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子：美國知識分子群

　　魯迅論及知識分子時，常常提及俄國知識分子，把沙皇專制統治下的這個知識群體看作典範；對於外國文藝，也都特別傾心於俄羅斯。俄國知識分子所以優秀，從魯迅的論述看，主要在於深沉的苦難意識、拯救意識，具有皈依廣大民眾的強烈的使命感。不過，從根本上說，恐怕同俄羅斯作為專制、封閉、保守、蒙昧的農業國家，與中國具有大致相同的東方性格大有關係。

　　比較而言，美國是一個年輕的移民國家，天生自由民主的國家，對於中國來說是特異的、陌生的。美國知識分子長期生存於體制內，他們的工作唯在完善國家的政治體制並加以讚美。至於他們作為批判的、反叛的公眾形象出現，大抵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蕭條時期，以及隨後的冷戰時代。這時，在國家走向繁榮進步的同時，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等多個方面顯露出了制度的病相。然而，此前我國很少介紹美國知識分子，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如薩義德、桑塔格、喬姆斯基等人的著作，直至近幾年才被陸續移譯過來。

　　陳安先生編撰的著作《美國知識分子》，從美國建國初期到後「9·11」時代，從愛默生到布魯克斯，集結了四十餘位知識界的精英人物，洋洋大觀，前所未有。尤為難得的是，其中不但有常見的作家、記者、學者，還有性學專家、生物學者，其他科學家和教育家，乃至企業家、電視節目主持人、人權運動領袖和環保主義者。顯然，著者對於知識分子身份的認知，持有一種開放的態度；通過對美國知識分子的活動及相關論域的獨特的揭示，大大擴展了我們的視野。

知識分子的共性

　　全書採取列傳形式，每個入選者獨立成篇。就內容論，分別為生平及著作介紹、思想觀念的闡釋，再就是言論摘引，在不同層面上，顯示各各來自生命、生活和不同專業的特點，浮現出個性各異的清晰的面貌，但也不難看出貫穿其間的共性來。

　　這種一致性，就是我們慣常稱作「知識分子精神」的東西。何謂知識分子？著者認同班達到薩義德的基本定義，強調的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啟蒙性和批判性。啟蒙，有思想領導的意義，啟蒙的批判構成知識分子的全部實踐活動。在這裡，堅持身份的獨立是首要的。獨立，意涵著一種自覺、自主、自治的性質，不但獨立於國家權力，而且獨立於社會群體，對美國知識分子來說，移民國家那種在冒險、開拓和競爭歷程中培養出來的個人主義特色，在他們的身上表現得特別鮮明。

　　俄國知識分子是國家至上，人民至上，普遍具有一種民粹主義色彩的大國－帝國意識。他們把政府以及專制制度看成是國家的對立物，是阻礙國家進步的魔障，而視國家和人民為一體，其實那是一個想像的烏托邦。所以，他們反對官方政治是有著崇高的道義感的，為此，甚至不惜犧牲個人一切。與俄國不同，美國的開國元勛一開始就為新生的合眾國制訂了一部具有前瞻性的憲法，以此奠定了整個政治制度的基礎，把自由、民主和法治原則置於政府行為之上。在這裡，個人至上，個人、政府、國家是平行的。正是在這樣的國家背景下，才有梭羅式的「公民不服從」。知識分子挑戰政府權力，目的是返回制度原點，而這制度是以自由、民主為價值核心的制度，它是歷久彌新的，馬克思稱之為「無時間概念」大約也是這個意思。國家並非高踞於個人之上的偶像，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個人利益共同體而已；只有當它讓廣大公民充分體現固有的自由權利，實現各自的價值，它才值得知識分子為之謳歌。

　　正如美國，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宣稱的「人權」大於「主權」一樣，這裡的知識分子也都普遍認為權利大於權力，勇於以個人的自由意志對抗權力意志。薩義德以專著《東方主義》和演講集《知識分子論》為我國讀者所熟知，他說他是一個「過著兩種不同生活的人」，一重身份是美國大學教授，另一重身份是「流亡移民」，一個流亡議會——巴勒斯坦國家委員會成員，曾參與起草巴勒斯坦新憲法。無疑這是一種獨立身份，他身在局內，卻一直以「局外」知識分子自居，成為美國和以色列的激烈批評者。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出身於猶太家庭，但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為猶太人所憎厭，稱為「新納粹分子」。他發表不少政論，並組織「公民委員會」，公開反對越戰，續而反對伊拉克戰爭。「9·11」之後，他攻擊自己的國家是「最主要的恐怖主義國家」，詛咒自己國家的總統「應該被絞死」，還常常批評國內媒體，指責它們替政府傳播謊言。桑塔格也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她最早反對越戰，否認此舉並非如有人攻擊說的那樣「為共產主義所迷惑」，而是「為反對美帝國主義而戰」。對於斯大林肅反及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一貫持批判態度，1982年曾在紐約市政廳抗議波蘭當局對「團結工會」的鎮壓，把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政體稱作「蒙上人臉的法西斯主義」。不過，她同情古巴革命，還曾訪問過古巴。兩年過後，她又與其他作家一起抗議古巴政府對詩人帕蒂拉的迫害，批評卡斯特羅對同性戀者的懲治政策。她反對布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十年前，當波斯尼亞戰爭爆發時，她卻是美國知識界第一個站出來呼籲西方國家和美國進行軍事干預，制止塞爾維亞入侵行為的人。她前後十餘次出入於薩拉熱窩，有兩年時間住在那裡，在那裡導演了貝克特的名劇《等待戈多》。所有這些看起來似乎帶有很大的隨機性，其實，這正是知識分子的自由精神之所在；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他們並不依附任何黨派，但又決非「不偏不倚」，而是極力表現出一種傾向來，總之，隨時隨地爭取並保持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獨立言說和行動的權利。獨立的姿態，是自由批判本身所必需的。

美國歷史也是一部知識分子的奮鬥史

　　由於批判，知識分子備受權勢者以至全社會的攻擊，當是勢所必至的事。其中最常見的罪名就是「不愛國」、「叛國」，因為政府由來自稱是國家和人民的代表；在極權社會，暴力合法化的社會，反對執政黨及其領袖都要入罪的。「文革」期間，多少忠順的知識分子被打成「三反分子」，輕則關進「牛棚」，重則下獄，一旦被加以「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還可以判處極刑。相對而言，民主國家的知識分子要幸運許多，但也決不能說沒有風險。正如魯迅所說，只要是不顧利害的「真的知識階級」，「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

　　關於美國知識分子的命運，陳安先生提醒說，別忘了這裡還有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別忘了這些政府機構的使命之一就是監視、調查、記錄知識分子的言行，必要時採取跟蹤盯梢、上黑名單、吊銷護照等懲治手段；還有，別忘了這裡的媒體也可以墮落、腐敗，一例為政府所利用。書中例舉說，在聯邦調查局等政府機構有關美國作家的檔案材料中，有134名作家的檔案打有「機密」字樣，還有特工人員為他們作的「鑒定」，分別定性為「顛覆分子」、「危險分子」、「間諜」、「赤色分子」、「強烈右傾分子」、「同性戀者」，等等。像海明威、斯坦貝克、賽珍珠、帕索斯、桑德堡、洛厄爾、奧登等作家和詩人，都是有重大嫌疑的人。著者寫到，雅各布斯不止一次被捕；杜波伊斯因被誣為「間諜」而遭拘捕審訊，取消出國護照；斯坦貝克的小說《憤怒的葡萄》被視為蘇聯和納粹德國用以反美的宣傳材料，美國共產黨和工會組織反政府的武器；薩義德的辦公室遭人縱火；喬姆斯基收到郵包炸彈……種種威脅，無非是政府敵視知識分子的表現，當然也不妨看作知識分子決心與政府為敵的結果。

　　遠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由議員麥卡錫製造的政治恐怖自不必說，直至「9·11」之後，知識分子仍然需要面對各種可能的干預、阻拒和恐嚇。以反恐的需要為由，政府出台「美國愛國法」。對此，維達爾認為，它構成為對公民自由的潛在威脅，尤其是給知識分子揭示事實真相併加以批判的工作帶來限制。他指出，這項法律違背憲法修正案第4條，這條修正案旨在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使其不受無理搜查和拘捕。他呼籲說，不要讓「美利堅合眾國」蛻變成「失憶症合眾國」，一個國家是不能同時既是「共和國」又是「帝國」的。羅馬帝國成不了共和國。

　　在討論美國社會發展的時候，我們總是強調政治家的作用，憲政的作用，宗教的作用，商業的作用，卻往往輕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尤其是「扒糞者」的作用。書中有較多的篇幅記述新聞傳播工作者狙擊特殊利益集團的故實，如果說，知識分子的作用在俄國最突出的是作家，法國突出的是學者，那麼在美國恐怕要首推記者了。這是同傳媒的發達，大眾文化的勃興，以及言論環境的自由密切相關的。在俄、法、德等國，傳統知識分子主要針對政治文化發言，而在美國，知識分子言說的範圍明顯擴大了許多，他們關注的目光轉向廣大市民階層，轉向弱勢群體，轉向新興的科學領域，從政治社會向日常生活伸延。像作家辛克萊的小說《屠場》，因為其中的暴露性描寫，引起總統羅斯福組織調查食品衛生問題，隨後立法；蕾切爾·卡森寫出《寂靜的春天》，率先提出環境保護問題，直接促成美國環境保護署成立；拉夫·納德的《任何車速都不安全》，對全國交通和汽車安全法的制訂是有影響的；還有溫弗利推進全民讀書活動，施洛塞爾向「快餐國」挑戰等等，可以看到，他們秉承了傳統知識分子的敢於直面現實的精神，但是聲音是多元的，新銳的。

　　如本書所揭示，在美國社會發展的歷程中，貫穿著一部知識分子的奮鬥史。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沒有一群充滿活力、勇猛精進的知識分子，不能由此前後形成一個具有創新意識的、穩定的知識分子傳統，要建設一個文明社會將變得加倍艱難。

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面鏡子

　　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是斷裂的。如果按西方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要求，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直至五四前後才遲遲誕生，距今不過一百年左右。前知識分子傳統是士傳統。所謂「學而優則仕」，官僚是由士蛻變而來的，士有兩大徑路：一是走朝廷，一是入山林，不是強化專制就是逃避自由，現代知識分子在觀念上有所更新，但是在精神人格上同士或士大夫有著某種近於血統的聯繫。就拿今天被尊為「中國自由主義之父」的胡適來說，早在五四時期便提倡「好政府主義」，他要做政府的「諍友」，其實是「諫官」的老傳統；三十年代入閣，坐實了官僚的位置。他幾十年斷斷續續地做《水經注》的學術功夫，一者可能遣讀書人的餘興，但也可能鑒於對知識價值的敬畏，腳踏政治和學術兩條船，極力維持一個學者的身份，哪怕是業餘的身份。直到晚年，他在《自由中國》發表《容忍與自由》，仍然稱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說明他始終在逃避知識分子的獨立身份，逃避自由。同為五四人物，魯迅實踐的是另一條道路，就是反對強權，暴露黑暗，報告不祥而立足於個體反抗者。即使後來加盟於左聯，也都是為了壯大反叛者集團以對抗政府當局，與此同時，不滿且挑戰左聯內部的權力中心。胡適和魯迅，在這裡，可以說是代表中國知識分子中兩種不同價值取向的符碼。1989年以後，揚胡抑魯，沸沸揚揚，與「告別革命論」一樣，長時間成為知識界輿論界的主流話語。

　　難得《美國知識分子》這樣一面鏡子。魯迅說中國沒有俄國式的知識分子，那麼美國式的就有嗎？我們不妨對照看看。幾年前，我國出版過一位英國社會學家的著作《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書名就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其實更為嚴峻。早在五四「創世紀」，我們看到，轟轟烈烈的一代人不出十年就已經「風流雲散」了。與其說這是國民黨的「黨國」不利於知識分子的存在，不如說是知識分子拋棄了自己的身份和責任，自己消滅了自己。

　　向讀者推薦《美國知識分子》之餘，寫下一點感觸，權充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