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P.伯恩 | 中世紀的瘟疫

中世紀的瘟疫

本文脈絡

前言

查士丁尼時代的瘟疫（公元541年到約760年）

中世紀的其他「鼠疫」

黑死病的起源、傳入和擴散

黑死病的影響

黑死病常指1347—1352年間歐洲、近東和北非爆發的那次瘟疫，一般認為是腺鼠疫（bubonic plague）。常見但不準確的說法是，該名稱源於伴隨疾病出現的皮膚變色，即黑斑。「morsnigra」（拉丁文，黑色死亡）一詞僅見於1350年一首關於那次瘟疫的拉丁文詩歌中，作者是來自今天比利時地區的占星家西蒙德·科維努斯（Simonde Covinus）。更多見於16和17世紀瑞典與丹麥文獻中的是「morsatra」，意為「黑色」或者「可怕」的死亡。有人認為，英國人直到1665年才開始用「黑死病」一詞特指14世紀的那次疫情，以區別於這一年爆發的人稱「大瘟疫」的毀滅性疫情。不過在書面英語中，「黑死病」直到1823年才第次出現在某位彭羅斯夫人（Mrs．Penrose）的歷史作品裡。10年後，巴賓頓（B．G．Babington）在翻譯德意志醫生海克（J．F．Hecker）的《黑死病》（DerSchwarzeTod）時也用到了它。所以這個詞被普遍使用的歷史並不長。中世紀文獻中，那次瘟疫有許多名字，如瘟災、驟死病、時疫、重大死亡或死亡等等，通常要加定冠詞表示特指。它衍生出許多比喻，比如穆斯林就稱其為裝滿毒藥的杯子、入侵者的軍隊、箭支或刀劍、掠食動物，蛇，火或者閃電。習慣上，「瘟疫」（plague）一詞可以表示各種攻擊或打擊，既可以是「病瘟」，也可以是「蝗瘟」，具體意思要看上下文。

腺鼠疫（bubonic plague）

但1347－1352年那次可怕的流行只是持續了350多年的系列疫情中的第一次，這種常被稱作「黑死病」的瘟疫以後又多次爆發，在法國直到18世紀20年代仍有出現，北美和近東的時間則更晚。醫學史上一般把這一系列的爆發稱作第二次大流行。流行（epidemic）指較短時間內的單次大面積爆發，而大流行（pandemic）則具有範圍廣和時間長的特點，通常反覆發生，造成大量死亡。19世紀初，東亞出現了第三次大流行，但由於現代醫學的研究和發展揭開了鼠疫的秘密並找到治療方法，疫情才得到了控制。

查士丁尼時代的瘟疫（公元541年到約760年）

　　第一次大流行指公元541年到約760年間地中海沿岸，可能還有西歐的一系列爆發，很可能是腺鼠疫。由於瘟疫發生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時期，並且主要影響的是他的帝國，所以常和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當時的資料顯示，疫情開始於埃及或者更南面的阿比西尼亞（Abyssinia，今稱衣索比亞）或者蘇丹，然後由船隻傳播到君士坦丁堡、近東、義大利和法國南部。7世紀時它可能還出現在英格蘭和德意志大森林以西的北部歐洲。當時的人注意到，瘟疫開始前出現了地震洪水、大火、彗星和日食。世俗人士相信希波克拉底和蓋倫這樣的古代醫學權威的說法，將之歸咎於可能由彗星、大火和地震造成的「空氣的腐敗」。塞維利亞博學的主教伊西多（SaintIsidoreofSeville）認為，腐敗是由過度的乾燥、炎熱和降水造成的，對於宗教人士來說，它是上帝對罪的懲罰，像諾亞時代的洪水一樣，是上帝怒火的爆發。著名的英國僧侶和歷史學家比德（Bede）採取折中態度，他承認疾病是「創世者的打擊」，「來自天上」、「遵照神的意志」，但並沒有把人的罪看成原因，他反而提到英格蘭瘟疫的結果之一就是有人背教或者放棄了對基督的信仰。

　　腺鼠疫這個診斷結果是基於中世紀文獻中反覆提到的死者身上的腫塊，或者「淋巴結腫大」。6世紀40年代，君士坦丁堡的宮廷歷史學家普羅柯比（Procopius）提到腫塊、發狂和昏迷的癥狀。6世紀晚些時候，安條克一個叫艾瓦格里烏斯（Evagrius）的律師列出了淋巴結腫大、發燒、腹瀉、癰以及眼睛腫脹和充血等癥狀。法國圖爾的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在6世紀末這樣描述自己的見聞：「死亡很突然。腹股溝或者腋下出現蛇狀傷口，毒性發作很快，病人第二或第三天就會斷氣。此外，毒性還會奪去患者的理智。」腹股溝、腋下或者頸部的淋巴結腫大是腺鼠疫的常見癥狀。8世紀晚期，歷史學家執事保羅（Paulthe Deacon）寫道，在義大利西北部「有人的腹股溝和其他柔軟的部位出現了像核桃或者棗子那麼大的腺體腫塊，隨之而來的是難以忍受的發燒，第三天人就會死亡。不過如果有人熬過第三天，他就有希望活下來。

查士丁尼時期的瘟疫

　　在目擊者看來，死亡人數史無前例。格雷戈里繼續寫道：「由於棺木很快都用完了，只好把六個或者更多的人埋在同一墓穴中。周日的聖彼得大教堂里（位於法國克萊爾蒙）停放了300具屍體。」君士坦丁堡市內和周圍一片凄慘。人們出門時要貼上身份標籤，以防死時沒有親友在身旁。百業蕭條，田地荒蕪，查士丁尼派人在金角灣（GoldenHorn）對岸的加拉塔（Galata）挖了許多大墓坑。保羅記錄說在義大利「哀號遍野，淚流成河。由於傳言說逃走就能躲避瘟疫，居民紛紛背井離鄉，只剩下狗看管房子……兒子拋下父母還未埋葬的屍體就逃走了，父母扔下發燒的孩子不管不顧。」普羅柯比宣稱君士坦丁堡死了一半人，他同時代的以弗所的約翰（JohnofEphesus）則認為高峰時瘟疫每天奪走1．6萬人的生命，總共造成30萬人死亡，不過他表示官方統計只有23萬，自己的數字是推斷的。現代歷史學家更加保守，納菲和斯派瑟（Naphyand Spicer）的結論是20萬，相當於總人口50萬的40％，布萊頓（T.L.Bratton）同意40％的結論，但他認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只有約29萬，所以死亡數字約為115320。

　　顯然，即使要確定某座城市的總人口，很大程度上也得靠猜測，而算出死亡率則更加困難。由於中世紀的人口記錄要麼缺失和不完整，要麼不可靠，現代對當時人口數字的重建（包括總人口、出生、死亡和流動情況）最多只是接近。即使有像以弗所的約翰那樣的作者提供了看上去具體的數字，我們也必須謹慎。有些數字只是象徵和比喻，表示「大得難以置信」，有些有失偏頗，更有些的來源和可信度都有疑問。

　　人們盡其所能對抗疾病，有人試圖用火和帶香味的煙霧來凈化「腐敗空氣」，有人祈禱並參加遊行，有人使用帶有神力或魔法的護身符和咒語，基督徒在房子或者其他器物上畫十字，有人背井離鄉躲避瘴氣。但是無論什麼都不能阻止疫情複發，根據法國瘟疫史學家讓諾埃爾·比拉邦（Jean－NoelBiraben）非常細緻的統計，東方又爆發了18次疫情，西方是11次。然而，如同它的開始一樣突然和神秘，疾病在地中海和歐洲消失了。可能是病源後繼無力，或者潛在感染者獲得了免疫力，或者其他某些原因破壞了疾病的傳播途徑，總之在接下來的大約600年里西方再沒發生類似的疫情。

總的來說，拜占庭帝國第一次大流行的政治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人口減少、經濟衰退和拜占庭軍隊受到的重創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族的倫巴第人打開了通往巴爾幹和義大利的大門。同時，新興的阿拉伯穆斯林軍隊從拜占庭手中奪走了對埃及、北非、敘利亞、巴勒斯坦和亞美尼亞的控制權，在西歐，穆斯林在第一次大流行結束前就已經征服了西班牙和西地中海，直抵法國中部。第一次大流行重創了拜占庭，很可能延誤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發展，這樣說也許並不過分。

中世紀的其他「鼠疫」

在第一次大流行期間的高發年份，受到瘟疫襲擊的不僅是地中海世界，還有中世紀早期的伊拉克，甚至還可能包括中國。中國資料的問題是它們與疾病相關的辭彙十分有限，同時缺乏像約翰、保羅、格雷戈里和普羅柯比那樣的敘述性記錄。不過，在將系列伊拉克和中國的疫情記錄聯繫起來之後，研究中國史的崔瑞德（Dennis Twichett）得出了驚人的結論。兩國在非常相近的年份都爆發過鼠疫，或者至少是流行病，伊拉克和中國記錄的時間分別為639—640年和641－648年，684－685年和682年，706年或707年，763年或762年，836年或840年，以及872年或869年。雖然沒有敘述性記錄直接把中國和西方的爆發聯繫起來，但上述結論清楚地暗示了疾病可能通過貿易或其他接觸在兩者間傳播。

腺鼠疫是否在西方的兩次大流行間出現過？大多數現代學者認為，在1347年襲擊歐洲前，那種疾病已經銷聲匿跡了幾個世紀。不過，研究伊斯蘭世界瘟疫的史學家邁克爾·多爾斯（Michael Dols）發現了5次可能的局部暴發：1167年和1230年在羅馬附近，1214年在佛羅倫薩以及1320年和1330年在法國南部和西班牙。俄羅斯編年史在1158年到1314年間提到9次「瘟疫」，不過並沒有說那就是腺鼠疫。其中1230年的記錄特別引人注目：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人們在4個大墓坑中埋葬了3．2萬具屍體；在諾夫哥羅德（Novgorod），6000具屍體被埋入大墓坑，隨之而來的饑荒迫使人們賣兒賣女，靠吃草和貓狗為生，甚至人率相食，1317年到1321年間，反覆發生的饑荒在歐洲西北部造成大量死亡，成為中世紀一幕恐怖的景象。

黑死病的起源、傳入和擴散

　　這裡先說一下歷史學家長久以來的觀點，即黑死病是腺鼠疫或者它的近親肺鼠疫（由同一菌種感染肺部所致）。此外，歷史學家一直認為是腺鼠疫引發了第一次大流行。但是如果腺鼠疫在8世紀60年代一直到1347年都沒有在歐洲和近東流行，那麼它去了哪裡，為什麼又再次出現了呢？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的或者得到廣泛認同的答案。

　　造成人體感染腺鼠疫的細菌一般存在於嚙齒動物和寄生在它們上的跳蚤體內。在美國西南部和俄羅斯南部有這種細菌天然的病源地，偶爾可以聽到有新病例出現。但這些地方非常偏僻，人和細菌接觸的機會很少。從8世紀60年代到14世紀中葉，在亞洲的類似地方似乎就是這種情況，腺鼠疫細菌只在嚙齒動物種群內傳播，但不會置其於死地。歷史學家猜測，當平衡狀態因某種原因被打破後，疾病就開始向東、西或者南面傳播，但仍然無法確定它的源頭。

　　至今沒有發現中世紀亞洲人關於腺鼠疫的資料，而中世紀西方關於亞洲腺鼠疫的資料也欠缺可信度，它們的作者不太了解亞洲地理，而且通常不說明自己信息的來源。談到鼠疫的源頭時，有人明確表示是「中國」，俄羅斯人則宣稱是「印度」，而許多人只是說「東方」，但沒有人否認黑海地區是亞洲通往地中海和歐洲的門戶。現代歷史學家大多同意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McNell）的說法，他認為腺鼠疫的病源地很可能在雲南和緬甸一帶或者滿洲里和蒙古地區，在元朝時這兩個地區都隸屬中國。另一些人認為，病源地是戈壁沙漠或者喜馬拉雅山腳的加瓦爾（Garwhal）和庫瑪翁（Kumaon）。約翰·諾里斯（JohnNorris）認為，鼠疫起源於中國或者中國流行過腺鼠疫的證據並不充分，並且它們在時間上太晚。他駁斥了腺鼠疫可能穿越亞歐大陸中部的說法，而是將病源地放在了俄羅斯南部，疾病可能從那裡向東西兩個方向傳插。

西方學者一般認為的黑死病傳播線路

　　傳播方式同樣是個謎。可能是新的人類活動（行軍和殖民拓墾）或者自然原因（洪水、地震）驚動了病源地的嚙齒動物，導致它們遷往人類居住地並與人接觸，從而造成了傳染。大多數學者認為鼠疫是隨著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軍隊和官員傳播的。糧食包里的家鼠或者人體和衣物上的跳蚤把疾病從中國帶到了西方。另一些人則認為，疾病先在不同的鼠群間傳播，最後到達西方草原上的城市區。相關的書面記錄很少，現存唯一的考古學證據是巴爾喀什湖（LakeBalkhash）南面伊塞克地區的三塊1338年或1339年的墓碑，墓中的基督徒可能死於某種鼠疫。

　　到達黑海後，鼠疫有了「立傳者」，它的傳播途徑被比較可靠地記錄下來。最有名且至今沒有爭議的版本是：飲察汗國（Kipchak Khanate）的軍間札尼別（Djanibeg）對熱那亞商業殖民地卡法（Kafa）發動進攻。1315年，他的軍隊感染了鼠疫。兩年後，他們把帶病菌的死屍拋入城中。驚慌失措的熱那亞人乘船逃走時把疾病也帶走了。這種說法來自義大利皮亞琴察的公證人（或者是個法律文書抄寫員）加布里埃爾·德·穆西斯（Gabrele de Mussis），由於學者們仍然相信他是目擊者，所以這一切就顯得更可信了。拜占庭皇帝和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史官同樣提到疾病來自俄羅斯南部。從黑海來的船隻停泊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和格雷格拉斯（Gregoras）都記錄下了它們帶來的恐怖。

　　進入水域後，疾病開始隨著船隻傳播。君士坦丁堡的水手、老鼠和貨物把疾病帶到了地中海。1347年初秋，西西里的墨西拿和埃及的亞歷山大同時受到襲擊。在北非和近東它很可能水陸並進，水路依靠沿岸的小船，陸路靠士兵、朝覲者或者商人。在西地中海，人們傳說，1348年1月，一艘被警覺的熱那亞政府拒之門外的墨西拿商船帶著瘟疫停泊到了法國馬賽。有不具名的編年史學家認為這艘船後來繼續往西，把疾病帶到了西班牙和法國的其他港口，不過這不太可能。但是，的確有其他船隻很早就把疾病傳播到了亞得里亞海，感染了威尼斯和它的許多殖民地。

　　瘟疫可能從義大利東北部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奧地利中部和中歐。一位弗萊薩赫（Preisach）修道院的無名僧侶為此寫道：「今年（1348）的瘟疫來勢兇猛，從這海蔓延到那海，許多城市、村鎮和其他地方几乎都人煙絕跡。」沿著歐洲的主要水道如羅納河（Rhone）、盧瓦河（Loire）、菜茵河（Rhine）以及波河（Po），疾病得以向內陸快速傳播。不過，最新研究顯示，常用的陸上通道對晚些時候德意志疫情的傳插同樣有效。法國歷史學家和醫學家讓諾埃爾·比拉邦（Jean－NoelBiraben）非常仔細地研究了瘟疫在法國境內的傳播，他得出結論說1348年到1349年問疾病平均每天前進1－4公里。

　　我們的地圖顯示，瘟疫進入內陸後於1348年初到達教皇所在的阿維尼翁，並在同一年的晚些時候到達巴黎。由於正在進行的百年戰爭，法國大西洋一側的海岸大部分為英格蘭所控制，疾病經由這裡傳到了不列顛，可能於8月首先到達南海岸的梅爾康姆雷吉斯（Melcombe－regis）附近。英國密集的商業和交通網路方便了疾病的傳播，據估計疾病每天傳播約一英里，但倫敦直到1349年初才爆發疫情，同時受到襲擊的還有愛爾蘭。義大利比薩沒有像熱那亞那樣警覺，結果疾病於1348年1月或2月從這裡侵入義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在佛羅倫薩和錫耶納等地，瘟疫從春天肆虐到秋天。疾病不僅經陸路從法國南部侵入阿拉貢，還通過與法國和巴利阿里群島（Balearic Islands）有海上交通的港口侵入它的沿海地區。穆斯林控制的西班牙同樣損失慘重，於是人們開始疑惑上帝究竟站在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一邊。

1349年，德意志萊茵蘭爆發瘟疫，並沿著北海海岸擴散。這年下半年，丹麥、瑞典、挪威和普魯士都出現疫情，第二年春天，疫情擴散到波羅的海地區的港口和河流。1350年，歐洲西北邊所的蘇格蘭、奧克尼群島（Orkney），設德蘭群島（Shetland）和法羅群島（Faeroes）人口銳減。同一年，丹麥和挪威殖民者放棄了格陵蘭島。由於某種原因，俄羅斯在1349年及其後的一段時間內都未受到襲擊，這說明瘟疫並沒有沿著這一帶的河道向北，而是從德意志和東歐向東傳播。波洛茨克（Polotsk），普斯科夫（Pskov）、諾夫哥羅德、斯摩校斯克先後受到襲擊。1353年，瘟疫終於到達莫斯科。《尼科尼亞編年史》（Nikonion Chronicle）將上帝的慣怒歸咎於人的，它記載說在普斯科夫，黑死病被稱為「邪惡之疫」（morzol），許多人逃進修道院祈求寬恕，聽天由命；有的人則把全部財產捐給教會，以期同上帝和解。在莫斯科，城市主教、大公西蒙·伊萬諾維奇、他的兩個兒子和兄弟安德烈都死於瘟疫。

　　從格陵蘭到莫斯科，從挪威峽灣到伊拉克的沙漠，每三個人中就有一人死亡，人們突然陷入了痛苦和恐怖中，卻無法明白這一切的原因（他們給出的原因總是錯的）。聖人和罪人、嬰兒和老人、基督徒、猶太人和穆斯林、富人和窮人、貴族和農民都倒在了黑死病面前。埃及歷史學家阿爾馬克里齊（al－Magrizi）驚懼不已地寫道：「瘟疫史無前例，它不局限於某一個地方，而是在世界各地蔓延，從東到西，由南及北。而且，它不僅感染所有的人，甚至不放過海里的魚、天上的鳥和地上的獸。」

傳播的線路和時間

　　但死神只是剛剛登上寶座。像弗朗切斯科·達蒂尼（Francesco Datini）這樣生於14世紀30年代的托斯卡納男孩一生可能會見證5次甚至6次爆發。1367年，大詩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在一封給友人，熱那亞主教主多·達·賽待（Guidoda Sette）的信中寫道：

書上也記載過瘟疫，但從沒見過這樣可能摧毀整個世界的。這次瘟疫已經肆虐各地20年了，有時候會在某些地方停止或緩解，但從未真正消失。看起來好像要結束了，但還沒高興多久，它就捲土重來了。如果我沒搞錯的話，這種現象標誌著神對人類罪行的憤怒。如果罪消失了，神的懲罰也會減輕。

歷史學家認為1353-1500年間歐洲大約出現了18次大規模的疫情。俄羅斯每5到6年就會爆發一次。多爾斯（Dols）發現，在埃及和敘利亞，從1348年到1517年的174個伊斯蘭曆年份中（穆斯林使用陰曆，每年比公曆的365又1／4天略短）有58個是疫年，平均每5年半一次。到1480年前，西歐城市中平均每6到12年就有一次疫情報告，也就是每代人碰到2到4次，此後則是15到20年一次。但並非所有的疫情都會產生相同後果。教皇的醫生，雷蒙德·查爾梅里·德·維瓦里奧（Raymundus Chalmelli de Vivario）記載道：「1348年，2／3的人口受感染，幾乎都死了；1361年，一半人感染疾病，很少有人生還；1371年只有1／10人患病，許多人活了下來；1382年，只有1／20的人病倒，他們幾乎全都活了下來。」雖然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樂觀，但他傳遞了重要信息隨著時間的推移，每次發病的人數減少，而且無論是死亡率還是死亡人數都大大下降。這種現象的原因仍不清楚但值得引起我們注意。不過，即使疫情的後果相對減輕，它們仍然使得人口數在中世紀餘下的時間內呈下降趨勢。

黑死病的影響

中世紀時期的醫生戴著鳥喙形面具以防止感染

　　瘟疫可能造成1／3的人死亡，重創了歐洲的人力資源基礎。歐洲一下子失去了知識、技能、經驗、關係和新鮮勞動力，許多東西需要一代甚至幾代人才能恢復。儘管官方試圖提高生育率，但直到一個半世紀後歐洲人口才恢復到早前的水平。有的村莊消失了，有的城市一蹶不振。不過，隨著人口的下降，平均每個人擁有了更多的商品、財產和貨幣，而且由於勞力短缺，人們可以要求加薪從而進一步增加財富。英國史學家將黑死病同封建制度的死亡、市場的理性化、對教會和政府越來越多的批評，甚至婦女在勞動力中地位的變化聯繫起來。最新的研究繼續對過去的假設和結論提出疑問，並且更加準確地描繪了那個時代和它經歷的種種變化。我們對瘟疫的真正影響了解越深，就越能理解人們對它的反應。這正是我們在做的。

　　人們對黑死病的反應差異很大，不過有許多證據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些反應。影響個人反應的因素包括他的生活地點、教育水平、信仰、財富和社會流動性，或者他在瘟疫中是否失去了親朋好友，是否相信教會或醫生，是否遭受經濟或社會損失。許多人的反應是祈禱逃難、幫助病人，遵循醫囑、參加遊行或迷信活動，或者把猶太人、外國人和乞丐當作替罪羊。政府檔案顯示，官方的反應是修建新的墓地、減稅、照顧孤兒和採取措施阻止疾病的流行。醫學書籍提供了解釋、建議、療法和希望。法庭記錄顯示瘟疫導致了一系列犯罪活動，包括搶劫、襲擊、遺產欺詐和盜竊。一些有文化的人在日記、書信和關於家人鄰居的故事中記錄下了自己的反應以及身邊的事。這些東西充斥著見聞、軼事、焦慮的流露、疑惑，在遍地的死亡和痛苦中對答案無助的探求。最後的遺囑中寫滿了恐懼、信念、希望和絕念，詩人們在作品中留下了自己的悲傷、憤怒、厭惡乃至悔罪。我們在繪畫和雕塑中不僅可以看到死神肆虐的街道，還有信徒在祈禱庇護，感恩康復。這類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