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六 秦漢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政治性格和命運

漢八年，匈奴派降將韓王信侵擾漢境，打到東垣（今河北正定縣南）。高祖又率軍前去征討，韓王信擄掠一通，見漢軍來了也就跑了。高祖回到洛陽，聽到商人趁著和匈奴打仗的機會，抬高物價，尤其是糧食和馬匹。於是下令：商人不得穿絲織衣服，不得攜帶武器，不得坐馬車，不得騎馬，不得做官；不得買賣人口，已經買的一律無償釋放；商人的人頭稅加倍。（參見林漢達主編的《前後漢故事新編》上「和親」）劉邦的這個規定，此前和其後，都實施過，差不多成為歷代皇朝的慣例。我們都知道，近代西方崛起，就是商人政治地位的提升，經商致富成為從政的資本，連皇室都入股商業，與商人一起發財。但是，在中國，商人的政治地位比農民還低，官員有權有勢，政治地位最高。我認為，中國——當然也包括與我們類似的文明古國——其所以兩千年來，經濟發展沒有實質性的進步，與皇權至上導致權大於法、商人沒有政治地位有直接關係。

是年，趙王張傲被貶為宣平侯，趙國併入代國，代王如意成為趙王。張傲是張耳的兒子，繼承了王位。本來劉邦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張耳，只是還沒成親。當初劉邦白登脫困後，回來路上經過趙國，就把一肚子氣撒到未來的女婿身上。趙王張敖本人到沒覺得什麼，一來他能當上趙王還是高帝的恩賜，二來也是自己的老丈人。可張傲的大臣相國貫高和大夫趙午等人覺得有失君王體統，就想謀害劉邦。他們背著張傲兩次刺殺劉邦未成。貫高的手下貫三向劉邦高密，高帝下令把趙王張傲和貫高、趙午等人索拿至洛陽。審得實情，與張傲無關，就把貫高和趙午等人殺了，張傲也丟了王位。其實，這些都是借口，劉邦死前的作為，已經證明了他早有撤銷異姓王國的打算。

漢八年，劉邦苦於匈奴的侵擾，想不出一個對付的辦法。於是就問劉敬。劉敬說：天下剛剛安定下來，將士們都已疲憊，不能用武力去征服了。冒頓單于殺父篡位，還娶了父王的妃子，以武力立國，不能用大道理去說服。應當從長遠考慮，讓其子孫世代為漢臣。只怕陛下難以做到。高帝問：我為何做不到呢？劉敬說：陛下若能把長公主嫁給冒頓，再陪送一大筆嫁妝，他就會讓長公主當閼氏（皇后），這樣長公主生的兒子就能當上太子。陛下每年把富餘的財物送些他們，幾年之後，再派人教他們禮節。冒頓是您的女婿，他死了，外甥就是單于。誰聽說有外孫敢和姥爺抗禮的！這樣就能不打仗而讓匈奴稱臣了。可是，陛下若捨不得長公主，讓宗室或後宮女頂替，被冒頓知道我們不肯與之結親，就沒用了。高祖說：好吧。呂后不肯讓長公主嫁給單于，高祖只好讓宗室女頂替。讓劉敬前往匈奴結親。對劉敬的和親之策，《資治通鑒》作者司馬光評論說：「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為趙後，又可奪乎！」司馬光已經看出了劉敬說辭的前後自相矛盾之處。謀劃匈奴侵擾這等軍國大事，劉邦不與張良、韓信及陳平等大臣探討，卻與一個「以口舌得官的齊虜」商量，著實讓人不解，此其一。其二，對付匈奴侵擾，劉邦總是親自出馬，難道他手下就沒有堪當大任的將軍嗎？或者說，那些將軍領兵打仗的本事都不及劉邦？其實，自項羽被打敗後，劉邦就對文臣武將不信任了。韓信被貶為淮陰侯之後就稱病在家，張良也借口身體不適閉門裝神弄鬼，為劉邦打天下立下大功的彭越和黥布也都在其封地享清福。最重要的是，劉邦當上皇帝後，就覺得自己哪哪都比別人強，總想顯示自己的能力，所以才會率軍親征。所謂和親，說白了只是給自己用財寶賄賂匈奴的一個幌子，實際上是讓他們不再侵擾中原。你想要的我都給你，你為何還要刀兵相見呢？所以我們看到，在集權政體中，權力最高的皇帝總是最聰明、最有智慧的，他或者親征，或者遙控指揮，結果卻都是輸。對付匈奴，和親也罷，征伐也罷，就是一個實力對比，如果你打不過他，或者不能滿足他的胃口，和親也不會阻止他的侵擾。與匈奴和親之事，是在劉邦死後三年才促成的。宗主國給藩國送禮，也算是中國的一個創舉。

漢十年，劉邦令陽夏侯陳豨為相國，統領趙、代軍隊守邊。陳豨效法春秋魏無忌，廣招賓客。趙相國周昌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劉邦。高帝讓人抓捕代地陳豨賓客中違法者，拷問實情，自然就牽涉到了陳豨。適逢高帝的父親死了，劉邦藉此機會召陳豨入朝，陳豨借口有病不來。九月與王黃等造反，陳豨自立為代王。高帝親率軍攻打陳豨。此時，韓信手下有一人得罪了韓信，韓信欲殺之。這個人的弟弟就向朝廷報告說，韓信欲謀反。呂后用蕭何計，騙韓信入宮，然後就把韓信殺了，還滅了韓信三族。這樣，劉邦所封的八個王，已經死了兩個，先是燕王臧荼，現在是由齊王、楚王貶為淮陰侯的韓信。

對於韓信之死，《資治通鑒》作者司馬光說：「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擒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拒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稱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擒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可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在司馬光看來，這出悲劇的責任是五五開，劉邦和韓信都有過錯。司馬光的觀點當然有道理，而這道理就是所謂君臣之道。在我看來，正是這個君臣之道，才導演了中國歷史上二千多年來不斷上演的悲劇。所以，韓信之死，就不能僅僅歸結於劉邦和韓信兩個人的責任。蕭何、陳平還有呂后能脫得了干係嗎？這不是幾個人的責任或過錯，而是極權政治文化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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