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教授再談毛澤東《矛盾論》存在借鑒嫌疑

07-03

核心提示：《矛盾論》是不是有抄襲之嫌，是我1971年的經歷中的一個念頭：偉大的領袖的「頂峰性」著作原來也有抄襲？！它徹底打破了我對神的崇拜。這個問題已有明證。梁中義著有《珍貴的哲學文獻》，認為楊秀峰在1935年刊印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中有關「矛盾」問題的論述，「幾乎包括了現行哲學教科書中有關對立統一規律的全部內容，同兩年後毛澤東所寫的《矛盾論》也是相吻合的。」梁先生說「相吻合」三個字很文雅，很含蓄，請讀者自己品味！（編者按：梁中義，北京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馬列所所長，原國家考研政治命題組負責人。）

本文摘自《學習博覽》2012年05期，作者：鄭士波，原題為：走出「王權主義」的陰霾——訪南開大學劉澤華教授

劉澤華，著名歷史學家。1935年生於石家莊，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歷史系主任、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校務委員會與學術委員會委員等。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知識分子史、歷史認識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影響的成果，形成了自己的學術個性，在學界或有「劉澤華學派」之稱。著作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中國的王權主義》、《洗耳齋文稿》、《士人與社會》（先秦卷）等。

他自稱自己沒有學歷，沒上過高中，大學只讀了一年，歷史的誤會提前抽調當了助教，後來又破格提升為副教授，晉陞為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稱自己是在「誤人子弟」。

面對貧乏時代的成長傳奇，他說，自己一直是個農民，是個笨人。在外人眼裡，他真是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他在思想的荒原上寂寞耕耘，堅持獨立思考，堅持懷疑身邊的一切思想和事物，勇於向權威和世俗的定見發出一次次挑戰，不畏打壓，不畏上黑名單，始終秉持一顆學術良心。

在那個非常時期，他寧願丟掉「烏紗帽」，也不願對處於困境中的學生「落井下石」。他對南開大學的領導說：「只要我在，休想處理我的學生。」他一定要保護學生，寧肯自己遭受「開水燙」！他請人寫了一個條幅掛在家中：「死豬不怕開水燙」。他屬豬。他的學生說，那幅字帶給他們的震撼，至今仍在心中留下波瀾。

以前，他的書房名「再思齋」，六十五歲喬遷新居，改名曰「洗耳齋」。有人問他「洗耳齋」的真實含義，他笑而不答，據說既有洗耳恭聽之意，又自勵在學術上要藐視「權力話語」。

現在，年逾古稀的他需要助聽器才能與人正常交談，有位朋友開玩笑道：這下好，書房盡可改名為「充耳不聞齋」。他說，充耳不聞是無奈，心不可不問天下事。他一生都在追求通古今之變，時時不忘的是關切現實。無論是對國學的質疑，還是對《矛盾論》的懷疑，都是力圖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里發出清越的聲音。

在鄭天挺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紀念會上，他笑談，自己已經「老糊塗了」，卻放言「『剝削』問題與歷史的再認識」，引起出席者的熱議。

儘管他的諸多觀點遭到某些同行和國學家們的批判，可是有人深信，他的筆耕與反思，他對權力的剖析、對聖人的警惕，在信仰缺失的當今，依然關乎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他叫劉澤華，幾經浮沉，如今他的「王權支配社會」的思想體系聲望日隆，已成為觀察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理論維度。他夢想中國未來可以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權力制衡制度，既對普通大眾起作用，也能防止偉人天才的過度膨脹。這是他批判王權的最終目的，也是他作為學者需要去捍衛的神聖凈土。

帶著使命感做研究

學習博覽：您當初為什麼要選擇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

劉澤華：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研究歷史離不開政治，政治又離不開政治思想。這麼簡單的道理卻長期被我們忽略。從學科來講，從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就沒有政治思想史了，它被邊緣化了。我認為研究歷史，如果不講政治思想，就失去了靈魂。另一方面，「文革」中泛起的封建主義對我刺激很大，促使我思考，以「文革」時期為代表，表現出來的現代專制主義的原型是什麼。這種現代的專制主義和古代的封建主義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要深入剖析現代專制主義原型的使命感，使我必須要下大力氣來研究政治思想史。

學習博覽：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產生這些想法的？

劉澤華：確切地說，從1968年就開始了，後來「林彪事件」等一系列事件讓我更加清楚。我對「文革」的看法，對「文革」的基本判斷，當時也不可能說出來，只能寫在日記裡面，遺憾的是這個日記不可能全發表出來。我後來研究政治思想，實際是要表達一種對現實的關切和憂慮。

對權力制衡，走出王權主義

學習博覽：您是怎麼發現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王權主義的，能闡述一下嗎？

劉澤華：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會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它最核心是為君主服務。除了極少數人主張「無君論」以外，都不約而同地主張各式各樣的君主制度。君主制度本質是人治，歸根結底都會走向專制。比如說儒法道墨，他們都在呼喚理想的君主，對君主制寄予很多的理想。寄予的理想越多，給予的王權就越多。希望王權拯救人類，必須賦予它權力，賦予它各種資源，甚至把天下都賦予它，然後靠它去拯救世界。它到底能不能救這個世界，是另外的問題。

中國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就是君主制，從開始就走上了王權專制的道路。先秦只能叫「王」，從秦始皇開始才叫「皇」。我提出「王權主義」包含了後面的皇權，反之則不然。由「王」到「皇」有一個轉換的過程。周雖然實行分封制，好像是分權，但是周天子和各諸侯還是專制體制，只是範圍大小、區域有所不同而已。所以我用「王權主義」來概括整個中國歷史的特徵。

學習博覽：有一種觀點說明朝有幾位皇帝被內閣架空，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會不會影響到您對王權主義的判斷呢？

劉澤華：這不是制度的問題，是皇帝個人能力和興趣上的問題。崇禎都到明朝末年了，在他當權的十幾年中，可以換掉50個宰相，這反映什麼問題？一個末代的帝王，竟可以時間不長就換一個首輔，權力又是從何而來？嘉靖為「大禮儀」之爭，打死了那麼多人，最後還是皇帝勝利了。

當然，歷史上也不乏大臣、太監專權，太后、皇后專政，他們不過是扮演了皇帝的角色。這只是王權的另一種轉化形式，它的本質還是「王權主義」。北京大學祝總斌教授研究丞相制度得出一個結論：丞相、宰相就是皇帝的大管家。田餘慶先生寫《東晉門閥政治》，表面是司馬和王氏共天下，實際上最終還歸結於皇權、王權。

學習博覽：您是在哪一年形成「王權主義」這套理論的？

劉澤華：應該是在1979到1982年這幾年基本形成的。我當時有幾篇文章，比如最早的一篇《清官問題評議》。1978年、1979年，當時要求清官出來，平反冤假錯案。我認為「清官」觀念不是好東西，本質還是人治。這篇文章竟然在《紅旗》上發表了。當時還講納諫、進諫，有人認為是民主，我認為它只是專制主義的一種補充形式。進諫和納諫，講的是兼聽而獨斷，允許人進諫，但決斷歸當政者，這怎麼能算民主呢？

1982年，我寫了《戰國諸子百家爭鳴》，認為先秦諸子爭鳴不是在「爭」什麼樣的體制，而是爭哪一種君主專制。它的歸宿點在君主專制。像孟子說的要「定於一」，最後歸結於要有一個聖君。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統」，他是先秦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觀念的必然產物。秦始皇是一個「雜家」，他吸收了儒、法、道、墨等許多家，不能簡單地說是法家，我認為更多的是儒家，至少是儒法混合的。其實，儒家一直沒有離開政治舞台，即使在先秦法家最盛行的時候，一些諸侯打著「王道」的旗號，實行的也是儒家之道。韓非說得很清楚，六國為什麼滅亡？因為六國尚仁義，就是崇信儒家。這個觀點從考古發掘里也可以找到實證。漢初也是崇尚儒家的。第一個祭孔的是我們的老祖宗劉邦，他需要儒家的這一套禮儀來維護統治。

學習博覽：中國怎麼才能走出王權主義？

劉澤華：王權主義很簡單，就是獨裁。要走出王權主義，必須要解決權力制衡的問題。讓外科醫生給自己做手術大概也不那麼容易，但還是應該逐步推出不同層次的制衡機制，不要讓權力過分膨脹。頂尖的大格局不變，也可以有分級，實行權力制衡的空間。譬如不要採取簡單的歸口政治，不要搞一把手說了算，人民代表大會切實行使否決權，總書記上任要競選，權利結構不要搞統一的，如公檢法不要統一在一個口，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透明化，媒體監督真正放寬等等。還是有很多可以運作的空間的。

另一方面，要讓社會成長起來，成為獨立的一種力量，實現博弈，逐漸培育出公民社會。社會如果不發展，想有制衡力量也很難。政府不能包辦一切，想包辦社會就會出來黑社會。其實，美國的社會問題也很多，但是那個社會在多年的磨合中有一個博弈。比如工會要求增加工資，可以罷工、上街遊行，這都是自由的。我在美國經常會看到一個人在拿著標語抗議，他就用這種一個人的抗議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社會總是要發展的，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社會發展起來，我們才能夠實現對權力的制衡，才能夠走出王權主義。

強調實證，甘做「文抄卒」

學習博覽：南開大學歷史系的泰斗鄭天挺先生說，沒有兩萬張卡片的積累，不能寫書。這句話成了您青年時代的座右銘。據說您存的卡片有四、五萬之多，是這樣的嗎？

劉澤華：鄭先生的話，強調資料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沒有足夠的資料，研究從何談起？我屬於平庸之才，腦子也不好，所以我就拚命抄。別人可以稱「文抄公」，我就叫「文抄卒」吧。

我受南開大學影響最大的就是強調實證，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南開大學的傳統是形而下的東西比較多，形而上的東西比較少。我力爭從形而下向形而上發展。儘管我講了一些形而上的東西，但我歡迎在形而下領域對我進行批評。希望批的人用材料來推翻我。到現在為止，我認為還沒有人從材料上把我推翻。

學習博覽：1961年，您在南開大學開講中國古代史的時候，您的同年級同學還在隔壁聽課，當時是什麼情況？

劉澤華：當時我的老師王玉哲先生突然生病了，主管教學的魏宏運先生通知我，讓我接替王先生講課。魏先生用人比較大膽，我自己也是不知深淺，竟然敢於冒險。後來，我講課還可以，也沒砸鍋。如果當時砸了鍋，恐怕一輩子都翻不過身來。

要說我這個人，助教的資格肯定是不夠的。我沒有學歷，沒上過高中，大學只上了一年。為什麼選我當助教呢？我也說不清楚。大概是我在南開小報寫點小文章，還有就是認真學了點理論。大一的時候，有個全系的大辯論，很多人說學歷史沒有用，我出來發言，侃侃而論歷史學的重要，給人留下了一點印象。我的一位老師，50年之後還記得那次發言。到了1960年，抽調出來的人都重新回去再學習，唯獨留下我一個。退休以後，我才問當時有決定權的魏宏運先生：為什麼單單留下我？他的回答很簡單：我留下你，沒留錯。他也沒多解釋。

到了1978年，我又破格提升副教授，如果當時古代史的四大教授有一個出來反對，我也過不去。這可能與我寫過不少文字有關係，也與我「文革」中沒有整過人沒害過人有關係，總之很順利通過了。

打破禁區，開設「文革」史與人權史

學習博覽：上世紀八十年代，您在擔任南開歷史系主任期間，做了幾件今天看起來仍然頗為大膽的事情，譬如開設「文革」史課程等，使南開成為全國首開「文革」史的高校，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壓力？

劉澤華：「文革」史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濃縮，它包含的東西太多了，有烏托邦、有大專制、有大破壞、有各種極端的方式。如果不研究「文革」的歷史，中國歷史也不用講了。不講「文革」史，我認為是最大的缺陷。既然對「文革」已有結論，為什麼不能講？作為系主任，我如果這點權力都沒有，這個主任我寧可不當。於是，我就請左志遠教授講「文革」史。全校學生都來選，上課的人非常多，很受歡迎。實際上，當時上面的干涉也沒有多少。中國知識分子總喜歡自己嚇唬自己，老怕犯錯誤，自我禁錮，這是很要命的。如果你不敢大膽去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又怎麼能進步呢？後來，「文革」史課停了，我問那個新授課者，為什麼不講了？他說沒飯吃，因為寫出來的文章沒法發表。前幾年，我對歷史系的領導說，為了一碗飯就生生地把這一段歷史的課程給取消了，你們心安嗎？我說我給你們找一個副教授，他願意講「文革」史，也不要職稱，什麼也不要。我這一將軍，課又開了。現在聽說北大等高校都開了這門課。

學習博覽：當時您還開了一門人權史課程，這門課也是相當敏感啊，為什麼要開這門課呢？

劉澤華：1986年，美國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來中國訪問，希望能講人權問題，從社科院到各個大學，總共有十六個學術單位，統統拒絕講人權。他非常疑惑，怎麼中國就不讓講人權呢？一個偶然的機遇訪問我，我說，馬克思就講過人權，怎麼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就不能講人權？可以講，我主持，一切由我負責。他從生存權、政治權和現代環境權三個方面講，很受歡迎。此後，我就請陸鏡生教授開設人權史，也是全國第一家吧！

1989年5月份，在華沙召開世界性的人權討論會，那個學者是會議的參與者，在中國只邀請我一個人去參加。我說我不會英文，無法參加。他說，你可以帶一位翻譯，由會議負責。為什麼請你一個，因為我在中國跑了十六個單位，沒有人敢讓我講人權，你竟然敢讓我講人權。後來還是因某些因素，沒能參加。沒想到90年代，我們也開始講人權了。我在南開大學歷史系開創了幾個第一，開「文革」史課是全國第一，講人權史也是全國第一。

學習博覽：您做這些事情，難道不怕丟官嗎？

劉澤華：我不為做官，最多就不幹了。這個系主任是大家民主選舉出來的，不對上頭負責。不管對校長還是其他人，我都用道理來處理問題，而不是訴諸權力。第一任結束，第二任又選的時候，我當時想推行教授治校制度，系主任應由教授決定。組織部把所有的教授叫到徵求意見，當時28位教授有27位支持我。

我還提出政治課改革，想大大壓縮政治課的時間，為提高和培養公民意識，提出開一門公民文化課。校長說，這個絕對不行，我們不都是公民嗎？我說，校長，你我都不夠公民資格。公民發展有一個歷史過程，公民文化有一套東西，要將臣民觀念轉變到公民觀念。我認為自己是個臣民，一天到晚要高呼萬歲。我想成為一個公民。

學習博覽：您覺得一個合格的公民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呢？

劉澤華：不說別的，就說憲法規定的那些公民權利和義務，你能做到嗎？很多權利都沒有爭取，還談什麼做公民呢？當然，公民總得有一個發展過程。中國很早就把公民觀念移過來了，但是還沒有生根，需要加速培育和實踐，讓它長成參天大樹。

保護學生，死豬不怕開水燙

學習博覽：聽說校長曾要取消一名學生研究生資格，您給頂了回去，有這回事嗎？

劉澤華：當時有一個學生考上研究生，學校進行考察，有個特殊機關上了一份材料，說這個學生「生活作風有問題」，不能培養。校長就批字取消他的研究生資格，要我執行。我說，處理學生沒有經過系裡相關負責人的審閱，違反程序。作為系主任，我得對學生的前途負責。再說這個材料沒有可信性，又違反程序，校長批了字，我也不執行。

校長給我打電話說，老劉啊，這個事就執行吧。我擔任校長的時間也不長，你要是給駁回了，我以後說話還有權威嗎？我說校長，您的權威可不能建立在違反程序的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沒有材料的基礎上。您要行使這種權威，對您來講不是有益的，而是有害的。對不起，我不能執行。這樣把他頂回去了，那個學生也上研究生了，畢業之後發展得很好。

學習博覽：在愛護學生上，鄭天挺先生當年面對國民黨特務，每次都挺身而出，保護自己的學生。有人覺得你們在這點上很像。

劉澤華：鄭先生的做法，我都知道，也很欽佩。作為教師，總要給學生一個比較大的寬度，讓他們充分自由發展，對他們當然是以愛護為主。只要他們不出大格，就不要輕易使用行政手段。我被撤職以前，對學校領導說：「只要我在位，休想處理我一個學生。」學生們不就是上街遊行嘛，有什麼不正常的？

學習博覽：您是怎麼帶學生的？

劉澤華：我主張放羊式的教育，大體有個方向，任其自由發展。我和學生的關係就是平等的關係，到了研究生、博士生階段，我強調獨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見解。我對他們說，不要跟著我走，跟著我走沒有出息，我希望你們批駁我。有幾個學生來讀我的博士的時候，之前受新儒家的影響很重，觀念和我不一樣。我對他們說，你們可以沿著原來的路子走，但我也希望你們讀讀我的文字，畢竟跟著我學，要知道我的學術觀點。沒想到後來他們都轉向了，放棄了新儒家那一套。我問他們為什麼放棄，他們說材料在那擺著呢。我對學生的要求是言必有據，用材料說話，獨立思想，自由發展。

本秉公心，無意惹爭議

學習博覽：2009年，您在《新華文摘》上刊發文章《關於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是什麼激發了您要寫這篇文章呢？

劉澤華：當時天津市要成立國學研究會，要請我做名譽會長，因為我的老師王玉哲先生生前說過搞國學必須要找劉澤華。在成立大會上，我做了一個發言，這篇文章就是發言的記錄稿。沒想到竟被《新華文摘》轉載了，更沒想到被教育部長看到了。當時人民大學要把國學申請成一級學科，眼看就要成功了。據說教育部長一看這篇文章有相當道理，就給擱淺了。其實，我是人民大學國學院的聘請專家，真沒想去砸人家飯碗。

這件事情卷進來非常偶然。我不贊成把國學提得那麼高。當時把國學說得神乎其神，我認為不合適。國學範圍那麼大，五十六個民族，古今之學，三教九流，怎麼能建立一級學科呢？

學習博覽：那該怎麼對待國學呢？

劉澤華：國學是一種文化資源，像礦產一樣要經過再加工，開發才有意義。把國學拿來作為現實的糾偏補弊，我認為是一廂情願。中國現在如果真有什麼偏、什麼弊，不是國學或者說中國傳統的文化能夠解決的，需要我們現代人想新的辦法來解決，需要進行創新。

譬如現在道德缺失，把孔子搬來就能解決嗎？孔子都不能解決孔子時代的道德問題，又怎麼能夠解決現代的道德問題呢？時代變化了，以前的道德是以尊卑有序為框架的一個道德體系，和封建社會相適應。現代的道德，是在公民社會的框架里，講主體平等的自主性問題。而且，現在出現的很多問題，光靠道德說教是解決不了的。其實，道德更為重要的是自律，用來約束自己，而不是一味要求別人。現在大講學雷鋒，把雷鋒塑造成為道德的聖人，我經歷了全部的宣傳史，雷鋒成了「四面佛」，很滑稽，也莫名其妙。

在很長時期我們把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都極端化了，片面性很大，現在需要重新釐定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一個很嚴肅的命題，但長時間被醜化了。我們也過分宣揚恩賜的觀念，既然是恩賜，反過來就可以剝奪。現在的道德不是建立在恩賜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廣泛的契約關係上，要有自主性，首先是公民。要逐步提高公民性的道德，擯棄臣民性的道德。

學習博覽：如果傳統文化作為一種資源，已經無法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那麼西方的普世價值是否對我們現在有用呢？

劉澤華：我不太贊成完全東方、西方的這種分法，也不贊成普世價值只是西方的。第一，普世的東西是人類共同的財產，是人類積累的精華，不分東西；第二，普世和社會發展程度有關係，社會越發展，普世的東西越多，社會不發展，普世的東西相對少一些；第三，普世的東西是博弈出來的，不是恩賜的；第四，普世在中國有一個歷史條件的限制，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相對發達國家肯定會有所欠缺，我們不能超越歷史條件，真正要看西方的歷史，一百年前和我們現在也是一樣。社會主義從哪來的？不也是從西方傳來的嘛。普世的東西，不要分東西，要分好和更好。

儘管我們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還是可以有所作為。譬如貪污腐敗避免不了，但是監督腐敗還是可以做到的。大吃大喝一年吃掉多少個希望小學、多少個三峽工程？能把嘴、屁股和下邊管住，把節省下來的錢作專項資金投入教育和扶貧，就能起很大作用，就是一大創造！

學習博覽：2011年，您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我在「文革」中的思想歷程》，說《矛盾論》有抄襲之嫌，又一次引發廣泛的爭議，您的初衷是什麼？

劉澤華：我的初衷不是為了寫這個問題。我本來寫了一個「文革」當中的回憶錄，給一個朋友看，他就把幾個鏡頭湊在一起，發給《炎黃春秋》，沒想到《炎黃春秋》就刊用了，非常偶然。

《矛盾論》是不是有抄襲之嫌，是我1971年的經歷中的一個念頭：偉大的領袖的「頂峰性」著作原來也有抄襲？！它徹底打破了我對神的崇拜。這個問題已有明證。梁中義著有《珍貴的哲學文獻》，認為楊秀峰在1935年刊印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中有關「矛盾」問題的論述，「幾乎包括了現行哲學教科書中有關對立統一規律的全部內容，同兩年後毛澤東所寫的《矛盾論》也是相吻合的。」梁先生說「相吻合」三個字很文雅，很含蓄，請讀者自己品味！

貫通古今，提供認識參數

學習博覽：您是做歷史研究的，又關切當下社會，是如何自由地行走在這兩極的？

劉澤華：歷史學家恰恰應該是有貫通性的，沒有貫通性對歷史學家是一種缺陷。研究歷史的時候，要有現代的關照，這樣的知識才更鮮活，更具有生命力。做大學問的人都是貫通古今的，因為所有的知識在最高層次上都具有貫通性。我是做思想史研究的，思想史的通性比其他任何一個領域都更直接，它要求貫通過去和現在，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沒有貫通性是不可想像的。

學習博覽：您做學術研究，追求一種什麼樣的學問之道呢？

劉澤華：我自己有時候也很糊塗，我倒沒有什麼特別明確的追求。如果非要有一個追求的話，那就是：言之有據，力求貫通古今，但願能給人們提供一個認識的參數。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確，給人提供一個批判的參數，也算沒有白做功。