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眾聲喧嘩，我獨犀利

　　王安憶

　　1954年生，作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成名於1980年代中期，至今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代表作《小鮑庄》《長恨歌》《遍地梟雄》等，新作《天香》於2011年榮獲第四屆華語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

　　借著上海書展，王安憶多次出現於公眾面前，談閱讀、談作家、談城市生活。難得的是，平日極少露面的她，還對記者談了曾經的「心理障礙」《長恨歌》，以及今年最新作品對自己創作生涯的意義。

　　文 唐騁華 圖 丁嘉 資料 　　

對我來說文學有一個無用之用，就是使人生變得有趣一點。陳丹青說得很對：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了藝術，不喜歡藝術的人也會覺得很無聊。

　　很少人知道王安憶的犀利，因為她很少出現在公開場合。幸運的是，在2010年記者曾領教過一番——對大多數問題，她都三言兩語、點到即止，懂不懂，全賴你的悟性和造化。至於《長恨歌》，她乾脆拒絕回答，理由很簡單，時隔久遠，記不清。她還拒談創作中的小說，理由？沒有，就是不願意。

　　2012年8月，借著上海書展和世紀文景成立十周年的契機，王安憶的曝光率大大提高，也讓更多人見識了她的犀利。例如，在世紀文景主辦的「文藝，能否改變一座城」論壇上，張大春、唐諾等嘉賓皆侃侃而談，王安憶卻上來就直言：「我不知道文藝能不能影響城市，但是城市肯定影響著文藝。文藝不是自然的東西，城市就更不自然了。」

　　更令人意外的是，王安憶居然破天荒地幽了把默。按規定，每位嘉賓發言15分鐘，她則聲明：「這些時間我都要，但以按揭的方式。」正當台上台下笑聲四起，她話鋒一轉，指出「把話說得幽默，使大家喜歡我們」，恰好表現了是城市改造了作家。

　　其實王安憶並沒有那麼「痛恨」城市，關鍵是什麼樣的城市。她羨慕香港、台北，因為那裡文化事業興盛，讓她觸摸到了人們對文學的需要，「就像需要吃飯、需要躺著睡覺。」反之，有些大都市雖也蘊含著巨大的需要，可這種需要和作家、和文學的關係不大。那作家如何在其間獨立地生存、寫作呢？這才是王安憶內心最深處的擔憂，她的犀利，或可視作對此類擔憂的表達與折射。

　　寫作者太虛弱，城市太強悍

　　生活周刊：兩年前您接受我們採訪時就說，在上海生活壓力大，需要一顆強悍的心，而今天您對城市的批判更加深刻了。

　　王安憶：現在都說要回歸自然、回歸田野，但真把我放回農村，恐怕待不了一天。上山下鄉的時候，我們這些上海孩子到了農村，真的是焦慮、真的是不習慣，想家、想城市生活，只要有可能就立刻趕回來。我們回上海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吃冰淇淋，不管春夏秋冬，因為冰淇淋是城市的產物。

　　可一旦住在城市，尤其成為作家，又覺得很多東西應該被批判。你看西方古典文學，在經典作家筆下，城市是一個陰鬱的地方，像《約翰·克里斯朵夫》中的巴黎、《尼羅河上的慘案》中的倫敦，生活那麼無望、那麼悲慘，完全像地獄。某種程度上講，我們都是被城市教壞的人，在一個再造的、第二手的生活中生活。

　　生活周刊：但您最受好評的作品，如《長恨歌》《天香》都只能發生在城市當中，您也抹不去「上海作家」這個標籤。

　　王安憶：所以說我和城市的關係是緊張而微妙的。城市有個好處，它把人的需要綜合歸納起來，效率高，很便利，有安全感，你可以一個人生活。而在農村，你無法脫離宗族、組織。但是作家對城市能有多少改變呢？相反，是城市不斷地改變作家、改變文學。

　　生活周刊：您也被改變了嗎？在大眾眼裡您依然是純文學作家，曝光率少，從不參加商業活動。

　　王安憶：《長恨歌》不是改造成電影、話劇了嗎？我剛開始寫作的年代，作者還是安靜的、自然的，這有點像種地，你慢慢種，讀者會買你的書，他們也沒有太高期望，讀你的文字就可以了。但是今天，突然你的形象很重要，那麼多人要看到你、聽你說話，我們必須要把話說得非常幽默，使大家都能夠喜歡我們。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斷地被改造，要和產業、和資本合作，納入產業鏈中。然而寫作者是生活的弱者，比如說莫言、賈平凹，都不是那麼積极參加生活的，作家只能在想像的世界裡實現自己的人生藍圖。相比之下，城市生活是非常強悍的，怎麼能指望作家去改造它呢？只能是被它改造。

　　生活周刊：但您仍然在寫作，並且對這種改造是有所抗拒的。為什麼？

　　王安憶：文學真的是一點用處都沒有，既不能吸引資本，又不能創造太大價值。但對我來說文學有一個無用之用，就是使人生變得有趣一點。陳丹青說得很對：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了藝術，不喜歡藝術的人也會覺得很無聊。

　　新作，比《長恨歌》跳躍了一大步

　　生活周刊：談談《天香》吧。兩年前您透露「正在寫一個長篇，超過三十萬字」，實際上《天香》遠遠超過這個篇幅，而涉及的內容就更浩大了，像個「大工程」。

　　王安憶：我本意要寫上海的「顧綉」。大概是30年前吧，從上海的掌故里注意到它，描述很少，可有一點使我留意，那就是女眷的針線，後來竟演變成維持家用的生計。在當時，閨閣物件流出去算傷了大家族的體面，而顧綉還要出售，可謂犯了大忌！正是這種戲劇性吸引了我。但真要納入寫作計劃，需要極大的決心。我是寫實派，小說雖虛構，但應該在真實的情境下發生，於是我必須了解顧繡的來龍去脈，一旦進入，就發現每一樣素材似乎都是為這故事而準備的。所以，《天香》的浩繁複雜是素材決定的。

　　生活周刊：太強調真實性會不會束縛作者的想像力？

　　王安憶：史料也並不多。顧氏家族的男人揮金如土，這才落得要女人養。可他們如何花錢呢，史料上翻來覆去就這麼幾句話，以至於我四顧茫然。小說還不能簡單地寫玩樂，這玩樂應和際遇有關，還藏著人生觀。這樣路徑倒寬闊了，人物性格豐滿起來。我的標準是史實不能有硬傷，寫到哪兒功課做到哪兒，請教了很多專家。認真和寫小說不矛盾，我寫作一直很認真。

　　生活周刊：綉女這個群體等於被史料忽略了，而您為她們立傳，巧的是，《天香》獲得了第四屆華語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

　　王安憶：和《紅樓夢》那是不敢比的！前面講過，顧綉里最吸引我的是這群以針線養家的女人，為她們設計性格和命運令我特別興奮。

　　生活周刊：這興奮似乎沒有體現在字裡行間，人物的情感都很含蓄、剋制。

　　王安憶：古人的感情是節制的，林黛玉和賈寶玉生死相許，仍然有禮有節。感情的總量是有限的，細水方能長流，縱情、縱性消耗得快，所以誰也沒白做人、誰也沒多吃多佔。

　　生活周刊：《天香》應該是繼《長恨歌》後您最受好評的作品了？

　　王安憶：確實，在大家眼中《長恨歌》特別出色，得獎，改編成電影、話劇等等，很多人都認為我無法再超越了，甚至連我自己也覺得比較難。其實我的創作是有進步的，像《啟蒙年代》，但步子太小，是蝸牛式的。說實話《長恨歌》太成功了，都成了我心理上的一個巨大障礙，我必須有個大跳躍，證明自己在進步。

　　生活周刊：這是一種使命感？

　　王安憶：我不敢說有，但是會有價值取向、有審美要求，而這些都會決定作品的走向。它或會影響自己，或者影響當下的生活，或者影響將來。

　　王安憶：某些「主流」不符合我的審美

　　解讀新作《眾聲喧嘩》———

　　「歐伯伯和被媽媽和姐姐寵大的年輕保安『囡囡』，兩人都有語言上的障礙，東北女人六葉說話很流利，但說的多是假話，三人在一起是語言的盛筵。」

　　王安憶新作《眾聲喧嘩》，1月由九久讀書人和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收入最新小長篇《眾聲喧嘩》以及6部短篇小說。近日，王安憶和記者小聚，解讀《眾聲喧嘩》。

　　王安憶說，之所以寫《眾聲喧嘩》，源於邂逅一個開紐扣店的老人。「一次走進一家紐扣店，是一位說話有些困難的老人開的。對一個孤寡老人來說，開這樣一個小紐扣店是個很聰明的主意。它很輕巧，不費力，但又能保持跟這個社會的接觸，不寂寞。就想為他編前史。我作品裡關注的都是很邊緣的人。曾有人對我們說，上海這麼發達，股市這麼紅火，怎麼不反映上海？其實，這樣的『主流』進入不了我們的審美視野，美學關注的是獨特的存在。」

　　入王安憶之眼，一些城市邊緣小人物之間，比較詩意，而「一些老闆一樣的『主流』我倒覺得生活得像機器一樣的，和員工、下屬的關係是一種決定性的關係」。「歐伯伯和被媽媽和姐姐寵大的年輕保安『囡囡』，兩人都有語言上的障礙，東北女人六葉說話很流利，但說的多是假話，三人在一起是語言的盛筵，眾聲喧嘩。」

　　王安憶把歐伯伯這個寧波來滬老人寫得很通達，「主要是對一個變化的社會，持一種接受的態度」。當年輕的保安生活上遇到不順，煩躁不安時，歐伯伯把紐扣倒了出來，讓他一個一個地慢慢數。「數紐扣就像數念珠一樣，是一種修行。歐伯伯是數紐扣，我則是寫作。」

　　王安憶說，寫作需要大量的清閑——儘管迄今，她還總寫短篇。「對練筆很有好處。可以練構思，練文字，練語言。」 她說，自己「90年代以後創作的小說都比90年代以前的好讀，現在在向故事妥協」。「小說要講故事，講得好聽。小說生來不是偉大的，是世俗的。」

　　《眾聲喧嘩》中，還有王安憶對上海這類大都市的另一觀感：「外鄉人進入這個城市，很有生機，慢慢地把這個城市原有的市民階層擠出去了。真正的老上海人多很落魄，有些式微。」

　　另悉，王安憶中篇小說系列八卷3月即將推出，收入王安憶自創作以來所發表的36部中篇小說作品。

　　文/記者 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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