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理論驅動與大國崛起——美國的經驗
【內容提要】一個國家的崛起，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別是理論的發展完善程度，對於一個國家能否真正實現崛起具有決定性作用。在美國的崛起過程中，思想動力和智力支持都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初，美國對崛起的理論準備，是緊緊圍繞美國面臨的現實政策問題而展開的。圍繞「如何處理美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美國提出了與國內政治哲學相一致的國際政治哲學，確立了推動建立以自由民主原則為基礎的新美利堅帝國外交大戰略，形成了一個內部充滿競爭又有機統一的美國國際關係理論體系。尤其是美國戰略界關於國際管制模式的現實主義理論設計，以摩根索、凱南、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國際戰略家敢於直面美國國際政治現實，從美國大戰略的高度為美國規劃未來，為美國崛起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同時，美國將理論研究納入制度化軌道，先後建立了公共智庫制度、情報制度和政策顧問制度，為美國理論的戰略與政策轉化提供了可靠的支點。因此，美國的經驗在於一個大國崛起，必須在國內和國際問題上確立一個內在價值和外在制度相一致的大戰略理論及其制度體系，使之成為世界強國的理論支柱。
【關鍵詞】理論驅動 大國崛起 美國經驗
在美國崛起的歷史進程中，思想崛起是一個十分重要但卻長期為人們所忽視的維度。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學界更多強調美國崛起的力量因素，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世界大戰的影響上，放在對美國戰後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考察上，甚至有人將美國崛起看做是「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的產物」，是「資產階級的本性使然」。[1]實際上，在研究美國崛起的過程中，忽視其「理論準備」是不應該的。在國內，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楊潔勉研究員在談及中國走向全球大國和強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準備時，提及了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對美國崛起的理論準備，強調了這一「軟體準備」對美國崛起的意義。[2]
作為一國崛起的「必備軟體」，理論準備對於一國崛起是不可缺少的。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崛起，必然會打破現有的力量對比結構，挑戰既有的利益格局，引發價值原則、制度模式和發展道路的激烈交鋒。一個國家要想真正在國際舞台上崛起，除了獲得必要的物質力量支持外，還必須獲得國際社會的合法性基礎。馬克思認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程度。」[3]馬克斯·韋伯曾斷言：「社會科學總是為某特定的觀點而述。」[4]加拿大學者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進一步解釋說：「理論總是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務。」[5]任何國際關係理論都具有其特定的價值訴求和特殊目的，而非僅僅具有純粹的科學意義，這幾乎是所有社會科學的共同特徵。因此，一國的崛起從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別是理論的發展完善程度，對於一個國家能否真正實現崛起具有決定性作用，思想的崛起既能為國家的崛起提供合法性佐證，也能提供智力支持。本文考察美國崛起過程中的理論準備經驗，並對中國崛起的理論準備提供啟迪和借鑒。
一、理論問題：美國與世界的關係
事實上，人們關於理論的理解是存在差異的。在大陸哲學影響下，歐洲學者在提及理論時，更多指一種哲學意義上的思想，比如批評理論、後現代理論、現代性理論等。美國學者在提及理論時，更多是一種對現實做出規律性解釋的產物。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戴維·辛格（J.David Singer）、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在談及理論時，均強調理論對現實的解釋性功能。[6]華爾茲甚至認為，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理論之所以稱其為理論，必須符合特定的條件，超越這些條件，就只能稱其為解釋學、哲學或歷史等。[7]在中國理論界，理論更多是指一種指導行動的思想原則，是一種為社會實踐提供行動指南的一系列指針。[8]不管該理論是不是能解釋現象，只要能夠用來指導實踐，就是偉大的理論。然而，在西方國家，作為一種規律和法則集中的知識，理論一般不用來指導實踐，而是用來解釋現象和回答問題。尤其是在經歷了行為主義強調科學方法的洗禮後，理論在西方國家距離現實就更遠了。曾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柯慶生就認為，國務院絕對不會以某一個理論為指導來制定政策。[9]因此，在分析國際關係理論在美國崛起中的角色和影響時，必須準確把握美國人對理論的理解；對美國人而言，理論管不管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論能不能解疑釋惑，回答問題。
在較長一段時期內，作為一個羽翼未豐的後發國家，美國不願意捲入國際事務，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在離職之前曾經留給美國人一篇「告別演說」，由於確信歐洲專制國家之間必然進行利益爭奪，他警告美國不要介入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戰爭，以免引火燒身。[10]華盛頓告別演說中滲透的思想後來被稱作「孤立主義」。「孤立主義」在整個19世紀一直被華盛頓的繼任者們奉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金科玉律。不論歐洲大陸風雲如何變幻，美國人一直避免介入歐洲事務，與法國等歐洲列強相安無事。此後一個世紀內，美國不僅恪守不捲入歐洲衝突，而且堅持不主動跟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強權硬碰硬的「門羅主義」；在西半球事務上，努力對歐洲列強採取和解方法，解決彼此可能的衝突。比如在1868—1878年的古巴危機中，當古巴叛軍求助時，美國政府拒絕行動，理由是害怕捲入與西班牙的戰爭，當時西班牙的軍事力量被公認超過美國。即便與「日不落帝國」的英國發生衝突，美國也堅持不觸及底線的原則，在阿拉斯加等問題上傾向於採取試探性立場與和解策略。
隨著南北戰爭結束，美國戰後重建進展迅速，經濟快速增長。在經過了「鍍金時代」之後，美國成為西方最發達的現代工業化國家，美國的國內製度體系日益完善，國力日益強大，在外交上開始突破孤立主義。美國突破孤立主義的歷程，從根本上來說與世界大戰有著緊密的聯繫。一戰後，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傑出代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滿腔熱情地來到歐洲，向歐洲各國開始推銷他們的「自由民主體制」，力圖在國際上推行美國自由主義的「理想主義」外交，「威爾遜及其支持者已把國家的尊嚴和所謂人權作為他政策的賭注」。[11]威爾遜主義植根於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該理論推崇普濟主義和個人理性行事，自信其規則放之四海而皆準。然而，此種秩序方案是極其脆弱的，特別是其中所包含的外交公開、航海自由、民族自決、門戶開放等原則都與英法等國的秘密外交、殖民統治、海上霸權、肢解德國等特權政治思想存在著深刻的矛盾。這些國家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深受打擊，但依然是海陸強國，雖然它們表面上同意威爾遜的原則精神，實際上早已與美國同床異夢。最終，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三種制度的大角逐，動員了幾乎全世界的資源，爆發了具有巨大破壞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了國際聯盟治理下的民族自決秩序的破產，也進一步證實了大國秩序和霸權政治的持續。
二戰後，美國總統羅斯福承襲了威爾遜新自由主義的集體安全思想並汲取了國聯的教訓，認識到沒有大國之間的協調一致的集體安全是靠不住的，必須努力尋求一種最低限度的大國協調一致。為此，在戰後世界政治秩序的安排上，在主張集體安全思想的同時，更加強調大國在其中的責任、權力和協調一致。[12]在美國的積極努力下，戰後建立了聯合國安理會以及大國否決權這樣的方案，其核心是建立由美國、蘇聯、英國、中國、法國的五警察共管世界的秩序，其中美國應該是警長，承擔確保世界政治秩序的任務。在世界經濟秩序上，美國和英國主導下建立了有人稱之為「嵌入其中的自由主義體制（embedded liberalism）」，[13]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實行美元以固定價格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以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從而建立了以美元為基礎的世界貨幣秩序，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以GATT為核心的世界貿易秩序和以IMF與世界銀行為調控的世界金融秩序。總而言之，戰後建立的世界秩序是一種在美國主導下的大國政治秩序，是一種世界範圍內的「門羅主義」，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主導世界的超級大國，國際主義取代了孤立主義，與蘇聯展開冷戰並謀求霸權成為美國對外事務的一個重要主題。[14]在冷戰期間，以摩根索、凱南、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國際戰略家敢於直面美國國際政治現實，從美國大戰略的高度為美國規劃未來，直面美國外交中面臨的遏制、結盟、軍控、危機、制裁等諸多問題，提出了很多解釋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理論主張和政策方案，為美國崛起提供了強大的知識支持。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孤獨的超級大國」，[15]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國的國家利益幾乎遍及世界的各個角落，只要哪一個地區甚至某一個國家發生了動蕩，美國必定出面干預，美國成了冷戰後「愛管閑事」的國家。圍繞美國冷戰後面臨的諸多問題，美國理論界直面矛盾，大膽提出相應的理論主張，出現了一個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三次高潮」。[16]很多中國學者非常奇怪為什麼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界不斷拋出一個個理論，自冷戰以後就出現了歷史終結論、文明衝突論、單極穩定論、地緣經濟論、軟實力論、兩枝世界論、新帝國論、巧實力論等等，令人目不暇接。[17]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9·11」事件後，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界都在苦苦思索，為什麼這樣的悲慘事件會在美國上演？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國家形象、政治修辭、話語權、公共外交、國際政治心理學等問題，推動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出現了「語言學轉向」。[18]
然而，儘管美國國際關係理論花樣翻新，但很少是出於指導美國外交實踐的目的，而是僅僅出於解釋冷戰後世界政治本質的學術目的。對這些理論而言，其核心都是圍繞某一個核心問題，並努力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無論理論出自何種學派，都圍繞著國際社會中面臨的核心問題而展開。比如秦亞青認為，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問題是霸權護持，而英國學派的核心問題是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發展。[19]的確，任何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崛起，都無法迴避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和定位問題，美國也不例外。對美國來說，如何從理論上回答美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特別是如何定位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和定位問題，是美國崛起為世界強國不得不回答的問題。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之所以層出不窮，關鍵是牢牢把握美國崛起過程中面臨的核心問題，即如何處理美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在不同歷史階段上，美國對該問題的回答不同，相應的理論成果也就存在很大差別。回首美國總統主導外交事務200年的歷程，從孤立主義到理想主義，從國際霸權主義到單邊主義乃至所謂的「新帝國主義」，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是美國實力的增長及其所引起的美國與世界關係的變化。只要美國的國家實力依然保持世界首位，並且世界範圍內仍然缺乏一個與美國實力相近的大國或者大國集團，無論誰擔任美國總統，實施以霸權主義乃至帝國主義為主要內容的總統主義外交都是不可避免的。
二、理論使命：新帝國及其目標
在美國大學中，國際關係是組成政治科學學科的主要四個領域之一，其他三個領域是比較政治、美國政治和政治理論。與早先歐洲大陸強調傳統政治學（politics）不同，呼應托克維爾「一個全新的社會，要有一門新的政治科學」，[20]美國政治學界在19世紀末期開創了現代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它起源於1880年柏吉斯在哥倫比亞大學創辦的政治學院，以經驗、實證、統計和行為分析為主要特徵；到20世紀30年代的查爾斯·梅里亞姆和哈羅德·拉斯維爾的現實主義政治學逐漸成熟，並於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政治學中佔據了統治地位。[21]特別是在經過了行為主義革命的洗禮後，美國政治科學強調像自然科學那樣的闡釋嚴謹性，主張像精密科學那樣具體地、科學地研究現實政治活動和政治關係，政治科學應當確立關於驅動政治行動的因果關係的明確假設並以經驗的可觀察現象來驗證它們，[22]最好此種驗證運用數字技術使得驗證更加複雜，最終的目標是建立更加普遍化的理論以解釋更多的政治生活問題。[23]行為主義革命植根於法國人孔德所開創的實證主義傳統，力圖對美國政治進行「非政治化」的「純科學研究」。美國政治科學的此種注重現實，強調科學，甚至重視定量、統計、模型的嚴格方法，使得它高度獨立於美國政府的政策和實踐，面對學術界自成體系的諸多理論和方法，智庫和政府在規劃、設計時，只能從多種政策中選擇，而不能另起爐灶。
除了在研究方法上強調科學方法外，美國在政治哲學基礎上也高度一致。早期殖民定居者就確立了「法治而非人治」的原則，意味著即便是英國國王，也無權蔑視法律，或拒絕接受法律實踐。[24]獨立戰爭後，美國制憲先賢們對人性報以冷峻的現實主義目光，認為「野心只能用野心來對抗」，把共和政體作為美國政體的唯一選擇，「顯然再沒有其他政體符合美國人民的天性，符合革命的基本原則或者符合鼓勵每個自由之士把我們的一切政治實驗寄託於人類自治能力的基礎上的光榮決定了。」[25]同時，美國對世界政治具有獨特的哲學理念，在美國人眼裡，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沒有區別，美國人堅定地認為美國的政治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比如托馬斯·傑弗遜對美國政治形式十分自信，「在我們之前還沒有哪一部憲法像我們這部一樣計算精確，既適應於一個幅員廣闊的帝國，又適應於自治政府」。[26]言下之意，美國政治的原則非但可以在國內實現，而且還可以在國際社會發揚光大。在美國還沒有崛起為世界大國的時候，美國對國際事務採取了明哲保身的孤立主義立場。隨著美國逐步崛起為世界大國，美國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理想就自然而然地被轉化為國際政治的改革方案，甚至不惜採取粗暴的單邊主義和霸道邏輯。資中筠先生在觀察20世紀的美國時就發現美國的對外戰略是一個奇怪的結合：「對內行民主，對外行霸道」。[27]
自華盛頓以後，無論哪一個總統，其對外戰略目標合法性的基礎往往源自國內所謂的美國理想和美國精神，源自《獨立宣言》和《合眾國憲法》所確定的核心價值原則。美國所有偉大的總統都努力從這兩份文件中尋找靈感和力量，比如林肯曾言他所說的每一條政治信念都起源於美國核心價值觀，許多總統都把神聖的《憲法》放在嘴邊，不停地引用其中的語句和原則，足見所謂的「美國精神」、「美國信念」對總統政治的意義。亨廷頓還直接把美國理想視作美國政治經驗的核心。[28]自由女神像的碑文上寫著：將你的疲憊、貧困交付與我，享受自由的呼吸。[29]自立國之日起，美國人民便深信必定可以以自己為範例，將自由與社會正義散布給全人類，並且帶領著大家，遠離邪惡的道路，邁向地球上的新耶路撒冷。因此，長期以來，美國人始終生活在一種「美國夢」的矛盾情結之中：一方面他們崇拜追求自由，放蕩不羈和獨來獨往的牛仔形象；另一方面認為個人之間應該相互平等，奉行民主的原則。在美國立國初期，在北美廣袤的環境和充足的資源條件下，自由和平等的矛盾還不甚突出；但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兩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尖銳起來，在國內表現為民主主義和精英主義之間經久不息的折衝和制衡，在國外表現為對己和對人的兩種不同的衡量標準，美國代表著「白天的光亮」，美國一直自詡為是「世界文明的燈塔」和「人類發展的希望」。在其他地方如非洲、拉美、亞洲則為「黑暗」所籠罩，是一些「道德的荒原」，美國擔負著一種把光明和「基督的福音」帶給這些民族的使命。
在對外事務中，美國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領域內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關於安全和福利的爭論長期存在。在歷史上，在二戰之前，自由主義的福利優先一直佔據上風，最初是要求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內，奉行孤立主義的道路。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後，美國處理國內政治的理念和方法就立即轉化為處理國際正式事務的原則和方法，現實主義的安全優先開始佔據上風，美國在世界政治領域逐步確立了超級霸主的優勢地位，並將美國國內的「羅斯福新政」轉化為國際範圍的「嵌入的自由主義」管制模式，[30]推動建立了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一系列國際制度體系。在長達40餘年的冷戰歲月中，關於美國應該如何在國際社會中行事，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提出了一種經典解釋，國際政治就是各個國家之間爭奪強權的爭鬥，國家必須追求利益，利益由權力規定，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必然表現為「保持權力、增加權力和炫耀權力」。[31]然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發展，批評傳統理論的概念缺乏精確性，忽視了定量研究，他們提出了政治體系、一體化、博弈論、層次分析等概念、理論和方法。卡爾·多伊奇在《國際關係分析》中將國際政治看做是國家和集團對外行為，精英和領導人往往扮演關鍵角色，任何一個國家都必然完成維持模式、適應自然和人文環境、實現目標和一體化的任務，目標設置、認知能力和自我改造是更發達的體系才具有的功能；所有這一切都依賴於可衡量的力量及其基礎，一旦權力失敗，所有功能都可能遭受侵害，因此，國際關係就是尋求、確立和維持力量基礎。[32]多伊奇通過分析發現，決定美國對外行為的往往是少數精英及其強大利益集團或者利益集團聯盟的支持決定的，「當代國家領導人的存在狀況常常接近於悲劇的邊緣。」於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研究國際關係就等於探求人類的生存之道，假設人類文明在今後30年內毀滅，其原因將不是饑饉和瘟疫，而是外交政策與國際關係。」[33]莫頓·卡普蘭不同於多伊奇從個體的角度對美國對外行為進行行為主義分析，而是從整體的角度研究了不同的國際政治系統，以此推演國家的對外行為邏輯。他認為，國際系統存在六個宏觀模式，均勢體系、鬆散的兩極體系、牢固的兩極體系、全球體系、等級體系和單位否決體系，在不同的體系下，美國對外行為邏輯不同。[34]另一位行為主義代表人物戴維·辛格和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大師華爾茲提出了層次分析法，認為在國際、單位和個人的不同層次上，國家的行為規律不同。[35]行為主義對國家行為的研究非常強調精確化和數量化，注重實證分析和案例研究，格雷厄姆·艾利森對古巴導彈危機的個案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理性決策模式、政治決策模式和官僚決策模式理論，受到學界的廣泛重視。[36]一些新自由主義者也提出了維護美國霸權地位的國際制度問題，認為美國政府積极參与舊制度的修補和新制度的建設，以確保美國的國際影響。[37]總之，國際關係理論與冷戰緊密結合在一起，解釋冷戰、服務冷戰並從冷戰中獲得理論發展動力。
冷戰的勝利為美國「天定命運論」提供了現實的支撐，再加上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理念的力量和現實的力量實現了整合，新自由主義、新理想主義、新保守主義在對外事務上開始走在了一起。約翰·埃肯伯瑞在《為什麼輸出民主》一文中明確指出了這種合流，「美國對外促進民主，是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在追求的目標，體現了美國對如何創造一個穩定和相對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實用、漸進和周密的理解，可以稱之為『自由主義』的大戰略，是建立在對其他國家具有對美國確保其安全和經濟利益能力產生重大影響特徵之非常現實的觀點基礎之上的，並且是統一美國政治中左派和右派的一個嚮導。」[38]保守主義雖然讚頌里根贏得了自由世界、民主和自治的冷戰勝利，但口頭上卻不承認里根是偉大的威爾遜主義者，自由主義強調人權、多邊機構和經濟相互依賴的作用，也沒有拒絕國家追求權力的合理性和國際結構的地位。總體而言，美國在全世界推進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問題上達成了共識，成為美國外交的一個重要走向。進入21世紀尤其是「9·11」事件發生以來，關於未來世界政治秩序的安排問題，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出現了一股「新帝國」（或「新帝國主義」）思潮。[39]在戰略目標上，謀求一個以自由民主原則為基礎的新美利堅帝國是美國矢志不渝的奮鬥目標。然而，當前的世界並沒有像美國想像得那麼美好，隨著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跨國犯罪、地區衝突、反美主義等諸多挑戰的次第出現，美國霸權陷入了困惑之中，[40]如何處理美國與世界的關係以及如何處理美國自身內部積重難返的移民問題、種族問題、多元社會文化問題，越來越成為決定美國政治未來走向的關鍵，也是決定當今世界政治走向的關鍵，美國學界面臨著新的理論困惑。
三、制度保障：謀斷分離
美國崛起的理論準備不是一種策略性的應景之作，而是一種戰略性的制度考慮。適應外交事務複雜化、多樣化和專業化發展的必然要求，美國政府推動了「多謀」與「善斷」的相對分離和有機統一。[41]特別是在科學行為主義方法、邏輯實證主義的流行等因素的推動下，美國政府領導人逐漸形成了外交對知識的依賴。此種依賴在美國社會環境中與諸多因素的綜合和相互作用產生了體制外的公共智庫制度和體制內的政策顧問制度。
一是公共智庫制度。
在進步主義浪潮推動下，同文官體制的建立一樣，公共智庫的產生最初也被看做是政府專業化運動的一部分，是政府為應對挑戰而尋求的外腦支持。[42]從早期成立的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胡佛研究所、對外關係委員會等第一批智庫來看，大多從事長期的公共政策研究，是一批「沒有學生的大學」，仍然從事對現實社會經濟、政治和對外問題不偏不倚的研究，只不過針對的對象不是學生而是政策制定者，整個政治參與過程都是非政治性的運作，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主要代表。直到20世紀40年代之前，智庫在美國政治中充其量起到「技術顧問」的輔助作用，對美國政治仍然是可有可無的組織，而且大多數智庫是私人基金主導，美國政府也不大關注它們的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及其此後的長期冷戰，使智庫在美國政治中找到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二戰期間，由於戰爭的需要，美國大批具有專業特長的人員參與了由政府確定和組織的研究工作，為贏得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有鑒於此，美國政府認識到了工程師、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統計專家和社會科學家們的知識和技能相結合所可能產生的巨大效益。[43]二戰結束後，冷戰爆發和國家安全的緊迫需要，推動著美國政府通過簽訂合同開展研究的新型政策性智庫異軍突起，比如蘭德公司、赫德森研究所和城市研究所等。許多新成立的智庫都得到來自美國政府的直接支持，以便向防務分析家與研究人員提供大規模的資助。成立於1948年5月、隸屬於空軍的蘭德公司就是典型，它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和保護美國在核時代的安全利益。它所發起的關於系統分析、博弈理論以及戰略談判等前瞻性研究，持續地塑造了此後幾十年的防務政策與威懾分析。[44]在這一時期，智庫的重要性開始受到重視，政治領導人和政府機構都意識到智庫對於提供政策建議和技術幫助的重要意義，決策的複雜性和專業化使得美國政府也日益感受到對智庫專家的依賴，美國智庫已經在美國政治中獲得了自己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當時的不足是智庫沒有獲得廣大公眾的支持和重視，智庫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還非常有限，主導權仍然操控在美國政府和政治家手中。
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國內政治和美國與世界的關係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智庫在美國政治中奠定了舉足輕重的顯赫地位，智庫將美國政治知識化和美國知識政治化納入了良性循環的軌道。首先，從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來看，民權運動風起雲湧，幾乎所有社會力量都極力為自己的利益要求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佐證，推動了美國社會對智庫的呼喚。同時，越南戰爭的失利和「水門事件」的發生，使得美國民眾對政治的信任度下降，美國社會各個領域中出現的大量問題有待於做出回答，民眾對專家學者就這些問題作出獨立客觀的回答充滿期待，美國國會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等權力分散化改革，也刺激了美國政治對智庫的大量需求。其次，從美國與世界的關係來看，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和美國面臨的嚴峻形勢，歐洲和日本等盟國的獨立自主傾向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都令美國戰略界深感憂慮，各種政治力量都在尋求理論陣地和平台佔據戰略制高點，一浪高過一浪的戰略辯論為智庫的參與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另外，美國社會思想文化領域也產生了所謂的「知識政治」或者「思想政治」，出現了保守主義潮流與自由主義的激烈論戰，大量的保守主義智庫產生，思想領域中的辯論和競爭如何使智庫的聲音脫穎而出，成為決定美國政治方向的關鍵。[45]在上述歷史因素推動下，大量將政策研究同咄咄逼人的推銷技巧相結合的遊說型智庫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智庫中佔據了主導地位，比如1962年成立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1973年成立的傳統基金會和1977年成立的凱托研究所，1982年成立的卡特中心等。儘管這些智庫都標榜自己的跨黨派地位，但究竟如何獲得並保持獨立性，以便能「對當權者直言相諫」，[46]卻是一個令人起疑的問題。相反，人們日益感受到越來越多的智庫把大眾傳媒作為主要平台，彼此爭奪媒體的曝光率，影響公眾輿論，提高政治影響力。[47]這些智庫不僅抓住各種機會在大眾傳媒、國會聽證會、學術研討會等公開場合表達其聲音，而且還創辦自己的特殊媒體影響政府意見和輿論，比如諮詢報告、政策快報、學術期刊、網站、電郵等，長文短論，不一而足。[48]智庫和美國政府之間藉助「政治旋轉門」頻繁的人事往來和信息傳遞，使得智庫已經深深捲入美國政治過程，很難將兩者分開。[49]不難看出，智庫已經成為美國政治體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看做是「影子政府」或者「編外政府」、「流亡政府」，足見其影響力非同一般。[50]
二是情報制度。
智庫對美國大國戰略的貢獻僅僅是提供意識形態的定向和戰略政策的規劃，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美國的現實還是存在疑問的。情報體系就是總統把握變動不居的社會實踐的重要工具，總統儘管可以在競選期間毫無顧忌地發表個人看法，但當選總統後則必須以務實的態度，尊重總統職位面臨的各種問題，從可行性和操作性的角度出發，循序漸進地實施自己的政策主張，必要的時候還要對自己原先的立場和主張做出調整。
總統通過信息來做出決策和執掌美國的航舵，情報是美國總統做出決定的重要依據，是總統主義確定的重要原材料。從獨立戰爭開始，華盛頓、富蘭克林等美國政治領導人就把間諜、反情報和秘密行動作為重要的政治工具，僱傭和收買了大量間諜、指揮了無數的秘密行動並且還從歐洲國家直接購買情報以幫助殖民地贏得獨立，出身行伍的華盛頓坦言：「獲取好情報的重要性顯然毋庸多言」。[51]在華盛頓執政期間，還組建了美國最早的情報網路。但是，像華盛頓這樣具有將軍背景和戰爭履歷的總統畢竟是少數，直到20世紀初，美國總統們普遍不大重視情報事務，對情報一無所知，甚至認為情報工作是邪惡的。威爾遜的看法比較具有代表性：「讓我向公民們保證，直到我們捲入這場戰爭前，當我被告知德國並不是唯一一個擁有秘密情報機構的國家時，我不僅不知道，甚至於不能相信。」[52]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總統出於戰爭的考慮，先後建立了部際情報委員會、情報協調局、戰略情報局等機構，加強了情報系統的建設，確立了美國中央情報體制的雛形，大大改變了美國總統忽視情報工作的狀況。二戰結束後，為了應對冷戰的需要，杜魯門總統推動國會於1947年7月25日通過了《國家安全法》，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中央情報局，情報工作進入了總統決策過程，隨著後來國家安全局、國家偵察辦公室、陸海空情報委員會、國防情報局、國務院情報研究所以及國家情報委員會等機構的設立，美國現代情報體製得以鞏固。[53]儘管現代情報體制建立起來了，但不同總統經歷、個性以及執政時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不同，並非所有的總統都重視並能夠有效地運用情報系統，那些有著從軍經歷的將軍（比如艾森豪威爾），或者對情報工作有體會的行家（比如喬治·布希）總統相對而言更有利於駕馭情報工作，在危險惡劣的國際環境下的總統和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的總統更重視情報工作。
美國情報體系的分散模式給總統主義設定過程增加了困難，不僅情報機構之間的自我經偵和資源浪費情況十分嚴重，就連情報機構的協調都由於部門利益而舉步維艱，改革美國情報體系成為總統的一個願望。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的修正案，希望推動建立一個更高效、更靈活、更精幹的情報界，建議加強情報界的集中和中央情報主任的權威。「9·11」事件為美國情報體系的改革提供了一個契機，特別是「9·11」事件獨立調查委員會發布的報告批評美國情報體系的所謂「體制性缺陷」，建議建立國家情報局、國家反恐中心等機構，改革情報體系成為普遍的呼聲。[54]小布希政府和國會對報告的意見都十分歡迎，布希政府下決心改革美國情報體系。2004年12月7—8日，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先後通過了《2004年情報改革和恐怖主義預防法》，對情報界進行了自1947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改革。設立了國家情報局長以統一指揮美國情報機構，隸屬白宮並直接向總統報告，監督包括中情局在內的16個情報機構和全國所有情報中心，具有10萬工作人員的人事權、400多億美元預算權和一定管理權，內格羅蓬特成為首任國家情報局長，被稱為美國的「情報沙皇」。[55]
美國情報體系改革後，儘管設立了國家情報局長，但內部的矛盾並沒有消除，比如16個機構之間的明爭暗鬥、情報機構之間的自行其是以及基於情報來源不同而產生的自相矛盾等問題，還將持續考驗著國家情報局長。尤其是如何協調文官情報體系和軍方情報體系之間的矛盾，是擺在國家情報局長面前的最大難題。所有這些問題都依賴於能否獲得總統的支持並取決於國家情報局長與總統個人之間的信賴關係。
三是顧問制度。
無論是智庫系統，還是情報系統，從美國外交決策過程而言，都是體制外的「公共機構」，這些行為體很少從政府角度思考問題。然而，對於美國外交的決策者來說，外交事務的專業化要求必須建立可信賴的、願意隱姓埋名的、聰明絕頂的幕僚群體，為美國政府提供專業化的決策諮詢服務。據小布萊德利·帕特森介紹，「在白宮中125個助理主導著美國政府行政分支的政策中心……他們也是總統行使行政領導的主要支持者部門。」[56]幕僚和總統之間相互信賴、密切配合：總統靠幕僚集思廣益，勤於任事，幕僚藉總統發揮個人的抱負與理想，描繪一幅天下為公的美景。
相比其他總統助理，為謀劃總統主義出謀劃策的總統幕僚往往是一些在特定領域經驗豐富、富有見地和創意的政策專家，特別是在政治上對總統絕對忠誠，是總統最為信賴的私密至交。比如兼具哈佛大學教授和白宮官員背景的亨利·基辛格和小約瑟夫·奈，兼具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背景的茲比格鈕·布熱津斯基等，都是總統願意就國策諮詢傾聽的重點對象。尤其是在尼克松執政期間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外交事務領域可謂大權獨攬，說一不二。在他建議下，尼克松在外交戰略上堅持國家實力至上，超越意識形態，注重國家利益，迷信秘密外交，忽略法定程序；在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美蘇戰略核武器談判、結束越南戰爭、推動中東和平進程等方面動作頻頻，甚至將國務卿、國防部長、國會領袖乃至新聞界都蒙在鼓中；經常突然向世界宣布秘密外交的驚人成果，把毫無心理準備的新聞界和政府領導驚得目瞪口呆。可見，在尼克松執政時期，白宮幕僚班子的地位和權勢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毋庸置疑，像基辛格這樣的總統幕僚過多地代行總統職權在很多時候也具有嚴重的弊端。它使得國會的監督幾乎沒有意義，鼓勵總統大權獨攬的帝王式總統心態，如果疏於防範，甚至令國家最高權力旁落，很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最終必將殃及總統。
結論與啟示
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不僅是物質力量的崛起，更是思想和精神力量的崛起。美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實踐表明，理論和思想因素扮演了十分顯赫的角色。在美國人看來，理論並非是一個指導實踐的先驗性理論，而是在實踐基礎上經過科學方法和經驗研究得出的解釋性理論，美國人一切外交理論均圍繞一個核心問題，即如何處理美國與世界的關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美國理論和戰略研究界得出了不同的理論答案，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也經歷了從孤立主義到國際主義，從理想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從現實主義到新現實主義的發展歷程，伴隨了美國從一個邊緣國家到地區大國，從地區大國到世界大國的發展過程。
在成長為世界大國後，美國理論界確立了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新帝國戰略目標，圍繞如何締造一個自由民主的帝國問題，進行了反覆的理論辯論和外交實驗，為維繫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更加重要的是，美國不僅竭力在理論上進行研究，而且還確立了支持理論準備的一系列現代制度，比如智庫制度、情報制度和政策顧問制度，這一系列制度構成為理論武裝外交實踐提供了可能。
美國的經驗對中國的啟示是，在推動大國崛起的過程中，理論準備是一個不缺缺少的構成要素。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壯大，中國需要確立牢固的理論自信，結合中國國情和世界潮流，確立明確的大國定位，並緊緊圍繞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加強頂層設計，加強策略運籌，加強底線思維，努力建設解釋中國崛起的理論體系。同時，將理論準備與制度創新相結合，將周密的理論與複雜的外交結合起來，為中國崛起為世界大國作出完善的理論準備。
注釋
[1]楊生茂：《「新邊疆」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的產物》，載《南開大學學報》1965年第1期；梁茂信：《美國對夏威夷的吞併與在太平洋地區的外交戰略》，載《世界歷史》1992年第1期，第13—20頁。
[2]楊潔勉：《中國走向全球大國和強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準備》，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8期。
[3]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頁。
[4]Max Weber,「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in 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Edward Shils and Henry Finch trans.and ed.,New York:Free Press,1949.Cited in Ido Oren,Our Enemies and US: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15.
[5]Robert 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Robert Keohane 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207.
[6]Stanley Hoffmann,「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James N.Rosenau ed.,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Free Press,1969,p.30;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p.1-17;J.David Singer,「Inter-Nations Influence:A Formal Model,」in Rosenau,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p.380.
[7]Kenneth Waltz,「Interview with Ken Waltz,」Conducted by Fred Halliday and Justin Rosenberg,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1998,pp.371-386.
[8]王緝思：《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轉引自資中筠主編：《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17頁。
[9]筆者在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對柯慶生的訪談，2012年5月，北京。
[10]陳樂民：《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11]約翰·布魯姆等：《美國的歷程》（下冊第一分冊），戴瑞輝等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64頁。
[12]李濱：《國際體系研究：歷史與現狀》，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頁。
[13]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Spring 1995,pp.379-415.
[14]陳樂民：《西方外交思想史》。
[15]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9,pp.35-49.
[16]倪世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發展――學派、論戰、理論》，載《復旦學報》1999年第1期。
[17]參閱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8]劉永濤：《後現代主義與後現代國際關係：一個基本考察》，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7期。
[19]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形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秦亞青：《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頁。
[21]羅伯特·達爾：《現代政治分析》，王滬寧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22]參閱羅伯特·達爾：《政治科學中的行為主義方法論》，載詹姆斯·吉爾德和文森特·瑟斯比編：《現代政治思想：關於領域、價值和趨向的問題》，楊淮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45－146頁。
[23]Crick Bernard,The American Science of Politic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
[24]J.·艾捷爾：《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趙一凡、郭國良譯，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25]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92－193頁。
[26]轉引自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范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頁。
[27]資中筠：《20世紀的美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279－291頁。
[28]薩繆爾·亨廷頓：《失衡的承諾》，周端譯，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頁。
[29]轉引自約翰·斯拜尼爾：《當代美國外交史》，方海鶯譯，台北桂冠政治學叢書1986年版。
[30]有關美國如何將其新政管制理念貫穿於戰後世界秩序設計上的最精彩分析見Anne-Marie Burley,「Regulating the World: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Law,and the Projection of the New Deal Regulatory State,」In John Ruggie 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125-156。
[31]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爭強權，求和平》，盧明華、時殷弘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
[32]卡爾·多伊奇：《國際關係分析》，周啟朋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7頁。
[33]同上，第1－15頁。
[34]莫頓·卡普蘭：《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薄智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5]肯尼思·華爾茲：《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倪世雄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
[36]Graham 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1.
[37]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蘇長和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8]G.John Ikenberry,「Why Export Democracy?:The 『Hidden Grand Strategy』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Wilson Quarterly,Vol.23,No.2,Spring 1999.
[39]參閱哈特和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不過，羅伯特·庫珀（Rebert Cooper）在《後現代國家》中提到的帝國理論與哈特和奈格里一書中所闡述的帝國是有區別的。See Robert Cooper,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London:Demos,2000.
[40]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鄭志國、何向東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
[41]趙傑：《從謀斷分離到多謀善斷——論決策諮詢委員會制度建設》，載《中國青年報》2003年8月10日。
[42]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 eds.,Think Tanks Traditions: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
[43]任曉：《第五種權力——美國思想庫的成長、功能和運作機制》，載《現代國際關係》2000年第7期，第18頁。
[44]袁鵬、傅夢孜主編：《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時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59頁。
[45]David M.Ricci,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A New Washington and the Rise of Think-tanks,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162.
[46]Aaron Wildavsky,Speaking Truth to Power:The Art and Craft of Policy Analysi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
[47]Andrew Rich and R.Kent Weaver,「Think Tanks in the U.S.Media,」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Vol.5,Issue 4,Fall 2000,p.105.
[48]Donald E.Abelson,「From Policy Research to Political Advocacy: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American Politics,」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Vol.25,Issue 1,Winter 1995,pp.106-108.
[49]James Allen 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New York:Free Press,1991.
[50]Michael G.Bark,Independent Think Tanks and Patronage: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Ph.D Dissertation,Kansas University,December 1996,p.6.
[51]Https://www.cia.gov/cia/ciakids/history/american_history,shtml.
[52]Christopher Andrew,「American Presid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10,No.4,1995,pp.95-96.
[53]劉宗和、高金虎著：《外國情報體制研究》，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54]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The 9/11Commission Report,2004.
[55]葉婷、沈輝：《美國情報界的協調——問題與措施》，載《現代軍事》2006年第7期，第67—68頁；童鋒：《內格羅蓬特這個人》，載《世界知識》2005年第6期，第17—19頁。
[56]Bradley H.Patterson,Jr.,The White House Staff:Inside the West Wing and Beyond,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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