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剛教育是校園欺凌最惡劣的解決辦法

江湖的事江湖了,這源於中國人的生存經驗,還有一套叢林社會法則,或者,是一種在規則和仲裁機制無效的情況下,普遍的絕望情緒之反映。但用以牙還牙的做法來對付校園暴力,有幾個問題。包括它假設校園暴力是不可通過事前教育來防範的;對於那些無論如何自強,也永遠打不過人家的孩子來說,這也不是一個公平的方案。如果人人動用私刑,那還要警察和法院幹什麼?關鍵是,我們為什麼還要把孩子送到學校接受文明教化? 12月8日深夜,一篇名為《每對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園霸凌說NO!》的文章,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體平台上流傳,並激起了強烈的反響。撰文者自稱是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小學四年級某10歲男孩的媽媽。文中,這位母親描述了自己孩子在學校里受到同學欺凌的經過及其對孩子造成的嚴重傷害,還敘述了自己與學校、對方家長交涉中遇到的種種不順甚至刁難。

按照這位母親的陳述,事情發生在11月下旬的一天,在中關村二小的某男廁所里,她兒子被兩位男同學欺凌,被關在廁所單間內,遭到盛有尿液沾染便紙的廁所垃圾筐扣頭。滿臉污穢的他,哭著進行了自我清理。而在此前一年時間裡,這位男生就不斷受到被同學起不雅綽號等其他形式的欺負。遭遇此事後,男孩出現了入睡困難、易怒、極度需要陪伴、情緒激動等癥狀,經北京市第六醫院初步診斷,患有急性應激障礙。

另一個受欺凌男孩之死與一個時代

因母親在網路上的發帖,行文沉痛、內斂又積憤難平,引起了許多有類似經歷家長的感同身受。甚至,有不少成年人,從此文找到一個出口,吐露和分析自己當年成長過程中受到的欺凌,以及幼時遭遇對自己造成的長期負面影響。從這些討論透露出來的一個顯著事實是,在校學生中存在的欺凌現象,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少數學校、少數學生中才有的現象。它普遍存在,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重點學校還是普通學校,男生還是女生……欺凌甚至是暴力,從未在校園生活里缺過席。只是,把它當作一個問題,並且正視現實,找出根源和解決的辦法,需要學校、家長和社會意識上的轉變,並且由這樣的轉變,造成立法和制度方面的切實推動。

中關村二小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他被便紙垃圾筐扣頭,發生在校園的男廁所。廁所是許多校園暴力發生最主要的現場之一。因為它是一個隔離的空間,一般人沒事也不會去,又能逃過老師的視線檢視,因而時常成為校園秩序的法外之地。對於許多有受欺負經驗的學生來說,廁所就是他們的夢魘之地,甚至生死之門。

向老師投訴孩子遭欺負卻受到冷遇,另一位家長也經歷過。我要說的這位媽媽,叫陳君汝,住在台灣屏東。16年前,2000年4月20日的上午,她的孩子,國中(相當於初中)三年級二班的葉永鋕,在他最喜歡的音樂課上盡情高歌。那節音樂課,老師帶著學生一連唱了八首歌,最後一首是《珍重再見》。唱完之後,距離下課還有大約五分鐘,永鋕舉手告訴老師他要去尿尿。沒想到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永鋕之所以趕在下課鈴響起前向老師要求上廁所,是因為他不敢在課間上。這個男孩平時說話、行事陰柔,以致受到同學的性別歧視和暴力。因為「看他像女生」,一二年級時,他被幾位同學強行脫褲以「驗明正身」。被人強迫代抄作業、跑腿,在他簡直如家常便飯。這些同儕暴力無所不在、每天如影隨形,直到他倒卧在廁所血泊中的一刻,才得以解脫。

葉永鋕之死的真正原因,因涉事學校校長當時要求沖洗案發現場血跡,有關衣物證據被毀受損,至今未有明確結論。此事件引起台灣社會大眾對於校園霸凌和性別教育缺失的討論,永鋕過世兩年後,2002年台灣通過了《兩性平等教育法》(後修訂為《性別平等教育法》);經過家屬六年的不斷上訴、抗爭,2006年法院改判學校三名主管業務過失致死罪。2007年,台灣「教育部」根據葉永鋕事件拍攝紀錄片《玫瑰少年》。2009年《玫瑰少年》發行,主管部門將紀錄片送至全台灣高中,作為教材。許多平權人士和教育工作者認為,葉永鋕事件開啟了一個時代。

中關村二小,錯在那裡?

中關村二小涉事男孩母親在網文標題里用的「生死之交」,在葉永鋕母親陳君汝那裡,成了天人永隔。事實上,受欺凌孩子的秉性、遭遇,各有不同,但沒有哪個母親,能坐視自己的孩子成為下一個葉永鋕。這才有了中關村二小當事母親,在獲知孩子遭遇後,不厭其煩乃至忍辱負重向校方的交涉,才有了家長上網振臂一呼,爭取同情。

回顧葉永鋕之死,再對比中關村二小欺凌事件,事後校方的態度,兩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葉永鋕的基本人格權、性別尊重和最起碼的生理需求(上廁所),在校園裡遭悉數剝奪。校方從未將一個男生「不敢正常地上廁所」,視為問題並正視和處理。高樹國中的老師對校園中滋生蔓延的暴力根本未有察覺,事後才來責怪「同學為什麼沒有把事情告訴老師」,有的知道了,只是漫不經心的「罵一罵」。校方對學生在廁所內被強行脫褲的性別羞辱和暴力淡然處之,認為這「並不過分」、「只是好奇」,對於霸凌者,校方也僅僅止於口頭訓誡,而未加以適當輔導。

而在中關村二小這邊,根據男孩母親陳述,老師將欺凌直接定性為「就是開了一個過分的玩笑」;對方家長的解釋也跟老師如出一轍:「在孩子眼裡事實是清楚的,但到了家長的嘴裡就變成了玩笑,變成了我孩子就是有點淘氣,變成了孩子小就是沒有界限,變成了他就是隨手一扔根本不懂那筐臟不臟。」老師還質問受害男孩,「發生這事兒你怎麼不告訴我呢?我在間操時看見你也沒發現你有什麼不對勁啊!」而令家長憤而向教育局投訴的「爆點」,是班主任在未徵求孩子同意的情況下,讓受害者頻繁與欺凌的孩子互動,「非要讓他們在一起玩,還拍下看似『和諧』的照片發在班級群里」。

無論當事雙方孩子和家長提供的事件原委版本有何不同,但從以上校方反映很明顯可以看出,學校和老師不僅對欺凌的性質認識不清,對「玩笑」與「欺凌」的邊界稀里糊塗,而且,在處理手法也極不專業,很可能給受欺凌的孩子造成二次傷害。

什麼是「欺凌」或者「霸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止校園暴力:教師手冊》(Stopp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uide for teachers, 見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8/001841/184162e.pdf)的定義:如果一個學生,長期暴露在有意針對他們的、進攻性行為的環境當中,遭受身體和語言攻擊、毆打或者精神操縱,導致受傷或者不適,那麼這樣的處境,就是遭受到了校園欺凌。手冊接著解釋說:欺凌源於權力不平衡,具體表現包括挑逗、嘲笑、使用傷害性的昵稱,還有身體暴力或社會排斥等。欺凌行為可以是單獨進行,也可能是在同一組青少年中進行的。欺凌的方式,可能是直接的(跟受欺凌的孩子要錢),也可能是間接的 (比如一個班的學生傳播有關某個學生的謠言)。在網路時代,通過電子郵件、手機和網站對受害者進行騷擾和誹謗,則可稱為是網路欺凌。根據這個定義,欺凌跟「玩笑」、「好奇」的分野就很清楚,前者的行為是蓄意的和長期反覆的,並且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對欺凌的定義和後果認識不清(或者佯裝認識不清)的原因,是大事化小,推卸責任,實際上把未成年人的所謂「幼稚」,作為推卸成年人未儘管教之責,以及學校缺乏校園反欺凌指針、教學課程和具體懲治措施的結構。也就是說,把小孩當作了反欺凌制度性失職的擋箭牌。這不僅是對受害者的不負責任,也是對欺凌者的不負責任。遇到類似情況,很多學校和老師的處理手法,以消音和卸責為最大原則,也就是能不告訴家長的,則盡量在學生內部消化(因為學生最好控制),如果捅到了家長那裡,那麼盡量限制在學校解決和協調的範圍之內,不要捅到教育局和媒體那裡。在學校聲譽和政績考核壓力之下,受害者的感受和處境,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是考慮和需要照顧的重點。

事情發展到現在,應該說,無論是定性還是據以處理事件的依歸,重點不應再糾纏於,這到底是欺凌,還是青少年之間的玩笑、打鬧或者好奇上。這就是一起校園欺凌事件。問題的重點反而在於:為什麼學校沒能防止校園欺凌的發生?為什麼老師沒能發現呢?為什麼孩子不願意告訴你?在青少年的世界裡,欺凌與受欺,遵從什麼樣的規則,有何影響?我們的反欺凌教育,家長、學校和社會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制止校園暴力,陽剛教育是開錯藥方

在以上引用的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定義里,將校園欺凌歸因於權力不平衡。那麼這個所謂的權力不平衡,在校園的語境中,具體指的是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很多人回憶自己小時候,在外面受了欺負,被父母送去健身、練武、長跑的。因為按照大人的想法,別人欺負你,你唯有比他更強壯,或者比他跑得更快、更遠,自然就沒人欺負你了。這種「壞事變好事」,強調受辱之後「奮發自強」、推崇通過自我苦行來重獲、伸張男性陽剛的文化陳習,見之於無數武俠小說、動作電影橋段中。類似腳本,實際上縱容了暴力的誘因,且將受欺凌歸因於「你不夠強」。逆襲男孩養成術,就是從受欺凌者,變為不受欺凌,甚至有能力欺凌別人者。

比如在網上的討論里,就有網友批評「受欺負的孩子家長,尤其當爸的有問題,平時加強孩子鍛煉,受一次欺負下次拚命打回來,打不過沒事,讓人也知道也不是好惹的就完了,發啥朋友圈,真弱,這不就是連家長都tm打小報告嗎,更容易讓孩子小圈混不下去」,「這事就抑鬱,以後到高中,大學怎麼辦?」

江湖的事江湖了,這源於中國人的生存經驗,還有一套叢林社會法則,或者,是一種在規則和仲裁機制無效的情況下,普遍的絕望情緒之反映。但用以牙還牙的做法來對付校園暴力,有幾個問題。包括它假設校園暴力是不可通過事前教育來防範的;對於那些無論如何自強,也永遠打不過人家的孩子來說,這也不是一個公平的方案。如果人人動用私刑,那還要警察和法院幹什麼?關鍵是,我們為什麼還要把孩子送到學校接受文明教化?

以男生為例,在我們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里,很多時候把男生之間的競爭(無論是暴力還是非暴力的),看成是男孩經歷社會化過程變成男人的必經階段。許多家長和老師都覺得,培養男子漢,必要時就應該讓他撒野。如果爭強好鬥是值得尊崇的男性品質,那麼,欺凌與被欺凌,不過是男孩長大的題中應有之義。手無縛雞之力,挨打是你活該。更有甚者,假如一個男孩的表現,不符合傳統定義下的的男性陽剛,他本身就會成為一個問題(如葉永鋕那樣)。

因此,有必要追問一句,欺凌跟性彆氣質的關係是什麼?男孩間的暴力何以發生?我認為,聯合國定義里所謂的「權力不平衡」,是指男孩通過一系列實踐習得男性的性別優勢;這個優勢建立的過程,常伴隨著欺凌和其他暴力行為。雖然,不少男孩連自己都搞不清為何要欺負別的小孩(中關村二小的欺凌者說「我也不知為什麼」),但是,家長和學校,出於各種各樣原因,縱容此類「無厘頭」行為,為其背書何埋單,就會讓孩子逐漸相信,因為文化充分鼓勵他所屬的性別,通過競爭性的欺凌行為來取得對其他弱者的優勢,並且,他不會因暴力和欺凌遭受制裁、付出代價,作為結果,這種「權力的不平衡」,和霸權性的男子氣,便得以建立。在此情況下,呼籲陽剛教育,一方面根本無法讓所有男孩強起來,另一方面,更讓家長和學校對男孩養成方案背後存在的問題,視而不見。在一個競爭、教養都充分性別化了的社會裡,叢林法則的諸般邏輯,最後還是歸於性別。

校園不需要狼性文化

校園裡的欺凌事件,以及成人世界對所謂陽剛教育、男孩養成的種種偏執,與如今社會上推崇的」狼性文化」,實為一脈相承。所謂狼性文化,其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狼的殘忍,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的殘忍。狼性文化認可的是強者,不需要制度和仲裁機制來保護弱小者,它強調服從,並且由強者來界定孰優孰劣及優先秩序。

提及這一點,是因為中關村二小所在的中關村,有中國最密集的互聯網巨頭企業。這裡常被提到的企業精神,就是狼性文化。二小欺凌事件出來以後,很多網民也在討論背景的問題,比如誰的家長勢力如何。傳言難以證實,但不可不正視校園欺凌背後「權力的不平衡」,在其他方面的表現和關聯,比如階級、地域,以及政經權力背景的差異。小孩的妄為若背後有大人的撐腰,狼性不過是家長實力對比的外顯。有的孩子欺負其他的孩子,目的在於炫耀自己在學校里享有的特權。若我們社會裡的種種不公,延伸到了校園跟孩子那裡,教育者出於利益考慮,若含糊其辭、大事化小,等於充當了校園欺凌行為的維持隊和共謀者。

作為教育者,應該對社會上和校園內各種各樣的權力關係有所醒覺;並且防止基於權力關係、以強凌弱的狼性文化,入侵校園。這樣的權力關係,不僅限於孩童世界裡的以大欺小、以強凌弱,還有師生之間、校方和家長之間,各種互動背後的權力關係。可以說,受欺凌的小孩,他們遭受的身體傷害,可能短期能夠復原,但是在人格上,他們最初的人際敏感,就是在這重重的權力關係網之下,艱難地識別、避讓、跋涉。

比方說,在學校被人欺負,到底要不要告訴家長?就算事情了結,你還是要回到老師眼皮底下,隔離、報復會不會接踵而至,這都是受欺凌者需要考慮的。對於青春期的男孩女孩,「打小報告」,如何影響在異性或者心愛的人中間的自我形象,團體的、情感的、交往的、自我形象的……方方面面,並非一句「小孩子的玩笑」,就能概括欺凌後果的無法承受之重。許多受欺凌的孩子獨自忍受,以他們的隱忍和身心付出,度過人生最初的艱難時世,其長久的負面影響,難以估量。

如果老師們只想自保,校長們只顧脫清干係,學校如何能識別潛在的欺凌風險,防止出現下一個受害者,建設一個對欺凌零容忍的校園?

聽見受欺凌者的故事

在財新傳媒採訪受欺凌男孩父親的最新報道中,孩子父親強調:「希望(這件事)可以對欺凌問題的立法、各項文件(的制度建設)有幫助,讓各所學校,讓各個家長都能正確認識到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男孩父母依然堅持他們最初向校方和對方家長提出的四點要求:1、處理、懲戒施暴的孩子;2、保護兒子不受二度傷害;3、讓施暴者的家長道歉;4、對方承擔相應的治療費用。

值得注意的是,母親的公開信很明確提到,這四點要求的根據是教育部等九部門制定的《關於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這份意見的出台日期是2016年11月2日,他家孩子在學校廁所被屎盆子扣頭,是在11月24日。而校方直到目前為止,仍然堅拒這四點要求。

這說明,教育部門指導性文件出台,不等於受欺凌學生和家長維權就有了尚方寶劍。如何根據這份指導性意見,出台具體實施辦法,明確責任主體,建立追責機制,依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受欺凌者的生命經驗和抗爭故事,轉化為全社會的道德與法律共識,變成其他學生和家長可以學習使用的模板,對於推進校園反欺凌的制度建設,乃是一大關鍵。

葉永鋕事件之所以成為台灣校園反霸凌和性別平權歷史的標誌性事件,就在於它在不同人士和社群的努力下,通過它給所有台灣人,上了一堂社會通識課。在不同的教育現場中,有的老師把葉永鋕的故事,改編成兒童可用來全班集體閱讀的文本,有的老師則是口頭講述,或者用戲劇來教學。更多不同科目的老師,在平時講課與演講中,穿插和不斷重複,讓「葉永鋕」三個字,變成校園反霸凌的專屬代名詞。

我們希望,中關村二小受欺凌學生家長的公開講述,能成為一個新的時代開端。借這一契機,全社會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的校園反欺凌視野,由此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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