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如何實現L型長期中高速增長？

07-03

（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副院長在論壇上發表演講）

一認識減速：這次不一樣

現在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增長減速，其他問題都是衍生出來的。所以應該首先分析經濟減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國際和國內都有很多討論。

國際上各種聲音都有，有些人認為中國是周期性的減速，但大部分還是從長期趨勢角度來分析的。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幾個。

薩默斯認為經濟增速不可能長期持續超常，終究要回到均等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長速度（3%）。他們預測從2013年到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是5%，從2023年到2033年平均是3%，回到均衡。他們沒有給出理由，只是說有這樣的規律。

巴羅認為如果具備了若干條件，落後國家增長的速度會更快一些，最終會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趨同。但是從長期來看，趨同後的增長速度不會超過3%。中國過去大大超過這個速度了，最後也要回到這個速度上來。因此他對中國經濟的增速預測也是3%。這個預測已經被證明是錯的。上述兩個研究都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說儘管都在講中國，但是都沒講中國的任何故事。

艾肯格林把所有能夠找到數據的國家放在一起，發現了一些減速的規律。他們認為在中國目前收入水平上，任何國家都要減速，減速的幅度可以超過一半。他們在探討減速的一般規律之外，還包含了一些國別的因素，就是不同的國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總的來看，這些研究都很細膩，也發現了一些規律，但是都具有「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缺陷，講的更多的還是森林，而中國是一棵不同尋常的大樹，所以其結論對中國來說都不太適用。

國內也有很多研究，北大林毅夫教授的觀點比較有代表性，而且在方法論上是最有道理的。他主張中國的問題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造成的。在他看來，中國目前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20%，這個階段相當於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灣的1975年和韓國的1977年。在那之後這四個經濟體都經歷過20年的高速增長，所以他得出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8%的結論。這個方法是對的，但是用人均GDP來判斷發展階段可能忽略了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徵，即未富先老。雖然中國人均GDP比較低，但是老齡化程度已經超過了很多其他國家。

2010年，中國從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達到峰值。這個現象發生在日本的時候不是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期間；韓國是2010年到2015年期間，比中國還晚一點；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間。如果按人口轉變階段來看，中國的發展階段已經大大的不一樣了。

撫養比是人口紅利的指標。日本的人口撫養比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沒有馬上上升，而是穩定了20年，從1990年代才開始上升。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大體上也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點，新加坡和韓國跟我們都不多。這同樣證明了中國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開始喪失了人口紅利。

從這些角度看，中國可能沒有20年8%的增長速度了。優良的人口年齡結構能夠導致生產要素供給更好，勞動力充足，人力資本充足，勞動力的轉移還能使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儲蓄率和資本回報率。人口紅利消失意味著所有的因素都會變化。

我們預測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變化。2010年潛在增長率大體是10%，從那開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時期的7.6%，從「十三五」開始進入6.2%的階段。把實際增長率減去潛在增長率，可以得出增長率缺口。如果這個缺口是負數，說明沒有把生產能力充分發揮出來。只有在負的經濟增長缺口的時候，需求側的寬鬆才能導致經濟增長。

如果認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是10%，而現在的增長速度是6%到7%，會得出負的增長率缺口，就會認為增長率缺口是源於周期性、需求側的因素，就會期待政策刺激和V字型的反轉。事實上，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降下來了。經濟減速是因為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不是因為需求不足。

二刺激不起的潛在增長率

從生產函數的角度來看，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問題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個問題是勞動力的短缺導致工資上漲。與任何商品一樣，數量出現短缺，價格就上漲。在一定時間內，工資的上漲可以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去彌補，但是如果勞動力短缺過於嚴重，工資上漲得過快，勞動生產率跟不上，就會導致單位勞動成本的提高。

第二個問題是新成長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逐漸下降。新成長勞動力包括畢業未升學和輟學的，是每年能夠真正到勞動力市場找工作的人。這部分人代表著人力資本的增量。從2014年到2020年，這個指標的增長率是負1.3%。

第三個問題是大量的資本替代勞動，導致資本勞動比的上升，結果是資本回報率下降。

第四個問題是資源重配效率空間縮小，傳統模式的城鎮化即將減速。過去經濟增長既靠生產要素的積累，也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在中國，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來自於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高的部門。這種情況很可能也會越來越弱，甚至會逆轉。真正的農民工增量就是16歲到19歲的農村人口，這部分人口在2014年達到峰值，從去年開始減少。農民工的增長速度一定會大幅度的減慢，甚至近於零。這意味著急風暴雨式的勞動力轉移實現的資源重新配置也即將結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也會大幅度的減慢。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紅利

很多人對於供給側改革進度不滿意，這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並不是每個人都真信改革能帶來紅利。改革紅利看不見、摸不著，至少不敢說哪一項改革對應著哪部分紅利。實行需求側的刺激，可以計算財政開支增加多少或者銀行發放多少貨幣對應著GDP增速提高多少百分點。但是供給側改革做不到這麼確定。

第二，改革要靠全社會努力。改革成本可以確定由誰來承擔，但改革紅利不是由某一個城市排他性獲得的，而是造福經濟整體。由於改革成本的分擔和紅利的分享還沒有界定清楚，因此產生了改革的激勵不相容問題，造成改革難以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眼於勞動參與率、生育率、人力資本、企業成本、全要素生產率，以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提高勞動參與率主要指的不是延長退休年齡，而是讓農民工繼續轉移，在城市待下去。提高生育率、推動教育和培訓有利於未來的增長。更重要、更長期的增長潛力來自於全要素生產率。

但是用不同的方法推進改革的節奏不一樣，會帶來不同的效果。根據權威人士的說法，就算不刺激，經濟也跌不到哪兒去，到2050年中國經濟增速才會降到世界平均值，在這之前還是高於世界平均值的。但是不能因此不改革。通過改革，經濟增速就可以更高，到2050年還在世界平均值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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