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刊薦讀：舉輕若重的偉大公僕周恩來領袖之間 (一)

法國前總理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說：「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忠誠的合作者，這不僅是由於他擔負的責任繁重，而且還由於他非凡的品格和他在最困難的挑戰時所獲得的經驗。」

領袖之間（一）

任何偉人的產生都不是孤立的，有他的時代條件，有他的社會背景，有他的群眾基礎，有他的組織依託。而作為政治領袖，相互之間的友誼和合作是極端重要的。

周恩來同毛澤東的合作，堪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領袖之間合作的典範。

這是造就毛澤東和周恩來這樣的偉大人物的必要條件，也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範例。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為了紀念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民族解放、民主運動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這座頂天立地、正大莊嚴的歷史豐碑，碑身正面是毛澤東題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毛澤東的字，虎踞龍盤，雄風萬古；碑身背面是由毛澤東撰文周恩來書寫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周恩來的字，奇逸秀雋，渾然天成。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字，主題一致，風格不同，一綱一目，相得益彰，成為周恩來同毛澤東天衣無縫互補關係的最好象徵。

他們的年齡只差五歲，屬於同代人，但是不同的出身和生活環境使他們養成了不同的氣質。毛澤東舉重若輕、大氣磅礴，周恩來舉輕若重、周到細緻。毛澤東質樸直率，周恩來文雅機敏。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幽默風趣，但毛澤東歷史典故瞭然於心，常常信手拈來，常用講笑話的方式說明問題；周恩來則對現實洞若觀火，他更喜歡擺事實講道理，條分縷析，來闡明自己的見解。毛澤東會一時興起斷然採取行動，而穩健的周恩來卻在採取行動之前總是深思熟慮地權衡輕重，審度利弊。

周恩來和毛澤東都是南方人，但是他們出身不同。毛澤東出生於湖南韶山一個中等水平的農民家庭，他很熟悉農村，又特別重視調查研究，深知土地的價值。大多數湖南人愛吃辣椒，毛澤東也不例外，他把吃辣椒當成一種挑戰，「不辣不革命」。他從童年起就下地幫父親幹活，只能在家裡點著油燈斷斷續續讀一些書，後來才進入省會長沙的湖南第一師範。以後他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這是他一生讀書最多的時期。他一生酷愛讀書，手不釋卷，基本上是自學成才的。他在青年時代從未離開過中國。

周恩來則大不相同。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他的父親是舊官吏，自己是家中的長子。他出生時，家道已中落。周恩來在瀋陽小學、天津南開中學讀過書，後來先後到過日本、法國和德國學習，在歐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因此，周恩來早年就受到外國的影響。人們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不同性格比喻成「湖南辣椒」和「紹興黃酒」，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九三七年，周恩來和毛澤東、博古在延安，他們正值青春年壯，血氣方剛，豪情激蕩，是那個朝氣蓬勃的時代縮影。

一九三八年，周恩來和毛澤東在延安。

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

一九四五年九月，毛澤東為爭取抗戰後實現國內和平，親自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周恩來等人的協助下，經過一個月的談判鬥爭，終於簽署了《雙十協定》，毛澤東於十月十一日乘飛機回延安。毛澤東走後，重慶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的閣樓上，報務員頭帶耳機在靜靜地聆聽；周恩來在焦急中來回踱步。他把毛澤東送上飛機，就從機場趕回到這裡，等待著毛澤東平安到達延安的消息。周恩來的擔心事出有因。就在前幾天，蔣介石不知為什麼，突然提出要用他的專機送毛澤東回延安，周恩來為這件事非常不安。毛澤東來重慶時，是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陪同的。在毛澤東要返回前，赫爾利準備奉命回國，蔣介石又把張治中派去甘肅省當省主席。周恩來得知這些情況後，立即去找赫爾利，一見面就嚴肅地對他說：「大使先生，你把我們的主席接出來了，你就必須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你現在想走，這是不行的，你這個時候走，將失信於天下人！」接著他又去找張治中，情緒激烈地對張治中說：「文白兄，你不能失信於天下人，你不把主席送回延安，我們堅決不答應！」後來，周恩來又去見蔣介石，態度堅決強硬地同他交涉，並機智地提出，請張治中親自護送毛主席回延安，然後再從延安乘飛機去蘭州。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和政治影響不得不同意周恩來的要求。就這樣，毛澤東在張治中的陪同下，啟程飛回延安。當電台收到黨中央的電報，得知毛澤東平安返回延安時，周恩來長長地鬆了一口氣，同報務員一起高興地笑了。

在重慶談判的四十多天里，周恩來無時無刻不在牽掛著毛澤東的安全，對每一件細小的事情都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延安上飛機前，周恩來派警衛人員登機檢查毛澤東的座位和安全帶。上飛機後，他趁毛澤東向歡送的人們揮手告別的時候，又親自檢查了一遍。並且還特別向隨行的警衛人員交代：「到重慶後，要機警，要細緻，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確保毛主席的安全，不能有任何一點疏忽。」毛澤東去重慶談判的時候，戴了一頂淺灰色的太陽盔帽子。這也是周恩來建議毛澤東戴的。因為這頂帽子跟軍帽相比，與談判的氣氛比較和諧，表示出對和平的誠意。同時又象徵著對革命先驅孫中山的一種敬意，孫中山先生就經常戴著這樣一頂太陽盔帽子。周恩來和王若飛等陪同毛澤東到達重慶九龍坡機場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強烈歡迎。正當前來歡迎的各黨派代表彬彬有禮地向毛澤東走去時，中外記者卻一擁而上，把毛澤東團團圍住。他們搶著提問題，搶著握手，有的遞名片，有的報姓名，照相機「咔嚓」、「咔嚓」地響個不停。這可急壞了各黨各派代表，他們無法接近毛澤東。民主人士沈鈞儒年邁體弱，身體矮小，他用儘力氣往人群中去擠，不停地喊：「我是沈鈞儒，請讓一下！請讓一下！」也不管用。周恩來看到這種情景，急中生智，把從延安帶來的紙包高高舉在空中，大聲對記者們說：「新聞界的朋友們，我從延安為你們帶來了禮物，請到這兒來拿吧！」這一招真靈，記者們一下子圍攏過去。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已能同各黨派代表握手交談，才微笑著打開紙包，向記者們分發禮物。記者們拿到手中一看，原來是毛澤東抵達重慶機場時的書面談話，於是趕回城裡搶發新聞去了。

到重慶後，周恩來和毛澤東曾在林森公館住了一夜。林森是國民黨政府前主席。一到那裡，周恩來就特別交待警衛人員仔細檢查住宅及其周圍的安全。警衛人員檢查完畢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怕年輕人大意，不放心，自己又親自仔細檢查。除主要地方外，連床上床下，枕頭被褥都看，在椅子上坐一坐，然後才讓毛澤東進去。住下後，周恩來又叮囑警衛人員房間不要亮著燈一直工作到天明。第二天，周恩來和毛澤東搬到了位於化龍橋紅岩村十三號的我八路軍辦事處。一切安排妥當後，他還要在毛澤東床上坐一坐，看是不是搖晃，有沒有聲響。紅岩村十三號是一幢不大的三層樓房，它位於重慶城郊嘉陵江畔的一個紅土坡上。它的公開名稱是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人們簡稱為八路軍辦事處。實際上，領導整個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地下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設在這裡。別看地盤不大，卻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指揮部和大本營。這裡的交通不好，出門就是坡路，有一百多級石階，汽車不能通行。毛澤東住在這裡，離市區較遠，接見各界朋友不太方便。張治中主動提出把他在市區曾家岩的公館「桂園」騰出來，給毛澤東使用。在重慶期間，桂園就成為毛澤東在市內的辦公地點。每天早上八點左右，毛澤東從紅岩村乘車到這裡辦公和會客。下午六時左右再從桂園乘車回紅岩休息。每次毛澤東外出，周恩來總是親自陪同，坐在一輛車裡，他對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全始終保持警惕。

九月一日，中蘇文化協會舉辦蘇聯民族生活展覽，邀請毛澤東和周恩來前去參觀。那時，蘇聯和國民黨政府有外交關係。警衛人員向周恩來建議，這樣的公共場合很不安全，要毛澤東別去參觀。周恩來說毛主席已決定去了，要他們把保衛工作安排好，保證毛主席的安全。本來毛澤東參觀展覽的事是保密的，可重慶市民得知了這一消息，紛紛向展覽館涌去，都想見見毛澤東。四川的房子用木板搭成的多。人一多，地板壓得吱吱作響。周恩來看到這種情況，馬上從毛澤東的後面擠到前面帶路。陪同參觀的張治中也說，這房子危險，毛先生離開這裡吧。毛澤東卻堅持要看完再走。展覽會的人越來越多，擠得水泄不通。不一會兒，張治中也被擠得不見了蹤影。周恩來非常著急，對警衛人員說：「你們不用管我了，要保護好主席的安全。」他走在毛澤東前面開路，一邊走一邊喊：「請大家讓一讓，請大家讓開路。」同時讓警衛人員圍攏在毛澤東身邊，保護他擠出大門上了汽車。警衛人員看到，周恩來的額頭布滿了汗珠，鬢髮都濕了。

十月八日，也就是毛澤東決定返回延安前三天，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那天晚上，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到軍事委員會禮堂，參加張治中為歡送毛澤東回延安而舉行的雞尾酒會。酒會後，在禮堂看戲。來這裡之前，周恩來讓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李少石秘書乘車送走了一位前來拜訪周恩來的民主人士。李秘書是共產黨員，他是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的女婿。返回途中，李少石遭到國民黨士兵的槍擊，子彈打中了胸部，傷勢嚴重。開車的司機是臨時雇來的，他把李少石送入醫院搶救後，自己偷偷地逃跑了。警衛人員來到正在看戲的周恩來身邊悄悄告訴了這個不幸的消息，周恩來聽後為之一震，但他沒有立刻驚動毛澤東，只是對他輕輕說了聲：「有點事，我出去一趟。」然後，立刻找來國民黨的憲兵司令張鎮，同他一起趕到醫院。他責令張鎮要嚴加偵查，抓住兇手，並要他用自己的汽車，親自護送毛澤東回紅岩，保證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把一切安排妥當後，又輕輕走進劇場，仍然回到原來的座位，一直默默地坐到戲演完散場，毛澤東向主人道別上車為止。他沒有把這個非常震撼人心，也使他本人悲憤欲絕的慘案向毛澤東透露一個字。毛澤東始終坐著看戲，不曾知道已經發生的這個大事故。據在場的人後來回憶說，周恩來在劇場內外顯得就像兩個人，是政治上的高度警惕和對毛澤東安全的赤誠關懷，使他在劇場上如此鎮靜。

當天晚上，辦事處開會研究李少石被殺事件，很多人感情激動，都認為是國民黨策劃的政治暗殺，並把它同毛澤東的安全聯繫起來。只有一個年輕人說：「我不明白，司機事後為什麼自己跑了？」他這話一說，許多人都批評他警惕性不高。周恩來卻冷靜地讓他繼續往下說。年輕人繼續說：「在我們四川，有時司機開車很快，不小心把國民黨士兵碰了，喊停不停，士兵就會舉槍打，會不會是這個緣故？」周恩來聽後，嚴肅地說，這有點道理，要研究一下。事後經過調查，情況果真是這樣：司機開快車，撞上路邊一名國民黨士兵。班長見汽車不停，就朝汽車開槍，擊中了李少石。事情弄清楚後，周恩來親自去醫院看望了那位受傷士兵，表示願承擔一切醫療費用。這件事的處理，也使人看到周恩來光明磊落、實事求是的品格。

一九四六年，《雙十協定》簽訂後，周恩來繼續留在重慶。

在整個重慶談判的四十多天中，周恩來白天協助毛澤東處理繁重的工作，晚上，他繼續召開會議，檢查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認真仔細地安排毛澤東的日程。他對主席的關心愛護，比警衛人員做得還細緻，甚至連毛澤東喜歡吃紅燒肉和炒辣子都反覆交代。毛澤東在重慶應酬很多，但他不能喝酒，一杯酒下肚，就滿臉通紅。在宴會上，人們都爭著向他敬酒，周恩來怕他的健康受影響，總是替毛澤東喝光那一杯又一杯盛情難卻的酒。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儘管談判緊張，社會活動頻繁，但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和照料下連一次小感冒都沒有患過，始終保持著良好的身體狀態和旺盛的精力。

據周恩來衛士韓福裕回憶，剛建國的時候，有一次，他隨總理到中南海服務處理髮、刮鬍子。總理坐到理髮椅上後，屋內地方小，他就把他的外衣搭在右臂上，退到門外。這時毛主席突然想起一件什麼事要找總理商量，秘書們用電話一問，說總理去理髮室刮鬍子去了。那時毛澤東、周恩來之間的關係親密無間，又都住在中南海內，主席就帶上警衛徑直找到理髮室。韓福裕一見主席來了，就要向他行禮，但手裡拿著總理的衣裳，不好使，只好成立正姿勢，向他行注目禮。主席的衛士就告訴主席，這是總理的衛士。主席很隨和地問：「你叫什麼名字？」韓福裕就趕忙告訴他，叫「韓福裕」。說過之後，考慮到自己的山東口音主席不一定聽得清，又進一步補充說：「是韓信的韓，幸福的福，粟裕的裕。」主席一聽笑著說：「你這個名字好呀，包含了中國兩個大軍事家韓信和粟裕，你還比他們都幸福。」逗得在場的人都笑了。這時，總理聽說主席找來了，就打算讓理髮師停下手中的活，主席連忙制止：「我沒有急事，等你刮完了再談不遲。」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佩戴的那枚像章，最能反映他的心曲。那年月，時興佩毛主席像章，就像現在姑娘們戴胸針似的，幾天一換，換得越勤越有光彩。周恩來胸前也戴著一枚像章，但他從來沒有換過，一直到逝世，他胸前始終戴著那枚像章。那枚像章上，毛澤東的頭像佔三分之一的面積，在剩下的三分之二的面積上，是毛澤東手書的「為人民服務」五個金字。

一九五四年九月，周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

關於這枚像章，周恩來的護士講過一個小故事：

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護士走到周恩來辦公室門口，一看門是半開的，護士探身朝里瞧了一眼，只見周恩來在辦公桌上攤了一大堆毛主席像章，周恩來正站在那兒仔細地挑選著。護士一見這麼多像章，就被吸引住了。那時，毛主席像章風靡一時，連外國人都被吸引得要個像章戴戴，更不用說國內的人了。一見這麼多亮晶晶的像章，護士也走不動了，一心想看看有沒有新樣式的。周恩來一抬頭，看到了護士，就招呼說：「進來，進來。」平時，護士是不進周恩來辦公室的，怕影響周恩來工作。但這次，抑制不住好奇心，她就進去了。周恩來手裡捏著一枚像章說：「過來看這些像章，我看來看去就喜歡這一枚。」護士探頭一看，不是流行最廣的圓形毛主席像章，而是那枚長條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章。當時桌上不止一枚「為人民服務」紀念章，一見周恩來說好，護士也揀起一枚保存了起來。據說，後來有一回去廣州，賓館裡的服務員要求跟周恩來換像章。周恩來見她那麼勇敢，就笑著說：「你喜歡我戴的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一聽這話，小姑娘忙不跌地自己動手摘下了周恩來戴的像章，又把自己戴的一枚毛澤東頭像紀念章給周恩來別在胸前。晚上，周恩來摘下那枚像章，仍然換上一枚「為人民服務」紀念章，這枚「為人民服務」紀念章一直戴到他去世。

由此可見，為人民服務，是領袖之間、領袖和人民之間最真摯的感情基礎。「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幾次說到，「對周恩來的任何攻擊，必將遭到人民的堅決反對」，「周總理打倒了，誰來治理國家呢？根本辦不到，反周民必反。」當紅衛兵提出批鬥周恩來的要求時，毛主席甚至說過：「好吧，讓我也去陪斗吧。」

一九六〇年五月，毛澤東、周恩來一行視察長沙，工作之餘，到江邊散步。遙望橘子洲頭，百舸爭流，萬帆競發，毛澤東逸興遄飛，口佔一上聯：「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聯動靜相對，意境悠遠，三個斷句，兩處「頂針」，「洲」和「舟」又是諧音，應對難度極大。毛澤東對身邊的周恩來說：「恩來，我一時江郎才盡，請你來個錦上添花如何？」周恩來才思敏捷，熟諳地理，了解長沙，竟於百步之內得佳句：「天心閣，閣中鴿，鴿飛閣不飛。」天心閣系長沙市內一景，與橘子洲相對。即工整又流暢，整個對聯渾然一體，兩位偉人相對而笑。

一九五七年 周總理在北京飯店，會見波蘭總理約.西倫凱維茲。

我們從周恩來過生日和毛澤東過生日的故事中，也可以體會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深切感情。

周恩來從來反對為自己過生日。一九六〇年，周恩來六十二歲了。身邊的工作人員商量後，決定不公開地給周恩來過一次生日。那天鄧穎超不在家，衛士去找廚師桂師傅。桂師傅解放前就是南京的一位著名廚師，手藝高超。自從來到了周恩來這裡後，幾次做好菜給周恩來吃，都被周恩來批評一番，周恩來說這樣浪費。挨批評多了，桂師傅一聽搞新花樣，就害怕。衛士說：「不要緊，你先搞點炸醬麵，這是生日面，長壽的意思；再做個大壽桃，看機會，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桂師傅在周恩來身邊多年，對周恩來感情也極深，從心底，也是願意為周恩來過生日慶賀一番。何況，他覺得炸醬麵是極普通的飯，用面蒸個「壽桃」也不費什麼，於是，他就照辦了。那天，周恩來開國務會議，大家在家裡等他。孫維世是這次過生日的「主謀」之一，她興沖沖地先走了，還帶來了生日蛋糕。當然她沒敢貿然擺到飯桌上，而是先藏在廚房裡，以便見風轉舵。周恩來一回來就開飯，先端上來是炸醬麵。周恩來拿起筷子剛要吃，忽然覺得不對勁，他抬起眼睛問：「怎麼回事，幹嗎今天吃麵條？」沒人回答。周恩來把碗筷一推，說：「我不吃了。」一看要砸，衛士忙解釋道：「這不是專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趕上吃麵條。」周恩來生氣地截斷他的話：「你這是不打自招！」衛士沒轍了跑到後面請孫維世勸勸周恩來。孫維世正琢磨怎麼上蛋糕呢，一聽周恩來生氣了，趕緊擺手說：「不行，我要是去勸，這塊蛋糕也完了。」這裡正僵著，門外傳來了陳毅的大嗓門。勸周恩來，陳毅是把好手。衛士急忙迎出去，對陳毅耳邊說：「今天是總理的生日，我們給他做了點麵條，誰想到他急了，飯也不肯吃。還得請老總幫勸勸。」陳毅聽完，笑著點點頭，進門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麵條。正好我也愛吃，好久沒吃上了，總理，我們一塊兒吃點兒行嗎？」無奈，周恩來陪著又拿起了筷子。「還有什麼？」一碗炸醬麵，陳毅沒吃飽。衛士小聲嘟囔說：「總理不叫上。」「拿來，客人來了還不把好東西端上來。」陳毅說。但周恩來始終板著面孔，絲毫沒有賞臉的意思。陳毅也不好再堅持了，「那好吧，光吃炸醬麵。」那塊生日蛋糕和壽桃始終沒敢跟周恩來照面，最後被工作人員分著吃了。

但對毛澤東的生日，周恩來的態度就完全不一樣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周恩來到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全國人大各項準備工作。彙報完後，毛澤東留周恩來再住兩天，休息一下。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的生日。上午，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們知道嗎？」大家都說：「知道。」周恩來高興地說：「我要請大家吃飯。」他的意思大家都明白，這是給毛澤東祝壽。衛士問：「都請誰呀？」周恩來說：「就是這樓里的人，再加省里和軍區的幾位負責同志。」見周恩來情緒這樣好，大家都很高興。當時，周恩來的膀胱癌已經很嚴重了。他是從醫院裡出來，乘飛機到長沙的。由於病勢沉重，醫生絕對禁止他喝酒。但在餐桌上，他卻舉起了酒杯，說：「讓我們大家共同祝願毛主席健康長壽。」說完，他一口乾掉了杯中的酒。酒精的刺激，使他感到難受，但他臉上始終在笑。這大概是周恩來一生中喝的最後一杯酒。

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周恩來、鄧小平等在天安門城樓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