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來《紅樓夢》之女性主義批評綜述

新時期對於《紅樓夢》的女性主義批評，相對來說起步較晚，是從1995年前後才逐漸興起的。這其中的一個主要觸因，是這一年在中國將舉辦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筆者不揣愚陋，對近年來公開發表的相關專題論文，進行一番比較系統的梳理，以期有益於今後的紅學研究與性別批評。

一 女兒崇拜論

《紅樓夢》中的女性觀新穎別緻，突破了傳統的框架，超越了作者所處的時代，這突出地體現在賈寶玉對男女兩性的地位、價值的顛覆上。所以許多論者認同，《紅樓夢》表現了強烈的女兒崇拜意識。付麗《〈紅樓夢〉女兒人格崇尚的價值解讀》（《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1輯）認為，在《紅樓夢》的生命觀照中,女兒人格崇尚的價值取向,極富原創性與開啟性。女兒人格的價值意義在於,自覺擺脫正統權力的蒙昧與同化,確認自身與他人的人格價值；抵制封建專制、世俗功利對人性的污染,在真正人道的意義上,顯示生命的高貴與尊嚴。女兒人格的價值深度表明,《紅樓夢》吸收了啟蒙思想的積極因素,以人格的異質性進一步弘揚了人的存在價值,發揚光大了李贄等進步思想家的啟蒙精神。不同於至情說、情教說的泛情傾向,《紅樓夢》推崇一種超凡脫俗的情感詩化關聯,以此來消解權力所製造的風月「愛情」模式。趙雲芳《「女媧補天」與〈紅樓夢〉新解》（《紅樓夢學刊》2007年第1輯）分析了「女媧補天」神話的本相,指出：從補天的方式上看,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以補天石之遭遇來結構全篇,實是對補天神話的一個曲解；但從補天的主體上看，「女媧補天」神話卻是《紅樓夢》女性本位思想的發源，探春改革也成為曹雪芹「補天神話」現實化的一個結果。但作者把這樣一個有著「補天」才幹的姑娘放到了一個根本不可能讓她實現理想的社會背景中,這是對補天神話的延續,更是對補天神話的超越。張再林《〈紅樓夢〉——人類文化的一部新的〈聖經〉》（《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以為，《紅樓夢》是對中國傳統二十四史的徹底顛覆,大破大立地為我們開闢出有別於善惡二分譜系的一種以男女情愛為核心的人類歷史第三譜系；使長期作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類歷史中重新登場,並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現實中女性無比深重的歷史悲劇；不僅把現行話語的統治視為女性悲劇的最深刻原因,而且對人類話語進行了一種生命發生學意義的還原,從而使一種有別於知識性話語的更為始源的「情的話語」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顯,把對「情的上帝」的皈依這一新的救贖之途提到人類文化的議事日程。這樣就使《紅樓夢》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了文學領域,而最終與人類終極關懷的宗教精神相通,因而可視為與《舊約全書》並肩的又一部偉大的《聖經》。劉再復等《騎士精神與「女兒」崇拜——關於〈紅樓夢〉女性立場的討論》（《書屋》2008年第2期)指出，女性至少應包括母性、妻性、女兒性,但曹雪芹過於偏愛「女兒性」,因此也貶低了「女人性」。曹雪芹關於兩個世界的自然劃分是很清楚的,以男人為主體的泥濁世界和以少女為主體的凈水世界是不可混淆的。在他的世界觀中,女性只有在她們的青春年少時期才站在泥濁世界的彼岸,一旦出嫁,就走出凈水世界而進入泥濁世界,就難保持原先的本真狀態了。因此,要做到「質本潔來還潔去」,唯有守住青春生命。曹雪芹讓自己最心愛的林黛玉、晴雯、鴛鴦、芳官等在未出嫁前就死亡或出家,便是不忍心讓她們喪失凈性。顯然，這只是曹雪芹的大夢。霍有明等《略論〈紅樓夢〉成書的女性主義創作方略》（《西北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以為，《紅樓夢》的女性崇拜描寫，雖早已為眾多論者指出,但蘊藏於其中的女性主義創作方略卻少有人提及。在西方女權主義者關於女性文化的系統見解中,則可印證《紅樓夢》在這方面的成就，具體表現在對講究物質享用的女性生存方式極為欣賞和讚美的創作傾向、在具體創作中的女性主義表現手法，以及在成書過程中的女性主義價值訴求。這類論述，還有徐旭平《從月之意象解讀〈紅樓夢〉》（《文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第1期）、袁文麗《〈紅樓夢〉中女性守護者的三重構架》（《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5年第10期）、陳國學《警幻仙姑與太虛幻境探源與分析》（《學術交流》2008年第9期）等。

還有的文章進一步指出，《紅樓夢》體現了明顯的女性意識，是典型的女性主義文本。薛海燕《〈紅樓夢〉女性觀與明清女性文化》（《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2輯）認為《紅樓夢》深刻揭示了明清女性文化在自我發展與禮教束縛之間的困境,其女性觀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蘊。明清女性文化顯然為《紅樓夢》獨特女性觀的產生提供了契機，而《紅樓夢》對女性文化的審思不僅促進社會關注女性問題,而且提醒女性從自我出發，追求女性的真正獨立。《紅樓夢》與明清女性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說明女性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有機構件,女性文化可以孕育最優秀的文化產品。劉敬圻《〈紅樓夢〉與女性話題》（《明清小說研究》2003年第4期）以為，與以往乃至以後的古代小說相比較，《紅樓夢》觀察與表現女人的視角有了質的轉換。女人已不再是男人某種政治行為、輿論行為、傳宗接代行為的工具，已不再是男人生命歷程中的災星或禍水，已不再是男人皮膚濫淫的性夥伴，已不再是不得志男人鏡花水月般的精神補償。《紅樓夢》第一次全方位地把女人視作與男人相對應的、只是性別不同的人之群體。《紅樓夢》觀察與表現女人的範疇也有了大的拓展與突破。它不再拘泥於在婚戀故事、傳奇故事、三從四德故事中衡估或賞鑒女人，而是在更加普泛的生存狀態中，象發現男人一樣去發現女人的真善美、才學識以及自然本真的生存狀態的被壓抑、被扭曲，乃至失落與毀滅。它構建了一個瑕瑜互見的尋常女人世界。周芷汀《論〈紅樓夢〉的後現代美學價值》（《中國文學研究》2005年 第1期）指出，曹雪芹借寶玉之口說出「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並直指與女性性別有關的所謂婦女的貞潔問題。社會要求女性冰清玉潔,女性並非因本人原因而失節，然而社會卻將其視為大逆不道,這實際上把女性貶低為僅有性價值的動物,是女性依然處於不平等地位的反映。這些大異於傳統的言辭,蘊涵著曹雪芹對女性命題的深邃思考,表明其反傳統的女權主義傾向,由此也使其在書寫女性性別文本方面可以比男權社會一般男性作家做得更為出色。從這個意義上說,《紅樓夢》可稱為典型的女性主義文本。這類文章還有詹丹《論〈紅樓夢〉的女性立場和兒童本位》（《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2輯)、楊昆崗《從〈紅樓夢〉中婦女的生活論曹雪芹的女權意識》（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范鳳仙《〈紅樓夢〉中的三個世界及女性意識》（《北京化工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等。

同時，有的論者從另一面認為，《紅樓夢》是對父權制及男權文化的批判和反省。湯龍發《女權問題是〈紅樓夢〉的主題》（《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6期）指出，《紅樓夢》揭示了男權制是造成婦女悲劇的根源。在男權婚姻制下，婦女只是產子續後的工具。寶、黛是女權思想代表人物，其悲劇不在寶玉而在黛玉沒有婚姻自主權利。婦女一旦沾染男權婚姻制，便使自己陷入另一種形式的悲劇。李艷梅《「審美性」與「體貼」——論〈紅樓夢〉的女性文化意涵》（《貴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認為，《紅樓夢》是中國最具性別反省向度的一部小說。其所構建的「女性文化」，呈現出一個「審美」的生命面向,此中人的存在及從事的活動,都帶著一種當下的、偶興的,以及充滿意趣的審美性。《紅樓夢》呈現的女性文化，比男性文化帶有較多的理想色彩 ,因為那是一個超越了名位階級的人人為主體的平等關係，以及不帶功利與道德價值判定的審美世界。我們可以從中解讀出作者對於傳統男性文化的反省 ，以及對於女性文化的嚮往。翁禮明《論〈紅樓夢〉的女性主義價值訴求》（《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9期)指出，以倡言女性至上的女性主義來反抗幾千來所形成的男性中心主義是《紅樓夢》的真實題旨之所在，這一題旨源於女媧鍊石補天和摶土造人的神話原型。《紅樓夢》對傳統男性中心主義和男性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反叛，是從對男性優越感、男性話語、男性權力結構的實施顛覆來展開的。此外，還有李帆《論〈紅樓夢〉的女性視角》（《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饒道慶《〈紅樓夢〉中的「棄女」群像與「性政治」狀況》（《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4輯）等。

二 男性文人價值論

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只能用既定的「男性語言」來敘述，即使他很想為女性說話，也不可能使用一種當時不存在的「女性語言」。語言是文化的代表，是權力的象徵，「男性語言」自然便流露出一些男性意識。因而不少論者指出，《紅樓夢》是男性按照自己的意願與需求對女性的異化與改造，隱藏其間的其實是文人的追求和男性的想像。其實，對曹雪芹來說，運用男性語言所必然流露出的男性意識只是他的敘述話語中的顯層意義、習慣意義，而不是深層意義和最終意義。李之鼎《〈紅樓夢〉:男性想像力支配的女性世界》（《社會科學戰線》1995年第6期)認為，《紅樓夢》的女性世界是男性想像力統治與支配的世界，是男性按照自己的意願與需求對女性的異化與改造，是男性敘述者對女性的文本控制、干涉甚至騷擾。為第一主人公賈寶玉塗上多情的脂粉，並不能把他變成一個對女性的賜福者。相反，在大觀園裡，他是一個天子般的男性，他擁有眾多女兒的情感。以現代文化範疇遮蔽歷史上女性被支配、被歧視的事實，這與作為人類解放的度量衡的婦女解放，是背道而馳的。劉瑋《〈紅樓夢〉傳統婚戀觀管窺》（《學術交流》1997年第3期）指出，貫穿《紅樓夢》的主旋律是「使閨閣昭傳」，同時又流露出對這些女性身世命運的悲憫和感嘆。然而,作家儘管營造出一種社會歷史悲劇的氛圍,卻並沒有清醒地意識到傳統女德對眾女性的外在禁錮與內在摧殘,這是作家所處時代的制約和所受儒家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所致。張媛《男性歷劫和女性閹割的雙重主題——試闡〈紅樓夢〉的男性寫作視角》（《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2期）認為《紅樓夢》不具備女性的寫作視角，並非是為女性立言。相反，《紅樓夢》是一本從男性視角寫作，並為男性主流文化服務的書。該文試圖通過對《紅樓夢》一文中作者苦心臆造的兩個神話即「補天神話」和「還淚神話」的分析，來揭示《紅樓夢》的男性寫作視角。石頭主動要求下凡歷劫，不過是為了證明男性的力量。大觀園擺脫時空限制的開放性存在和溫暖安全如子宮的本質，使它成為男性歷劫的最佳所在。這是人類最樸素的哲學：生命的輪迴。如果說男性歷劫幾乎是全部男性文學作品的共同主題，那麼在男性筆下的女性主題則多次出現了閹割的影子。莫天《隻眼看虛妄》（《書屋》2005年第3期）大膽指出，大觀園就是曹雪芹為男人描繪的理想國。賈寶玉廝混於眾多的姐妹們中間，還有一大群丫環為他服務。賈寶玉無疑以「朕」的身份隨心所欲，眾丫環們無不巴結他、奉承他。因此，大觀園是男人理想國的同時，卻是女人的地獄。在這一點上，賈寶玉與視女人為衣服的三國英雄和視女人為仇敵的水滸好漢是相同的。有區別的話，不過是賈寶玉表現得更婉轉，更能迷惑人而已。張翼《〈紅樓夢〉女權意識範疇建構之初探》（《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認為，《紅樓夢》以其獨創性手法和民族特色,建構起一個相對獨立的女權意識範疇。它從女性性別認同意識入手,表現了女性意識的權利要求,確立了相關的價值觀及審美標準。然而,在男權主義的條件下,女權意識的相對性及依附性,又使該範疇呈現出消解的特徵。把女權意識從男性文化霸權中提取出來,建立起獨立的女權範疇,實際上只是女權主義者的單方幻想。女權意識範疇的建構是相對的,它沒有也不可能解除男權主義的統治地位和支配作用,也不能夠清除其建構過程中的一切障礙。如黛玉形象反映了女性意識對男權主義的抗爭,寶釵形象則反映了女性意識對於男性本位觀念的適從與復歸,從中可看出作者女權價值觀的矛盾性。崔晶晶《〈紅樓夢〉性別視角辨析》（《紅樓夢學刊》2008年第2期)指出，《紅樓夢》表現出來的推崇女性、同情女性的女性主義傾向,使女性主義視角成了許多研究無需證明的前提，但其實「女性」這一概念是被作者做了象徵化處理的。推崇女性只是男性文人精神追求的寄託,同情女性本身又帶有很強的男性審美意味,而其他的一些看似女性主義萌芽的表象，又是與理論不相符的。因此可以說,雖然《紅樓夢》的焦點是女性的,但它的視角兼立足點卻是男性的。曹雪芹所崇拜的「女兒精神」其實都是傳統男性文人的價值追求所在,是他們自身的要求。女性只是一個載體,她們所負載價值之魂仍是男性和文人的。在曹雪芹眼中,即使是年輕女性也是要分出等級的。「女性」這一概念在《紅樓夢》中從來都是不完整的,它被象徵,被提純,被分解,而在這種種人為操作的背後,隱藏的正是文人的追求和男性的想像。這類觀點的論述，還有李艷梅《從中國父權制看〈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意義》（《紅樓夢學刊》1996年第2期)、吳南平《對〈紅樓夢〉的男性話語的解構》（《廣州師院學報》2000年第1期)、饒道慶《〈紅樓夢〉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論》（《溫州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楊明貴等《男權文化心理的多重變奏——對大觀園中「女兒」的解讀》（《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等。

三 雙性和諧論

西方女性主義「雙性同體」論，允許性別角色的自由選擇,允許人們表達其相對性別的傾向。兩性之間的差異不用融合，各自保持自己的性別特點，兩性寬容地對待對方，和諧相處。「和而不同」，這就是雙性和諧世界的美妙藍圖。在上述兩種觀點尖銳交鋒的同時，有的論者指出，《紅樓夢》所塑造的一些人物具有超越時代、超越社會性別的「雙性」人格特徵,集中展現了作者卓越的藝術追求和人文理想，為調和兩性的差異和對立提供了一種理想的人格範式。韓國學者韓惠京《從女性主義觀點看〈紅樓夢〉》（《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4期)認為，曹雪芹通過賈寶玉等幾個人物把封建社會的陰暗面活生生地顯露出來。《紅樓夢》徹底否定「存天理，滅人慾」的觀念；主張天下萬物都是平等的，試圖以情來建構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新型關係，開創一個溫暖、親切、和諧的情的世界；在對於愛情和婚姻的觀點上，也提出了新的觀念。所謂「痴情」，可以說是曹雪芹對整個人類建立平等、健康和諧的兩性關係的思考。莫礪鋒《論紅樓夢詩詞的女性意識》（《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2期)明確指出，《紅樓夢》中林黛玉等人的詩詞是當時最富有女性意識的文本。男女兩性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完全可能互相理解、互相關懷，並達到心靈上的真正溝通。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都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男性中的每一個個體都對女性持有敵對的態度，某一個男子完全可能成為女性最好的朋友，曹雪芹就是一個典型。女性固然可以爭取擺脫被壓迫的地位，男性也完全可以向女性伸出援助之手。那種斷言男性作家不能為女性寫作的觀點是偏頗的,至少是不符合中國文學史的實際的。王富鵬《人類未來文化模式的思考——論曹雪芹的文化理想》（《紅樓夢學刊》2001年第3輯）指出，曹雪芹藉助寶玉這一形象暗示了他的文化理想。曹雪芹賦予賈寶玉雙性化人格,顯示了他對未來文化中理想人格類型的設計：男性人格特徵和女性人格特徵將統一地體現於未來文化具體個人的人格體系中。任何個體的人,都應該統一地體現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的特徵或原則。這種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健康的人格。未來文化將是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的均衡交融。賈寶玉雙性化人格類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它深刻反映了時代的文化特徵,並顯示了在這一特定時期女性意識的增強和女性解放的要求,預示了未來文化類型的根本轉變。傅守祥《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紅樓夢〉人物——試論王熙鳳和賈寶玉的「雙性氣質」》（《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1期)以為，西方現代心理學和宗教女性主義所標舉的「雙性氣質」理論,對理解《紅樓夢》主旨及其人物形象有著嶄新的意義。該文以王熙鳳和賈寶玉為個案 ,著重分析了「女性的男性氣質」和「男性的女性氣質」，認為《紅樓夢》所塑造的人物具有超越時代、超越社會性別的「雙性」人格特徵，集中展現了小說家卓越的藝術追求和人文理想。高娓娓《試析〈紅樓夢〉女性主義觀念的確立與消解》（《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認為，《紅樓夢》以其人本主義的情愛關懷和獨創性的藝術手法,改變了傳統文學女性觀念的空洞能指,把女性形象重新拉回到了女性主義本位。它從性別差異入手,形成女性性別意識和女性經驗的獨特表達,關注女性生活及其權利的伸張,強調「雙性氣質」的開拓,並為調和兩性的差異和對立提供了一種理想的人格範式。然而,由於男性話語的統治地位及滲透作用,其女性意識和女權觀念在確立的過程中又呈現出消解的特徵。這類觀點的論文，還有王富鵬《一種特殊的性格類型——論賈寶玉的雙性化性格特徵》（《紅樓夢學刊》1999年第2輯）和《論明清時期新思潮與賈寶玉的女性氣質》（《青海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李應霞《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盲點與補正——再談〈紅樓夢〉的女性意識》（《山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林亞斐《〈紅樓夢〉中的「中性」意義編碼解讀》（《淮海工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等。

四 人物形象批評

有的論者從女性主義批評的視角，對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賈母、王熙鳳、邢夫人、王夫人、趙姨娘等紅樓人物，進行了新穎別緻的解讀。

黃鶯《寶玉形象新論》（《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1輯）認為，寶玉逃避男性主流話語,拒絕父權意識形態,儼然成為一個父權社會的遊離者。然而,寶玉的這一特權是父權社會授予的,帶著濃重的男性中心主義色彩。寶玉能反對一切,卻無力拒絕男權社會加之於自身的這種特權。但接受了這種特權,也就意味著接受了隱含在這種特權中的父權文化價值。事實上,在寶玉反男權文化的表象背後,的確仍然隱含著大量的男權意識碎片。在寶玉的潛意識中,女性仍然是一個客體,一個被看者,而他自己則理所當然的是一個主體,一個看者。林驊等《賈寶玉——階級與性別的雙重叛逆者》（《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1輯）以男人解放思想為基點,著重談賈寶玉對性別角色進行叛逆的種種表現,認為賈寶玉是具有初步男人解放理念的人物形象,體現了曹雪芹思想中的女性主義與男人解放主義意識。接著還分析了賈寶玉生活社區對其性別角色意識的反彈,以及賈寶玉階級叛逆與社會性別叛逆的關係。該文以男人解放理念剖析賈寶玉形象，可以更全面、深入地體悟賈寶玉獨特的精神世界,也可為紅學研究打開新的視野和思路。此外，還有李艷麗《男子代閨言者——賈寶玉形象淺析》（《文史博覽》2006年第22期)、張乃良《賈寶玉罪感心理的文化分析》（《南都學壇》2007年第1期）、疏蕾《賈寶玉性格中的女性主義意識分析》（《合肥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等。

季學原《《五美吟》——林黛玉的歷史指向》（《紅樓夢學刊》1997年第3輯）以為，林黛玉《五美吟》所吟五女，是歷史人物、傳說人物和文學人物的複合虛構體。這和她那二十多篇凄婉之作形成了鮮明對比，使讀者注意到她那嬌花弱柳般的軀體里,還蘊藏著一股不同凡響的脂粉英雄之氣。西施、虞姬、昭君、綠珠都被男權河吞噬了,但紅拂沒有。這是一種歷史預言：男權河並不是不可逾越的。穆薇《論黛玉焚稿及其歷史文化蘊含》（《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3輯）指出，黛玉焚稿這一情節的設計是建立在中國古代諸多女性焚稿的現實基礎之上的,黛玉焚稿的歷史文化蘊含是中國封建社會對女性寫作的權力、性質、交流與傳播進行限制的必然結果。當然黛玉焚稿作為一種文學藝術創作，與歷史上女性焚稿個案也有其不同之處,那就是黛玉焚稿這個藝術情節所獨有的審美指向,即作者在黛玉身上所寄託的人格理想。而楊樹郁《薛寶釵的存在意識剖析》（《中國女性主義》2005年夏）認為，在紅樓所有女子中薛寶釵社會意識最深，存在意識最強。她的一切外在行為幾乎都是受自我存在意識的支配的，她的外在性格恰恰是一種潛在的人生準則和目標的外在包裝。她始終保持著一個客觀的尺度，既不像黛玉那樣任性逞能，也不像湘雲那樣放縱無度，更不會像寶玉那樣情痴意迷。然而，正是這身處其中而又不迷失其內的獨特的表現，才使我們窺視到了她獨特的內心世界。

徐定寶《論賈母文化心態中的新質》（《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2輯）指出，只關注少女崇拜而忽視母親崇拜是片面的。賈母的文化心態，不僅全息地透發出我國古代老祖母的思想、性格、心理、情懷、風範、儀態等精神特徵，而且透露了朦朧的社會轉型時代的新質。諸如賈母不信鬼神，她追求的是現實的人生樂趣；她沒有一味恪守封建名教,反而對危害母愛的禮教信義多有改良；她考慮寶玉擇媳的標準是講究婚姻當事人的模樣、性格，而不是出身與富貴；她對於女性美、自然美、藝術美，有非凡的鑒賞力。因此可以說，曹雪芹塑造母親的美學意圖，在賈母的文化心態內獲得了全方位的體現。段江麗《女正位乎內:論賈母、王熙鳳在賈府中的地位》（《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2輯）則通過對賈母和王熙鳳在賈府地位的分析認為，由於「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原則、「百行孝為先」的孝道觀念,更由於一些女性自身所具有的為男人所不及的綜合能力,一些女性尤其是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在家庭中往往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勢。這種「女正位乎內」的「女權」現象，為暴露封建舊家庭的弊端和罪惡提供了新的視角。雷鳴《賈母人生悲劇的女性視角探析》（《紅樓夢學刊》2010年第3期）認為，賈母是《紅樓夢》悲劇的核心人物。從早年喪夫、難改賈府破敗命運、地位虛假來看，賈母是《紅樓夢》悲劇的主演；從她造成寶黛愛情悲劇、紅樓女兒悲劇和賈府家族悲劇來看，賈母是《紅樓夢》悲劇的導演。而賈母成為悲劇核心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是性格悲劇、社會悲劇，更是哲學上的生命悲劇。賈母正像她自己房中的老參，因年頭太多成了朽糟爛木。入葯時看似是參，卻不料早已失去效力，害處遠大於益處。賈母也被人格的矛盾磨去了參須，並由於在封建禮教中浸泡的時間太久，本性幾乎消逝，不僅自己承受著各種悲劇，還不自覺地成為整個紅樓悲劇的藥引子。余皓明《王熙鳳形象的獨特文化內涵初探》（《紅樓夢學刊》1995年第3輯）以為，王熙鳳身上人性的覺醒成了她悲劇的根源，違反溫柔馴順的婦德規範所構成的原罪就是對權力的不從，對於權力來說，不從也就是不「善」，成為不可饒恕的罪惡。父權制社會對王熙鳳的懲罰，是使她成為一個被拋棄的人。她的結局向我們闡釋著一種歷史的乖謬，即一個女人，作為第二性，她必須按照男權文化所規定的女性模式塑造自己，以適應男性對她的需要。此外，還有韓國學者蔡禹錫《王熙鳳的社會倫理意識》（《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4輯）、王富鵬《論王熙鳳的陽性特質及其成因》（《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6輯），及郭乙瑤《〈紅樓〉里的瘋女人——女性主義視域中的趙姨娘》（《貴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李鴻淵《〈紅樓夢〉中邢夫人與王夫人形象之女性主義批評》（《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等。

五 與本土文學之比較

從性別視角，將《紅樓夢》與我國古典小說、戲曲，乃至現當代小說進行比較分析的論文，也有不少。這些文章討論的，主要是女性意識的繼承、發展與差異等問題。

李受珉《封建「淑女」的理想化與世俗化——以燕夢卿、林黛玉、薛寶釵的悲劇命運為中心》（《紅樓夢學刊》2001年第3輯）認為，「封建淑女」是個很難做出嚴格界定的表述,但它的確是古代上層婦女具有的獨特精神氣質。《紅樓夢》與《林蘭香》中女主人公的人生命運具有很大的可比性,而「封建淑女」正是她們都基本具有的性格特徵。從某種程度講,燕夢卿身上同時擁有林黛玉式的絕代才女氣質和薛寶釵式的封建淑女影子。而同燕夢卿相比,作為「封建淑女」的林黛玉和薛寶釵則分別走向了審美意義的理想化和生存意義的世俗化,無論是對待倫理規範還是婚姻感情,到了《紅樓夢》的時代,女性的自我意識都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清醒和提升，「淑女」形象開始分化和發展。常金蓮《從「妓女」到「母親」的道德完善——論李瓶兒與尤二姐》（《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2輯）指出，從李瓶兒、尤二姐由「妓女」型人物向「母親」型人物的角色和性格逆轉，以及貫穿始終的道德判斷的發展完善,可以看出男權意識形態話語的潛在而強大的威力。從文本意義上看,她們的出現是男權社會中男性利益的形象載體——女人既是妖艷、淫蕩供男性玩樂的尤物、「妓女」,又是忠貞、多情的賢妻良母。女性自身道德的完善，只不過是在男性利益的天平上加上了一個值得炫耀的砝碼。而這兩個糅合了「妓女」與「母親」原型的女性的死亡，則宣告了高高在上的男性利益的虛妄與滑稽。這類論文還有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從行動場域的角度談起》（《紅樓夢學刊》1997年增刊)、閻續瑞《〈鏡花緣〉與〈紅樓夢〉才女意識之比較》（《淮海工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羅菲妮《從潘、王悲劇看封建晚期小說家女性觀的轉變》（《語文學刊》2008年第1期）、姜平《〈紅樓夢〉〈鏡花緣〉女性意識的藝術表現方式比較》（《福建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等。

郭梅《試論〈紅樓夢〉對〈西廂記〉〈牡丹亭〉女性意識的繼承和發展》（《南京師大學報》2005年第5期）指出，《紅樓夢》、《西廂記》、《牡丹亭》所體現的女性意識,主要是通過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完成的。崔鶯鶯重愛情輕功名,體現了女性意識的初步覺醒；杜麗娘為情而死、為情復生,體現了女性意識的進一步張揚；林黛玉蔑視功名利祿,要求獨立自由,看似柔弱,實則堅韌,其女性意識是對崔鶯鶯、杜麗娘的繼承和超越。《紅樓夢》也由此達到了中國古代文學反映女性意識的最高峰。李珊《論〈紅樓夢〉對〈牡丹亭〉女性意識的繼承和發展》（《廣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指出，在女性主體意識方面,《牡丹亭》主要表現在追求個人愛情,《紅樓夢》則更主要的表現在對女性自身美好本質和人生價值的追求方面。在性與愛方面,《牡丹亭》表現了杜麗娘強烈的性愛追求,肯定了情慾的合理性；而《紅樓夢》中的性愛觀更為進步,表現為彼此肯定對方的人格價值和尊嚴,嚮往有著共同的人生理想、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的性愛關係。

劉立傑《撕開歷史沉重的一角——論曹雪芹與張愛玲筆下的女性意識》（《黑龍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認為曹雪芹記錄了美麗女性存在的美好與毀滅的慘烈，是關於男性對待女性態度的自我反省和拷問；張愛玲則著力刻畫和揭露了女性人格中的缺陷及毀滅的荒涼，意在喚醒女性的自我救贖。二者都把女性作為文學創作的主體，以不同的形式使讀者認識到了同樣的問題，即女性意識應該如何樹立，女性應如何爭取真正的自主和應有的社會尊重。楚愛華《女性統治神話的張揚和終結——〈紅樓夢〉和〈創世紀〉中兩個祖母形象的文化比較》（《明清小說研究》2006年第1期）指出，賈母和張愛玲《創世紀》中塑造的戚紫薇，分別是賈家和匡家的兩位老祖母,她們都是家庭中的掌權人物。賈母的大家風範、理家才幹、富貴氣象,代表了女性統治神話的極致,而產生在新舊交替時期的戚紫薇,其統治的失意困頓則暗示著女性統治神話的冷寂荒涼。賈母女性統治神話的悲劇是男性文明衰落的必然,是女性的性別悲劇的宿命體現,也是賈母對自身生命質量超越的悲劇；戚紫薇的統治悲劇主要是性格悲劇:女人的「心獄」及人性中刻薄虛榮、懶惰陰險等諸多的弱點, 摧殘著別人也埋葬著自己，不僅使歷史上的母親神話得以解構,也是女性統治萬劫不復的文化寓言。此類論文，還有孫良好等《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與「沉淪」—— 〈紅樓夢〉與〈家〉中的女性形象透視》（《溫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莫姍姍《含笑的罌粟——尹雪艷和王熙鳳形象之比較》（《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張錦等《從性別視角看〈塵埃落定〉與〈紅樓夢〉》（《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方維保《敘事·時代與性別政治——〈紅樓夢〉與〈莎菲女士的日記〉之比較》（《鹽城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等。

六 與域外文學之比較

不同國家、民族、時代的文學存在著共同的文學規律，這樣使文學有了可比性。有的論者將《紅樓夢》與一些外國文學名著進行女性主義比較研究，各有創見，開拓了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

付明端《郝思佳與王熙鳳的平行比較》（《河南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以為，《飄》與《紅樓夢》雖然成書時間相差很遠，作者的生存背景和文化差異又很大，但所塑造的郝思佳和王熙鳳，卻在出身背景、個人才能、自主意識、務實精神方面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不同的歷史背景、愛情價值觀、個性品質等又使兩者同中有異。通過對東西方兩個女性文學形象的分析，我們不僅發現了不同文化的深層規律，同時也引發了「婦女人格」這一嶄新的文學命題。盧珊《從王熙鳳與郝思嘉看東西方女性意識覺醒的相似性》（《岱宗學刊》2006年第1期）從王熙鳳和郝思嘉對傳統觀念的挑戰、對夫權的僭越、非凡的自信與才幹三個方面說明，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是在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女性意識在覺醒的初期都帶有明顯的相似性。李美芹《末世補天者與亂世佳人——王熙鳳與斯佳麗形象異同探源》（《天府新論》2006年第5期）認為，王熙鳳和斯佳麗的個性遭遇非常相似，具有同樣覺醒的女性意識,同樣傳統性與前瞻性相結合的才幹,但不同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與時代特徵導致了不同的命運和結局：美國南方的貴族小姐斯佳麗生逢其時,成為在舊廢墟上建立新生活的女英雄和新舊社會交替中適應北方工業文明潮流的弄潮兒；而中國南方的貴族少婦卻因生逢末世,成為將傾大廈的末世補天者和殉葬品。付明端《夢幻與超越——〈飄〉和〈紅樓夢〉中的女性意識》（《世界文學評論》2008年第1期)則指出，作為中美文學史上女性意識的先覺者,兩位作者在創作心態、思想與創作內涵方面無疑存在著共通之處。兩部作品都在努力探索各自時代女性的真實處境,弘揚獨立的女性話語權,從而成為女性解放自身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表現女性命運與個性的作品,米切爾筆下的女性樂觀、主動，曹雪芹筆下的女性則靈氣有餘,勇氣不足，這都是她們所處時代的明顯標誌。不過那時的女性意識主要表現在對情愛的追求和對傳統制度的反叛,顯示出強烈的主觀色彩,從而不可避免地隱匿著些許妥協與依附的陰影。

丁寧濤《由兩個文學形象談女性解放的兩個問題》（《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2年第5期）指出，女性解放必須把個人追求同社會進步相聯繫，必須增強獨立自主意識，劃清與落後思想的界線。文章以《安娜·卡列尼娜》與《紅樓夢》中的女主人公追求愛情自主而終致殞命的命運為材料，細緻地闡述和論證了以上觀點。安娜、黛玉兩人本身的思想缺陷是明顯的，她們帶著明顯的封建思想的殘餘，安娜的非道德感、黛玉的清高自許顯出她們思想性格上的嚴重缺陷。紀映雲《林黛玉和娜塔莎不同人生走向的文化意蘊》（《明清小說研究》2004年第2期）認為，林黛玉和《戰爭與和平》中的娜塔莎身上，帶有共通的文化標格。她們的人生結局，即黛玉之淚盡而逝和娜塔莎由詩性少女向平庸婦人的轉變，都折射著一定的文化意義。兩者的結局在文本的顯性層面都凝聚著哲學色彩，承載作者的思想歸依；在潛在層面都反映了男性社會的審美情趣和對女性的期待心理。兩個層面的具體表現，又是截然不同的。黛玉之死間接地折射出父權制社會對女性的控制，娜塔莎前後的轉變則直觀、具體地表達了男性對女性的塑造願望和價值要求。

王燕《男權重壓下的「完美」女性——淺析紫姬與寶釵的悲劇》（《宜賓學院學報》2003第1期）以為，紫姬、薛寶釵的悲喜劇都出自作為男權象徵的歷史之手。這兩個男權社會中「最完美女性」的悲劇告訴我們：在男權社會下，她們無力把握自己的命運。顧鳴塘《東方古典文學寶庫中的兩顆明珠——論紫姬與薛寶釵》（《紅樓夢學刊》2007年第3輯）則以為，紫姬與薛寶釵容貌端麗,體態雍容,才藝出眾,但這還不是被奉為「楷模」人物最主要的原因,她們能獲得眾人特別是封建家長的愉悅,更重要的在於她們的性格。她們都具有封建時代貴族婦女正統的風範：貞淑嫻靜、莊重典雅、品格端方、心胸開闊、隨分從時、穩重平和,因而深得恩寵。作為傳統封建道德的信奉者,紫姬和薛寶釵雖然極力想爭取美滿的婚姻生活,但最終還是成了封建禮教的殉葬者。

此類比較論述還有許多，如吳南平《對男性話語的再現和回歸——評〈紅樓夢〉和〈簡·愛〉》（《五邑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吳博《尤三姐、簡·愛及娜拉形象分析》（《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鄒冰潔等《才女佳人 紅顏薄命——彌利安與林黛玉人物形象之比較》（《江蘇外語教學研究》2006年第1期)、趙樹理《自古紅顏才女多薄命的社會因緣——剖析彌利安與林黛玉人物形象的相似之處》（《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張靜《東西方文學中女性性格和命運的比較——從林黛玉到勞倫斯筆下的安妮》（《開封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楊茜《自古紅顏多薄命——林黛玉與瑪格麗特形象比較》（《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1輯），杜娟《性別視角下的〈紅樓夢〉與〈浮士德〉》（《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4輯），陳婧《〈紅樓夢〉和〈傲慢與偏見〉中女主人公形象塑造之比較》（《湖北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陳慶生《帶刺的玫瑰、叛逆的淑女——評〈紅樓夢〉和〈名利場〉中兩位女權主義人物》（《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杜衛國《〈紅樓夢〉與〈十日談〉中的女性地位對比》（《重慶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劉英等《女性烏托邦：〈她鄉〉和〈紅樓夢〉中的「女兒國」》（《吉首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王蕾《試探〈紅樓夢〉與〈紅字〉中的女性觀》（《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羅奕《林紓譯筆下的呂貝珈與《紅樓夢》中尤三姐之形象解讀》（《宿州學院學報》2010年第7期）等。

七 餘論

綜觀近年來《紅樓夢》之女性主義批評，成績是顯著的，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其一，《紅樓夢》的性別批評起步較晚, 雖然研究者和論文數量較多, 但不成體系,還基本停留在無序的層面,有待於進一步的深入和系統化。其二，大多數論者能夠意識到借用西方理論闡釋中國古代文學現象的局限性，實際上採用的仍是性別視點與傳統研究方法相結合的方式,而非「純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批評。應該說,這樣的姿態是穩健、務實的。但也有的文章，在沒有完全理清這一理論時就簡單照搬，帶著隻言片語去解讀，這樣就難免牽強附會。因此，應當把理論研究與文本解讀有機地結合起來，即在具體的文本解讀之中發掘理論的延伸，在理論研究之中深入文本的解讀。其三，每一種批評方法都有其可取之處和優勢,但也有其不足與偏頗。如果局限於單維度的評論,從而逐漸形成慣例和模式,就有可能執著於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所以，在進行性別批評時，要注意與別的批評方法結合起來，以取長補短。此外，還應注意將《紅樓夢》作為小說文本的審美判斷與性別視角下的文化分析有機結合起來，以免流於單純的文化批判。其四，《紅樓夢》是百科全書式的文學巨著，融匯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內涵，因此在性別批評中應注意結合本土思想文化的傳統。近年來不少論者明確提出，在借鑒西方理論的同時，要注意回到中國歷史文化的特定土壤和情境中，可謂切中時弊。其五，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向來以人文主義的價值立場為原則，在顛覆與反叛的同時堅持以人為本的態度。女性的解放必須獲得男性的同情與認可，就如同男性的權力必須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在《紅樓夢》的性別批評中應持理智冷靜之態度，作客觀公正之評述，既要探討女性問題，又要關注兩性的和諧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