鎮和城市的猶太團體的再次攻擊。12世紀末期，伴隨第三次十字軍東征而來的是對在英格蘭——倫敦、約克郡、斯坦福和林恩的猶太人的大屠殺。形成固定模式的反猶太人的大掠奪，惶恐的受害者不顧一切要逃離的懇求和集體自殺的爆發貫穿了13和14世紀，只要返回耶路撒冷的標語一舉起來，上述的情形就會反覆出現。

20世紀末，對猶太人舉行宗教禮儀時的屠殺的歇斯底里的控告越來越加劇，無論天主教會怎樣通過引用聖經中不許殺人和觸摸死屍的禁忌來緩和暴力傾向，集中焚燒猶太人成為人們泄恨的新途徑。當這種恐懼和憎惡達到頂點時，人們要求猶太人穿上特殊的衣服，這樣他們就會即刻被認出：在德國是戴紅黃帽子，在波蘭是戴綠色的尖頂帽子。很多年後，有趣的是，當新一代的當權者不再要求猶太人有所區別時，一些猶太人卻堅持要保留他們外部的令他們與眾不同的標誌。

當歐洲商人對原是由猶太人經營的商業貿易開始侵犯時，比如海上的香料、絲綢、外國食品的運輸，為了應付這種不穩定的生活，猶太人把自己的財產兌換成金銀珠寶和其他可攜帶的財寶。這樣當他們來到一個陌生的同樣不受歡迎的地方時，他們就可以很快地開闢一條途徑來迅速恢復他們的繁榮來戰勝貧困。因此他們以放高利貸而出名，帶著利息把錢借出去，還不回來，就用對方身上的肉做補償。可他們反過來又受到貪婪的王室的壓榨，在損失巨大的海外冒險之後，他們會不顧一切地加固他們的資金。

1210年，英格蘭的約翰二世要求猶太人為他的海外戰爭捐獻大量的財富，並為他與貴族的鬥爭做大量的補貼。當他們提出沒能力支付時，他就把他們鎖起來。一些人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一個布里斯托爾的叫做亞伯拉罕的人，他的牙被一顆顆地拔出來，直到他再也不能忍受，就自尋短見了。一個專門榨取猶太人財富的金庫被建立起來，榨取的數目越來越大，直到1290年當愛德華一世（1239—1307）吸幹了猶太人所有的剩餘財產後，英國成為第一個將猶太人大批驅逐出境的國家。

其他的大陸王室也一樣。在法國，菲利普二世（1165—1223）將所有的猶太人都抓了起來，只有交了贖金才放了他們。又在1392年將猶太人驅逐出境。當這種迫害在西歐的德國和西班牙先後盛行起來時，許多人逃到了波蘭。當14世紀中期的黑死病在整個歐洲蔓延時，人們普遍認為這個由老鼠傳播的瘟疫所帶來的災難是一種神明發怒的跡象，更糟糕的是，他們還認為這是撒旦和猶太人互相勾結密謀的跡象。審訊和處刑接踵而來，從沙威傳到瑞士。

德國的農民殺戮了7個主要城市的猶太人。整個歐洲就像是一個瘋人院，一群群著了迷的流浪者從一個地方輾轉到另一個地方，煽動人們去殺戮和焚燒猶太人，而上帝也沒有按著猶太人的意願對這些人進行報復。天主教會的權威人士抗議說有許多的猶太人也同樣死於瘟疫，但這也無濟於事。下一個世紀，猶太人的惡魔形象變得更加荒誕和恐怖，基督教徒確信猶太人既是魔鬼的標誌又是巫婆的標誌，除了沒有得到考證的氣味，猶太人被看作是強有力的男巫，擁有神秘的魔力。但同時，人們又認為他們身體虛弱或是有畸形，需要輸入健康的基督教徒的血液來消除他們的苦痛。

人們確信男猶太人和女猶太人一樣會有經期，只有使用基督教徒的血液才能解除這種疾患。這種錯覺導致了對猶太人的經常性的攻擊。其實猶太人不是惟一的被指控具有魔法和巫術的人群，但他們卻是最容易被攻擊的目標——猶太人很容易被認出來。他們在失敗的時候被人唾棄，成功的時候又容易被人嫉妒，受不到任何人的保護，命如草芥。另外，那是一種持續了幾百年的瘋狂：500年後，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象徵所有邪惡的魔鬼附著在了猶太人身上。

西班牙的情況有點特殊，最起碼在最初的時候是這樣。8世紀，摩爾人佔領了伊比利亞半島，並在以後長達800年的時間內具有較強的影響力。猶太人發達了，並在摩爾人的首都科爾多瓦獲得了高水平的文化和學術成就。14世紀，隨著陣陣排猶熱潮的湧來，猶太人的地位開始惡化，首先是十字軍東征，繼而是黑死病。猶太人受到了同樣的指控，結果也差不多：村莊里的大屠殺到處蔓延。在卡斯特爾的內戰中，有謠言說戰敗的國王彼得是猶太人，而且他並不是合法的王位繼承人，真正的繼承人在出生的時候被他替換調了，這個謠言使得猶太人的生活雪上加霜。其實，戰勝的亨利，彼得的哥哥自己恰恰是私生子。他促使立法機構，即西班牙的國會，譴責猶太人是邪惡和浮躁的人，是上帝和所有基督教徒的敵人，是罪惡和腐敗的攜帶者和傳播者。

因此，猶太人被排除在了行政崗位和稅收之外，並被禁止騎馬和穿好衣服，政府還指令他們帶上特殊的標記，還要求他們基督教化他們的名字。很多人的反應是開始信奉基督教。這個舉措暫時挽救了猶太人，使他們免受迫害，但卻將西班牙的猶太人分裂成兩大陣營。1478年西班牙嚴密審訊的出現是對它的不懷好意的回報。一些改教派信徒變成這些固守舊信仰的猶太人的迫害者，另一些轉變成無神論者。其他人還不接受基督教，有時候將有耶穌受難像的十字架懸掛在背上，公開地表示對抗性的不敬。西班牙人又反過來把改教派信徒貶低為豬。

到15世紀晚期，嚴密審訊還沒有終止，甚至連這些真心轉變傳統思想的人也被懷疑還在繼續悄悄地進行著猶太人的種種活動，就像其他未轉變的猶太人一樣；他們還被懷疑在催促他們的轉變信仰的同伴也仿照他們的做法。許多人遭到無情的折磨，他們被逼迫做懺悔。還有許多人被處以火刑。1492年，西班牙的統治者費爾迪南和伊莎貝拉，簽署了驅逐法令，要求猶太人在4個月內變賣家產出境，但卻禁止他們攜帶任何的貨幣和貴重的金屬。隨之又有了些變化，一些猶太人逃到了地中海一些地區，包括土耳其、義大利和北非。一些人把他們12歲以上的女兒都嫁掉了，好讓她們的丈夫來保護他們的女兒。之後，他們將他們的財產以貨易貨，從此踏上了一條絕望的沒有目的地的旅途，許多人在路上就被饑渴奪去了生命。當葡萄牙也開始嚴密審訊時在那裡避難的猶太人被驅逐了出來。

從16世紀開始，傳統的憎恨猶太人的思想與商業競爭結合了起來。在歐洲的許多國家，貴族間有明顯的利益衝突。這些貴族越來越發現他們可以利用猶太人的專長來處理錯綜複雜的國際財政與經濟政策問題，對於這個新誕生的中產階級來說，他們僅僅是商業競爭對手。1670年，一群從維也納被驅逐出來的富有的猶太家庭有選擇地被普魯士的選帝侯邀請到了德國，但他們的到來激起了基督教商人的怒火，招致了對猶太教堂的攻擊。

雖然大多歐洲國家認為猶太人會對虔誠的基督教道德系統產生深刻的消極影響，但還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這時，猶太人中處於領導地位的有識之士已經感覺到在歐洲將會有大量的經濟收益，基於這種考慮，猶太人又再次回到歐洲各國的首都。

這時的法國和英國都已經廢除了在中世紀頒布的反對猶太人法令。法國是在17世紀初，路易十三（1601—1643）統治時期實施撤銷的，但在那之後，又有人對新實行的縮減方案提出了異議。到了17世紀中期，克倫威爾（1599—1658）統治下的英國頂住了人民大眾普遍的反對情緒，允許一批馬拉諾（指中世紀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內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來宗教的猶太人或摩爾人）在倫敦以非法定的身份定居，但是反對情緒最終在一個世紀之後佔了上風，並促成新猶太移民法的倉促廢止。也是在17世紀中期，宗教裁判所的勢力範圍已經遠及巴西，而被無情追捕的猶太人在逃亡中，發現紐約歡迎他們。這可能是由於當時的美國清教徒急於想使這些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皈依基督，所以與歐洲相比，美國顯示了一種出於同情心的容忍，而且這也使新生的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猶太人的最佳避難地。

如果說啟蒙運動給予了在歐洲的猶太人一個做民主夢的機會，但這場運動的結果卻是砰然一聲斷絕了他們的任何非分之想。在19世紀，對這種自由化的大眾民主最大的諷刺是，它助長了反猶太主義的復甦。但是這次它表現為一種新的形式。1807年，拿破崙召集猶太最高評議會，這加劇了猶太人想奪取世界霸權的謠言的流傳。

在俄國，很多教士聲明，這次集會對拿破崙來說，是一個表現他救世主野心的信號。歐洲人所擔心的猶太人密謀奪取世界統治權的種種徵兆在19世紀頻頻浮現出來，且在接近100年後因一篇由沙俄警察鼓動而寫成的卑劣偽造文章《錫安山長者草案》的發表而達到高潮。這篇贗作在歐洲範圍內廣泛傳閱，文中聲稱猶太人正秘密地控制著歐洲國家政策，而且想把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建立在非猶太人奴隸制上。

在19世紀初期，4/5在歐洲的猶太人定居在俄國西部。沙皇政府已經注意到他們人口的快速增長，並認為這對於斯拉夫農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因此沙俄政府採取了表面上與歐洲同化政策相一致的措施：對50，000個12歲及以上的猶太兒童採取非宗教教育，學習歐洲語言，進入大學學習，直至在俄國軍隊服完25年義務兵役。雖然沙俄政府捨棄傳統的猶太地方政府，但是仍然要求猶太人替沙皇政府徵稅，猶太式的服裝和髮型遭到了禁止。持續的流放政策使猶太人相信政府的真正意圖是要他們徹底滅絕。迫於壓力，俄國不再閉關鎖國，革命思想趁機有了立足之地。1881年，因為猶太人被指控參與亞歷山大二世的謀殺，第一波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開始了。緊接著又發生二次大屠殺，這兩次中的後一次發生在蘇聯時期。

1819年，在這個後拿破崙時代，在歐洲——德國、法國、荷蘭和丹麥，人們對猶太人的妄想狂性的歧視導致了大規模的暴亂，成群的暴徒鞭打猶太群眾，並且搗碎猶太人的教堂，所有的一切又再次發生了。反猶太主義直到19世紀晚些時候還斷斷續續地爆發。但是這次，猶太人民對歷史文化所做的貢獻被積極地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維多利亞女王的猶太籍首相，本傑明·迪士累利（1804—1881），在他的小說《康寧絲比》中借讚美「在世的希伯來智者」表達了他作為猶太人的自豪。

隨著時間流逝，在對人類學的種族研究方面，一種新的思維方式預示一輪新的基於種族而不是宗教的敵視即將來臨。理論學者吸取了德國哲學家以伊曼紐爾·康德（1724—1804）的思想以及查理·達爾文（1809—1882）的科學發現，雖然他們本人都沒促進種族分類體系的發展，但條理清楚的理論都從他們那裡汲取支持，來證明歐洲的白種人，特別是雅利安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性。一位理論學者爭論說黃頭髮、白皮膚的德國人註定是要征服那些低劣的、次等的斯拉夫人。另一個重大的影響是在優生學方面，這是由一位叫弗朗西斯·高爾頓（1822—1911）的英國人首先發起的。德國科學家在利用高爾頓見解的基礎上，大肆宣揚人種選擇、種族滅絕，來保護「種族血統」。當這種思想現在已經被當作胡言亂語而遭到丟棄時，在那時卻作為納粹種族計劃的一個基礎，既支撐著希特勒的想消滅猶太人的企圖，還堅定德國人民的信念，也就是俄國必然要屈服於強大的德國。

然而，早在這之前，其他的一些事變就使一部分猶太人相信他們在歐洲的處境不可能有保障，這初次促使他們採取猶太復國主義道路——回到他們的祖居地以色列。兩件濃墨重彩的醜聞起到了一些作用：首先是所謂的1840年大馬士革醜聞，在敘利亞首都，一位聖方濟各會托缽僧的失蹤使人們回想起早在中世紀就有所懷疑的發生在宗教儀式上的猶太兇殺事件；第二件是發生在50年後的1894年的法國。一位清白的猶太軍官，單憑著他的筆跡，就被宣告犯有叛國罪，然後被流放到惡魔島（屬法屬蓋亞那）。儘管有清楚的證據顯示他是清白的，但是通過偽造的證據，他還是被關進監獄，而他最終的無罪釋放在歐洲大陸上反響強烈。

最早的猶太復國活動發生在19世紀中葉，一位對社會主義思想有所了解的瑞士籍記者，摩西·赫斯（1812—1875）認為在歐洲，反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猶太人必須有自己獨立的國家身份。在1860年，一群年輕的猶太人開始在巴勒斯坦建立聚居點。大約25年後，一位波蘭籍的醫生和律師，利昂·平斯克（1821—1891）懾於1881年的俄國大屠殺，他基於對猶太人不可被同化的堅定信念，發起了「錫安之愛」運動。第一個猶太復國會議於1897年在西奧多·赫瑟（1860—1904）的領導下召開。在1914年，拜倫·埃德蒙·德·羅斯柴爾德支

持這個新建的以農耕為主的定居地，最後這塊定居地擴展成為現在的以色列。

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猶太人的優勢地位有助於仇恨猶太人的勢力推出一系列新的陰謀理論。需要指出，人們已經懷疑猶太籍的國際金融家，通過微妙的操縱，對推翻沙皇統治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十月革命的勝利和對猶太人已存的懷疑使他們受到了普遍的譴責。著名的西方大資本家，比如說美國的亨利·福特（1863—1947），就曾對世界範圍內猶太人經濟實力的強大提出了質疑。

在德國，從19世紀晚期開始盛行的反猶太主義政治趨勢在大蕭條時期，又再一次活躍起來，並聲稱猶太人需要對德國正處於其中的困境負責。反猶太政黨在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奧地利也很活躍，他們把猶太人描繪成經濟敵人，說猶太人加速了農村田園生活的消逝。在法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猶太人和德國人的企業聯合與歐洲的布爾什維克的勾結，以及社會主義都是官方和民間輿論重點攻擊的對象。在英國，隨著20世紀初期愛德華七世的即位，雖然英國比世界其他地方採取的形式要溫和，但是反猶太主義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活動。

1938年，「水晶之夜」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對於茫然無知的大眾來說，不僅「水晶之夜」這個德文詞可能暗示它和古老的聖誕頌歌有某種聯繫。而且連它的英語譯文也說明了德國納粹分子在為他們無恥行徑製造託辭方面耍盡手段。因為在那天夜裡，納粹分子開始對德籍猶太人實行劫掠、燒殺、焚毀等一系列恐怖行動，並把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關進集中營。

11月9日晚。

21：00在納粹分子舉行紀念1923年啤酒館暴動失敗的慕尼黑年度晚宴的同時，希特勒正試圖用600名突擊隊員來顛覆巴伐利亞地方政府。這時從巴黎傳來消息說，一個德國大使館的低階官員，厄恩斯特·沃姆·賴斯被一名怒火中燒的叫赫思克勒·格林茲潘的猶太青年槍殺，原因是他的父親金代勒自從被德國驅逐後，在難民營的境況很糟糕。希特勒與他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進行了緊急商討，滿臉嚴峻的神色，沒有發表例行演說就匆匆忙忙地出去了。

然後戈培爾走上發言台，宣布沃姆·賴斯被猶太人謀殺了，並間接提到了近來在德國風頭正勁的反猶太暴力活動。這位宣傳部長解釋道，希特勒並不希望這種行為由黨來組織，但是如果這種示威是自發的，那麼也不應受到制止。底下的群眾明白了他的潛台詞：納粹政黨已經把矛頭對準了猶太人，但是它不想出面，而是希望以後的暴力活動看起來像一個沒有預謀的，在因同胞被猶太人殺害而產生怒火的德國人中間爆發。

納粹的高效通訊網開始極速運轉了。這個指示被快速地傳送到各地總部及警察局——他們的職責就是當猶太人的財產被搶奪、毀壞，猶太人被襲擊時，不予理會。也就是說納粹分子想利用啤酒和電影，在群眾中激起反猶太情緒。人們開始不顧禁令，喝大量的啤酒和杜松子酒。很多留意到這種行為真實意圖的人們都用鐵鎚、鑿子和汽油將自己武裝起來。

11月10日凌晨。

02：00戈培爾收到了第一個猶太人死亡的消息。剎那間他顫抖了一下，是不是應該採取行動來阻止更進一步的流血衝突呢？但是很快，他讓自己相信這是無法阻擋的，這是人民的意志。

02：30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已經全面展開了。猶太人的商店被襲擊，他們的窗戶玻璃被砸成碎片，他們的庫存在一片混亂中被盜。城鎮中的猶太教堂被大批瘋狂的群眾圍攻，聖物被大量丟棄，並被澆上汽油，付之一炬。緊接著教堂被焚毀。猶太公墓被褻瀆，墓碑被貼上的納粹徽章玷污。

在另一所猶太教堂，當地全體猶太人都被趕到一起，狂笑的德國人把汽油潑灑在他們周圍，並強迫他們反覆唱《霍斯特·威塞爾》這首納粹歌曲（這首歌的名稱來自納粹最有名的一位「烈士」的名字，此人臨死前寫了一首頌揚納粹的讚歌，後來被戈培爾宣傳，因此舉國聞名）。直到教堂即將成為一片火海，他們才把猶太人推出了門外。德國人隨意闖入猶太人家，把他們從屋裡拽出，用手邊可能有的任何東西——比如說鉛制煙斗和磚塊，攻擊他們或者乾脆逮捕他們。有報道說德國婦女帶著小孩去觀賞正被打得要昏死過去的猶太人。還有一部分德國人驚駭於這種非人行徑，但卻不敢有所表露，因為群眾的狀態太癲狂了，而且警察也不予阻止。

當「水晶之夜」（德文為Kristallnacht，意指住宅、商店玻璃盡遭打碎的慘狀）結束的時候，91名猶太人死亡，另有26，000人在去往布痕瓦爾德、薩克豪森、達豪集中營的路上，而這僅是即將遭受同樣命運的上百萬猶太人的先聲，大約7000家商店被洗劫一空，1500座教堂損毀或損壞。德意志帝國要求猶太人賠償的10億馬克的保險金和修繕費全部充公。

希特勒是憑藉暴政和獨裁崛起的，對猶太人來說，這是陰險狡詐的發跡史。納粹分子的企圖很明確，那就是早在20世紀20年代他們就曾明確表明，猶太人不允許加入德國籍，但在當時卻沒引起猶太人的足夠重視，他們在去留之間猶豫不決，希特勒正是通過這種心理戰術逐步實現了他的目的，而等到猶太人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時候，已經太晚了。1933年4月，拒絕購買猶太商店的貨物成了導火索。突擊隊員們慫恿大眾在窗玻璃上貼標語、謾罵顧客和損毀財物。非雅利安人不允許在政府、高校中供職，修改後的《遺產法》剝奪了猶太人對遺產的繼承權。然後在1936年頒布的《紐倫堡法》中，又重新定義了德國公民的含義。2年後，即在波蘭籍猶太青年因父親被德國驅逐，一怒之下謀殺了一名德國駐法大使館官員之後，德國開始行動了。蓄謀已久之後，他們發起一場全國範圍的反猶太暴力活動。約有90名猶太人被殺，大量猶太教堂被污損，建築物遭破壞，書籍及聖物被焚毀，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遭到逮捕。

這就是「水晶之夜」。但這才僅僅是開始，從此大量猶太人被流放到德國東部的勞工營，1942年1月的萬塞會議又通過了對猶太人實行種族滅絕的最後解決法。單從統計數字上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場屠殺的慘烈程度。在二戰中，大約有300萬猶太人，連同為數眾多的波蘭人、吉卜賽人、同性戀者及共產主義者都被納粹分子殺害在位於波蘭境內的集中營里。100多萬人死於奧斯維辛，974，000人到於特列布林卡，600，000死於貝爾澤克，250，000於索比波，225，000死於切姆諾，及60，000人死於馬伊達內克，他們大都是先被毒氣熏死，然後焚屍滅跡。雖然這些地獄般的地方所發生的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暴行被以後的文件詳盡地證明了，且從那以後在其他地方還有類似的大屠殺，但是人們還是在心理上感到接受吃力，無法置信。

現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目睹了巴勒斯坦的一次又一次的起義、頻繁發生的自殺性爆炸事件及以色列軍中高漲的復仇情緒。這種緊張局勢非一日而就，它可以溯源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一戰爆發時，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處於奧斯曼土耳其的統治下，那時約有90，000猶太人定居在耶路撒冷，經過60多年的繁衍生息，人口已經增長了9倍。

當1918年以色列被英國解放之後，在猶太人不斷強調他們沒有意圖建立猶太國的基礎上，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之家的願望獲得英國當局批准。1919年，國際聯盟通過了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訓令」。占人口多數的阿拉伯人認為，因為猶太人已經有將近兩千年沒在那居住，所以巴勒斯坦應屬於他們。並且對於因為在英國內閣里有猶太大臣，所以由猶太復國分子替英國政府來管理殖民地，阿拉伯人提出了反對意見，然而，阿拉伯人只是受人統治的民族，在政治上缺少任何發言權。猶太人害怕組成人民代表機構，因為那將不可避免地由阿拉伯人控制，所以儘管阿拉伯人採取了政治主動，但卻收效甚微。

在1939年以後，英國政府開始限制猶太移民，並規定在接下來的5年中，只允許7500名移民，且需要阿拉伯人的同意，因此在1945年，猶太人開始傾向恐怖主義。2年後，當聯合國正進行投票來決定以色列是否應該劃分為兩個國家時，上千人死於城內武裝衝突。阿拉伯人集結武裝，發動暴亂，並威脅到巴勒斯坦邊境之地，在這種形勢下，1948年5月14日，當時的總理大衛·本·古理安（1886—1973）在特拉維夫自豪地宣布猶太人獨立。不管好壞，現代以色列誕生了，陰影下的橫空出世很快使它走上了不平靜的道路。對於一些歐洲左翼人士來說，猶太人近期採取的行動可以和納粹分子相提並論，然而對以色列人來說，這種論調則無疑是一種侮辱，讓人不堪忍受。

現在以色列的矛盾可以和愛爾蘭做一番比較：它們講述的都是真實發生的少數民族的故事。猶太人害怕被廣闊的阿拉伯世界趕出家園；而巴勒斯坦人則既遭到強大軍事力量的毀滅性打擊，又被不平等聚居地條款所迫離開故地，所以他們把注意力轉向了恐怖主義。一道分開兩個聚居地的藩籬已經建起了，它活脫脫就是在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臭名昭著的「和平分隔線」的現代翻版。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保證他將致力於推進中東和平進程。但目前，他和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正忙於在伊拉克搜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且截止到目前，還沒有找到能對伊使用武力的證據，遑論憂心中東的複雜形勢了。

面對以色列的將來，50多年前在聯合國討論過的分裂政策又提到了議事日程上。對於消極主義者，或者說已經厭倦的現實主義者來說，這將意味著它又一次模仿了北愛的那種無用的多邊政治。然而最近愛爾蘭和平進程有了一點很有意義的收穫，這也許會使以色列看到一絲希望。如果是這樣，我們還需要250年，才能等到以色列的和平。北愛的動亂最晚始於1690年，1972年「血腥星期日」的慘劇說明他們在前進的路上被複仇思想左右而後退。

1948年，一個猶太人的國度誕生

1948年5月14日。

自從美國在1947年年底同意英國放棄對巴勒斯坦的託管，聯合國就決定分裂巴勒斯坦，但這又引起新一輪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聯合國允許建立一個猶太國，同時在巴勒斯坦剩餘的土地上再建立一個阿拉伯國，而耶路撒冷則由另一個單獨的政權來管理。現在英國已經提交了他們離開的日期。

00∶00 耶路撒冷的午夜已經來臨，還有24小時英國的委任託管就要結束。但在相差7小時的華盛頓，正是午後時分，美國人正在緊急制定一項過度方案，以防止可能發生的流血衝突，因為他們相信聯合國的計劃無疑會使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陷入戰爭。現在他們考慮的是如何阻止戰爭爆發，然而這需要聯合國從中周旋，並任命一位仲裁來解決尚未定論的其他問題。這個提案會在明早的議會上首先討論。

聯合國的分裂計劃是在參考英國1937年提議的基礎上制定的。但在人口統計後，它意識到領土混亂問題的嚴重性，這意味著會有大約35萬阿拉伯人居住在約有60萬猶太人的以色列，另一項棘手的則是當地的阿拉伯人，連同臨近的阿拉伯國家，都強烈反對分裂。猶太復國主義分子雖然對分給他們的土地面積，三處分開國土的邊境防禦問題及耶路撒冷的歸屬還有異議，但是還是很歡迎國際社會所給予的對猶太國的承認。

葛達·梅依，一位猶太臨時政府官員，化裝成阿拉伯人與約旦國王阿卜杜拉見面後，總結說如果以色列建國，約旦軍隊就會入侵。國王阿卜杜拉警告說：「我們尋求的任何和平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方法都宣告失敗。現在剩下的惟一選擇就是戰爭。我將致力於挽救巴勒斯坦。」在華盛頓，以色列外長兼大使摩西·夏里特遭到反對猶太人建國的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的警告：如果猶太人一意孤行，美國將不提供援助。但是此時的猶太人已經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繼續。

02∶00 在希伯倫附近的科法爾地區，被阿拉伯軍隊長期圍攻的防衛兵士抵擋不住，阿拉伯人闖進了以色列人聚居區，並進行了殘暴的集體大屠殺。在巴勒斯坦的其他被猶太人佔據的地方也爆發了類似的激烈爭鬥，這些地方猶太人在1927年、1935年和1943年都居住過，他們栽種果園，設立輕工業並修建教堂。對於猶太人來說，這些地方不管是從戰略，還是從象徵性角度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們保衛著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守衛軍已於昨天被擊敗，127人被殺，使死亡人數上升到240人，這其中包括20名婦女，她們的屍體直到英國軍人清理現場時才被找到，其餘的倖存者在那天上午大約10點，在紅十字會見證下，全部投降，並成為戰俘。

16∶00 在特拉維夫，即將成為以色列國防部長和總理的大衛·本·古理安，重新修改了《獨立宣言》。爭論在獨立大廳里持續了一整天，主要是針對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及上帝這一棘手問題，最後，多方達成妥協認為上帝是以色列的磐石。宣言不提及領土問題。下午4點32分，本·古理安結束了《獨立宣言》的宣讀。其他成員均在白紙上簽名，這張紙後被訂到一份謄清的獨立宣言上。在華盛頓，當聯合國還在進行辯論時，一份尋求正式承認的信函已經呈遞到了美國政府面前。信函送得很急切，連「以色列」這個名字都是在路途中寫上的。8小時以後，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承認了這個新建的國家。這個國家的誕生是充滿艱難的，並且對於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來說，隨之而來的流血衝突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