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儒家的勇

試論儒家的勇

一般來說，現代人多以為儒者便是埋頭故紙堆而手無縛雞力的書生，也不知何時，儒者還和「迂」、「呆」、「腐」、「酸」聯了姻，而這顯然與意識形態上象徵武士精神的「勇」相去甚遠。其實不然。我們通常所說的勇，大致上有三點需要來討論，而這三點主次問題，套用孟老夫子的一句話來說便是：「勇德」為貴，「勇氣」次之，「勇力」為輕。先說勇力。古人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即儒家所說「小學」學習內容。其中射便是指射箭技術，御則是駕車技能。射與御都是武略，用於戰場。可見，傳統意義上的儒者本身並不是只知讀書而文弱無力的書生，儒家創始人孔子身材魁梧，力能搏牛是一明例。勇也絕不是單單憑藉勇力，還要具有勇氣。先秦諸子中墨家很是特別，「墨子之門多勇士」（陸賈《新語·思務》）、「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說明了墨家學者的非凡勇氣。慶忌刺殺要離，專諸刺殺王僚，實際上都不是只靠勇立就足已成事的。但這只是勇的表現——有足夠的勇力、勇氣而已，還相當偏面。換句話說，有了勇力、勇氣，猶遠遠不能稱之為「勇」。那麼最主要的勇德是指什麼？《說文》：「勇，氣也。」「勇」是在某種信念驅動下，所體現出的一種無所畏懼的行為及精神，真正的勇可冠之為「精神」二字。分析怎樣的勇才是勇德（也就是真正的勇），這一問題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有待詳敘。首先，勇有等級之勇。勇有大勇與小勇之分，大勇可以大到安天下，小勇則小到只能力敵一人罷了。大勇與小勇，《孟子—梁惠王》篇中，「亞聖」孟子與齊宣王有段對話——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按：宣王說：「先生的話可真高深呀！不過，我有個毛病，就是逞強好勇。」孟子說：「那就請大王不要好小勇。有的人動輒按劍瞪眼說：『他怎麼敢抵擋我呢？』這其實只是匹夫之勇，只能與個把人較量。大王請不要喜好這樣的匹夫之勇！《詩經》說：『文王義憤激昂，發令調兵遣將，把侵略莒國的敵軍阻擋，增添了周國的吉祥，不辜負天下百姓的期望。』這是周文王的勇。周文王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尚書》說：『上天降生了老百姓，又替他們降生了君王，降生了師表，這些君王和師表的唯一責任，就是幫助上帝來愛護老百姓。所以，天下四方的有罪者和無罪者，都由我來負責，普天之下，何人敢超越上帝的意志呢？』所以，只要有一人在天下橫行霸道，周武王便感到羞恥。這是周武王的勇。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如今大王如果也做到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那麼，老百姓就會唯恐大王不喜好勇了啊。」）孟子對齊宣王的勸解之詞，已說明了大勇與小勇的區別。其實說開來，大勇不外是憑仁與知，小勇則憑藉個人力氣。在某種程度，歷史上家喻戶曉的劉備、宋江可以說是屬於大勇，莽張飛、黑李逵只是小勇。孔子曾評價子路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孔子門人中，子路應算是武功第一，但也是最好勇了。「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家語〉），老師與自已無辜被人圍住，子路很是生氣，也自恃武功了得，便要和匡人拚命，孔子勸阻了子路，認為彼強我弱，讓子路稍安勿躁，並命之歌，自已相和，期以悲歌感之，事又見《琴操》。孔子被圍於匡地，孔子與子路兩位便表現出大勇與小勇之間的區別。先秦儒家最後一位大師荀卿，曾在其《荀子—榮辱》篇里提到了四種勇，「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強，恈恈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為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按：爭奪飲食，沒有廉恥，不知道是與非，不知逃避死傷的危險，不知道害怕眾人強大，貪婪地只是看到吃喝，這是狗與豬的勇敢。為了謀利，爭奪財物，沒有辭讓之心，果斷而狠毒，極端貪心而暴戾，貪婪地只是看到唯利是圖，這是商人與盜賊的勇敢。輕視生命而又暴虐，這是小人的勇敢。站在正義立場上，不為權勢嚇倒，不管有利與否，便是全國都反對他，也不改變原來想法雖然重視生命，但為了堅持維護正義決不屈從，這是士君子的勇敢）。顯而易見，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狗彘之勇」、「賈盜之勇」、「小人之勇」不但都是從自已的利害關係出發，並因此危及他人，這種勇必然是不足取的，更談不上勇德。再看不同於前三者的「士君子之勇」則不然，士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具有較強的道德觀，在《論語—為政》篇中有千古名句「見義不為，無勇也」，士君子的勇原本就不是為了已身、私利，而是為了正義，為了公利，這也便是勇德！其次，勇發乎仁，適乎禮，止乎義。仁，是貫穿孔學思想體系的基本觀念。勇原本與恭、信、敏、惠、智、忠、恕、孝、悌等一樣是一種美德，隸屬做為道德極則的「仁」統轄下。且孔子曾多次將勇和智提出來與仁相提並論，「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同上），於中可見，對勇的推崇之意。「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仁中一定已包含了勇，而勇未必便能做到了仁，當然，也不排除勇者也有仁的情況存在。勇與仁的關係很明顯，一如孝（或者其它眾仁德），仁一定已包含了孝，而孝未必便能做到了仁。而上面孔子對勇的肯定，是建立在勇屬於仁德之一的基礎上。見義勇為的人，首先是有了仁心，然後去做。勇依於仁，而立於禮。「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按：子路問什麼是完人。孔子說：「像臧武仲那樣的智慧，孟公綽那樣的不貪心，卞莊子那樣的勇敢，冉求那樣的多才多藝，再用禮樂加以修飾，也就可以稱為完人了。」）照孔子的看法，完美的人必然也包含了勇，否則便不能稱為完美了。但是這時的勇還只是指有勇氣，單單只有勇氣還不足以成勇德，所以還要用禮樂加以修飾。禮作為標尺，來衡量勇。關於禮對眾德的節制，在《論語—泰伯》篇里還有提及，「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按：恭敬而不符合禮就會勞倦，謹慎而不符合禮就會畏縮，勇敢而不符合禮就會作亂，直率而不符合禮就會尖刻傷人。」）勇與恭、慎、直一樣，如果失去禮，那麼無視國法則會叛亂，動輒較勁則惹出亂子，再如車匪路霸，殺人販毒，肆無忌憚，無惡不做，也是因為有勇氣啊，只是這不符合禮，是不對的。「勇而無禮則亂」在《論語》中曾兩次談到，徒有勇是不夠的，惟有遵循禮，然後勇才成為勇德！在《論語—先進》篇，孔子讓弟子談談各自的志向，子路說道，「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按：「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夾在大國中間，外面受到軍事威脅，裡面發生災害饑荒。讓我來治理它，等到三年，可以使老百姓勇敢而懂得禮。」）子路在「可使有勇」後加了個韻腳——「且知方也」，看來子路這裡也已意識到單單使老百姓勇敢還是不夠的，還需要「知方」，「方」字可指「禮」，但可以說是指「義」。「義者，宜也」（《中庸》），此處姑不論是指禮還是義，歸根結底，勇都要合宜（符合義）。勇本屬於仁德，仁行不合宜，就離開仁的本質。仁是義的主體，禮也是一樣，義是制約、調和仁與禮的客觀標準。「仁者，義之本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禮記—禮運》）。簡單來說，仁與禮都需要義來節制，勇發乎仁，適乎禮，而止乎義。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由於孔子深知子路勇有餘，便回答說君子以義為上，這是「因材施教」，而不能說尚義而不尚勇。孔子又告訴他應該用義來約束勇。並談到勇如果沒有義來約束，則君子也罷，小人也罷，都有害無益。所以，我們一定要用義來約束自己，以免闖禍，諸如「一朝之忿，而忘其身及其親」（《忍經》），自身遭難不說，還累及父母家人。孟子所舉「今之不孝者有五」中所說「好勇鬥狠，以危父母」（《孟子》）便是其中之一。且不再提小人之勇的危害，上文業已詳敘。這裡的君子之勇，已是勇德了，但不合於義也是會出亂子。是以一言一蔽之，勇惟義是從。所謂「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因而，發乎仁，適乎禮，止乎義，不單單是勇的界定，應該說也是恭、信、敏、惠、智、忠、恕、孝、悌等眾仁德的界定。綜上所述，接上前話，我們不難發現，只是有勇力與勇氣，明顯不足以為勇的。勇的可取，正是因為勇是在仁愛信念的驅使下，所體現出的一種無所畏懼的行為及精神。勇本身所應具有的是仁愛這一道德思想，並符合仁愛的外在表現「禮」，再由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係中應當遵循之最高原則的「義」來加以節制，那麼這勇便成為大勇，成為士君子之勇——也便是勇德了！不才於勇之梳理，大致如上，亦請方家郢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