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教師的困惑：錢和自由，我的學生都不缺

鎮子里，他是念書改變命運的反例：念完大專，一個月賺2000塊，抽的煙比學生抽的還便宜。他的存在顯示了知識的無用：從投入產出比上說，還不如那些孩子們的父母念完初中就去做饅頭。

2011年8月31日，「陽光小學」的8歲學生張璇午餐後接雨水洗碗。「陽光小學」位於安徽省肥東縣陳集鄉小魏村，是全國首個民辦留守兒童寄宿制學校，2011年時有300多名孩子，清一色是留守兒童。圖 | CFP原題：汪老師的無力感《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 劉丹青(發自安徽懷寧)(本文刊登在第719期《中國新聞周刊》)過了40歲，汪德勝覺得自己教不動了。20年前，他相信自己有改變別人的能力。20年後，他承認自己很無力：每天來到學校，似乎就是為了看這些孩子怎麼糟蹋自己。不在乎很容易，在乎才需要勇氣。「學生比我有錢」他是江鎮初二年級的語文老師。江鎮隸屬於安徽省安慶市懷寧縣。安徽一直是勞務輸出大省，江鎮又是其中的典型，這裡出好面點師，青壯年一批一批地去大城市做饅頭，這讓江鎮早早有了「中華面點師之鄉」的名聲。江鎮初中是這個不足4萬人的鎮子上唯一一所中學。學校不大，3個年級一共有598名學生，其中留守兒童接近九成。只有汪德勝和老師們知道，教育他們是件無比棘手的事。汪德勝和孩子們一樣，留在了這鎮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要解決。那感覺就好像同樣漂在海里，可他卻以為自己在給別人扔救生圈。24年前剛入職時，王德勝熱情很高，以為自己將面對天真的孩子、求知的眼睛、親密而嚴厲關係。但不是這樣。空蕩蕩的鎮子里，生活是沉悶而絕望的。這裡沒有旅館，沒有餐館，原因很簡單：20年來，江鎮人只出不進，基礎設施毫無必要。種地之外，這裡只有兩件事：饅頭和饅頭的周邊生意。沿街一個個的蒸籠店外堆滿木屑、竹篾，屋裡家家都在編蒸籠。到了7月，雨一場連著一場。水混著邊角料一起流進水塘，水塘里浮滿綠藻、手工業垃圾，人穿著大雨靴蹚著泥水放牛，到處是牛糞垃圾。他的學生年輕、好動，有股戾氣，對老師是試探和挑戰的態度：太嚴厲會恨，不嚴厲又瞧不起，每一天都要拿捏分寸。他們可以一口氣幹掉一瓶酒，醒酒了就把廁所隔板捅出一個洞，洞修好又動手拆電纜——汪德勝搞不清他們的惡意從哪兒來。汪德勝大專文憑，抽十幾塊的「黃山牌」香煙，個子不高，臉黑得像炭一般。他的樣子是典型的鄉鎮教師，不像鎮里人那麼不修邊幅，衣著舉止有點「拿著」，說話引經據典，以知識分子自居，真誠負責，清高又無奈，夾在土和洋中間，位置很尷尬。鎮子里，他是念書改變命運的反例：念完大專，一個月賺2000塊，抽的煙比學生抽的還便宜。他的存在顯示了知識的無用：從投入產出比上說，還不如那些孩子們的父母念完初中就去做饅頭。汪德勝也瞧不起這鎮子。他說江鎮是個矛盾的地方：閉塞、髒亂、觀念陳舊，沒有公共設施，唯獨不缺錢。私人的房子都建得很好，室內裝修精緻，一家一輛小汽車，鋥亮地停在泥路上，突兀中帶一股橫勁兒。1991年起，江鎮人就闖出了一條路：去大城市做饅頭。早年日子不好過，饅頭鋪就四五平方米大，只夠鋪一張面案，白天做饅頭，晚上掃掉麵粉，躺案子上睡覺。也正是那時，汪德勝大專畢業，專業是師範，分配到江鎮初中，他成了鎮上的「文化人」，當時的他二十齣頭，雄心壯志。鎮里人外出做饅頭，孩子完全丟給老師。當時的學生說，汪老師是真的嚴厲，為了把學生的行為習慣糾正過來，他讓他們背對全班同學，雙手按著黑板，自己在後面揮著笤帚打。打完問：「我打你了，不服你告我去!」沒有人告他。他在乎這些孩子，孩子們雖小，卻能憑直覺感到老師的管教里透著善意。他們跟老師很親。現在的汪德勝不動手了，也不再是那個「拿工資的」、受人尊重的 「文化人」。江鎮也富了。20年來，他們的饅頭連鎖店開遍了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年收入在10萬-20萬之間已經算低，在鎮上要被人笑話的。「我們堵車不比北京差。」江鎮人說，「大年初二都不敢開車出去走親戚的，要麼你7點之前走，要是高峰期，8點出門，5里路要走3個小時，11點才到!」現在，江鎮富了，臘月放假，家長們回到村裡，沿街擺起麻將桌。汪德勝打不起那麼大的賭注，站在旁邊看，眼見十幾厘米高的一摞現金，一會兒挪到這裡，一會兒挪到那裡。這些在外面辛辛苦苦賺了一年錢的人，看重面子，願意讓人覺得自己混得好，這一切面子都體現在了牌桌上：他們輸得快，輸得大，輸得面不改色心不跳。孩子們站在一旁看，家長煩了，丟過去千八百塊：玩兒去!孩子們拿了錢，家長散後，他們上桌搓起麻將來。在江鎮的留守兒童是學生中的富有階層。父母在外務工，賺得多，又因為補償心理，覺得 「既然孩子不在身邊，那就多給一點錢」。 他們是 「饅頭二代」，小小年紀身上帶著銀行卡，卡的另一端，父母一年到頭不斷地打錢過來。「我們農村孩子，一般星期一到校身上錢多，可到了星期五，這些留守的孩子兜里還能摸出紅票子!」汪德勝說。他管不住，只能犯愁：「一個星期三四百塊開銷，跟大學生差不多，每天買水果就要花掉20多塊錢，上課玩兒手機，沒收之後三五天又買一部，根本不把沒收當回事兒。」父母常年不在，孩子們手上只有兩樣東西：錢和自由。而這恰恰是小孩子最難用好的東西。「簡直就是5+2=0」初二是汪德勝最頭疼的一個年級。江鎮初中的老師們常說，初二是留守孩子們的一道檻。這現象不是只有江鎮有。2014年，中國青年研究中心學者張旭東，對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做了調查，調查結果讓她驚訝地發現，所有指標中，初二留守兒童數據都是最高的，問題也最大。而在江鎮初中，這問題幾乎推向了極致。和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樣，初二這個年紀上，他們有了模糊的自我意識。這批孩子人格上並不成熟，教育粗淺，到了可以自己思考的年齡，卻沒有任何教養、價值觀上的準備，直接進入了一個躁動、盲目的青春期。汪德勝班上37個孩子，每一個汪德勝都了如指掌。學校是寄宿制，早6點到晚11點，一天17個小時都要老師用眼睛盯著。中午學生休息，他坐在後排趴桌子上補個覺，晚上挨個點床位。他們幾點睡，錢夠不夠用，誰偏食，誰需要老師送蚊香，誰喝酒了，誰在哪一年夏天差點淹死，誰剛剛送去醫院洗胃……他統統知道。可他們在想些什麼?有一點是一致的：他們都透著股弔兒郎當，自暴自棄的樣子，同時又很脆弱，很驕傲。汪德勝相信，他們一定可以被打動，可那個點在哪裡?王德勝覺得這些孩子離自己好像有千丈遠。他們不信老師，不信父母，不信規矩，氣急了汪德勝也會冒出一句：「簡直沒有底線!」影響他們的，是那些早早輟學，從外面做饅頭回來的學長學姐。對孩子們來說，這些學長是在大城市做過饅頭，見過世面的，一個月能拿上五六千塊，染了頭髮戴上耳釘，騎著摩托去網吧，這真拉風。周一到周五，老師硬把他們跟外面那個花花世界隔離開：不用手機、不去網吧、早睡早起、不喝酒抽煙、不打群架。到了周六周日放兩假天，孩子撒了出去，老師鞭長莫及，他們開始補償性地喝酒、抽煙、泡網吧。汪德勝指指班會記錄，那上面寫著：「牢記4·1事件!」3年前的4月1號，3個孩子和一個「社會青年」凌晨2點從網吧回來，開著父母留在家裡的摩托車，從下坡急速衝下，迎面撞上一輛農用車，摩托手柄筆直插入第一個孩子的腹內，4個孩子全部死亡。汪德勝從殯儀館回來後，孩子的慘狀在他眼前揮之不去。「周末一回家就放羊了，沒人照顧，連安全都是問題，簡直就是5+2=0 ! 」 汪德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的一切努力，不過是周而復始地做無用功。」他看不上那些 「社會青年」。而所謂 「社會青年」，不過十七八歲，也是孩子，早早輟學做饅頭，走了父母的路。有一個「社會青年」 是汪德勝早年的學生。他至今記得那天早晨：到了上課的時間，女孩的座位空著，女孩的奶奶慌裡慌張跑到學校——我孫女找不到了。到處都沒有，只有女孩留給奶奶的一張字條。女孩跟一個長她七八歲的男青年私奔了，那時她已經懷孕，不久孩子出生，而她才15歲。「他們出去得太早，在外面不適應，受了委屈，又回到鎮上來，父母不在身邊，又輟了學，無所事事，只能來找學弟學妹。」學弟學妹念不下去，輟學打工，回來再找下一級，如此輪迴。爺爺奶奶管不了這些。鎮上，孩子們大多出生幾個月就被父母丟下，爺爺奶奶多是文盲，帶的又不止一個孩子，南方水塘多，到處是溝溝岔岔，到了夏天，門口常有老太太手裡攥四五根繩子坐門檻上，每根繩上栓一個孩子。孩子小，怕出事，找個空水桶放進去，或乾脆把洗衣機斷電，把孩子裝進洗衣桶里，桶高爬不出，孩子坐在裡面玩上一天。很難責怪這些老人不負責任。當90歲的何氏一步一晃從裡屋走出來時，短短三四米的路用掉她5分鐘時間。屋子漆黑潮濕，空空蕩蕩，一條甬道從堂屋向里延伸，通向沒有光的所在。何氏現在一個人生活。但她說，這已經是她這段時間裡最好的日子，孫子、重孫子放暑假，去城裡見父母，她終於不用再照顧別人，從繁重的洗衣做飯中解脫出來。她手裡的孩子總是帶不完。大兒子出去打工，大孫子送回來，大孫子長大了，二孫子又送回來。二孫子可以打工了，重孫子又送回來。現在手裡這個，已經是她帶的第四個孩子了。做飯、買菜、洗衣、打掃……這個年紀上，她干不動了。「我就盼著他過幾年上大學。」她說，「那時我也死了。」「他幫你嗎?」「我不幫他就不錯了!他怎麼會幫我!」這孩子今年上初二，就在汪德勝的班上。一次孩子跟奶奶吵起來，汪德勝說了他幾句，被孩子頂回來：「她是拿了我爸媽的錢才給我洗衣做飯的!」汪德勝愣住了。他隱約感到，這些孩子嘴上不說，但潛意識裡都有自卑和被遺棄的心理，覺得別人對自己好不是因為自己值得，而是利益交換的結果。這讓他們對老師的善意很抵觸。汪德勝試過用那種直接的友善去對這些孩子，比如微笑、語氣……可得到的反饋往往是嘲諷和不屑一顧。「開學得回來呀!」幾天前，期末成績發下來後不久，汪德勝接到一個消息：張小寧的爸爸掄起水杯，把他的頭砸了個口子，父子倆一句話不說，僵起來了。張爸爸有他的道理：我這麼辛苦，到外面賺錢，為了你能有點出息，你卻考出這個成績。張小寧的成績單上，各科分數從四十幾分到二十幾分不等。汪德勝說，這孩子不笨，智力可以，但油鹽不進，軟硬不吃，說好話，他弔兒郎當，說難聽的也激不到他。不久前，張小寧把一所小學給砸了。沒有任何由頭的。他把小學老師辦公室的窗戶砸爛，跳進去把東西掀了個遍，什麼都沒拿走。小學老師跟他沒有任何關係，彼此陌生，他做這事沒有任何目的。這漫無目的的憤怒讓汪德勝害怕。孩子們暴躁而脆弱。他曾親眼看見一個女生上樓時，手臂碰到一個男孩子，男孩回手就扇了女孩一巴掌。對這些孩子來說，碰一下是天大的冒犯，必須打回，一句話、一個手勢就可以打破頭。他猜測小寧也是類似心理。辦公室里，小寧站著，弔兒郎當的樣子，這孩子對紀律和有序的東西是那麼不信任，以至於他眼睛裡那股嘲弄的神氣幾乎冒犯了汪德勝。看著他那雙眼睛，汪德勝突然什麼都不想說了，他感到身上的力氣被抽空了，反覆問自己：「我在做什麼?有必要嗎?」無數同樣的場面疊加在他眼前。他感到這工作最讓人喪氣的就在這裡：沒有人感謝你，沒有人拿你的幫助當回事兒。在乎他們是可笑的。「早年我上課時，學生跟我親，我也來勁，一節課下來，自己怎麼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自己都忘記了。」他笑了，好像在笑自己。「現在有時去上課，黑板都沒人擦，我問了三遍，沒人上來，我自己動手擦掉，擦掉後簡直不想講課了——我覺得自己在被抗拒。」他甚至不知道該向誰求助。孩子身邊只有爺爺奶奶，他們老了，到學校門口接送孩子，見到老師，拍著肩膀囑咐：「老師，我孩子成績怎麼樣，你不要管，隨他，我的孩子送學校來就是灌灌水喔。」他們怕老師為孩子表現差找家長，家長又跟爺爺奶奶找麻煩。出了事，爺爺奶奶跟孩子一起瞞老師，瞞父母，成績單發下來，多數孩子拿起筆，把38改成88，15分改成75分，爺爺奶奶視如不見，由著他們帶著去北京、上海見父母。汪德勝覺得自己幾乎連最後一道關都把不住了。7月初的期末考試考場外，爺爺奶奶在教室外站著，不停地問他：「老師，我們孩子幾點能出來?車票都買好了，能不能讓他先交卷，我們要趕車。」老人們盼著孩子早點去父母那兒，「我就能清凈幾天了。」7月的江鎮，一輛一輛長途汽車停在路上，它們直通上海，乘客是這些剛剛交完卷的孩子。他們歡天喜地地上了車，坐上8個小時，當天就可以離開小鎮，住進父母的饅頭鋪。那好比一日之間從人間到了天上。李澤的母親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大半年不見孩子，乍一見，覺得孩子跟自己以為那個孩子「不太一樣」了。成績差，習慣不好，剛見面那幾天，她出於補償心理，一味寵著他，可一句話不對，就天翻地覆地吵起來。母親也寒心：「我這麼辛苦賺錢，都是為了你。」氣急了就出手打，打完又後悔，送走孩子，想想難受，離得遠做不了什麼，只有打錢。孩子拿了錢，幾天換一部手機，要麼就去上網。汪德勝說，爸媽好久不見孩子，一見面就只知道給錢、問成績，可這兩件事都做錯了，「父母也沒有受過好的教育，根本不懂教小孩。」孩子們享受著父母的照顧和補償，但不服管：「你平常不在，憑什麼出了問題跳出來管我!」他們之間的關係客氣而物質化，親情是有的，但很淺，經不住幾句挑剔批評。哪怕在父母跟前，相處時間也很有限。李澤父母凌晨兩三點爬起來做饅頭，心疼李澤，不吵醒他;八九點父母忙完回去補覺，李澤剛剛起床。他們之間有時差，一般只有中午一起吃個飯，之後全天都是李澤自己逛。孩子去了兩個月，看了花花世界，回來時總有些變化：言行舉止不一樣了、頭髮長了、染髮了、做指甲了……特別那些「讀書思想不堅定的」，看到同齡人做饅頭已經一個月拿到幾千塊，回來就輟學了。每次放假，汪德勝都一個一個地叮囑：「開學得回來呀!一個都不能少。我送你們37個走，開學也得回來37個。」而他心裡知道，「一個都不能少」這話，不過是哄哄自己罷了。「不要逼著我不管你」剛放暑假，安徽大學兩個學生來做留守兒童調查，被汪德勝推了出去：「你們這些調查什麼用都沒有!」他接受過很多次採訪。記者來了，問話、攝像、調查、報道，「沒用——沒有一點政策上的支持，天還是這個天，江鎮還是這麼個江鎮，我們還得這麼教育，什麼都沒變。」他拿出一個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記著他在哪月哪日，跟哪個孩子說了什麼，「如果孩子又出事，追究老師，做個記錄至少可以保護自己。」他親眼看到同校老師被免職。課上一個學生不聽講，老師過去問話，學生站起來跟老師廝打，互相都有點氣急敗壞，老師按住學生後頸往椅子上一推，家長向學校狀告老師，就這麼免了職。而鄰村另一個老師也因為類似的衝突開罪了學生，回家路上，這孩子拉了幾個社會青年用磚塊砸老師的頭，竟打成了植物人。汪德勝說自己真的不敢管了。偶爾也懲罰，但很克制，用自己的手打學生的手，「知道自己用了多大勁兒，他疼我也疼。」他告訴學生：「我只打你三次，這之後就不再打了。不要逼著我不管你——愛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他也看看優秀老師都是怎麼做的，買了人大附中校長的語錄仔細研讀。學習新方法：辦了一個儀式，讓所有孩子宣誓自己會誠信作業、誠信考試，不再抄襲，之後非常鄭重地簽下名字，這代表宣誓生效，而老師將從此對他保持信任，一旦抄襲，這名字就會被劃掉，意味著個人信用體系的崩塌。據說這方法可以喚醒孩子身上的自尊和羞恥感。大家嘻嘻哈哈地簽了字，作業照抄，考試照樣作弊，名字劃掉就劃掉了，沒有人拿這太當回事。他也學著有幽默感，有意識地跟學生開玩笑。每開一次玩笑，學生就會寫一篇日記，內容是：老師今天開玩笑了。他感到孩子們對他那種微妙而試探的心理：他們怕他，也依賴他，又不好意思表現出那種依賴，扭扭捏捏，一碰就會縮回去。有幾次，他把孩子叫到辦公室談話，他們話不多，卻願意貼著他站，有幾分親近的意思。他敏感地覺察到了，心裡一軟。這樣的時刻太少，他像個被小動物親近的人一樣，有點感動又有點無措，生怕自己的言談舉動有一點差錯，孩子們又跑了。可即便這樣的時刻里，他們也從未對他講過心裡話。有時汪德勝想，或許這些孩子對自己的行為根本沒有意識，沒有思考，他們只是憑著本能行事，幾乎沒有內心活動。成長過程里，他們很少見到真正好的、高尚的東西，也對這類東西沒有敬畏，更少有感動和羞恥。實在搞不清時，他想到身體基因上來：是不是這些孩子身體里缺什麼微量元素?書上說缺了微量元素，人格和心理容易出問題，容易躁動。於是用剛學會的教學簡訊平台給家長群發信息：帶孩子查一下微量元素。沒有一個家長回復他。他說那感覺就像一拳打在空氣上，哪怕有個反彈力，他也覺得自己有那麼一點價值。給江鎮的留守兒童上了20多年的課，他越來越迷茫了，那是無止境的挫敗感。幾年前的一個下午，他班上一個男生惹了事，被隔壁班學生揪住了打，他本能地衝上去，擋在打人的學生面前，對方一腳踹過來，正踢在他腿上。那一腳力道很大，踢完汪德勝自己也蒙了。教書這麼多年，被學生打，而且打這麼重，在他是頭一回。他的學生站在身後，有點兒錯愕，有點兒領情，但又為自己受到的感動不好意思，本能地抗拒著。有那麼一瞬間，汪德勝感到這孩子心裏面的東西似乎有點鬆動。他一句話沒說，帶著孩子回了班級。這之後，莫名其妙的，這男孩好像換了一個人，那改變是默無聲息的，一種從未聲張的默契在他們之間發生——誰也不知道，甚至這兩人之間，也再沒就這件事說過一句話。次年元旦，汪德勝查寢室，這孩子突然從上鋪探出頭來，撓著頭，咧著嘴，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老師，一年過去了。」汪德勝馬上明白了他在說什麼。他像對待一個成年人那樣點了點頭，表示他明白了他的話。這一年深秋季節，中考前的一天，他撥通了孩子父親的電話：「他進步了。」他告訴男孩的父親。電話里他聽到北京呼呼的風聲，父親沉默了一會兒，用異樣激動的聲音說：「我正在路上送饅頭，三年了，我第一次聽到這孩子有進步。」電話那端，父親哭了。他試著用同樣的心思對每一個學生。班上一個孩子成績好，頭腦聰明，但習慣不好，總打架，他對這孩子格外留心也格外嚴厲，處處提要求，管得又嚴又細。考試前男孩被一群小流氓盯上。他怕這孩子出事，吩咐全班：有任何人來打他，男生抄傢伙，女生哪怕把書丟過去，無論如何也要給對方一個信號：我們這兒不是他們可以隨便欺負的。他像護著一棵草似的把這學生送上車，擔驚受怕地看他進了考場。男孩考得很好，進了懷寧縣一所很好的高中。一年後，在家鄉的小路上，汪德勝意外遇到了他。兩人迎面撞見，這學生一個招呼都沒有打，就這麼走過去了。汪德勝愣了，這才意識到，自己那過於苛刻嚴厲的管教，也許在男孩心裡早落下了影子，可他沉浸在自己那一套 「都是為了你好」的邏輯當中，以為自己做的一切，是在對這孩子行善。這一個打擊非同小可，汪德勝心裡的很多東西，都隨著這孩子的冷漠眼神而一起崩塌了。現在，汪德勝學會了不打孩子，不過於嚴厲，並開始記筆記：厚厚一本談話記錄上，他的每一個行為，每一句話，都符合素質教育的要求，不逾越老師的行為規範。在江鎮採訪的最後一天，等車時一個小賣部的女服務員好奇地攔住記者：我們這裡沒人來，你來做什麼?她聽完整個留守兒童的故事，有那麼一瞬間，似乎若有所思。這是個1988年出生的，漂亮清秀的年輕姑娘，她說自己雖然年齡不大，女兒都三歲了;干這個售貨員賺得不多，一個月才2000塊。「至少你可以留在女兒身邊呀!」記者對她說。「我這個月末就要走了。」她突然說，笑了一下，「去上海做饅頭，孩子已經留給爺爺奶奶了。」(應採訪對象要求，所提人名皆為化名)責任編輯：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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