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對現代政治的調節

經過啟蒙主義思想家的努力,在18世紀晚期基於「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基礎上的「自然秩序論」式的自由主義成為英國政治理論的主流。這種自由主義論證一方面以契約論的方式,擺脫了中世紀神學政治論的形態,使得政治學重歸理性主義傳統;一方面呈現出某種「倫理—政治」式的論證結構,有著走向道德絕對主義並發展為政治專制主義的傾向,從而使現代政治秩序的有效性、穩定性受到質疑。

較早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是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家邊沁。由於羅爾斯將對功利主義的批判作為理論工作的起點,以至於人們產生了一種誤解:「功利主義是對現代自由憲政秩序的顛覆,甚至有滑向極權主義的危險。」實際上,功利主義不僅通過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使得現代政治秩序真正鉚釘在人民的生活中,而且恰恰是功利主義對「倫理—政治」的清算,使得自由主義不至於滑向貴族統治論。

現代政治的領地:倫理與政治的相對分離

所謂現代政治,從歷史維度分析,是指1100年以來西歐社會自羅馬帝國解體建立民族國家的政治實踐和實際後果。馬基雅維利將政治學從倫理道德的糾纏中解脫出來,真正重視權力在政治學中的核心地位,因而被施特勞斯稱為「現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但是,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斷然地拒絕政治中的倫理因素,又在《論李維》等著作中展現共和主義的理想。馬基雅維利的搖擺提示我們,權力(國家)如果不願意被高位倫理所規範,就必須尋找到一個支持自身存在的理由。邊沁的功利主義恰恰提供了一個非道德主義的理由——功利。

按照邊沁的思路,如果我們承認倫理和政治享有同樣的功利基礎,那麼問題就可以轉化為以法治尺度劃分倫理與政治的界限。由此,倫理與政治的問題轉化為立法與私人倫理的關係問題。具體而言,邊沁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對私人倫理的界定。邊沁將倫理活動看作一種指導人們的行為以產生利益相關者最大可能量的幸福藝術,並劃分為私人倫理和管理藝術,後者又劃分為立法藝術和行政藝術。這種劃分突出了倫理活動的客觀向度,並且成為密爾群己權界論的先聲。在他看來,「人們如何過好的生活」並不屬於倫理學的目標,而是屬於管理藝術中的教育藝術。第二,懲罰的限度性。邊沁將政治的界限問題轉化為立法的限度問題,而「如果立法直接干預,就必定是靠懲罰來干預」。因此,在懲罰無理由、懲罰無效、懲罰無益及懲罰無必要四種情形中,懲罰無理由與懲罰無效屬於倫理與法律上不應干涉或應用的情況,討論重心在於懲罰無益(比如政治誹謗)與懲罰無必要(比如散布有害原理)上。第三,以法律方式技術性地重構政治—倫理關係。邊沁認為,私人倫理與立法都應當受到功利主義原則的制約,並主張以慎重、正直和慈善作為立法參與私人倫理的三條原則。可以看到,在邊沁的解釋結構中,政治不再被看作普遍倫理的衍生物,功利原則並不直接構成政治生活得以可能的條件。從這個角度講,功利原則並非建構性的,而是一種調節、規制的方法。

現代政治的方法:服從機制而非契約虛構

通過對布萊克斯通《英國法律釋義》的批評,邊沁完成了從法律契約批判到政治契約解構的理論任務,並彰顯了功利主義的方法論意義。

首先,邊沁批判了社會一詞在契約論中的含混性。邊沁指出,布萊克斯通未能區分自然社會與政治社會的邏輯混亂背後,反映了契約論的內在困難:如何用契約結構論證社會與政治(政府)兩個主體的正當性?邊沁認為,真正構成自然社會與政治社會差別的,在於是否存在一種服從狀態,而非虛構的契約。按照邊沁的思路,最終將取消自然狀態和政治社會的區別,把社會狀態的二分結構轉化為服從習慣的連續光譜。社會契約將會失去論證政治正當性或公民義務的建構性功能,成為可有可無的思想實驗。

其次,契約論存在邏輯上的缺陷,無法穩定地證成主權的合法性問題。一般認為,近代社會契約論是完成君權神授到人民主權的關鍵性轉化,將政治權力置於政治權利的規約之下,而政治權利來源於自然法帶來的道德權利。由此,契約論者需要解決在強調個人權利的狀態下如何保證政治共同體穩定的問題。此外,按照社會契約論論證的人民主權,在政治操作過程中就會出現主權與主權者的矛盾,這是在「朕即國家」條件下無需回答的問題。換言之,契約論的核心缺失是,從構成要素上說,道德背景只是說明政治合法問題的一個要素,永遠無法自足地給予政治合法性論證。比較而言,邊沁提出的「服從」概念更加符合政治實際,同時又能包容一定的要素。

再次,契約論並不能解決現實中的政治問題。邊沁反對的並非是契約論倡導的人民主權和憲政秩序,而是契約論的論證方式。契約論過多依賴人們固有的信條,包括自然法、上帝、正義等,契約論僅僅充當了一個說明工具。在邊沁所處的資本主義時代,契約的內容很可能被統治者壟斷。這樣一來,契約論除了帶來革命的恐嚇外,無法對大量具體的事務改革提供正當性依據。因此,基於功利計算的服從機制,為被統治者在國家事務和公共政策上監督統治者提供了可能。這事實上完成了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領域的方法置換:從基於某種道德信念的建構主義(契約論)轉化為還原主義的機制分析,逐步將科學引入政治哲學的研究方法中。

現代政體的設計:從貴族共和到平民共和

在邊沁之前,流行的政治建制方案是所謂的混合政體。邊沁的政體建構原則是建立在對混合政體反思基礎上的。按照布萊克斯通的論證,民主制相較於君主制和貴族制,有更多的善良品質,而缺乏智慧和力量。邊沁指出,從德性角度論證混合政治,最大的現實問題是消解了民主制的存在意義,很容易證明主權由少數人行使的正當性。具體到以英國憲政作為混合政體典範的論證,邊沁則通過對混合政體各單一要素的批判進行了反駁。在他看來,英國上議院實際狀況與理想之間的差異、對下議院的錯誤估計、立法機構的受限,都不能證明英國的憲政體制乃是最佳的政體設計。

當然,邊沁的功利主義並不是對憲政民主制度的替代性學說,其對自然秩序論的解構和批判始終是在現代政治框架下進行的。這一論證路徑試圖擺脫基於特定文化、宗教和歷史的特殊主義的論說模式,走向普遍主義的公共證明。這促成了古典自由主義向現代自由主義的轉型,也為羅爾斯復興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提供了最為重要的理論路徑,堪稱英美現代政治哲學的經典理論構造。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5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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