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濤：移民化與十七世紀英屬北美的蠻族衝突

　　 在美國移民史領域，已故哈佛大學歷史系的奧斯卡·韓德林（Oscar Handlin）教授是這方面的先驅人物之一。作為一名從俄國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後裔，韓德林教授對移民史頗感興趣。早在20世紀30年代，當韓德林在哈佛大學求學時，他曾向美國移民史領域的代表人物老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Sr)虛心求教。在老阿瑟·施萊辛格的指導下，韓德林完成了以波士頓移民為主題的博士論文。1941年，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韓德林出版了他的專著《1790年至1880年的波士頓移民：一項文化涵化研究》。[1] 通過分析德國裔和愛爾蘭裔移民檔案，韓德林重點考察了他們在波士頓的移民化歷程，也就是他們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故事。跟邊疆史學派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不一樣，韓德林並沒有過多強調邊疆理念在塑造美國人的個人主義、西進運動及國民性格中的重要作用。取而代之的是，韓德林開始強調移民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作用。在韓德林看來，移民的過程（the process of immigration）就是移民美國化的過程，這才是真正的美國歷史。

　　 20世紀50年代後，韓德林繼續探索了美國移民史研究。1951年，韓德林出版了他的大作《遷徙的人們：塑造美利堅民族之大移民的史詩故事》。[2] 次年，韓德林憑此獲得美國歷史學界的普利策圖書獎。在這本書里，韓德林教授考察了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初這段時間裡歐洲農民移民美國的故事。由於韓德林對移民的心理狀況、情感經歷和生活狀態非常感興趣，他著重探討了歐洲移民的恐懼、希望和期待，以及他們背後的移民化、異化（alienation）和美國化等故事。之後，為了繼續探索美國移民史研究，韓德林出版了多部專著，這包括《20世紀的美利堅民族》、《新來的人們：大都市變動中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和《美國人：新美國人民歷史》等。[3] 作為二十世紀美國移民史領域的重要代表人物，韓德林的移民史研究直接鼓舞著年輕一代的美國歷史學家們繼續探討美國移民史。

　　 作為韓德林的學生，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推進了美國歷史學界的移民史研究。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貝林就把研究興趣重點轉向了大西洋世界中的移民史。貝林先是完成了《英屬北美的人口化：導論》這部導論性的著作。接著，為了繼續挖掘移民史這個重大課題，貝林出版了《渡海西行的人們：美國革命前夕北美人口化的一段航程》。通過統計分析等手段，並認真研究1773年至1776年這段時間裡英國移民的檔案，貝林詳細探討了英國國內人口向北美殖民地進行人口遷徙過程中的動機、經歷和情感等。[4] 這本書很經典，可是它對移民史的考察主要局限在美國革命前夕。

　　 那麼，十七世紀的美國移民史又該怎麼書寫呢？早在1955年，貝林曾出版了《十七世紀的新英格蘭商人》這本專著。在這本書里，貝林探討了十七世紀新英格蘭地區的移民，尤其是清教商人的商業冒險活動。不足的是，這本書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新英格蘭地區。[5] 為了深入考察十七世紀北美的人口化過程，貝林這才集中精力研究《蠻族年代：英屬北美的人口化（文明的衝突），1600－1675》這部鴻篇巨作。在這本書里，兩屆普利策獎得主、哈佛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貝林試圖重新考察十七世紀歐洲白人移民在北美新大陸的野蠻歷史。[6]

　　 在第一部分，貝林專門討論了十七世紀以前北美印第安人的基本生活狀況。通過分析北美東部沿海地區印第安人的歷史和文化，貝林描述了他們的經濟、宗教、手工技術和生活環境。在這些印第安人人群中，貝林提到了波瓦坦（the Powhatan）、皮考特（the Pequot）、易洛魁（the Iroquois）、阿爾貢金（the Algonquian）等印第安人部落。到十七世紀初，由於印第安人越來越多地從事狩獵活動，他們傳統的飲食平衡就被打亂。當歐洲白人殖民者踏上北美新大陸，並把疾病帶到新大陸的時候，印第安人就抵制不了各種疾病的侵襲，紛紛死去。在分析這些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的時候，貝林認為它們呈現出一種退化性螺旋（degenerative spiral）的狀態。[7] 雖然貝林花了大量篇幅考察十七世紀以前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歷史和文化，但是他對克里克（the Creek）和卡托巴（the Catawba）部族，以及薩斯奎漢諾克（the Susquehannock）等印第安人部族著墨不多。貝林認為，這一時期的歷史主體是印第安人，他／她們奠定了北美歷史和文化的基石。需要指出的是，貝林對印第安人歷史的解釋過於依賴卡倫·奧達哈·庫伯曼（Karen Ordahl Kupperman）和丹尼爾·K·里克特（Daniel K. Richter ）等印第安人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在有些章節，由於貝林沒有給讀者提供詳細的注釋，這使得讀者不知道他的引用從何而來。

　　 在第二部分，貝林分十三個章節重點探討了歐洲殖民者在北美新大陸的殖民歷程，以及這種殖民遭遇背後的野蠻和殘忍。從第二章到第七章，貝林分六章分析了南方殖民地，尤其是英國移民在切薩皮克地區的殖民歷史。貝林認為，自從詹姆斯鎮（Jamestown）於1607年建立之後，這一地區的拓殖者一直深受人口脆弱性的困擾。[8] 由於殖民地的領導者缺乏遠見卓識，白人拓殖者衣食住行顯得異常困難。在與印第安人的交流過程中，白人拓殖者與印第安人之間的摩擦不斷升級，最終導致了1622年波瓦坦印第安人酋長歐百切卡那夫（Opechancanough）所領導的印第安人對白人殖民者的大屠殺。

　　 直到英國殖民者幸運地發現煙草貿易後，殖民地的人口脆弱性才得以緩解。雖然英國殖民者的生活依然困難重重，但是他們發現大西洋世界中的煙草貿易有利可圖。隨著舊世界的白人移民不斷來到詹姆斯鎮從事大西洋世界中的煙草貿易，白人殖民者認識到：雖然殖民地的人口依舊受高死亡率的困擾，但是新來的移民可以有效地彌補殖民地勞動力的不足。隨著舊世界和新世界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交流紐帶不斷拓展，詹姆斯鎮逐漸成長壯大。在十七世紀，詹姆斯鎮是弗吉尼亞殖民地的首府。詹姆斯鎮的歷史也就是弗吉尼亞殖民地歷史的一個縮影。貝林花了很多篇幅來分析十七世紀南方殖民地的歷史，但是他並沒有考察卡羅來納、喬治亞，以及佛羅里達在這一時期被殖民開發的歷史。

　　 在接下來的三章里，貝林把注意力轉移到了中部殖民地。在探討荷蘭人的拓殖地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今天的紐約的時候，貝林不僅講述了荷蘭殖民者之間的內部爭鬥及多元文化，而且考察了荷蘭人與印第安人之間進行的野蠻戰爭。由於荷蘭商人堅持世俗理性，並重視商業貿易，這個地區就變成了商業冒險家的天堂。在荷蘭人的開發下，這個地方也變成了一個多民族、多文化且多宗教的殖民地。[9] 等到1664年，當英國殖民者佔領新阿姆斯特丹的時候，貝林認為印第安人與白人殖民者之間的衝突和戰爭依舊沒有停息。

　　 另外，貝林考察了瑞典人和芬蘭人在特拉華河谷附近的拓殖地。貝林不僅講述了瑞典西印度公司在這一地區的探險和商業活動，而且探討了芬蘭人開墾森林並嘗試農業種植的故事。跟荷蘭人的新阿姆斯特丹一樣，這一地區也匯聚了各種各樣的歐洲移民。在這些移民里，他／她們有芬蘭人、瑞典人、英國人、德國人和其他／她北歐移民。隨著殖民者之間在經濟、宗教和文化等領域交流紐帶的不斷加強，這個地區也變成一個多文化、多種族、多語言並存的地方。

　　 在結束對中部殖民地的討論後，貝林把重點轉移到了新英格蘭地區的歷史。自從英國清教徒移民搭乘「五月花號」於1620年成功登陸麻薩諸塞後，麻薩諸塞海灣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就不斷壯大起來。貝林描述了清教徒領袖如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等為純潔清教徒心靈的宗教活動。由於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們極度虔誠，他們對宗教異端進行了流放、焚燒和鞭笞。貝林還分析了清教徒神學家如羅傑·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等挑戰麻薩諸塞殖民地清教正統理念的努力，以及威廉姆斯被流放的故事。貝林是新英格蘭地區清教史學開拓者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的得意門徒，自然對這一時期的清教歷史相當熟悉。通過考察新英格蘭地區殖民者的政治和宗教活動，貝林也講述了這種殖民活動背後所暗含的白人清教徒之間的野蠻歷史。

　　 或許是為了強調殖民遭遇過程中的野蠻性，貝林直接把印第安人與白人之間相互融合、且和平相處的歷史給省略了。早在1620年，為了幫助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渡過難關，印第安人斯匡托（Squanto）曾教英國清教徒如何捕捉鰻魚並種植玉米等農作物。另外，為了幫助白人殖民者克服糧食短缺的困難，瓦姆帕諾格部族印第安人（the Wampanoag）酋長馬薩索伊特（Massasoit）曾向普利茅斯殖民者捐贈食物。在印第安人的幫助下，清教徒們於次年大獲豐收。為了慶祝這次大豐收，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拓殖者曾邀請印第安人一起慶祝。在普利茅斯殖民地，這段故事被傳為印第安人與白人殖民者和平相處的一段佳話。這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感恩節的最早來源。在《論普利茅斯種植園》這本書里，布雷德福曾詳細記載了印第安人與白人殖民者共度佳節這一盛況。[10] 可是，考慮到這本著作主要探討的是印第安人與北美移民之間的相互衝突，貝林有意識地忽略這段故事。

　　 在第三部分，貝林探討了英屬北美興起的過程。貝林提到了種族衝突、白人殖民者與土著印第安人之間持續不斷的戰爭和北美殖民地的動蕩不安等故事。貝林也考察了十七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英屬北美的經濟發展、人口遷移、地方政府的雛形、殖民地之間交流網路的建立，以及北美殖民地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紐帶的構建。雖然各個殖民地都有它們各自的地方性，但是它們奠定了十八世紀英屬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發展的雛形。儘管這一時期的北美經濟開始緩慢發展，但是，貝林認為殖民地的人民依舊生活在野蠻的世界裡。

　　 美中不足的是，貝林既沒有花相當篇幅來討論大西洋世界中的黑人奴隸貿易，也沒有詳細探討大西洋世界中的黑人移民故事。貝林探討了黑人奴隸在切薩皮克灣區和新阿姆斯特丹地區的奴役地位，但是他並沒有強調非洲黑人奴隸在殖民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由於沒有討論非洲黑人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移民歷程，他就忽略了黑人奴隸的身份狀況、非洲黑人在大西洋世界中的苦難命運，以及黑人奴隸在殖民地社會中追求主體性的探索了。由於貝林的興趣主要在政治思想史和移民史，且由於貝林的興趣主要集中在新英格蘭地區及其與大西洋世界的聯繫，所以他僅用零星的6頁篇幅把非洲黑人奴隸的故事一筆帶過。雖然貝林也在做大西洋史，但是他很少提到大西洋世界中的黑人移民史。貝林厚此薄彼的傾向由此可見一斑！

　　 事實上，貝林對非洲黑人史的認識也有很多局限。在這本新書里，貝林對十七世紀非洲黑人的理解主要是以埃德蒙·S·摩根（Edmund S. Morgan）的經典著作—《美國奴役，美國自由：弗吉尼亞殖民時期的苦難》為依據的。[11] 該書出版於1975年，至今仍是研究殖民時期非洲黑人史的傑作。值得一提的是，摩根對黑人奴隸的認識主要局限在弗吉尼亞殖民地，而對其它的殖民地少有提及。摩根對非洲黑人奴隸的考察帶有鮮明的地方特性，可貝林要用摩根的觀點來論述十七世紀的整個北美殖民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貝林對十七世紀黑人史的解讀很難讓讀者信服。自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在非洲黑人史領域，美國史學界出現了許多經典著作。在這方面，戴維·布里翁·戴維斯(David Brion Davis)、伊拉·伯林(Ira Berlin)、邁克爾·安吉洛·戈麥斯（Michael Angelo Gomez）、朱迪思·A·卡尼（Judith A. Carney）和肯尼思·摩根（Kenneth Morgan）等大西洋史學家的著作都非常經典，而貝林卻對他們完全忽視，這讓讀者頗感意外。

　　 儘管存在諸多不足，但這並不能掩蓋貝林這本新著在大西洋史學領域的重要貢獻。通過考察十七世紀移民北美的歐洲殖民者的各種殖民遭遇，貝林填補了移民史在這一時期的一項重要空白。通過分析荷蘭人、英國人、瑞典人、芬蘭人及其他歐洲移民的殖民經歷，貝林探討了十七世紀北美移民主體背後的「混合多樣性」（mixed multitude）。[12] 通過考察歐洲白人移民與北美土著印第安人之間的殖民遭遇，貝林詳細分析了十七世紀歐洲文明與土著印第安人文明之間的戰爭和衝突，以及它們背後所暗含的野蠻歷史。跟貝林在哈佛大學求學時期的老師塞繆爾·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和奧斯卡·韓德林（Oscar Handlin）教授相比，毫無疑問，貝林不僅深化了大西洋史研究，而且開拓了移民史的新領地。讀者若對十七世紀北美移民史或者大西洋史感興趣，這本書值得一讀。

　　 魏濤，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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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Oscar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1790-1880: A Study in Accultu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2] Oscar Handlin, The Uprooted: The Epic Story of the Great Migrations That Made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51).

　　 [3] Oscar Handlin, Ame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54); Oscar Handlin, The Newcomers: Negroes and Puerto Ricans in a Changing Metropol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Oscar Handlin, The Americans: A New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3); Oscar Handlin, Pictorial History of Immigration (New York, 1972).

　　 [4] Bernard Bailyn,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and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5] Bernard Bailyn,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6] Bernard Bailyn, The Barbarous Years: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The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1600–1675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7] Bailyn, The Barbarous Years, 31.

　　 [8] 一直以來，Jamestown的中文翻譯對應的是詹姆斯敦或詹姆斯頓。事實上，Jamestown是James和town的合成詞，意思是說弗吉尼亞殖民地詹姆斯鎮的拓殖者都是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的臣民。與此類似的地名如十八世紀南卡羅來納殖民地的首府Charlestown，常被譯成查爾斯頓或查爾斯敦。事實上，Charlestown是Charles和town的合成詞，意思是說查爾斯鎮的白人殖民者是英國國王查爾斯二世的臣民。

　　 [9] Bailyn, The Barbarous Years, 274.

　　 [10] William Bradford,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20-1647, Samuel Eliot Morison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2), 90.

　　 [11] 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12] Bailyn, The Barbarous Years, xiv, 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