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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位置：中國孔子基金會>國學論壇「仁義禮智信」與建構共同價值觀2007-08-07 07:43:00　作者:　來源:「仁義禮智信」與建構共同價值觀王殿卿（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的紛爭已有百餘年歷史，對待「仁義禮智信」也必然是見仁見智。在20世紀的前八十年，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一直是被否定、批判、打倒和革命的對象。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尤其是1992年中國確定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後，文化發展戰略從「革命」轉向了建設，以往對待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道德的習慣思維定勢，也隨著發生了重大轉變。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傳統文化中有糟粕也有精華，而精華多於糟粕；對待傳統文化與道德要堅持批判與繼承，而批判是手段，繼承是目的，兩者不能顛倒；對待本民族的文化不能「革命」，只能建設等等，這些新的文化思維正在被國人所接納。在這樣的背景下，討論「仁義禮智信」，就容易心平氣和與客觀公正。在此，僅從「仁義禮智信」與建構共同價值觀的向度，提出幾點粗淺的看法，以求指正。必須用歷史發展觀對待「仁義禮智信」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過做人的三個標準，即智、仁、勇「三達德」，是「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然而，孔子有生之年，為之奮鬥的倫理道德，是「禮」。從公元前21世紀，就有了原始禮儀。周代以禮樂治天下，「周禮」的建設與發展前後八百餘年。早於孔子百餘年的齊國管仲，提出「四維」即「禮、義、廉、恥」，以禮為首，這些都是孔子所直接繼承的倫理智慧。可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是對中華倫理智慧的繼承與發展。孔子一生從禮、崇禮，對禮的建設有重要的理論貢獻，以至對後世中華禮儀之邦的建設有著深遠的影響。孔子，幼年「入太廟，每事問」。後來他「入周問禮」，「吾從周」。孔子，面對「禮崩樂壞」，提出了「克己復禮」和「禮失而求諸野」。孔子提出「富而好禮」和「禮之用，和為貴」，指出了禮的產生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內在聯繫，而且凸現了禮的社會價值，禮能夠最大限度的實現社會和諧。孔子認為「不學禮，無以立」，學禮，是一個人立足社會的文明之根。孔子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將禮置於首要地位。孔子強調學生要「博文約禮」，用禮的社會規範約束自己的言行，並且能夠達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境界。他認為一個人能夠用禮來約束或規範自己的言行之時，他也就很自然地遵守紀律和法律，這就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提出了「仁」，但在他一生所推行的道德是「禮」，也就是說，「仁」並沒有成為當時人們共識與實踐的道德規範。然而，孔子在「仁」與「禮」的關係上，確有重要貢獻，他的「內仁外禮」說，「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將「禮」融入「仁」中，使人的情感成為「循禮」的內在動因。這種外在與內在的和諧、內化與外化的統一，是孔子對禮的理論升華的突出貢獻，成為中國建設「禮儀之邦」的理論依據，為當今禮的教育與禮的建設提供了參照。孟子提出「仁、義、禮、智」「四德」，是對儒家倫理的新整合。其中，以「仁」為首，「義」為次，「禮」從首位降到第三，「智」也從孔子「三達德」之首，退居到末位。漢代董仲舒，在孟子「四德」的基礎上增加「信」德，表明當時「信」已經成為一種公共生活準則和社會發展需要。從此，「仁、義、禮、智、信」推為「五常」，成為國家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它將儒家倫理推向了新高度，並統領我國倫理道德教化與建設兩千年。雖然，漢代「五常」是被官方認定、推向社會並影響深遠的道德規範。但是自漢至唐，先後提出以「孝」治國，推行「舉孝廉」的「吏制」，「孝」與「廉」這兩種道德規範日益受到新的關注。因此，到了宋代，又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其中再次恢復了管仲提出的「四維」，去掉了「仁」，增加了「孝」、「悌」與「忠」，將家族道德置於首位，「家」乃國之基。有了縱向的「父慈子孝」，又有了橫向的「兄友弟恭」，建構一個縱橫交錯的家庭倫理十字架，就可實現「家和萬事興」。宋代從「家」與「國」的辯證關係上，突出「孝悌」，並將其置於「忠信」的前面，是一種審時度勢的創造。這「八德」是宋代對中華道德的新建構，是對儒家倫理、中華道德的新發展，它一直影響到明清，以致影響到朝鮮、韓國等東亞各國。從清末到民初，面對西方強勢文化對於中國文化的衝擊，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都認為，道德是中國之長項，只要推陳出新，就能夠建構中國的新道德。梁啟超等維新派，試圖以「孝、悌、忠、信」這「四德」為基礎，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華，建構中國新道德。孫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新「八德」，這是「中體西用」、中西道德精華相融合的傑作。新「八德」，調整了「孝」與「忠」，「家」與「國」的位置，表明民族和國家觀念，高於家族的觀念，既是對古人「教孝即教忠」的繼承，也適應了現代「國家至上」的價值觀。孫中山立足中國、面對世界，將「忠」，也就是將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放在首位，建構「以國為本」的中華倫理道德觀，是順乎歷史潮流，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新「八德」再次強調「仁」並加入了「愛」，將兩者相連，既突出了儒家的「仁愛」，又體現了現代社會的「博愛」。國民黨在「八德」的基礎上，加上了「禮義廉恥」，統稱「四維八德」，在台灣沿用至今。中華道德發展的歷程表明：以孟子「五倫」為標誌，形成了「以人為本」的倫理道德觀。宋代以「八德」為標誌，形成了「以家為本」的倫理道德觀，孫中山以新「八德」為標誌，形成了「以國為本」的倫理道德觀。這「三個為本」經歷了三千年。分別成為不同時期道德教化的著重點，反映了不同時代及其發展對道德發展的必然要求。道德是歷史的產物，又推動歷史的不斷進步。而今，中國又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思想。「人」、「家」、「國」，這「三個為本」在當代的辯證統一，必將對反映當今人際關係的新倫理、新道德，做出新的概括，從而建構與小康社會相適應的新道德，在新的千年推動中華道德有個新的發展。歷史進程表明，道德的產生與發展都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需要，並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而變化，這種變化既有基本道德規範數量的增減，也包括每個道德規範在不同歷史時期自身內涵的豐富與發展。一些恆久不變的道德規範，是由人類社會生活長久不變的內容決定的，即使這些似乎「千古不變」、相對穩定的道德規範，也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更新自己的內涵。因此，每個歷史時代的中國人，都有繼承前人道德智慧的責任，又有「推陳出新」發展中華道德的義務。每個時代的道德規範，都是當時占統治地位思想意識的內核，既有時代的需要性，也有鮮明的時代局限性。因此，對待中華傳統道德，既要考察其各個時代的歷史局限性，更要重視其跨越時空和超越偏見的歷史普遍性。我們長期以來對於以「五常」為代表的中華傳統道德，進行階級分析、大加批判和全盤否定，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如今，應在反思的基礎上，更多地著眼於繼承弘揚中華文化精華，復興中華文化，建設和諧社會的高度，進行新的思考與創新。「仁義禮智信」與中國核心價值觀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核心價值觀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核心價值觀，也就是不能沒有核心道德，因為它是治國安邦之綱。兩千餘年中華道德發展歷史表明，具有跨越時空、超越偏見的核心道德，就是中國人的核心價值，因而，道德建設與發展的實質，就是核心價值的建設與發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背景下，如何從眾多中華傳統美德當中，精選和確定一些適合當今社會發展需要，易於青少年所接受，又能成為易記利行、人人皆知、「化民成俗」的美德，是一項重要歷史任務。古今中外，不同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其背後都是核心道德或是核心價值觀的矛盾與衝突。所有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衝擊與取代，都是核心道德或是核心價值觀的衝擊與取代。我國歷史上形成的核心道德，就是中國和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仁義禮智信」作為常「道」，在我國兩千多年來的歷史進程中，擔當了中華民族核心道德的功能，它是我國傳統道德之綱，它牽動、影響和輻射著整個社會道德規範體系，推動整個社會的道德教化，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這五個核心道德，對於確定中華民族文化發展路向，錘鍊民族性格，培育中華精神，起到了重要歷史作用。正是由於中華精神的力量，支撐中華民族才能長存不亡，衰而復興，在多災多難中始終奮進不止。因此，研究以「仁義禮智信」為內容，建構當代國家共同價值觀，值得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仁義禮智信」的內涵要現代轉化黨和政府要組織力量開展研究，對「仁義禮智信」逐個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作為建構國家核心價值觀體系的一種參照。這裡僅以「仁」為例。「仁」與「以人為本」有內在聯繫。「仁者，愛人」，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一種「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人文精神的體現。「仁」是人所以為人的道理，是人性的體現。「仁」是人類的愛心，是關心人、體諒人、照顧人、包容人。一個有仁愛之心的人，肯定會有良好品德和良好的人際關係，一定會成為有益於人民的人。早在抗戰時期，我黨就對承揚「仁義」二德，賦予了新的內涵：「有益於大多數人的思想行為謂之仁，處理關係於大多數人利益的事務而得其當謂之義。」而今，黨和政府提出的「以人為本」，胡錦濤同志主張的"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等等，都是仁德之體現。參照「仁義禮智信」建構國家共同價值觀「仁義禮智信」曾經是韓國的治國之綱。至今，它還展現在漢城（首爾）的主要建築上。漢城的東、西、南、北四座城門，各自名稱如下：東大門是「興仁門」、西大門是「敦義門」、南大門是「崇禮門」、北大門是「弘智門」，韓國的「仁義禮智」正是孟子「四德」。獨具匠心的是，建築在漢城市中心的「鐘樓」，被譽名為「普信閣」，這「信」與「四德」合起來，就源自漢代儒家提出的「五常」。新加坡政府於1990年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了國家五大共同價值觀：(1)國家至上，社會為先，(2)家庭為根，社會為本，(3)關懷扶持，同舟共濟，(4)求同存異,協商共識，(5)種族和諧，宗教寬容。這五大共同價值觀，就是新加坡政府領導人一再強調的「東方價值觀」、「儒家價值觀」、「亞洲價值觀」和「東亞價值觀」的具體化。是經過二十餘年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即「文化再生運動」的結晶。它使東方價值觀所固有的強大生命力，在現代社會再顯神通。參考我國歷史和當代東亞的經驗，初擬我國的五大共同價值觀：施仁政得民心（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建設小康……）持正義興天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法制社會……）崇禮儀序國家（人際和諧，建設禮儀之邦……）明智德弘理性（治國大智慧、科學發展觀、理性的民族、理性的社會……）普信德百姓寧（普天之下講信用，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國無信不寧……）這五大共同價值觀，首先要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座右銘，並成為幹部隊伍建設的核心標準。上行下效，示範於天下。其次,各行各業都要將這共同價值觀加以具體化,並長期實施。第三，要將這共同價值觀，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內容，通過各種渠道向全國人民廣泛而長期的宣傳。第四，將其納入「十一五」規劃，進行長遠戰略研究，這是新世紀前五十年的一項基礎建設，是兩三代人的工程。建構共同價值觀要立法和普及建構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共同價值觀，進而以共同價值觀為綱，建構新的道德規範體系，要聽取各方專家與權威的意見，更重要的是聽取和尊重人民大眾的意見。人民大眾不僅僅是被教育者，應當主要是建設者，他們要參與共同價值觀和新道德體系的論證和建設。（一）要立法對能否建構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共同價值觀，要開展群眾大討論，將共同意見與方案匯總，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經過法律程序定為國家共同價值觀。（二）文以載道價值觀是文化的靈魂，文化是價值觀的載體。要通過各種群眾性文化活動，讓人民大眾實踐與建設共同價值觀。要將中華傳統美德的承揚，融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活動之中。要研究和創新中國歷史上最能「化民成俗」的大眾化活動。中國年節是歷史文化積澱，是通過多種形式展現世人的嚮往與追求，宣揚真、善、美，打擊假、惡、丑的群眾性、社會性極強的活動。過中國年節為集中進行歷史、文化、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和愛國主義教育，提供了教育資源和環境，也是人民大眾參與建設共同價值觀的有效載體。中國節日問題是近些年中國社會上上下下都十分關心的議題，其深層反映的是傳統與現代、民間與官方、民族與國家、文化（價值）與器用（效率）的大問題，因此，不僅要大力提倡過中國年節，而且要有理性思考。（三）普及中華文化「經典」中華文化經典，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不僅是我國學術思想的歷史淵源，而且是國人修身經世之本，其價值永恆不朽，歷久而彌新。中國的傳統文化經典，包括政治、經濟、哲學、教育、科學、藝術等多方面的經典，這些經典之中又都包括著中華倫理道德與民族精神，是當今道德建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要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就需要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而需要學習和普及一些中國的傳統文化經典。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經典知之甚少以至無知，何談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與中華美德。要理解「仁義禮智信」，至少要讀一讀「四書」，《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四書」是儒家倫理教科書。儒家倫理道德的內涵，都在「四書」之中。要理解中華傳統美德的內涵，需要從讀「四書」開始。「四書」能使人體認中華文化的精髓，了解中國五千年立國的中心精神，肯定人性的尊嚴，確定人生目標和進德修業的準繩，鼓舞人奮發向上，培養完善的人格和提升處世的能力。《論語》主「仁」。在書中，孔子提出了智、仁、勇「三達德」、「主忠信」和「內仁外禮」之學。「仁」字在書中就出現105次。《孟子》主「義」。在書中，孟子提出了「仁義禮智」「四德」，為漢代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奠定了基礎。《中庸》主「中道」和「誠德」，為中國人奠定了人生哲學。《大學》主「修身」，內修於己，外施於人，為中國人指出了「修、齊、治、平」，實現人生價值的路徑。西方人將《聖經》作為人生寶典，東方人將《論語》作為自己的「聖經」，當代中國人應當將讀「四書」作為人生必修的教科書。當今，我國一批有遠見的企業家，在全面學習西方管理經驗之後，發現西方企業文化的背後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是麥克斯·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而中國的企業管理要從中國國情出發，要以中國文化與中國精神為依託，他們開始向中國文化與中國精神回歸。歷史與現實已經證明，有業績、有影響的中國民族企業的文化、理念與精神，都來源於對中國傳統文化智慧的繼承與弘揚、開發與創新。有330餘年歷史的「同仁堂」就是代表。大連萬達集團將2005年定為《論語》年，全體員工學習《論語》，從中華文化經典中開發智慧，尋求力量。一大批現代企業家自動組織起來讀中國「經典」，將推動一大批從來沒有讀過「經典」的黨政領導幹部急起直追，進而帶動整個社會對中國文化新的自覺、自尊與自信。可以預見，這種趨勢在今後會有大的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領域對中國文化的新認同與新需求，將從根本上提升中國文化的質量和影響，為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增添動力。它需要黨和政府的因勢利導。培育未成年人的核心價值觀應是一項文化發展戰略繼承和弘揚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內容的中華傳統美德，是一種核心價值觀的培育。這種培育需要一兩代人的堅持不懈。因為，要使得一兩代人具備這種價值觀，它至少需要五十年。因此，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要把培育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的重點，放在未成年人身上，使他們從小就親近中華文化，繼承中華美德，培育民族精神。近幾年來，在黨和政府的倡導下，各級各類學校開始重視中華傳統美德教育，但是，此項教育仍然處在一般號召的層面，還沒有從長遠戰略高度出發，使其「名正言順」地進入學校的「體內循環」。對於究竟應該進行哪些中華傳統美德教育，對於如何構建中華傳統美德教育內容的新體系，對於如何使中華傳統美德真正進學校、進課堂、進頭腦，還需要有一個獲得共識並有權威性的全國總設計方案。（一）要明確學校教育的歷史責任弘揚中華文化、承接中華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國的學校教育一切責任的內核，喪失了這個內核是最不負責任的學校教育，因而不再是中國的學校教育。落實這一內核的任務，是向學生傳授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和道德規範體系，進而真正提升他們的人文與思想道德素質，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二）要將中華「經典」列為必修課要讓新一代中國人從小接觸中華文化「經典」，了解中華文化精華。這既是中華民族文化意識的培育，又是中華精神與價值觀的教育。自宋代以來，儒家經典「四書」就成為學校的教科書。台灣省自1953年至2003年五十年間，在中學一直將「四書」作為中國文化必修的基礎課程，使得18歲至68歲曾經接受過高級中學教育的人，都系統讀過「四書」，這種教育並未影響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現代化，而且為三代人認同自己是炎黃子孫打下牢固的思想文化根基。在這項中華文化基礎教育方面，大陸與台灣相比是值得反思的。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黨和政府提倡弘揚中華文化，在人民大眾當中逐步擺脫西化的思想禁錮，重新挺直中華文化的脊樑，從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文化熱，轉向了20世紀90年代的東方文化熱。進入21世紀，中國人逐步意識到，沒有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就沒有完整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年，中國文化經典被趕出學校，是特定歷史時期社會變革的產物，儘管當時有其一定的歷史價值，但是也帶來中國文化斷裂和降低國人文化素養的嚴重後果。近十年來，在中國內地民間與教育界興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國學啟蒙」、「經典誦讀」活動。經典教育應當貫穿國民教育的全過程，應當按照學生的年齡特徵，不同學習階段加以連續而科學的設計，小學重在「背誦」、中學側重「讀講」、大學著眼「運用」。目前，至少有三四百萬青少年，正在通過各種形式誦讀「經典」，而且成為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面對如此大好形勢，必須因勢利導，由政府出面將中華「經典」，重新納入學校的正式課程。它將是黨和政府在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戰略上的一項重大舉措。（三）要立項研究由點到面地推廣對未成年人進行中華美德教育，是一項「百年樹人」的戰略工程，需要有戰略規劃，需要有理論上的研究與建設。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在大中小學進行中華傳統美德教育實驗研究，已歷經12個年頭。「八五」期間在北京選擇了三個區縣，在100所大中小學的4萬餘名學生中進行了前期教育實驗，「九五」和「十五」期間，以「學校中華美德教育與社區道德建互動研究」為題，被立項為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和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先後在北京、山東、黑龍江、南京、河南、湖北、湖南、重慶和四川等省市，選擇400餘所大中小學作為教育實驗學校，有60餘萬學生參與和接受了此項教育。教育實驗效果較好，也取得一些實踐經驗。建議黨和政府對於類似的教育實驗研究，給予總結、支持，並進一步充實力量，創造條件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一批堅持數年、效果顯著、經驗豐富的學校、縣市、地區，作為相對穩定的實驗基地，以點帶面，逐步推廣，穩紮穩打，堅持數年，必有大的成效。編輯：孫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