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文 / 谷小水中山大歷史系副教授

簡括而論，辛亥革命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辛亥革命所開創的思想解放潮流，為國人大規模地輸入介紹新思想新文化提供了非常好的外緣條件。

二、近代民主革命派不但較早介入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而且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輸入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的方面軍。

張德彝

王韜

1870年底，年僅23歲的張德彝以翻譯身份隨崇厚出使法國，在法期間，適逢巴黎公社起義，從而在日記中留下了中國人對國際共運的第一次觀察。兩年後，早期維新派思想家王韜編撰出版的《普法戰記》一書對這次起義也有所記述。由於時值清季風氣大開前夜，國人對於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共運史上的首次偉大實踐雖未完全忽略，但亦未造成波瀾。

李提摩太

馬克思主義被引介入中國要遲至19世紀末，首開端緒的是西方在華傳教士。1898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與中國人胡貽谷合作，將英國學者克卡朴的著作《社會主義史》譯為中文，更名為《泰西民法志》由上海廣學會出版。該書辟有專章，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思想作了介紹。以此為發端，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學說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於中文書刊中。

辛亥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有著非常重要的國際背景。19世紀末，隨著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各種社會革新運動風起雲湧，社會主義因而成為頗具影響力的時代潮流。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方的影響下，日本國內介紹社會主義的風氣相當濃烈，旨在研究與宣傳社會主義的團體紛紛湧現，《共產黨宣言》等書刊廣為流傳。日本一時間成為東亞傳播社會主義學說的集散地。與此同時，20世紀初由留學生、維新派與革命派等組成的在日華人群體急劇增多，他們受日本國內思想風氣的影響，也開始注意到馬克思主義，並參與到介紹與傳播的行列之中。

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時值盛年，對新知極為敏感，在一段時間內持續對馬克思及其學說有所介紹。1902年發表於《新民叢報》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梁尊奉馬克思為「社會主義之泰斗」，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尼採的個人主義稱作當日德國「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1904年發表的《中國之社會主義》在介紹社會主義基本要義時，撮要引述了馬克思的觀點。不過梁雖然注意到社會主義在西歐風頭正勁，但並不認為這一學說能夠實行於國內，所以當革命黨人宣傳土地國有等政策主張時，便態度明確集矢攻擊。梁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主要是將其作為新知的一種而有所涉及，與其本人信從的政治理念實有不小的距離。

與維新派對馬克思主義的欲迎還拒截然不同，革命黨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主要基於中國的實際需要。孫中山等革命者旅居歐西期間，對西方社會貧富懸隔的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革命風潮深有所感，認識到中國當採行社會主義政策，調劑貧富，以免重蹈覆轍。1896年孫中山旅居倫敦期間，即對社會主義理論有所關注。1903年在致友人函中，他明確提到社會主義是其「所極思不能須臾忘者」，認為「平均地權，此為吾國今日可以切實施行之事」。兩年後，孫中山以「中國社會主義者」身份造訪設於布魯塞爾的國際社會黨執行局總部，向該局書記介紹了中國革命黨人的綱領與目標，並表示革命成功後中國將實行社會主義。

正是由於世界社會革命風潮對革命黨影響既深且巨，社會主義學說自然成為革命黨人輸入介紹西方進步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部分革命黨人對馬克思及其學說有所涉及，並有一定程度的深入。

革命黨人中較早提及馬克思思想學說的是馬君武等。1903年2月，馬君武在留日學生創辦的雜誌《譯書彙編》上發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對社會主義學說發展史有簡要梳理，指出馬克思與拉薩爾是該學說發展極盛時期的代表。該文還指出：「馬克司（馬克思）者，以唯物論解歷史學之人也。馬氏嘗謂階級競爭為歷史之鑰。」同年10月，在東京出版的《浙江潮》刊載署名「大我」的《新社會之理論》一文，對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兩種當前流行於西方的新社會理論，就其發展源流及基本原理作了介紹。此外，還有一些文章在介紹西方的社會革命風潮時，對馬克思及其學說也有所提及。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圖為成立時會員合影。

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隨著革命派力量的整合，革命宣傳人才的湧現，革命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一些介紹者除了能比較全面地概述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文章中還時常大段翻譯、引述馬恩經典著述的原文，並運用於實際問題的分析，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把握因而更見深入。

朱執信

同盟會時期革命黨人中傳播馬克思主義最為突出者當屬朱執信。朱執信（1885-1920），廣東番禺人，著名的民主革命理論家和活動家。1905年在日留學期間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是年11月，他以「蟄伸」筆名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在這篇德國社會革命家馬克思、拉薩爾傳略中，朱執信較為全面地敘述了馬克思的生平活動及思想主張，頗為詳細地介紹了階級鬥爭學說與剩餘價值學說，還大段摘譯《共產黨宣言》，在社會主義諸學說中，初步區分出馬克思主義的獨特性。

翌年6月，針對《新民叢報》攻擊社會主義的「謬說」，朱執信發表《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一文起而迎戰。文章批評維新派對西方學說一知半解，故常以「今日之我」挑戰「昔日之我」，認為不當以論者偏見妄下斷語，而應「知學派有異同，學說有變遷沿革」。他顯然略知社會主義在西方的發展流變，是以在文章中可能是中國人第一次指出馬克思學說是「科學社會主義」；而在駁斥維新派關於社會主義的膚淺認識，闡述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之主張時，他顯然是以馬克思有關學說作為理據，且能信手拈來，應用無礙。

除朱執信外，同期參與馬克思學說介紹的革命黨人也不少，如宋教仁、廖仲愷、葉夏生等。1906年6月《民報》第五號刊載宋教仁自日本雜誌翻譯的《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記敘了第一、第二國際的召開經過及基本決議。9月，《民報》第七號發表了淵實（廖仲愷）的《社會主義史大綱》和夢蝶生（葉夏生）的《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前文為一篇譯作，對社會主義的起源及其演變分階段作了敘述；後文則對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區別作了詳細說明，肯定馬克思主義「非烏托邦者」。

1908年前後，隨著中日當局對社會主義思潮的嚴厲禁止，以及同盟會活動重心轉向軍事鬥爭，各方對社會主義的傳播一度退潮。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被推翻，資產階級革命派認為民族、民主革命已經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所以對社會主義學說的熱情再度點燃，宣傳陣地也由國外轉入國內。

宋教仁

戴季陶

1912年6月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朱執信譯述的《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之學說》，文章比較詳細地敘述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基本內容。此外，宋教仁、戴季陶等人也曾積極鼓吹。國內出版的多種報刊如《民立報》、《社會》、《社會世界》、《社會星》等出現多篇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

與此同時，對社會主義情有獨鐘的孫中山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考慮到國人對民生主義的誤解，在全國巡迴演講中多次闡述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對全國聽眾作了一次有意義的普及教育。尤其是在同年10月應中國社會黨本部之請發表的演說中，孫中山對歐洲社會主義的發展史作了簡潔梳理，對馬克思的作用與地位有所肯定。易言之，在孫中山看來，社會主義當時尚屬諸家學說競爭競存的局面，尚無哪一家學說佔據絕對的優勢地位。

辛亥革命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介紹者的隊伍頗為蕪雜，維新派、革命派、無政府主義者均有所參與。造成這一現象的主因在於，社會主義學說及運動風靡世界，國人中睜眼看世界者無論其思想背景，均不能不對這一世界新潮有所致意。

就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的介紹與輸入狀況而言，大體具備以下特點：其一，主要是將其作為社會主義諸學說的一種進行介紹。其二，介紹者缺乏對馬克思學說的總體把握，受制於自身的思想立場，介紹時往往各取所需，表現出較強的隨意性。如維新派主要是一種粗略的學理介紹，且明確表示社會主義不適用於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選擇性譯介的出發點，不過是為了證明無政府主張的正確性。相比較而言，由於馬克思主義與革命黨人所提倡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有若干契合之處，少數介紹者能夠相對深入的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學說，雖然他們對另外一些學說沒有涉及甚至不能認同，但總體上看，他們的確代表了這一階段國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水準。

辛亥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與輸入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的重要階段。在此階段，由於從國際上看，馬克思主義學說作為實踐性理論，尚需一次成功的革命實踐來彰顯其科學性與生命力；從國內看，中國無產階級尚未發展壯大，缺乏馬克思主義大規模傳播與實踐的社會基礎，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與宣傳主要局限於少數知識分子群體，並未造成實際的社會效應。但這一階段介紹者對社會主義發展史的梳理、對馬克思若干學說的論述、對《共產黨宣言》等著述的譯介以及一整套馬克思主義話語系統的輸入，均為下階段馬克思主義大規模的傳播準備了條件。

對於十月革命前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毛澤東一方面認為「在中國並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則注意到了前人的工作，特別是朱執信等革命黨人的貢獻，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學說始於一八四三年（鴉片戰爭後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響主要限於歐洲……那時我們中國除極少數留學生以外，一般人民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馬克思其人」，「以前有人如梁啟超、朱執信，也曾提過一下馬克思主義……朱執信是國民黨員。這樣看來，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